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机场金饰案：“捡”来的灾祸

（文 / 王鸿谅）

( 梁丽的丈夫刘建华因为妻子的事情痛苦不堪 )

求职

换上统一的保洁制服，梁丽一天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她是深圳机场的一名普通清洁工，每个月打到工资卡上的钱是1080元。这收入在深圳偏低，一般工厂里的女工都能挣到她的倍数，但梁丽对这份工作还是很满足。她2005年就从河南到深圳与丈夫刘建华相聚，而这份开始于2008年8月的清洁工作，却是她到深圳3年多来，第一份可以买社保的正式工作。

梁丽的老家在河南商州农村，5个兄弟姐妹里，她1969年出生，是老四，排行不上不下，母亲郭老太太说起来就会抹眼泪，“这闺女什么苦都受过，什么福都没享到”。家里穷，她只念到小学3年级就辍学干农活了，家里唯一有机会读到中学毕业的只有小妹妹。

刘建华比梁丽小4岁，他是开封人，和梁丽在开封相识，并于1998年结婚。2000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为人父母的喜悦才刚开始，生活的压力就迅速加码。刘建华上班的工厂效益越来越差，他再三考虑后，2001年终于南下深圳。

在开封的时候，梁丽是一家水泥制品厂的冷焊工，2005年到深圳以后，她依旧只能靠这份手艺来贴补家用。刘建华说起来，脸上就会浮现愧疚的神情，“她找不到工厂里的工作，就只能接一些手工活自己在家里做，焊接电子元件”，“每天晚上加班做到十一二点，一天也只能挣十几块钱”。那些焊接用的原料对皮肤伤害很大，刘建华常常看到妻子的手上满是裂开的大口子。他实在心疼，舍不得让她再做。虽然刘建华再次换了工作，在宝安区福永镇劲嘉彩印集团找到了一份印刷机维修的技术活，收入也增加到2000多元，可2006年9月把儿子接来深圳上小学后，家里的开销明显增加。除了操持家务，接送孩子上下学外，梁丽还是闲不住，要接些手工活，刘建华说，“她就想着能挣几百块钱给孩子买零食也是好的”。

( 刘建华在律师帮助下找到深圳大学有关专家进行咨询 )

梁丽在接儿子放学的路上，偶然看到了清洁公司的招工广告，提供的岗位是机场清洁，有社保。机场清洁每年都会招工，只是薪水已经没有了诱惑力，因为这两年广东工资都涨得快。不过对梁丽来说，这工作依旧有诱惑力。上班近，他们租住的福永镇距离宝安机场只有两三公里；工作时间固定，轮流倒班，早班6点到13点30分，中班13点30分到21点，也比较方便她照顾孩子。这一次她到清洁公司应聘，终于很顺利被录取了。

机场清洁归属专门的清洁公司管理，因为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所以清洁人员的工作岗位也会经常变动。一般新来的都属“机动岗”，哪里需要就去顶缺。梁丽2008年8月上班，也做过一段时间机动，几个月后，岗位基本上固定下来，负责机场B号候机楼16号卫生间的清洁。虽然梁丽什么都不说，但刘建华还是能感觉到妻子的辛苦，机场清洁虽然工作环境相对较好，但“一天七八个小时站下来，她的腿都是浮肿的”。可就算这样，梁丽还是“两块钱一趟的公车都舍不得坐”，坚持每天走路上下班。梁丽的勤俭和忍耐，如今都成了刘建华的负疚，“她到深圳4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我没能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

顶岗

机场清洁工们把相互间的代班称为“顶岗”。2008年12月9日这天，负责B号候机楼出发大厅清洁的女工刚巧生日，请假一天，梁丽被安排顶岗上早班，从16号卫生间换到了大厅，而那个装了14.5公斤的黄金首饰的小纸皮箱刚好在这个早上出现在出发大厅。

