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戌本”《红楼梦》与胡适书信的故事

（文 / 李晶晶）

( 胡适 )

“我们既不相识，也没有预约，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你可以走了！这是当时胡太太见我的第一句话。”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经理拓晓堂笑着说，“胡太太年纪已是八十开外，身材不高，干净利索，眼睛明亮，思维清晰，非常精神，说一口带有南味的国语。”拓晓堂告诉本刊记者，这位胡太太叫曾淑昭，是胡适先生的儿媳妇，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是当时学校中“新女性”的典型。1949年10月1日与胡适先生的大公子胡祖望在曼谷结婚（曾家在曼谷有企业）。

“见胡太太是偶然，今年2月，我去美国出差，把翁万戈老先生（翁同的后人）在北京展出的翁家家藏书画送回去，之后去看望了两位老友，‘云南王’龙云的千金大小姐龙国璧和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在她们二位的引荐下，见到了胡太太。”

可似乎，这位胡太太对拓晓堂的到来，并不怎么欢迎。“我当时说，‘不曾相识’这话不对，我们是未曾谋面的老相识了，我给您讲个故事。胡太太说好啊，说来听听。”于是故事就这么开了头。

4年前的一天，拓晓堂接到上海博物馆一位先生的电话，让他马上到上海。电话里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拓晓堂告诉本刊记者，他感到非常蹊跷，却又不敢怠慢，于是匆匆收拾行装，赶到了上海。“到了上博，给我打电话的那位朋友说，中午汪庆正馆长请吃饭。我当时纳闷，只为一餐饭，就让我从北京赶来上海？朋友说，还有冯其庸先生，饭后请你们鉴定一下胡适先生收藏的甲戌本《红楼梦》。”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原为大兴刘福铨所藏，因上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而得名。胡适曾回忆自己得到此书的过程：“去年(1927年)，我从海外回来，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就出重价把此书买了。”胡适对此书极其珍爱，1948年他离开北平时，将一生藏书全部抛下(由北大图书馆收得)，只随身带走了这一十六回的“甲戌本”和他父亲诗文遗稿的清抄本。此后这部“甲戌本”《红楼梦》一直存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 陈独秀致胡适信札，书于1932年10月10日 )

“我当时大惊，问道，胡先生的藏本在上海？朋友告知，已经从美国拿回来。我知道，胡适先生收藏的甲戌本《红楼梦》非常有名，是他建立新红学的资料基石，曾经多次出版，无须鉴定，只要对一下就知道了。”拓晓堂的故事说到这里时，胡太太已经明白这是在说她所经手的事了，伤感万分，“那时祖望长期住院，花费甚巨，实是无奈，才将此书拿出，治病救人”。

故事在继续，拓晓堂说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与上海的两位朋友约了见面。“如果与汪馆长和冯先生吃饭，会误了和朋友的约见，而且，那边也不是一般人，是邵阳先生夫妇。所以我当时讲定，等会完朋友再回‘上博’看东西。”邵阳，是沪上著名的文人邵洵美、盛佩玉夫妇的女公子。说到这里，感念人生世事，胡太太更是惊得出神，说道：“真是天意啊，胡适先生当年买甲戌本《红楼梦》时，手头银两并不宽裕，就是找邵洵美借的钱，才买下了那部《红楼梦》。”可以想象，没有邵洵美，就没有胡适先生收藏的这部《红楼梦》，也就没有后来上海博物馆购藏胡适旧藏的这部《红楼梦》的事。拓晓堂当时便问了胡太太：“当初上海博物馆买书时，曾经请了拍卖公司为此书做了估价，您知道吗？胡太太说知道啊。”到这儿，胡太太已经明白了拓晓堂是“事”中人。

( 陈独秀致胡适信札，书于1932年10月10日 )

拓晓堂告诉本刊记者，这时，胡太太一改最初那种拒人于千里的态度，“胡适先生的手稿和大部分资料，都已经捐赠给了台湾‘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了。但不知什么原因，留了一些书信在家中，不过只剩下很少数量了”。“对胡先生的一切我都非常感兴趣。”拓晓堂回忆，于是胡太太上楼取来了胡适先生旧藏的书信。

