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围剿甲型H1N1流感

( 5月16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到港旅客有人戴上了口罩 )

成都夜未眠

对于第一例确诊患者“小包”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始于5月10日下午，此时距小包抵成都已经过去了24小时，而他的第二次病毒实验室检测还在进行中，上午完成的第一次检测结果为弱阳性。

四川省卫生厅开始联合民航、公安等部门寻找与小包同机的149名乘客以及载他就诊的出租车司机。小包从机场打车没要发票，但他在车上为都江堰中兴学校捐了1元钱，拿到了一张“爱心消费、捐助灾区”的发票存根。

在小包身上，疾控中心人员找到了那张捐款发票，号码是No.4148753。他们通过出租公司，排查发票号码。“从开始排查，不到一小时就找到了那个出租车司机。”成都市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尹仲良告诉本刊记者。

“排查到10日晚20点，67个。”尹仲良计算着已经联系上的同机乘客。他得到通知的时间是在10日中午，省疾控中心的初检刚出来不久，“当时正是周日，我赶忙打车赶回单位，在车上开始用手机拨打所有科员电话。当时不敢张扬，只通知他们有急事，马上回单位”。13点，所有科员就位，省卫生厅已经知会民航部门，传真过来所有同机乘客名单和资料，“我把乘客名单分成几份，所有人每人拿30多人的名单开始联系”。

( 有了应对SARS的经验，一些民众有备无患地积极预防 )

这份名单同时被提供给公安局、省疾控中心和旅游局。“乘客在订机票时，大多留的是订票处或朋友电话，所以要经过一轮初筛。”“我们的人手不够，从灾后防病工作组又调来6名工作人员。”打通电话，工作人员首先询问这些乘客的位置，“告诉他们，您乘坐的飞机上有一名甲型H1N1流感患者，请停留在原地，先不要与人接触，等待疾控中心的联系”。一旦确认一名，就将相关资料传真给各区、县疾控中心，由他们派工作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消毒、隔离。

“很大一部分乘客登记的电话联系不上，这时就要联系公安部门。”尹仲良说。成都市公安局的一份资料显示，5月10日晚，成都市公安局就召集指挥中心与各部门人员进行部署，先调集100名警力到成都市政府应急联动中心待命，利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通过身份证号码查询乘客的个人信息，1700多名社区民警开始对成都籍人员逐一核实。治安管理处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及民警，在全市3000多家宾馆旅店住店人员中排查出入住的密切接触者34人。到11日凌晨6点，所有乘客的基本信息已经查实。

“为了找到旅客信息，还要依托旅游局。”尹仲良说，很多乘客是通过携程网订票，“我们就联系携程总部，希望他们提供乘客个人信息，当时携程的高层也有顾虑，这毕竟是乘客的个人隐私”。到第二天上午，携程网高层磋商之后，又提供了第二批乘客信息。“乘客中有一名军官，用军官证登记乘机，公安机关的信息系统中查不到，是旅游局通过宾馆的登记系统找到的。”

“11日凌晨4点，73个。”尹仲良接着计算，武侯区一名凌晨4点仍然拒绝接受隔离的乘客让他印象深刻。武侯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蒋晓兰也记得这个人，“我下午就用手机给他打电话，一开始他怀疑我的身份”。蒋晓兰告诉他，“现在我们不能见面，但是你可以上网查我的个人信息，而且我们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到你家去，请你留在家里不要动”。这名乘客住在绵阳，当晚借住在姐姐家，本来准备开车赶回绵阳，一连打了3个电话，对方才同意在家里等待。当晚，疾控中心、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所都到了这家门口，首先组织小区外围的消毒，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穿上防护服，进屋开始询问他的接触史等。不料完成调查后，他又不同意集中隔离，当晚把门关上，也不接电话，“凌晨4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把他转运到集中隔离区，他一直关门，不让我们进去”。直到凌晨6点半，街道办事处才说服他的姐姐开门，通过他的姐姐劝说他去隔离。