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纸皮箱，刘建华凭借记忆比划，“和装方便面的小纸箱大小差不多，上面没有任何标识，用黄色胶条封口”。而12月9日梁丽见到它时的情形，在梁丽被警方带走拘留、继而批捕后，现在只能通过深圳市公安局2009年3月12日出具的一份起诉意见书，和律师司贤利与梁丽两次会面得到的证词来大致重述。

根据起诉意见书，2008年12月9日早上8点20分左右，东莞金龙珠宝公司的王腾业用行李车推着7件行李到19号值机柜台办理登机和托运手续，他要乘坐当天早上9点30分的航班从深圳飞北京。他的行李包括5个大纸皮箱、1个黑色帆布旅行袋和1个小纸皮箱，只有小纸箱放在推车上方的铁丝篮里。当王腾业陆续把行李放到安检机传送带上时，柜台人员得知托运物品中有黄金，提醒他到10号值班主任柜台咨询。因为按照相关规定，机场不接受黄金这种贵重物品托运，乘客必须自己携带，或者购买额外占座行李票。王腾业到相距22米远的10号柜台去咨询，而他的小纸箱依旧放在行李车上的篮子里，行李车依旧留在19号柜台附近。

而梁丽这边，看到纸箱的时间刚好也是从8点20分左右开始。起诉意见书上，是梁丽“看到行李车上的小纸皮箱无人看管，遂将小纸皮箱搬到其清洁手推车上，并推着清洁车离开现场进入大厅北部值机柜台区，随后再将清洁手推车推至该大厅北侧距离案发现场76米远的16号卫生间处”。而司贤利律师从情绪激动的梁丽那里，得到了另一种说法。时间同样是8点20分左右，梁丽在19号柜台的垃圾桶附近看到了一辆放着小纸箱的行李车，当时有两个妇女站在行李车旁边嗑瓜子聊天，其中一个抱着孩子，还把小孩放置坐在小纸箱上。她推着清洁车到两人旁边清扫过，然后离开，大约五六分钟后再回来，两名妇女已经离开进入安检区，而推车和纸箱还在原地。

在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出发大厅的格局。这个出发大厅不大，换登机牌的区域内不设休息座椅。从大门进来，38个值机柜台一字排开，以19号柜台和20号柜台之间的远距离分隔为轴线对称分布，这两个柜台都有“超限行李”的标识。而两个柜台之间的间隔，利用装饰植物和各种隔断形成了一个通道，是乘客们进入安检区的必经之路，设有“送客止步”的明显标识和专门的保安人员。通道前方还设立一个玻璃展柜，陈列那些不能携带乘机的物品以作提示。进入安检区的通道两侧，各设立了一个垃圾桶，从位置上看，两个垃圾桶刚好分别邻近19号和20号柜台。

梁丽告诉司贤利，她当时真的以为那个纸箱是两名妇女的丢弃物，所以再次过去清扫的时候，就把纸箱搬到了自己的清洁车上，装了14.5公斤金饰的纸箱很沉，但梁丽并没有打开纸箱。她推着清洁车前往靠近38号柜台的16号卫生间，那天在女厕值班的是她的工友杨德英，而在男厕值班的是曹万义。杨德英回忆，那天她站在卫生间门口的时候，“刚好听到梁丽扯着嗓门喊‘老曹老曹，我捡了个东西’”。杨德英顺口问她什么事情这么大嗓门喊，梁丽说自己“捡了一个很重的纸箱”，杨德英当时还随口问了一句，“会不会是电瓶？”杨德英还记得时间大约在早上8点30分。

警方的起诉意见书指出，梁丽把小纸箱放在了曹万义负责管理的男性残疾人洗手间，而杨德英也证实，梁丽把箱子放进去的时候，“当时老曹要打开纸箱，梁丽不让，说万一有人找过来，是要还给人家的，打开就没有办法交待”。不过那个洗手间是一个6平方米左右的开放空间，只设有一个残疾人专用马桶和一个洗手台，并没有任何可以藏匿纸箱的地方。

