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也艺术

（文 / 钟和晏）

( 美国景观建筑师玛莎·舒瓦茨 )

玛莎·舒瓦茨（Martha Schwartz）走进北京林业大学报告厅的时候，里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五六百个学生正等在那里，闷热的大厅里有种奇怪的群情亢奋的氛围。学生们举起相机对准她，她也举起她的相机对准他们。“我不知道我居然是个名人！”她大笑着说，多少掩饰不住她的得意。

她当然知道这一点，她最初的名声来自一个玩笑——她著名的面包圈花园（Bagel Garden）。那是1979年，她和她当时的丈夫彼得·沃克（Peter Walker）一直为波士顿家中后院的花园如何布置争执不休，直到有一次他需要出差两个星期。趁他不在家，她飞快地完成了那个后花园设计，买了一大堆硬邦邦的面包圈，沿着花圃排列成整齐的栅格形状，然后涂上清漆。在修剪整齐的鲜花绿植之外，是黄灿灿的面包衬着蓝紫色的沙砾背景。

彼得·沃克回家那天，她开了个派对，还邀请了一位摄影师朋友来拍照。这张照片后来不可思议地出现在美国《景观建筑》杂志的封面上，里面附上一篇她写的文章，关于廉价的、平民的、可降解的、不需要浇水的面包是如此理想完美的景观材料。当然，作为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景观建筑师之一，彼得·沃克一点不觉得那个花园派对有什么意思。更不幸的是，《景观建筑》的杂志主编后来因此被解雇了。

但是，“面包圈花园”让她变成一个明星，给了她景观建筑中的“坏女孩”形象，这是她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毕业之后的第一个作品。有评论家说，有趣的、女性的、犹太的面包圈以整齐对称的法国花圃排列形式，指涉上层阶级的反犹太主义。

这是天才还是运气？答案大概是两者皆有可能，或者两种类型的才华——选择把一种媒介运用到新的空间的才华，以及选择时机的才华。虽然如此，玛莎·舒瓦茨到今天只觉得她的恶作剧很有趣而已，要惹火那些美国景观建筑师也太容易了，比起艺术世界的人把自己钉在汽车上或者在楼梯上自慰，往地上粘几个面包圈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景观设计中制造一点骚动，就像从碗里钓鱼一样。”

( 玛莎·舒瓦茨想要的是“大艺术”，恰巧把景观作为媒介而已 )

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犹他州大盐湖东北角的岸边，大地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已经用黑礁石、泥土、盐晶体完成了长500米的大螺旋形防波堤（Spiral Jetty），巴西艺术家和园林设计师罗伯托·布雷·马克斯（Roberto Burle Marx）在用曲线花床、流畅的生物形态和明亮的植物叶子做画笔，在大地上描绘着他的园林。相比之下，美国的景观设计中还没有什么设计，每个人都在试图模仿自然。

“为什么景观自身不能是艺术？为什么不能有智力和精神的含义在里面？为什么它不能有趣？为什么不能表达自我？”将近30年后，她仍然把自己视为艺术家和景观建筑师的混合，一只脚在艺术世界，另一只脚在景观世界，可能任何一边都不完全欢迎她。艺术家瞧不上她，因为她是一个景观设计师。景观设计师认为他们的角色是保护环境，而不是自我创造。

玛莎·舒瓦茨出生于1950年，在费城长大，家里有5个姐妹。舒瓦茨家庭是早先欧洲的裁缝，到美国之后演变成建筑师，她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最开始她没有愿望从事景观设计，延续勒诺特（Le Notre）或者“万能的布朗”（Capability Brown）的传统。她想要的只是“大艺术”，恰巧把景观作为媒介而已。

“面包圈花园”之后，她继续一系列挑衅性花园的设计，偏好镜面球、塑料青蛙和会哭泣的塑料垂柳而不是像草地、树木等自然元素，她的目标是寻找机会，把景观设计方案提高到艺术的水准，从不回避使用人造材料。她用金属丝、有机玻璃碎片和其他材料为一位费城的离婚妇人建造了一个花园，似乎意味着破碎和被抛弃。当然，那个女人是她的母亲斯特拉。

( 纽约雅各布·贾维茨广场采用了奥姆斯特德的元素和传统，但是以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组织模式 )