每次与乘客联系后，区、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开始与这些人接触。“5月10日下午18点，我们接到首批乘客的资料，马上组织人员与他们接触并到现场工作。”武侯区疾控中心主任董勇告诉本刊记者。此前，他已经把中心几乎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召回，“组成流行病学调查、信息、消杀、采样检验、宣传、后勤保障7个小组。把全区13个街道办事处划分成6个片区，再分片包干，一个行动组负责两个街道，每个行动组都包括流调、消杀、采样检验3个成员，一有消息马上到密切接触者家里开始工作。”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是成为基层联动的平台。”董勇说，“依托街道办事处等行政力量进行排查和隔离，疾控中心则是基层公共卫生体系的技术核心。”董勇说，武侯区与小包的同机乘客就有18名，他们都需要通过转运集中隔离，同时与这18名乘客有密切接触的68人需要居家隔离。

“我们中心总共50人左右，针对甲型H1N1流感就发动了40名以上，单纯依靠疾控中心的力量肯定不够，所幸的是街道办、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起行动。劝说密切接触者同意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的日常照顾、心理抚慰都需要街道办来做，我们提供技术支持。而且我们只追踪第二代密切接触者，即同机乘客的接触人员，很多街道已经组织力量，把这些二代接触者的接触者也找到，要求他们减少出门，随时监测身体状况。”

“11日上午10点，找到85个。”尹仲良接着告诉本刊记者，任何一名密切接触者的情绪波动都让他惊出一身冷汗。“我们联系到一个接触者，给他打电话，他说在绵阳，我们要求他跟绵阳疾控中心联系，他非要自己开车回成都，我们又通知他，不要回成都市区，在远郊的新都或者青红江停下来，当地疾控中心负责接诊和转运”。不料他直接回到成都市区，而且手机关机，让尹仲良整晚都忐忑不安，直到第二天早晨，他看到紧急寻找同机乘客的新闻，才又主动联系疾控中心，同意隔离。

“有时候就得依靠公安部门的刑侦手段。”尹仲良回忆，10日晚他们联系到一名宜宾的乘客，说自己已经回到宜宾，“我们赶紧请宜宾的疾控中心和他联系，他不同意接受隔离，说自己有急事处理”。不料11日早晨，一名他的同事向疾控中心举报，说他仍在成都，“我们特别着急，马上联系公安局，运用他们的手机定位，找到他在宜宾的准确位置，这才让当地的疾控中心将他隔离”。

“11日中午11点半，同机乘客中留在成都境内的94名乘客就全部找到了。”尹仲良松了口气。

首都寻人

5月10日，运载成都患者咽拭子样本的专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前往北京。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对样本立即展开了紧急检测，确认了小包已经感染甲型H1N1病毒。卫生部迅速通报了这一结果。

5月11日凌晨零时，北京市卫生局召开了18区县卫生局视频会议，要求各区县立即寻找从日本东京飞抵北京的NW029航班的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并对其实施医学观察，对已经回家的接触者家属实施居家医学观察。此刻，距该航班到达北京的时间——5月9日凌晨1时30分，已过去近24小时。市疾病控制中心与所涉及的13区县立即集结车辆人员，与属地公安、外事部门、街道办事处联动，派出应急小分队。

按照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属地管理原则，各区县卫生局要负责所有进入本区的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5月11日凌晨，一份涉及50多人的表格传真到了朝阳区卫生局。表格上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护照号、住址、联系电话。但个别人信息缺乏，甚至只有一个姓名。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较大的追踪转运工作。”朝阳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李书明接受本刊采访时说。第一次是5月1日晚，追踪香港病例的同机者。当时一共9名密切接触者分派到了朝阳区，区卫生局十六七名工作人员忙了一晚，实际找到8人。“第9个人并没有来北京，而是在上海转机前往了香港。”李书明说。

与四川所进行的追踪工作不同，北京追踪的密切接触者有一半左右为外籍人员。

朝阳区是北京比较特殊的区域，CBD、首都机场都在其管辖范围内，涉外机构繁杂，除俄罗斯与卢森堡外，所有国家大使馆都在朝阳区。区内流动人口与外籍人士众多，在北京各区县中公共卫生任务也最重。在去年奥运会期间，全市接近一半的奥运卫生防病保障工作需要朝阳区完成。“我们首先会估算工作量。一架航班到达后，至少有1/4左右的人会进入朝阳区，有的时候甚至会达到1/3。”李书明说，“也许开始并没有反应到名单上，但很可能会逐渐增加。”

