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安·兰德还活着

( 安·兰德和她的作品《阿特拉斯耸耸肩》 )

安·兰德的追随者们

根据Amazon的销售统计，在2月21日，《阿特拉斯耸耸肩》过去30天内的平均销量排名是127，高于过去两年平均第542位的排名。在1月13日，该书的排名曾经达到第33位，短暂地超过了奥巴马的《无畏的希望》。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该书的销售情况跟美国的时局是一致的。每当政府干预市场时，读者就会冲过去购买兰德的书。

安·兰德最著名的追随者是格林斯潘。2007年，格林斯潘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有些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服膺一种被称为逻辑实证论的哲学，这是实证主义的变种。这种思想学派，由维特根斯坦领导，其教义是知识只能从事实和数字中得到，极为强调严谨的证明。世上没有绝对的道德：价值、伦理和人类的行为方式是文化的反应而非受制于逻辑。它们任意变动，不属于严肃思想的范畴。”

后来他认识了安·兰德，一位来自俄国的流亡者，其小说《源泉》在战争期间大为畅销。她在这部小说中抒发自己追求的哲学，强调理性、个人主义和开明的自利心。后来她称其为客观主义。客观主义支持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组织的理想形态。

安·兰德和她的圈子自称为集合体，这是内部的玩笑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信仰和集体主义完全相反。他们每个星期至少到兰德位于东34街的公寓聚会一次，讨论世界大事并互相争辩直到凌晨。“安·兰德看起来很平淡，矮小，将近50岁。她的脸很有个性，几乎是严峻，宽嘴，宽额，带着一双乌黑而聪明的大眼睛，她有犀利的分析性格，随时可以把任何观念分解至基本元素。”

4月13日的《纽约客》报道说，现在每个月也有一帮服膺安·兰德的人聚集在第五大道上的一家餐馆，讨论客观主义。有大约20位参与者围拢在一条长桌子边，他们中间有财富管理师、健身教练、萨满巫师、空乘人员、音乐家和兰德两本书的封面设计师。一位程序员问：“如果兰德今天还活着，她会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危机？”有人回答说：“兰德会说：‘我84岁了，还在抽烟。’”有人讥刺道，兰德去世时77岁，如果今天还活着应该是104岁。兰德的追随者说，当文明崩溃的时候，他们要组织一个客观主义者帮会，“既然客观主义者们连算术都不会，我们对此不必太担心”。

在他们的聚会上，一个叫保罗·贝尔的发言说，通常他们聚在一起只是闲聊，但这次要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他想谈谈格林斯潘。去年10月，格林斯潘在国会出席听证会时承认，他信任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的缺陷，这惹恼了客观主义者。贝尔说，格林斯潘去了华盛顿之后立场发生了变化，他染上了波托马克热（政治人物久居华府之后，由于受到广泛的期许而产生的决心或狂热，以为自己是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慈善家）。“我从安·兰德那里学到，现实中是不存在矛盾的。格林斯潘是一位客观主义者还是一位中央经济统制论者？他是被华盛顿的权力控制了，还是去那里宣传自由市场理想的？”

自利与利他

追随安·兰德的人说：“如果安·兰德理性自利的哲学在今天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那《独立宣言》也一样。《独立宣言》认可自私：认可过自己的生活的权利，行使你的自由，追求你的幸福，不再从国王或社会那里听取命令。”安·兰德的反对者则认为，当全球经济由于贪婪而陷入危机时，以为能从安·兰德那儿找到答案是可笑的。

《阿特拉斯耸耸肩》有1000多页，可以把这部1000多页的小说浓缩成一段简介：当美国的形势恶化时，工业家们躲了起来，创造了一个他们自己的秘密的乌托邦，由约翰·高尔特领导着，等着在社会崩溃、没有他们不行的时候再回来。

如果把这1000多页对客观主义的比喻浓缩成一个公式，应该是：有一些人是天才，应该放手让他们去生产，因为正是他们的灵巧使得社会繁荣。干涉这一过程是强制性的行为。

这部小说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读者读了之后会憧憬天才们的名声、权力和能力：他们的创新最终使所有人受益，那些没有天分的官僚则通过各种管制手段约束这些天才，政府要分享他们的成功，以弥补自己创新能力的缺乏。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摩尔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表述了他们对政府管制的认识：“多年前我在加图研究所上班时，我们经常称没读过《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新雇员为处子。该书教导的东西很简单：政治家们总是这样应对危机——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提出新的政府项目、法律和管制措施。这又造成更严重的混乱和贫困，进而又促使政治家提出更多的项目。这一螺旋式下降一直持续到生产部门不堪忍受以公正、平等的名义施加的重负而崩溃。”安·兰德认为，政府打着慈善旗号而制定的财富再分配法案都是掠夺，包括反贪婪法案、机会平等化法案和禁止恶性竞争的“反对狗咬狗法案”。

社会活动家约翰·韦林顿说：“危险的是，很多人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对那些英雄的天才产生强烈的共鸣，以至于开始相信他们自己也是天才。毕竟，他们刚刚读完一本1000多页的布道书。但如果一个人需要这样一本书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天才，那他就不是天才。”

不受限制的天才们会为社会改良而工作这一原则有一个内在缺陷。这种天真的想法曾经传给了格林斯潘，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时认为，商人和公司不会制造有缺陷的产品、基金或服务，因为这样做明显会损害他们的可持续性，自由市场因而将成为一个很好的市场，竞争使得参与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这种对子虚乌有的绅士行为准则的信任导致那些骗子通过掠夺性放贷、夸大的抵押借款、安然公司等骗走了无数美国人的钱。现在连格林斯潘也在呼吁对银行进行国有化。”

安·兰德阐述的崇拜美元、自我赋权和自我充实跟美国人的价值观并不相悖。实际上，在美国有一批人致力于通过比《阿特拉斯耸耸肩》更好读的书来兜售这样的价值观。安·兰德研究院一位高级研究员直言不讳地表述了安·兰德的论证：“如果我们是我们的兄弟的守护者，如果你的道德义务是帮助你的邻居和任何有需要的人，那你就没有权利去追求你自己的生活和幸福。”但是，一个人完全可以既同情他人又不因此被奴役。兰德关于利他主义的论述有一定的道理。为他人做出牺牲的哲学确实会导致一种规定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政治体系，但这不等于要拥抱极端利己主义。社会要想生存下来并兴盛起来，公民必须做到自利和利他的平衡。亚当·斯密就找到了中庸之道。

92岁高龄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4月10日在《卫报》上撰文说：“我们还不知道当前的经济危机的结果会有多严重，将持续多久，但它肯定标志着自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里根以来俘获了世界及其政府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终结。将来，像现在和过去一样，属于混合型的经济，公共的和私人的以某种方式交织在一起。但怎样交织？这是今天所有人的问题。进步主义的政策不仅需要跟过去30年的经济和道德假定决裂。它需要转而相信它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能为人民的生活和希望带来什么。检验进步主义政策的不是私人而是公众，不只是增加个人的收入和消费，还要通过集体行动来扩大机会和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所有人的能力。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标识，它将意味着从自由市场朝公共行动的巨大转变。”■

（文 / 薛巍） 兰德活着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