有人称赞她把当代艺术的技巧和讽刺性带入公共领域，也有人怀疑她的景观是否是生态合理或者界面友好的，是否着重纯形式而牺牲了景观规划的其他方面。她反驳说，她的大部分城市园林占据了尴尬的地块，不能支持多少绿化。“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我们不可能把整个场所变成所谓的自然。”

“玛莎的作品永远是非主流的，她比一般设计师来说少了学院式的教条和对园林固有的看法。”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院长王向荣教授评价说，“生态并不是她的主题，业主找她的项目都是用一般的景观设计师所惯常的手段——树林、草地、生态的修复等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玛莎能够另辟蹊径把它解决了，比如做一个停车场上的广场，或者不可能有太多植物的大厦中庭等等。”

( 日本福冈多户住宅社区的景观规划 )

玛莎·舒瓦茨说话清晰响亮，她实在是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她把自己称为吸血鬼，不停地从自己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和伦敦设计事务所的员工那里“吸想法”。作为超常精力的证明，除了管理事务所、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担任景观设计教授和为伦敦市长担任顾问委员之外，53岁那年，她还生了一个女儿。她觉得在那个年龄要一个孩子，或者能让她继续年轻，或者能杀了她。

在她伦敦的办公室里，6岁的女儿汉娜的书桌紧靠她自己的办公室，项目图纸和儿童绘画并列贴在一起。她让她的员工带着孩子来上班，这是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唯一办法。“我知道孩子有时会很吵闹，但是我们的办公室就是这样的，如果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就别在我这儿工作。”她的口气有点咄咄逼人。

( 都柏林港区的大运河广场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移接花园 )

玛莎·舒瓦茨从后院里一个玩笑开始的事业现在已经有了国际规模，从38公顷的迪拜公园到有着水槽形状的喷泉和火车车厢长凳的英国曼彻斯特广场，虽然最后一分钟，曼彻斯特市政官员从她的设计里删除了一排蓝色的塑料棕榈树。在都柏林港区的大运河广场，建筑师李伯斯金形状尖锐的新剧院前面，她用红和绿的对比让人们在寒冷的冬夜也能体会到活跃的动感。有机玻璃的红地毯从剧场一直延伸到运河边，36根8米高的红色灯柱以随意的角度立在地面上。红色灯柱里安装了雷达感应器来记录人流的接近和离开，里面预先设计好的灯光程度控制着场地里的LED灯。

在纽约雅各布·贾维茨广场，当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倾斜的拱门”那个14英尺高的雕塑因为妨碍行人被移走之后，她被找来进行景观设计，让广场空间对公众更有吸引力一些。关于景观建筑，她觉得纽约人还停留在19世纪，他们唯一可以想象的景观建筑是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的中央公园。于是她采用了奥姆斯特德的元素和传统，包括中央公园式的长椅和六角形铺路砖，但是以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组织模式，好像哈哈镜中的奥姆斯特德。当然，建造在糟糕湿地上的中央公园如今也许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块公园地产，如果卖给地产商，价格大概是5290亿美元。■

( 在瑞典马尔默市《明日之城》展览上的塑料柳树 )

我憎恨    自然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正在写一本景观设计方面的新书，书名是《我憎恨自然》？

玛莎：这确实是一个煽动性的标题，可能会让人吃惊或者难过。但是，我想表达的正是我的吃惊，我们总说自己多么热爱自然，我们建造的景观却总是如此糟糕。如果真的热爱自然，为什么那么不在意自己所创造的景观呢？所以我要写这样一本挑衅的书。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玛莎：我想部分原因是人们对自然仍然持有浪漫的观点，头脑中的景观通常是那种美丽的画卷，大部分美国人仍然偏好19世纪英国的自然式园林。所以，景观处在既不是自然也不是建筑物的夹缝地带，住在设计出色的大楼里意味着你要付更多的租金，但同样地类推对于景观来说就不存在。除了法规要求的最少景观之外，开发商不愿意为真正的风景掏钱。有大量乏味的景观需要被重新设计，但是客户端不存在。有人认为我真的憎恨自然，指责我在设计中很少用绿树。其实主要原因是这些项目之前已经被设计好，客户或者建筑师根本不想要任何树，这需要花费成本，何况建筑师也常常不喜欢在他们的建筑物前种上绿树。