由朝阳区政府、区卫生局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指挥中心）立即分析信息，分头与区公安分局、区外事办、团区委等沟通情况，并电话通知当事人居住地址涉及的三里屯、大屯、东湖、望京、亚运村、机场、呼家楼、麦子店等十余个街道，落实当事人居住具体位置。

与此同时，应急小分队开始集结。对传染病的防控来说，时间就是一切。区疾控中心罗凤基主任首先给业务办公室、应急办公室和中心办公室主任打电话，再由他们通知应急小分队成员马上赶到区疾控中心待命。半小时内，所有30多人已经到位。

针对国内人士的应急小分队，一般为两到三人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人为专业传染病疾控工作者。若是三人成组，则有一人为司机。如果负责追踪外籍人士，规模就要大一些，需要有一名翻译，同时要有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同行。“我们疾控中心有70名研究生，外语口语好的都分到外籍组；外办的工作人员负责宣讲外事政策。”李书明说。有发热症状的密切接触者要通过120急救中心送至地坛医院或佑安医院隔离，没有发热症状则送到医学观察点进行隔离观察。

在疾控中心的应急小分队出发前，密切接触者所在社区的属地团队已经行动起来，他们要赶在小分队到达前完成找人、盯人和宣教，将信息传递给小分队。属地团队由社区街道主任、计生卫生科科长、管片民警等组成，与应急小分队双管齐下。

针对中国籍“密接者”的小分队先行出发，“主要考虑中国人的工作可能好做些，容易动员，他们的任务完成后还可以协助其他组”。外语好的工作人员留到后面，会齐外事办公室人员后再出发。

“有确切地址、电话信息的最好办。先电话沟通，初步说明情况，确认地址，告知隔离措施。有地址没电话的，我们就要分为两步推进。先联系街乡办事处和派出所，调查姓名地址是否准确，同时我们的小分队直接前往，再晚也是挨门挨户的去看门牌号。”李书明说。

对于信息缺乏的“密接者”，如为外籍人士，则通过大使馆、外事办反复追查，并通过公安系统内部的酒店登记系统查询；对于旅行团来京的，通过旅行社查询；留有电话打不通的，则不停拨打。只有姓名的“密接者”上报到市里，通过民航系统查找更多信息。

考虑到社区居民的反应，应急小分队人员入户前并不穿防护服。走到密切接触者的门口再换上，然后敲门，“进去后就是整装的状态了”。

11日凌晨2点多，朝阳区的第一名密切接触者被找到，这位姓于的先生住在劲松地区。他最初感到吃惊，了解情况后则十分配合，收拾了简单行李后即与家人告别。小分队马上通知区指挥部，再由指挥部通知120急救中心。不到10分钟，急救车赶到，将于先生送到指定医学观察点。而其家人则需要在家进行医学观察。

“尽管每个人面对‘不速之客’的反应都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都非常配合。单身的最好说服，而有的‘密接者’本来与家人两地分居，刚刚团聚又要被带走隔离，往往要思想斗争一番。”李书明说。

有一半的密切接触者为外籍人士，对他们工作要更困难些。疾控中心首先要通过对外办公室与大使馆取得联系，而小分队的上门谈话更要细致耐心，并有专门的外事人员解释我国法律和外事政策。

“他们的顾虑方方面面。一方面语言不通，对国内法律也不一定理解。”李书明说，“另一方面，本来人生地不熟，突然很多陌生人上门，难免担心自身安全。此外还有些生活上的顾虑，比如衣服的换洗与吃住问题，孩子已经睡觉不愿再叫醒，也有人担心隔离期费用，本人日程打乱后如何安排等等。”最长的说服工作持续了整个夜晚，直到天亮。

11日凌晨5点多，朝阳区所分派的追踪工作已基本完成，总共追踪查找60人，46人在朝阳区，另有5人自己主动联系了疾控中心。

5月12日晚20时，北京市卫生局又接到济南市报告的甲型H1N1l流感疑似病例，随即开始全面布控，并通过新闻媒体发出通告。截至14日7时，AC0029加拿大抵京的15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全部找到，其中10人在北京进行观察，5人在外地观察。

