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敦煌》

( 纪录片《敦煌》总导演周兵 )

《敦煌》拍了4年，筹拍时周兵还在拍《故宫》。事情的起源是2004年“东方时空”连续3天的《敦煌再发现》的直播。那时周兵正好在新闻频道新闻评论部：“我们的团队叫做特别节目组，做专题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那时候台里就抽调了十来个人，去拍一些历史，专题，介绍敦煌。”

那一次，周兵拍摄了22个精美的洞窟，其中有1/3位于从未开放过的莫高窟北区。

《敦煌》由“央视”旗下的中视传媒投资，制片费用超过600万元，为了制作这套片子，专门买了一套价值400多万元的摄像机，光镜头就100多万元。周兵说，这种镜头完全可以用于拍摄数字电影——“我们拍故宫的才60多万元。”

这是第一次用这样大的规模来专门拍摄敦煌。这也是国内自主拍摄纪录片在规模上的一次突破。之前，如此大投入的纪录片，大多是和国外的电视机构合作。2008年奥运会前夕，中视传媒和BBC联手推出以6集篇幅介绍中国人文地理的《美丽中国》，那次的联合拍摄，中方承担的更多的是辅助工作。但周兵认为，无论如何，《美丽中国》给国内纪录片拍摄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工作经验。

“我现在给他们讲课，都会讲到这套片子。”周兵说。

尽管从国内纪录片工作者的眼光看来，《敦煌》的投入已经可以用“巨大”来形容，然而和《美丽中国》比，在投入方面，中国依然无法望其项背——“《美丽中国》合1000万元人民币一集，我们是无法和他们相比的。”

然而，资金毕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原创的东西，你想表达什么，这不是通过资金就一定能得到的。”

关于敦煌的影像作品并不少。1988年日本导演佐藤纯弥拍摄过故事片《敦煌》，NHK也专门就敦煌造像拍过相应的纪录片，也与中国合作过《丝绸之路》。周兵认为，故事片只能当虚构的传奇看，敦煌造像固然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但这并不是敦煌唯一的价值所在；而从地理上看，《丝绸之路》只是把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中的一站来介绍的。

现实中，也存在着许多个敦煌：作为旅游地的敦煌，画家、雕塑家眼中的敦煌，以及学术的敦煌。

周兵说，自己对于敦煌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20年前，还是一个学生时，是作为旅游者的敦煌；后来在兰州做了记者，经常作为地主陪各地来的记者到敦煌去进行采访，慢慢地进入了学术层面的敦煌。

对于周兵来说，《敦煌》这部纪录片要做到的就是，如何让观众觉得好看，但又不俗。

《敦煌》的总撰稿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博系的学者郭长虹。他这样形容两者的结合：“一种是学术的，另外一种是可视化的东西，这是导演永远念兹在兹的东西。”总之，要让对敦煌学几乎毫无所知的人喜欢看这个片子，又要达到“介绍敦煌的历史和敦煌学的一些方面”的效果。

周兵认为，一直以来，敦煌在美术史方面的成就和意义被突出了，但敦煌在社会学、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却没有能在普通民众中相应地认识到。在《敦煌》这部纪录片中，后者的成就是他要重点讲述的部分。

敦煌学本身涵盖的方面非常庞杂广阔。郭长虹介绍说，中国有一个敦—吐学会，“敦煌有许多层面。从石窟造像艺术来说，莫高窟的石窟是从印度石窟，巴米扬，一直到云冈石窟这样一个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还有大家都知道敦煌是沙漠中的美术馆，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敦煌的藏经洞。敦煌包含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内容的文本：各种宗教、各种法律文书、各种社会习俗等等。几乎可以讲，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一个原汁原味的冰冻的古代社会”。

《敦煌》的学术总顾问是苏珊·惠特菲尔德，她是大英图书馆主持国际敦煌计划的敦煌学专家。她写了一本叫《丝路岁月》的敦煌学著作，书中有这样的句子：

“太和公主坐着巴克特利亚骆驼上的轿子，女侍在她两旁骑着来自皇室牧地的珍贵大宛马，她们穿着丝绸长裤跨坐在高起的马鞍鞍桥上，而非侧骑。”

太和公主，是送到回纥去和亲的大唐公主，在《丝路岁月》中，读者跟随她的送亲队伍，一路翻山越岭，沿途看到安营扎寨的细节、回纥可汗的迎接仪式，以及公主的各种服饰与珠宝。接下去读者逐渐看到那时候的生活片断：公主带去什么嫁妆，流行怎样的中亚时尚，出嫁后是否会发生冲突。全书共有10个人物，分属于不同的阶层与时代——跟着粟特商人去旅行，体会那时候的羊毛贸易；从一个吐蕃士兵的战斗，了解边塞诗中的“哥舒夜带刀”；胡妓莱瑞斯卡在长安经历了安史之乱；寡妇阿龙是当时的农民，为了土地契约必须与人打官司……10个不同身份的人物，用来代表当时社会最主要的方面：商业、军事、政治、宗教、农业、艺术。

