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老武汉

( 何祚欢被武汉人亲切地叫做“活着欢” )

“天下第一街”兴衰

“我们站的这地方原来是一片汪洋呢。”汉口人往往是这样的开场白。这故事由武汉评书大师何祚欢对本刊记者形容，就是“买骨头搭肉”：“原本武昌和汉阳分踞长江两岸，各过各的日子，各打各的旗子。经明朝成化年间汉水入江口的改道，才生出一个汉口来。从此，一江阻隔变为两江分割，汉阳便多出了一个‘搭头’。”

这“搭头”并没有得到老天爷的特殊照顾，“它门对着江河，怀里抱着湖泊，有限的陆地被水分割浸泡，看上去就像一碗蒸散了花的汽水肉，随手一扒都是水”。还是在长江里久久漂泊的水手们发现了它的价值：这里背靠沙岸，又比长江窄，真是个绝好的避风港。汉口便因港而市，因市而肆，由汉水边简陋的吊脚楼蔓延开去，形成“二十里长街八码头”的壮观景象。汉正街长大的何祚欢回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沿水边还能见到吊脚楼的遗留——前面是普通门面房，后面则拿木棍撑在干地上。

站在江汉交汇的硚口码头看过去，河街、正街、内街、夹街，正如清道光年间的《汉口丛谈》中的描绘，酷似一把躺着的扫帚。民间歌谣里也这么唱：“上街路少下街稠，卧帚一枝水面浮。扫得财来旋扫去，几人骑鹤上扬州。”可以想象，当日商户们扎根于这一交汇点，逼至水边了再退回，向内陆延展。长堤街成为初现繁华的汉口第一道屏障，原是明崇祯年间汉阳府袁通判为抵挡后湖洪水修的袁公堤。到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铁路外另筑了“张公堤”，更是将汉口面积扩大了20倍。汉口的母街汉正街，也在这一过程中由吊脚楼，到河街，汉水街，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口正街。如今的汉正街看上去与全国各地任何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没什么两样，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不复旧观了！”说起如今的汉正街，何祚欢只有长叹。他被武汉人亲切地叫做“活着欢”，见证了这条老街活色生香的尾声。何祚欢说，汉阳人开始一代代闯汉口。何祚欢的父亲12岁就离开家了，到浙江帮开的“老保成”金号当学徒。那时汉阳县何家村几乎所有闯汉口的人家都是做金号生意的，特别是何祚欢叔祖父的“老凤祥鸿记”，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那时汉正街的商店，两桌人吃饭就是很大规模了。叔祖父家就是两桌。”何祚欢的父亲16岁满师后帮师一年，做店员、摆摊、合伙，直到抗战后独立在汉正街利济巷附近开了门面，就叫做“老天宝裕记金号”。既然学的是浙江帮手艺，做派也就是浙江派的：首先讲究的是门面漂亮，一进门就是一个玻璃盒子大雕饰，里面是银光闪闪的“天女散花”，表示对手艺的精湛态度。另一点，柜台要务求其牢实。有时候称金的铁秤砣掉在木桌子上，“咚！”何家的桌子上满是小坑，但木板绝对没问题。

( 武汉不但是辛亥革命发源地，长江和京广铁路的交汇也让其成为“九省通衢” )

金银行当的基本信誉就是成色足、分量足。在金号中浸淫长大的何祚欢耳濡目染了其中之道，如环扣相接的部分必须加其他金属，叫做“除色”，一定要说清楚含量。这一行还有些小秘诀，比如有些店铺售出金戒上会贴一小纸条，标出几钱几分，放在秤上到那个刻度还会微微上翘，顾客心满意足地走了。其实那秤很敏感，小纸条便是翘与不翘的奥秘。

“要赚客的钱，脾气就要绵。”老汉口商人中流传着这样的商谚。在何祚欢眼里，父亲就是这样的。“他很少对我笑，除非我读书用功，一上了柜台永远是满面笑容。”

( 武汉是华中商业重镇。图为武汉热闹的夜市 )