胡适做过图书馆工作，所以，对图书资料分类整理工作很在行。胡太太拿来的信件已经分好了类，非常清楚。胡适与陈独秀的通信13通27叶，包括一通陈独秀致胡适与李大钊的，另外还有他与梁启超和徐志摩的通信。拓晓堂细看一遍，心中一惊。

“这些信件的时间主要为1920至1930年，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时期，与胡适讨论如何办好这份肩扛新文化大旗的杂志，两人后又如何产生分歧，‘善后会议’陈独秀对胡适的支持……第一眼看到这些东西，给我最大的冲击就是，他们政治上的态度是针锋相对，但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大家们之间朋友的信义、能容忍对方的程度也是对民主的最大考验。你可以看到，在这些信中有一封是陈独秀在狱中，请胡适来帮忙做一些事情。当大家都抛弃陈独秀的时候，胡适却依然不遗余力地在帮他。”拓晓堂说。

陈独秀一生多次被捕入狱，而胡适则每次必全力营救。拓晓堂所说的这封信是1932年，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党籍，遭国民党逮捕后，在狱中写给胡适的信：

你回国，我不能去迎接你，只好以此函为代表。我现在要求你两件事：一）李季拟翻译《资本论》，但所用时间必须很长，非有可靠生活费，无法摆脱别的译稿而集中力量于此巨著。兄能否为此事谋之商务或庚子赔款的翻译机关？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马氏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二）我前交给你的《拼音文字》草稿，希望商务能早日付印，免得将原稿失去，且可了结兄等对商务的一种□□；并且我还痴想在这桩事上弄几文钱，可不必是实际的钱，而是想一部百衲本廿四史。

兄回到野蛮而又不野蛮的祖国，一登陆便遇着我给你这两个难题，使你更加不愉快，实在抱歉得很。

仲甫

双十

狱中的陈独秀并不知道，商务印书馆碍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他的《拼音文字》，胡适不忍陈独秀的殷切希望落空，与赵元任私下里筹集了1000元，当做出版稿费送给陈独秀，供他生活之需。“我学的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学的时候从没想到过自己以后能亲自看到这些东西。其中俱为可以补充某些历史事实的重要文献。”拓晓堂告诉本刊记者。

“关于胡适、陈独秀的历史功过，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争论。但是他们的友谊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这是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的。在1933年10月，胡适从国外回来路过南京。到了北平，写信给陈解释说，此次匆匆回国，未去看他，请他原谅。两个月后有事还要去南京，届时一定去看他。谁知，陈独秀见信后大骂胡，说他有时间同达官贵人周旋，独没有时间看望老朋友，声明与胡适绝交。可是两个月后，胡适到南京看他时，陈独秀很是高兴。”中国社会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教授告诉本刊记者，“陈独秀、胡适不仅仅是两个大学教授，他们是文化的领军挂帅人物，他们在新文化立场上有分歧，但友谊是从未变过的。虽然有关他们的信件和文稿大部分已经公开了，但这一批信件的出现，对研究他们的历史会有很多的益处。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往来的信息，是能直接影响整个文化思潮的进程的。”

“大致看完这些信件后，我对胡太太说，我对这些文献很有兴趣，我想大陆的收藏家对此也应该很有兴趣。这些东西放在美国，无人知晓，也鲜有人能够了解它的价值，实在是太可惜了。而且，先生的后人也已经完全不在此行了，应该给这些东西找一个好的归宿了。”拓晓堂说，他的这番话，胡太太是明白的。“‘这些书信我全部交给你来处理。你来之前，翁先生已经给我打过电话，对你评价很好，说交予你的事情都可放心。’原来一开始拿话挡着我的老太太是在考查我，而这些胡适先生留下的珍贵文献资料，在最后的拍卖中，不知谁会是有缘人能续写后面的故事。”拓晓堂说。■ 读书故事中国近代史胡适上海博物馆书信陈独秀甲戌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