三联生活周刊：相对于建筑师，大部分情况下景观设计师是否处于从属地位并缺乏真正的权力？

玛莎：我从事这一行业25年了，持续的现象是建筑师统领一切、高高在上，只有较好的情况下，建筑师只是整个团队中的一员。不过，因为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景观建筑在美国是发展最快的行业，我们的薪水和工作机会都超过了建筑师。和建筑师相比，我们要应对更复杂的问题，涉及场地规划、策略思考、场所生态、结构分配以及人们如何使用这一场所等等，景观设计能够比建筑设计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价值如何体现？

玛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洲的城市之间正在进行的人口竞争，如果把人和人的脑力作为自然资源，只有吸引这些自然资源流入你的城市和国家，变成更多人口选择定居的地方，聚集资金和人才，才能提高城市的经济状况。那些市长们深谙此道，比如前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的公共领域计划，他关注的是城市公共空间，那些把市民和城市联系起来的景观如何在使用性、连接性、公共交通上被仔细考虑，他的目标是让伦敦变成全球城市。如果不能处理好城市密度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这个城市就不能很好地运转。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景观建筑师更多地在这样的城市竞争中起作用？

玛莎：城市不仅是关于建筑，像北京的CCTV大楼是一个了不起的建筑物，但是它不支持城市性，城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和大多数人是不相关的，对其他部分没有任何贡献，我想这一类个体的、只是用于被观看的建筑现象以后会越来越少吧。如果你去迪拜看看，那真是灾难，每个建筑师只做自己的楼房，完全无视周围环境和相互关系。那里只重视建筑，把让城市连接和运转的基础设施放在次要的位置，没有针对街道景观的投资，不考虑行人走在街上的感受。我想大概因为100年前中东人还住在帐篷中，领域之外只有敌对的环境，他们实在缺少城市文化的底蕴。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事务所中标的迪拜“世界第一高楼”景观项目正在建造中？

玛莎：现在一切都在停顿之中，应该会继续建造下去。当然，我知道那实在是个愚蠢透顶的项目。

三联生活周刊：从城市景观来说，你对北京的印象如何？你觉得我们和中东城市有同样的问题吗？

玛莎：我对北京最大的印象是超乎寻常的城市尺度，另外，街道上很多绿树，市政府一定有很大的投资在城市绿化上，这一点非常好。我认为过度拓宽马路是北京城市规划的失误，我也理解这一失误是如何发生的，这应该是工程师介入的结果，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交通畅通。但是，如果你把交通的重要性置于人之上，城市运转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哥本哈根曾被媒体选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因为它完全是根据行人经验而不是汽车经验设计的，出现了不同的城市尺度。和伦敦、东京这些大都市一样，我想北京需要大量投资在公交系统上，只有地铁和公交系统能够拯救北京。

三联生活周刊：彼得·沃克先生今年4月份也曾到清华大学演讲，这是你们之间的暗中竞争吗？

玛莎：我计划这次北京之行有半年多时间了，我一点不知道他来北京。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很亲近的朋友，分享我们的孩子和各种工作研究成果，我们都欠对方很多。

三联生活周刊：同样是知名的景观建筑师，关于景观建筑你们之间的分歧是什么？

玛莎：我们从不同的立场来对待它，彼得最感兴趣的是技艺，把所有因素完美组合在一起的技能和传统，他喜欢尽善尽美。而我不是，我对审美的实践更感兴趣，更折中主义，更加重视内容和含义，就像雕塑一样，我把景观当做一大团创作的泥土，让我为所欲为，这是他对我感到恼火的地方。我们并不发生争执，而是好吧你走你的技艺之路，我搞我的含义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提出过把审美带入可持续性的观点？

玛莎：现在，可持续性刚刚处在起步的阶段，很多人认为解决办法只有纯粹的技术。但是仔细想想，给予城市个性的是那些发生在建筑物之间的事情，是开放的公共空间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如何让城市和社区功能协调，提供可持续性的景观，欧洲是很好的例子，因为土地稀少而珍惜，他们有更好的法规、环境工程师和更干净的城市。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美国的景观建筑远远落后于欧洲？

玛莎：至少落后20年，在美国，我们完全不理解设计质量和审美如何能够增加可持续性和价值。很多美国人从来没有进入世界，相反，他们走进他们的汽车，那是家的外延。美国城市变得越来越丑陋，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是荒蛮之地。■ 景观城市设计景观生态艺术建筑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