侯安杰：民间资本带动土地价值开发

（文 / 陈超）

( 芒种时节，身为老板的侯安杰亲自驾车深翻土地 )

回归土地

第一次见到侯安杰时，他正把自己的黑色轿车停在地头，进水田里开机耕船。巨大的螺旋桨搅动着黑褐色的泥浆，溅起一两米高。侯安杰个子不高、又黑又瘦，白色的衬衣上、甚至头发上都沾满溅起的泥点。“没办法，以前我是不下地的，正赶着播种，这部机器的工人临时请假，又找不到人，只能自己来顶两天。”正是阴历芒种，侯安杰赶着把自己1万多亩水田深翻、播种，十几台农机正分散在田里不停地工作。“最忙的时候都不得不重新用耕牛。”他告诉本刊记者。

“我是1957年生的，结果我妈妈1959年在困难时期饿死了。”侯安杰用了这样的开场白，“所以我对粮食的危机感始终存在。”1976年，高中毕业的侯安杰跟村里的铁匠学徒，出师后跟着师傅维修矿山机械，“当时发现机械用的异型螺丝价格很高”。他就自己钻研异型螺丝的设计和生产，利用学徒的经验，开起一家矿山机械配件厂，在以重工业闻名的大冶打开了市场，为他积累了第一桶金。做矿山机械配件成功后，他又跟几个同乡一起投资到陕西开金矿，“开始几年赚到一些钱，后来矿上发生安全事故，我60万元投资都赔在里边”。

2000年，从开矿生意上铩羽而归的侯安杰回到家乡——湖北大冶的大箕铺镇。“我家里还有一亩三分水田，都荒了，父亲看着心疼，不停地跟我说，你妈就是饿死的，你还不种地。我当时心里明白，靠这一亩多地哪能挣到钱。”侯安杰最初仍然准备把自己剩余的资金投资工业，“准备开一家皮鞋厂，我们两口子就到温州去考察”。沿路乘长途汽车，到安徽亳州境内，他看到当地人在山坡上种着一些不知名的作物，还没到站他就下车，找当地人一问，才知道坡上种的都是中药材。“我们那儿多的是丘陵山地，能不能种中药啊？”他说他当即决定改变计划，下午买了一只鸭、两条猪腿和一条烟，找到一户当地农民，推杯换盏后，那人告诉他，“不能种高档药材，高档药材对产地、土壤都特别讲究，而且生长周期长、回报慢”。这个安徽人推荐他种紫花苜蓿、地黄、板蓝根，“这时我才知道土地竟然可以这么赚钱”。

回到家乡，他第一件事就是找能承包的土地。“我开着摩托车到附近的山坡、田地里，发现好多土地都抛荒了。”经过一轮选择，在山上先承包了520亩林地，间种林木、果树和药材，第一年中药材的净利润就达到了11万元。“林业的投资回报周期长，树木需要5到10年的生长期，我又想到种蔬菜。”他知道当时大冶市还没有规模化的蔬菜种植基地，“全市90万人口，大约1/3自家种蔬菜，剩下大概60万人的蔬菜要靠购买，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从外地调运”。他于是到镇上再承包了230亩地，专门种反季蔬菜，至今仍然是大冶市最大的蔬菜基地。

( 农民牵着自己的水牛帮人耕田，每天工钱80元，侯安杰使用机械每天只需50元 )

2003年，“非典”给他带来新一轮商机，山里种植的药材供不应求，板蓝根脱销，仅12亩板蓝根就超过了10万元的利润。利用这笔资金，他开始了新一轮扩张，进入粮食生产领域。

当年，他承包了大冶市城北垦区250亩水田种水稻，第二年他的承包地就扩张到大冶南部的阳新县，开始在大冶、阳新两县，一旦发现有连片的土地可用机械化耕种，就找村里谈租赁合同。“如果看中土地，首先要跟村民联系，这里大多是单姓村，先找家族里的长辈谈租种，价格达成后，家族里的长辈会以村民代表的身份提出签合同，这时我再跟村干部谈。”

( 侯安杰与邮政服务“三农”官员在地头协调工作 )

几年下来，侯安杰的土地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一共租种了1.9万多农户的土地，包括520亩林地、230亩蔬菜基地、1800亩生态林、2000亩小麦，剩下基本上都是水稻田。

再造“公社”