与第一位确诊者小包不同，第二名确诊者小吕在北京停留了3天，去了市内市外多个地方。在这3天里，他究竟接触了哪些人？人海中谁是密切接触者？这些都是疾控中心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第一个目标就是小吕3天的居住地——某经济型酒店。12日晚，朝阳区疾控中心、中医大三院保健科、卫生监督所和派出所人员连夜前往酒店。疾控工作人员所有酒店住客逐一调查询问。凡是11日小吕离店后入住的房客，则劝告他们退房离开；8～11日期间的住客则需要就地隔离观察，如果已经离店，则上报名单继续追踪。

符合定义的4位密切接触者都通过120急救中心送至指定的医学观察宾馆。

精力旺盛的小吕在北京度过了3天的快乐时光，他穿过金鱼胡同围着王府井逛了一大圈，吃了烤鸭和烤肉串，去了八达岭长城、什刹海，参观了潘石屹的建外SOHO以及华侨城的欢乐谷，还吃了吉野家。疾控中心的流行病调查人员必须按照小吕的路线图重新行走，追踪所有跟他有关的密切接触者。

“幸运的是，小吕和他的陪同者的记忆力非常好，他们走了哪些地方，见到了哪些人，甚至服务员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都能回忆起来。”李书明说，“我们得到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路线图。”

按照路线图，朝阳区卫生局出动了三四辆车，追访所有小吕在朝阳区内的行进路线和“位点”，对所确定的可能接触者要求进行居家医学观察，每天报告健康信息，如有不适要去就医，甚至采取进一步措施。

不只是医院的事

对于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看起来都由专业卫生工作者完成，但实际并非如此，社区工作者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区与街乡两级公共卫生防控网同时收紧。

“传染病是全社会共同应对的疾病，而不是仅仅靠几家医院或者一批人就能解决。”地坛医院院长毛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以朝阳区为例，在接到北京市卫生局的指令后，区防控甲型H1N1甲型流感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两个团队。一为核心团队，由公共卫生单位组成，包括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队、120急救中心；另一为属地团队，由社区工作者组成，核心为5人：街道办公室主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街道计生卫生科科长、管片民警以及社区服务中心保健科的卫生专干。其中属地团队的联络工作由计生卫生科科长负责。

“属地团队涵盖了基层卫生工作者、社区服务人员与公安干警，他们对于社区人员的状况了如指掌，是联防联控网络的网底。”朝阳区卫生局副局长陈开红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属地团队在核心团队出发前已然开始行动，他们会预先锁定目标的准确地址，找到需要隔离的人员，对他们展开初步沟通、政策宣传，同时将情况上报给核心团队。核心团队到达现场后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定性，体温大于等于37.5摄氏度者转运至定点医院，不发热者转运至隔离点观察。而需要在家进行居住观察的接触者，还需要由属地团队进行健康随访和生活保障。

陈开红向本刊记者介绍，SARS后朝阳区加强了区内两级公共卫生管理委员会的建设，区一级委员会由区一把手领导牵头负责，而各街乡公共卫生管理委员会主任则由属地办事处主任兼任，副主任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担任。

“两级委员会负责日常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如果抓住医疗结构与卫生部门，那只是控制了病人看病的渠道；而更多的筛查和甄别是要从基层做起的，必须在属地社区机构进行统筹。”陈开红说，“这实际是全社会参与的过程，哪个部分的疏漏都会造成疫情的蔓延。”

SARS之后，多部门联防联控成为我国应对传染性疾病的基本工作机制。按照国务院领导的要求，4月27日我国即成立多部门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4月30日，又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下成立了3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综合、口岸、医疗、保障、宣传、对外合作、科技、畜牧兽医等8个工作组以及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专家委员会，形成“8+1”的联防联控格局。

以出入境检疫为例，5月11日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崔宝祥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从4月25日至5月10日24时，在首都机场对入境交通工具的检测数量是1866架次，入境人数307440人。确诊病例国家与我国直航入境检测数量是763架次，入境旅客人数一共是126818人。

政府、行业、属地形成了一张立体防控网，这既是高效的资源调动体系也是全社会参与的动员机制。通过一个区级卫生行政机构的微观观察，则可能对其作用获得相对清晰的了解。

以朝阳区为例，4月30日成立了防控甲型H1N1流感应急指挥部，指挥部总指挥是区长和区委书记，副总指挥是区政法委书记和副区长等4名副局级干部。区内27个委、办、局都是指挥部的成员单位。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朝阳区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卫生局长担任，办公室下辖各街道、乡镇的防控甲型H1N1流感应急办公室。