周兵的团队采用了这样以小人物来反映历史的思路。第5集《无名的大师》讲述了画工史小玉等一批工匠怎样来到敦煌并进行绘画工作的故事。第6集《家住敦煌》则从敦煌文献有确切记载的寡妇阿龙地产一案，描述了寡妇阿龙的一生：她怎样出嫁，怎样和城里的女人去拜佛、参加女人社，又为什么要争地产……从这些细节带出当年敦煌社会的方方面面。第8集《舞梦敦煌》，则以因安史之乱从皇宫流落敦煌的舞娘程佛儿为线索，带出了敦煌歌舞。

这个思路在这次拍摄中得到了敦煌研究院的基本认可，郭长虹认为：“创造历史但没有留下名来的人很多，关键看细节是不是真实，故事里的细节是真实的。”

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比如王道士和斯坦因，纪录片里也给出了非常新鲜的视角。周兵和他的团队非常客观地讲述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怎样以各种包括诈骗在内的手段取得了敦煌的文物，也客观地讲出，被认为是“罪人”、贪婪、愚昧的王道士在当地人心中是个善良老实的好人，他用自己化缘得来的数十万两白银修葺了洞窟。当时的历史现实是：王道士多次致书当地官员重视莫高窟，然而没有一个人能认识到这些文物的价值，甚至在后来押送文物到北京的路上，也对这些文物漫不经心。

对于“敦煌”这个词的解释，过去在传统上更习惯于盛大或昌盛的意思，而纪录片里也给出了新的观点：“敦，大也；煌，光明也。敦煌，大光明。”敦煌之城，应该被解释为“光明之城”。

“敦煌之所以被称为‘光明之城’，不仅从字面上的解释是大光明，也与2000多年来，历史、文化、艺术的创造以及它曾经盛行的宗教信仰的身份紧密契合。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艺术在很多的创作追求中，都与人精神里追求光明境界有着密切联系。盛行于敦煌的各种宗教信仰也很奇特地与光明契合。无论是曾经一度盛行于唐代的摩尼教、祆教、景教，还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佛教，都有对光明的追求。比如在丝绸之路很流行的祆教（又称拜火教），其教义就是对光明、生命、洁净的崇拜，祆教认为光明是善端，黑暗是恶端，光明终将胜于黑暗。而留存到今天的敦煌莫高窟里的壁画和雕塑以及藏经洞里的一些文献，都传达着佛教信仰文化中对光明境界的表达和展示。从自然物理现象来说，神奇光明的显现却与敦煌如影随形，生活在那个地方的很多人都见过神奇的光。1600年前的乐僔看到过，由此产生了敦煌莫高窟的缘起，几十年前的守护神常书鸿看到过，现任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也有亲眼见过万丈金光的神奇经历。包括我们的摄制组这次在敦煌也拍到神奇的佛光了。”周兵说。

事实上，周兵认为，他最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展现的，是图画和故事背后，那时代的人通过社会活动，艺术成就达到过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高度，敦煌达到过的精神的高度：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中，不同的文明如何在交流、碰撞中去融合发展，1000多年前的敦煌面临着来自世界四大文明的碰撞，那些来自古希腊、古印度、古波斯的文明、艺术和来自中国中原地区的文化进行着碰撞、交锋。不同的文明碰到一起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的文化样态呢？我们今天就面临这样一个课题，敦煌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周兵说，他认为敦煌是世界的，是全人类的。他的纪录片里要传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态度：一个文化要得到承认和尊重，必须要有一种开放和融合的态度。他说，当年敦煌被“劫经”的悲惨境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当年的中国自身：“整个近现代史，英国、法国不但在军事上强大，在文化上也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但是中国不是，中国那时文化已经萎缩到连自己固有的东西都看不出来了。”

周兵认为，《敦煌》的拍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是“抢救性”的。拍摄过程中，所有人进入洞窟的时候，都要戴上口罩，防止呼出的气体损害壁画，使用的拍摄灯，也是专业的拍摄文物用的冷光灯。然而敦煌的壁画依然在一天天消失，几年前他们拍摄时还鲜艳的图画，现在许多已经黯淡，很多晕染的部分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上世纪80年代，包括董希文、段文杰在内的一批画家画过一批敦煌壁画的复制品，那些复制品如今也已经是文物了。

“敦煌的故事，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故事，也是世界史中一个重要的故事。当斯坦因和伯希和来到中国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前夜。斯坦因当时看到的中国人的生活还是中世纪的田园牧歌的生活，但是这件事从此发生变化了，世界史从此在面前展开。中国那时正处在一个时间节点上。”郭长虹说。■

（文 / 马戎戎） 再现艺术美丽中国周兵文化敦煌研究院敦煌旅游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