王腾业大约在10分钟后，也就是8点30分左右从10号柜台返回，那时候，梁丽刚好将纸箱存放到了16号卫生间，所以当王腾业返回19号柜台的时候，自然发现小纸箱不见了。他在询问了19号柜台人员和行李车管理人员均无收获之后报警，时间大约是早上9点。

惊变

当王腾业焦急向警方描述遗失物的时候，梁丽的早餐时间也到了。清洁工们的早班用餐时间大约从9点30分开始，他们每人只有30分钟的用餐时间。在候机楼3楼的一处狭小空间里，设有一个微波炉和储物箱，可容纳下三五个人。清洁工们大都会自己带食物过去，五六块钱一份的快餐在他们看来还是贵了。

2008年12月9日早上，梁丽和以往一样，在这个小房间里加热自己的早餐。和杨德英一样，一起用餐的几个人也听到她说，捡到了一个“比较重的纸皮箱”。结果工友马银山提出想去看一下，而且提出如果是电瓶，希望梁丽就送给他用于电鱼。梁丽同意了。马银山和曹万义一起下楼到16号卫生间，用指甲刀的铁片割开封口胶条，打开纸箱。结果显露在他们眼前的是用一包包用纸包裹起来的金黄色首饰，两个人分了两包首饰后，马银山离开，而曹万义留在男厕值班。再遇到梁丽后，曹万义告诉她，那个纸箱里装的可能是黄金首饰。但梁丽不相信，她到洗手间拿出一部分首饰查看，又拿出一件交给另一名女同事去候机楼里的首饰店比较。同事返回后告诉梁丽，首饰是真的。而司贤利从梁丽那里听到了她的怀疑，“根本不相信那会是真的”。

梁丽12月9日上的是早班，中午13点30分就下班了。期间她并未听到任何失物招领通知，也没有任何人来找她询问。下班后，梁丽就把这个沉重的纸箱带回了住处。那时候刘建华也在家。他的工作是三班倒，12月8日刚刚连着上了一个大夜班，12月9日早上下班回家后又请同事过来修电脑，一折腾就到了上午11点多钟，来不及休息就赶上儿子中午放学，又得忙着做饭，等到13点20分左右儿子上学，他才有时间躺下，太困了，一挨床就睡着了。梁丽回家的时候，并没有惊醒在客厅熟睡的刘建华。这一家三口租住的是个狭小的一居室，客厅里支了一张床，里屋还有一张大床，那是他们的老乡离开深圳的时候转送的旧物。刘建华醒来，习惯性地看了一下儿子书桌上的闹钟，大约是17点50分左右。儿子已经放学了，照例他会和朋友们玩耍一下，在18点之前回家。刘建华赶紧起来准备做晚饭，而那时候梁丽在里屋，她告诉丈夫自己不太舒服，要休息一下。

“也就是我起床后10分钟的样子，儿子回家之后，警察就来了。”刘建华回忆，他正光着膀子准备做饭，就来了3个人，都是便衣。他们进门就问刘建华，梁丽是否捡了一个箱子。刘建华有些奇怪，赶紧扯着嗓子叫里屋的梁丽，梁丽回答说“捡了”，然后就从床下拿出了那个箱子。这也是刘建华唯一一次见到这箱东西，“用纸包着，一卷一卷的”。他听到警察说了一句，“你这什么都敢捡啊，这东西值好几百万元”。

一家三口分坐两台警车，都被带回了机场分局。刘建华和儿子留在大厅的长凳上等候，而梁丽被单独带进了审讯室，刘建华看到有警察拿了一副手铐进去，心里顿时紧了一下。等到他和儿子完成询问笔录，时间已经是当晚的21点40分左右。一家人还什么都没吃。刘建华其间抽空出去买了个盒饭，还从家里带了件棉袄过来，想一并拿给妻子，可警察只让他把东西放在外面。回家路上儿子很疑惑地问他，“妈妈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回来”，刘建华还找了个理由安慰儿子。那个时候，刘建华只想着，“可能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明天弄清楚了，梁丽就能回家了”，内心虽然疑惑，但并不太焦虑。