“指挥部可以保证政令、信息的畅通，每天进行视频会议进行沟通、协调、调动，通报疫情动态。”陈开红说。

在具体的联防工作中，条块结合，每一个委、办、局各司其职，在其自身主管的行业网络内垂直负责。如建设委员会要承担所有建设工地的疫情防控、宣教工作；旅游局负责旅游景点、宾馆的安全卫生，以及联系旅游团查找密切接触，甚至帮助他们退签机票。教育局每天要对幼儿园、中小学进行发热检查和其他传染病检查。区外事办提供了5名英文翻译、1名日文翻译和1名法文翻译协助工作。团区委则与区内的第二外国语学院合作，组织了一支50人的小语种志愿者队伍，必要时可以立即到位担任翻译。

“一旦联防联控的机制启动，每一个细胞都立即运转起来，行业与街乡属地工作融为一体。有一根无形的线在拉动这个体系，概括起来就是：政府主导、行业司职、属地统筹、社会参与，这是联防联控机制的灵魂。”陈开红说。

技术手段与社会手段

在人类与传染病漫长的斗争中，医学技术的局限性并没有彻底改观。

疫苗的研制与生产至少需要6个月以上的时间。“疫苗在研制后必须安全而无副作用。同时，在控制疾病大流行时，疫苗接种也必须达到一定数量，才能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佑安医院院长助理金荣华接受本刊采访时说。疫苗使用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工作量十分可观。另一方面，抗病毒药物自身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在流感大流行时期能否使数量众多的患者在48小时内及时得到此药仍旧是一个大问题。在流感大流行早期，依靠疫苗与抗病毒药物等技术手段解决全部问题是不现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抗传染病的社会性因素就显得至关重要，包括严密的筛查与隔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联防联控体系，以及领导者的决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

5月14日，北京市卫生局举行了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工作会议，各区县卫生局局长、全市1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以及主要军队医院的负责人悉数参加。

国内确诊病例相继出现，四川的小包与山东的小吕在国内都有多名密切接触者，尚有同车的密切接触者没有找到，疫情扩散蔓延的危险仍在加剧。这次会议明确了防控工作的战略调整，即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从重点防控输入性病例转入重点防控本土病例。

“国内甲型H1N1感染者随时都有可能在各医院出现。”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提醒说，“医务部门必须比其他部门早想一步，早行一步。每家医院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大规模疫情的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病史调查工作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而各医院对于发热门诊的筛查工作则变得极为重要。卫生局向每名参会记者下发了一份医院名单，囊括了全市96家设置感染性疾病科的医院。“这是2003年SARS疫情后，我们不懈努力的结果。我们希望媒体能够发布这个信息，引导发热患者就诊。”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说。

同时，为了能够准确、迅速地将甲型H1N1流感患者从其他病人中筛查出来，北京市卫生局采用了成本更高、工作量更大的手段。

北京市卫生局规定，二级以上医院感染科发现的所有38摄氏度以上发热、咽痛等症状的流感患者，一律都要进行甲型H1N1流感的实验室检测。咽拭子等样本由接诊医院提取，检测由具有能力的医院实验室完成。不具备检测条件的医疗机构，当天下午15点前要将样本专车送到指定实验室。

此前，北京市卫生局专门对全市医院进行了一次能力调查，选出了38家优质实验室。其中佑安医院等8家只承担本单位任务，另30家可以承担辖区内医疗机构的任务。“所有实验室的日检测能力都要达到30份。”市卫生局科教处处长吕一平介绍说。

作为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很难统计每天究竟有多少38摄氏度以上的发热患者，这无疑是一个巨量数字。如果按照每间实验室每天至少检测30份样本计算，每天总共可以完成至少1100多份样本。“如此大规模的实验室检测工作是以前没有过的。”吕一平说。

“控制传染病流行最主要的措施是三个环节：第一控制传染源，第二是切断传播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金荣华说。随着输入性病例的增多，对发热患者进行大规模实验室检测将有助于第一时间控制传染源。■ 联合H1N1甲型h1n1流感正能量传染病围剿流感流行性感冒香港流感流感症状甲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