从2004年开始，随着油价上涨，农药和化肥的价格随之提高，“仅化肥过磷酸钙的价格就在这几年上涨了近60%，农民种一亩地一年的利润大约只有260元”。而这时的劳动力价格也有了大幅增长。侯安杰计算过，最初承包土地时，他雇工的价格一天大约在30元，到2007年已经上涨到60元。如果村民出去打工，建筑或其他技术工人每天收入都超过80元，“种田当然不划算”。

“规模化经营可以节约大量成本。”侯安杰喜欢算账，他告诉本刊记者，“种一亩水田，雇耕牛的话需要150元，其中工人工资50元、耕牛使用费50元、工具折旧5元，还要请工人抽烟、喝酒。”大冶人均耕地只有6分，一户人家租用机械更不划算，“但是我这么多地，用机械就划算多了。我的一名技术工一天的工资200元，可以机耕40亩地，平均每亩5元。柴油费用每亩20元、机械折旧5元，加上临工的费用，每亩不超过40元成本，比散户增加100多元的利润”。

“集中采购农药和化肥又可以降低30%的价格。”农户都要从销售站购买农药和化肥，侯安杰直接从厂家订购，省去了中间环节，“现在化肥生产厂家的技术员还会上门服务，测土配方。我用的是侯安杰专用肥，每年初都用火车专门运过来，连运费都省了”。

“优质稻米的利润空间更大。”侯安杰计算过，去年稻米的收购价格为0.928元，而他种植的优质稻价格达到1.2元，按照亩产千斤稻算，一亩又多出300元左右的利润。优质稻种植的技术难度大，一般农户也难承受，“我有4个农业专家常年指导，其中2个就是专门研究稻米的”。在田间，侯安杰的水田全部采用直接撒播，免去了插秧的程序，“既节省劳动力，又提高亩产”。

依靠这些优势，侯安杰建立起一套他所谓“公社化”的管理机构。他喜欢把自己的下级机构称为生产队，按照地域和分工，一共有14个生产大队。其中1个负责林地、1个蔬菜大队、1个农机大队，其他11个队全部种水稻。“我有5个管理副手，分别负责2到3个生产队。”对管理人员他实行责任制，由于承包土地很容易因为土地丈量、灌溉等原因与村民发生矛盾，“如果有村民直接找我解决问题，说明这个队的管理人员工作没到位。如果哪个管理人员负责的区域连续3次有村民来‘上访’，我就扣他100元工资”。

除5名管理副手外，侯安杰的妻子负责财务，儿子、侄儿和女婿也都成为生产队长，直接负责生产。生产队下再分成若干生产小组。目前，侯安杰长期雇用人员达到229人。

到生产小组一级，侯安杰的合作社又显示出企业化的一面。他的生产小组人员全部来自外地，按照他的逻辑是便于管理。他曾经雇佣过本地人负责260亩水田，结果到收割时把稻谷收完，却一分钱没上缴，他也讨不回欠账。从此他只雇佣外地人，相当于把土地转包给生产小组，与承包人三七分成。“亩产1000斤以下，我收入70%。为了鼓励生产，我规定超过1000斤的部分，承包农户可以提成70%。”不过，承包人在农忙季节所用的临时工人都要从他们的收入里扣除，“平均每人大约能种200亩田，扣除雇用临时工人的工资，每个农户一年能挣到5万元左右”。对每一项支出，侯安杰都锱铢必较，“这几天机耕的工人回家办事，我来干活，要按每天60块钱的标准从他的收入里扣除我的劳动所得”。他告诉本刊记者。

实现规模经营后，侯安杰在市场上更加占据了主动权。去年他的稻谷产量达到1600万斤，成熟时候按照国家收购价格卖给中央粮库200多万斤，500多万斤卖给大米加工厂。等到普通米价从0.9元多上涨到1.5元，“当时正好要买农机具，扩大规模需要现金”，他又把手中的800万斤出售，由当地的加工厂包装成5公斤/袋的小袋，“每斤能买到2.2元。现在我自己还没有加工厂，正准备自己建大米加工厂，延长生产链，利润空间会更大”。