可真的到了第二天，12月10日，刘建华没能等来梁丽回家，反而等到了公安局的电话，通知他去取梁丽的《拘留通知书》。刘建华赶紧到机场分局询问，警方给他的答复很简单，“还在侦查”。刘建华在家待不住了，下午就到机场B号出发厅去找梁丽的工友们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结果那些清洁工们也跟他一样疑惑。他们的感慨大都一致，“听起来像是个玩笑，怎么一下子就会被关起来？”

刘建华尽了他最大努力去还原12月9日早上的事件，但他能得到的依旧是碎片。值机柜台的值班人员每小时轮换一次，他没能找到当天19号和20号柜台8点到9点档的值班人员；虽然他在别人的帮助下，找到了那个时间段在临近垃圾桶的安检区入口处当值的保安，但对方只告诉他，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不知道。这让刘建华很无奈。

刘建华能做的只剩下焦虑的等待。大约1个月后，曹万义和马银山被放了出来，而梁丽依旧在看守所里，这让刘建华更加焦虑了。

悬疑

刘建华掰着手指头数过，在梁丽被关押5天后，12月14日，警方迅速召开过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一起机场金饰盗窃案告破。发布会上警方强调的是这起盗窃案“9小时就得以迅速破获”，次日广东若干份报纸上都出现了类似通稿。这让刘建华实在揪心。他去公安局问，可他得到的说法依然是“还在侦查”。

大约1个月过去，同为河南老乡的马银山放出来后，很快就带着女儿到刘建华家里来过。刘建华感叹，“老马是个老实人，快50岁了，没念过什么书，也不识字”。马银山也只能简单告诉刘建华他所知道的，并不能解答刘建华“梁丽为什么还不出来”。三个人里唯一算得上有文化的是曹万义，在他放出来后，刘建华只跟他通过一次电话，还是刘建华主动打过去的。在电话里，当刘建华提出疑问的时候，曹万义很肯定地答复他，如果梁丽一个月还没被放出来，那就是被批捕了。从起诉意见书看，梁丽的确在2009年1月14日被批捕。刘建华也是辗转从其他人那里听来一些老曹的经历，他是湖北人，据说曾经当过兵，退伍后还在某个地方公安局里找了个工作。三个人里，老曹应该是“最懂法的”。

刘建华求助于律师，已经是2009年3月份之后的事，他辗转通过老乡的介绍，找到了司贤利。2009年4月13日，司贤利第一次在看守所会见了梁丽，“情绪很低落，也很激动”。梁丽最担心的是儿子，她让司贤利帮忙转告丈夫，儿子要是调皮有什么不听话要好好说，千万不要动手打孩子。梁丽的母亲终于还是从二女儿那里获知了消息，不顾家人阻拦，4月19日一个人坐火车来了深圳。77岁的老人这些天陆续见到记者，都会当成救命的亲人一般热情，老人家怎么也想不通，勤俭本分的女儿怎么会被关起来，她絮絮地念着女儿的好，泪眼婆娑地感慨，“这家里的日子刚好过一点，女儿就又遭了罪”。老人家来的时候，刘建华的出租屋已经乱得不成样子，小外孙在洗澡的时候偷偷拉着她看自己身上的伤。当然是刘建华打的，但儿子并不怪他，他知道家了出了事，自己的学习又退步了，爸爸一时气急，才动了手。原来的出租屋太小，闷热，老人不适应南方的潮热。刘建华很孝顺，4月25日就另租了一处较大的新出租屋，月租也从300元增加到400元。

刘建华从来没有想过为妻子求助，他觉得不管怎么说，梁丽把箱子拿回了家，“就算是捡的，也不光彩”。不过事有凑巧，他又一次去找司贤利讨论案子的时候，刚好遇到当地某报深圳站记者也去找司贤利询问一个案子，这名记者意识到了梁丽案的新闻价值，稿件见报后，果然引起了强烈反响。这让刘建华讶异。刘建华大专读的是企业管理，并不懂法，为了妻子的事情，几个月来也读了一些法律书。当然，他依旧不能完全理解那些艰深的法律理论，不同观点的法律界学者们的争论，也会让他有些疑惑，“都是那么有学问的人，可怎么观点会出入那么大？”