土地上的三方博弈

“土地的价值在发生变化。”大箕铺镇方至畈村的支部书记曹祥炳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政府的政策也在极力扶植农业生产，“那时我们村都在号召水稻间种油菜，村干部带头种，口号就是‘要想富得快，田间种油菜’。可是仅仅维持了3年，油菜需要的人力太多，一亩田在农忙时候需要十几个劳动力，太不划算”。但至少在上个世纪，村民在外出打工的同时，农忙时还要回家照顾田地。取消农业税后，劳动力价格又出现大幅度上涨，在村民眼中，土地的价值开始剧烈下滑。“劳动力价格提高后，牛工从50元涨到150元，大冶本来就有工业基础，懂得技工、建筑工的不少，他们出去打工的价格从每天40元涨到90元，最高的还有上百元的，两边一对比，种地的自然就少了。而且随着粮食各项补贴增加，村民只要有田，一亩地都会拿到70元左右的补贴，种田的就更少了。”

2004年，曹祥炳曾经把村里的40亩土地承包出去，租金只要40块一亩，结果那人包了一年后严重亏损，第二年说什么也不继续承包了。到2006年，侯安杰找上门来，这时他已经是湖北省有名的种粮大户，他提出签订5年的租赁合同，曹祥炳是求之不得。“村里的荒地太多了，也要考虑人家开荒的成本，所以第一年的租金是60块一亩，第二年涨到80块，第三年到第五年就100块一亩。”

曹祥炳在心中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村东是一条灌溉的水渠，村西是集中耕地，“我把村里的土地分成三类，离村庄最近的土地抛荒不多，也是质量最好的一类地，我们把一类地留给村民，侯安杰主要承包西侧的300多亩土地”。

曹祥炳告诉本刊记者，侯安杰的合同签订方式很特别，“他说，我有1.9万户农户，我不可能一户一户签合同”。他只能跟村委会签订一份合同，合同说明承包村委会土地的面积，然后再制定一份登记表，把每户在租赁范围内的土地面积做一个统计，由村民在登记表上签字、按手印，把登记表作为合同的附件。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土地是村民的，但是由村里出面签订合同。”曹祥炳说。这就使村支部、村委会的角色变得很微妙，“面对村民，我们是管理者；面对老侯这样的承包商，我们就成了‘打牛的’（商人）”。他担心的是土地价格太低会影响村民的利益，太高的话又会让老侯失去兴趣。“每年国家粮食、农机直补能达到每亩50元”，为了让每户村民都拿到这部分补贴，村里都要小心应付上级的土地检查，“如果抛荒太多就不像话了”，曹祥炳说。对此，侯安杰心中也有一丝不平，他告诉本刊记者，“即使他们抛荒，也可以拿到这部分补贴，由我种地，他们既可以拿到租金，又可以享受补贴，我却拿不到”。

在合同签订初期，村里尽可能为老侯着想。“老侯提出承包的时候，有些村民不愿意出租，可老侯耕地必须达到一定面积才能实现规模化，我们就找村民商量，从其他地方置换一块土地补偿。2007年，村民又把引水渠东边的灌溉口挖宽，先浇自己的地。老侯又来找我们，我们又去把西边的灌溉口扒开，让两边一齐放水。”曹祥炳说。

规模的扩大让侯安杰有了更多的谈判资本。他最先承包的520亩林地，按照规定可以每亩获得40元的“退耕还林”补助，这笔钱却没有到账。他直接找到镇上的财政所，“他们开始说没到账呢，我就拿出省里要求调查退耕还林补助的文件给他们看”。结果，一位副镇长出面协调，开始答应把属于他的一部分给他，“其他村民的补助还不能发，因为镇上的合作医疗款没有收齐，想用这笔钱补”。他的村支书也来帮腔，喊着他的小名让他回去，侯安杰却不依不饶，他说，“所有款必须打给农民，我是省里的林业系统监督员，你们要不发，我就告得你们回家吃红薯”。补偿款最终打给农户，但是侯安杰自此与自己村里交恶，甚至不愿告诉记者他属于哪个村子。

土地价值的上升开始改变原有的三方关系，“不少村民今年初就找我，说侯安杰给的租金太低了，他的租金只有100块，有些承包商已经开出150块一亩的价格”。曹祥炳告诉本刊记者，为此乡里还专门召开协调会，肯定了侯安杰的成绩，“侯安杰也在会上，表示明年开始提高土地租金，而且每年还额外给村里一些资金，所以今年就没有解约。反正还有两年就到期了，如果他不提高租金，我们还可以租给别人”。

“开始我还担心，金融危机后很多农民工回乡会跟我要地，现在看来，返乡的工人基本上有一些积蓄，他们也大多不会干农活，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大多还是在寻找机会重新出去打工。”侯安杰显得信心满满。他没想到的是，这一轮返乡农民工带来了土地规模经营新一轮的竞争。

竞争下的农地市场

更让侯安杰没想到的是，柳林村会成为第一批“反水”的村庄，缘起就在于几个打工归来的年轻人。

柳林村由几个自然村组合而成，其中最大的是一个姓曹的单姓村，也是村委会所在地。村委会旁是一座巨大的祠堂，青色的墙砖有些凹凸不平，老人们在祠堂的拱门里纳凉。北面是大片农田，曹志华正开着机耕船在田间耕作。

与其他村民不同的是，曹志华戴眼镜，穿一身紫色工作服，左胸上还绣着“嘉财电子”。“这是我在深圳打工时的厂子，当时还是好大一家电子厂。”曹志华缓缓地吐着烟圈，告诉本刊记者，2000年他就在这家厂做工，整整干了8年。“最开始工资每月有1000块左右，后来涨到接近2000块。可是去年起就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我只好回来。”从深圳回来后他在亲戚帮助下承包了村里40亩空闲土地，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耕地，结果到去年年终，每亩地平均收获963斤水稻，每亩地投入670元，一下子收入近10万元。

曹志华告诉本刊记者，去年底，他在和村里的几个同龄人曹海胜、曹茂良、曹廷忠一起吃饭时，曹海胜突然提到，“今年没什么事情做，不如大家一起包地来种吧”。几个人的经历有些相似，曹廷忠和曹志华一样从广东打工回来，曹茂良原来在大冶城里做矿山机械生意，都因去年经营情况不好，回家赋闲。曹海胜在城里开运输车，结果去年建筑工地也少了，一年也挣不到1万块。几个人商议决定，就开始着手承包。

但就在前年，侯安杰跟柳林村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柳林村大约500亩土地以每亩100元的价格承包。据说曹志华他们还找过侯安杰，想从他已经承包的土地中租种一部分，结果由于侯安杰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而作罢。曹海胜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几个核算过，种水田的话，一亩地成本大概在650元左右，按照0.9元多一斤的价格，如果亩产达到800斤就可以保本，达到1000斤以上就有得赚”。曹志华也了解到，今年种地的收入可能会更高，“今年的收购价格应该会达到0.94元/斤，比去年又高出2分钱，同时因为石油价格下跌，今年初化肥价格也下降。我们换了一种同样效用的肥料，从3200元降到2600元/吨，几个人联合起来就有资金购买农机。这台机耕船花了8600元，国家又给补贴2500元”。经过几人商议，他们把土地的租金定在150元一亩。

虽然村里已经与侯安杰签订了承包合同，但几个人选择了迂回战术。他们先找到村里的老人，村里曹姓宗族共有十几个旁支，每支长辈就是村民代表，他们先找这些长辈商议，希望用每亩150元的价格承包土地，取得老人的支持。几个长辈就在家族和村民代表会议上提出他们的想法，大多数代表通过了提议，于是向村领导反映，认为侯安杰每亩100元的价格太低，要求转租。“村里都是一家人，我们的价格又高，还保证一年一签，村民当然更信任我们。”曹茂良告诉本刊记者。

“土地是村民的，不是村里的，所以村民提出转包，村里也没办法。”曹茂良说。他们4人合股近20万元，向村里缴纳了1万元订金，就将柳林村原本承包给侯安杰的500亩土地转包过来，又在周围几个村里承包了300多亩土地。

“今年这样毁约的土地就有2000亩左右，不过我又多承包了2600亩。”侯安杰不服气。就在今年初，南部阳新县的6个村庄一起来找侯安杰，主动请他承包土地，这6个村子就包括巷口村。村支书李朝才说，“我们村原来有1500多亩地，只有800亩水田仍在耕种，只好请侯安杰来承包”。侯安杰经考察后，将6个村子环马家湖的上千亩土地一起承包下来，投资十几万元修建灌溉系统。不过李朝才也产生了价格上的顾虑，“大冶那边的直补额度比较高，我们也考虑是否让侯安杰适当提高承包价格”。

“农业的出路是健全农地市场。”侯安杰说。曹茂良也肯定侯安杰的成就：“他毕竟是首先用租赁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经营的人，我们这个地区的村里还没有完善审计制度，因此承包租赁还是主流的方式。侯安杰给我们提供了开发土地价值的思路，他也对我们说过，要进行农地经营的良性竞争。”■ 带动开发土地价值民间资本侯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