事实上，各方观点之所以如此争议，关键还是在于此案的基本事实证据并不明确。司贤利也很无奈。当案件从深圳市检察院被转交到宝安区检察院，又被退回警方补充侦查后，司贤利曾经到宝安区检察院申请阅卷，被拒绝了。刘建华跟着司贤利一起去的，看着律师“和警方辩论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能阅卷”。

争议

司贤利也觉得，更严谨地说，梁丽的案件到目前为止，仍是一起证据不足、尚须补充侦查的案件。但从目前他对案件的分析，如果将来要上法庭，他会选择为梁丽做无罪辩护。

不过目前此案尚未进入起诉阶段，假如检察院做出不予起诉决定，而金龙公司又不自诉，那自然是皆大欢喜，梁丽可以很快回家团聚。这也是刘建华最期待的。但他理性地想了又想，还是不敢做这种乐观期待。而假如案件最后进入法院，那么就将交由法官来裁决。在选择需要严格审查的事实前，任何法官都会提前做一番理论推演。既然检方可能以盗窃罪起诉，那就要看，要想证明梁丽的行为构成盗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事实要件。在刑法理论中，盗窃罪的行为，是指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也就是说，梁丽拿走箱子的行为，究竟是“拾取”还是“窃取”，取决于箱子当时是否由物主“占有”。如果事实上仍由物主“占有”，哪怕梁丽秉持“拾取”之心，甚至有过归还之念，客观上也构成盗窃。如果箱子已脱离物主或保管者的“占有”，就变成了民法上的遗失物，只要梁丽没有拾而拒还，就无须承担任何罪责。因此，本案的关键，即在于对“占有”的判断。

刑法上的“占有”，并不是说只有搁在家里、揣在怀里才算“占有”，养在池塘里的鱼、丢在车里的笔记本电脑，即使主人不在，仍算“占有”，撬别人车拿别人东西，就是盗窃。事实上，某物即使在他人支配领域之外，但存在可以推知由他人事实上支配的状态时，也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比如，别人门前停放的自行车，即使没上锁，也是他人占有之物。在梁丽事件中，箱子与物主曾发生过分离，这可能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物主嫌推车不方便，暂时将箱子放在那里，准备问完事情再回来取，不过，考虑到箱子里的财物价格不菲，这样做明显不合常理。二是物主急着办事，疏忽大意，将箱子落在垃圾桶旁，事后连自己都忘了方位。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再加上地点特定、时间不长、距离不远，就可以推定，纸箱仍在物主的“占有”下。日本就曾发生过类似一起案件，某人离开酒店时，忘记拿走放在店内装有现金的手提包，走了约300米远后，忽然回想起来，立刻乘车返回原地来取，但包已被人拿走。日本法院的判决认为，手提包仍在所有者的占有之下，非法拿走者构成盗窃罪。但是，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物主不知道财物具体位置，即使财物与他分离时间不长，距离很近，也不能认为财物在他“占有”下。当然，严格意义上说，到底财物与物主分离多长时间、所在位置间隔多远，才能认为在其占有中，这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通过这番理论推演，可以发现，本案一旦进入庭审程序，法官重点审查的证据，首先应当是机场摄像头的现场录像，录像将证明梁丽拿走纸箱时，距离物主离开究竟有多长时间，现场情形是否足以让她意识到纸箱属于“遗失物”。其次，物主的证言也十分重要，到底他是临时放置，还是疏忽遗忘，这种“遗忘”，是否足以达到令他无法在机场内找到纸箱的地步。这些证据，将决定梁丽行为的罪与非罪。至于她事先对箱内财物的价值判断，以及事后的种种表现，恐怕只具有量刑方面的意义。■ 违法犯罪梁丽刘建华灾祸深圳机场金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