靠着历代相传的信誉和规矩，“老天宝裕记金号”慢慢做大了，成了汉正街利济路上金号中最大的一家。也像叔祖父那里一样，店里围两桌人吃饭了。但汉正街上金号生意排行第一的其实是江西帮，其中代表又首推邹协和。“大到什么程度呢？邹协和拥有10家当铺，5家金号，5家钱庄，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内部小金融。”何祚欢说。金号生意做大了可以没有钱庄，但一定要有当铺。当铺的旺季在夏天，很多人把被子等旧物典当了，换笔钱做生意，当中一定有金银细软。当票上往往少写一点，想着来年好赎。比如一个戒指价值2000银元，只写1000，拿走100银元。但来年开春一看，好多成了死当。这是当铺生意的淡季，但把这些死当的金银重新熔炼，拿百分之几的钱换了百分百的东西，金号生意便又兴隆了。

像当时汉正街八大行一样，黄金首饰业中的各种帮派也形成了竞争。何祚欢记得，当时江西帮有一个女的，开张的时候没有跟同行打招呼，气势汹汹，做了一些时髦的样式，特别火爆。同行们一看，不打招呼，开张就火，这是在夺我们生意啊。好，让你把生意做好。他们想的是相反的办法：把所有好样式的货都收起来，我们就一个月不做生意，两个月不做生意，无所谓。她的生意就特别好，哗一下头三天好货都卖光了，卖是卖光了，可做来不及啊，手工业都是慢工。她们家店就那么大本事，过不了一个月就关了。她告上公堂，哭天抹泪，也没办法，谁也没有挡你的生意啊。这是一个无序竞争的例子。还有一个有序竞争的例子就发生在头面人物邹协和身上。邹家生意太好，结果浙江帮想害他们，过去卖金子，也收购金子，每一家首饰都打了印，浙江帮的店一看是邹协和家的：“不收！成色不够。你这个成色连85都不到。”这名声就出去了。但是他家的老四是黄金首饰店同业工会的理事长，他召集大家开会说，“我们家碰到这样的事，大家都是同行，这样做就不好了。我家的东西一向是以成色足著称的。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对不起了，我有10家，谁跟我干，我就跟谁干。我这10家把武汉三镇都能覆盖：汉口有一家，汉阳有一家，武昌有八家。我还有钱庄，当铺……我见到你的也说你成色不够，不收。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友好相处。”大家一听忙点头，再也不这样做了。当时的汉口有这样的同业商会，就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保证良性循环。

( 武汉图书馆的老读者。武汉是华中文教兴盛之地，1935年武汉就修建了省立图书馆 )

汉正街不远处就是汉水，汉水边的河街在何祚欢印象里是一条大进大出的街，粮食、棉花等大宗货物都是在这条街上聚散的。对着码头有很多堆栈，在河街和汉正街之间还有一条汉水街，它和巷子里的小行栈也吸纳、分散着来自水上的货物。似乎经汉水街的过滤，就把汉口与各“乡码头”直接联络的“大乡码头”定位在了河街。于是，汉正街便有了让商铺“正斤正两”沿街铺开的环境。“1000多个门牌之中很难找到一家不是开铺面的。因为没有谁规划，所以行业错综、大小间杂就成为最寻常的景观。最有趣的是，在一些大门面之前，双方外墙所空出的两三尺宽的空隙，也常常被人从中搭楼板盖屋顶做成门面。”而且，不光是街面上，巷子里也都是做生意的，形成“街名一半店名呼”的景象。何祚欢认为，正是足够数量的码头、仓储、行栈、中介、商店、字号、摊贩、规矩构成汉正街乃至汉口商业繁盛的基础链条。

汇聚天下的汉正街是一个天然的方言博物馆。何祚欢说，他后来说书根本不用学什么方言，小时候都在汉正街上练耳朵学会了。因为汉正街上的大生意往往不是本帮的，徽帮、浙帮、晋帮等占了大多数，以汉正街为代表的汉口很早就是移民城市了。各地方言的叫卖声是另一个来源，浙江人卖挖耳勺的，四川人卖桂花桶桶糖的，还有扬州人学上海话卖炒白果的，等等。加上何祚欢的姐夫又是上海人，他家更成了移民城市的缩影。而且，汉正街还是建筑博物馆、服装博物馆……抗战胜利后，这条街的商人们好像都特别赶新潮，灯泡、吊扇、留声机、霓虹灯，什么来了添什么。

( 汉江大学副校长涂文学 )

回忆起来，那便是汉正街最热闹的时候了。解放前，蒋介石把大量黄金运到台湾，剩下的黄金收归国有专卖，国家不许私人染指黄金了，汉正街金号老板们纷纷改营茶叶、香烟等。何祚欢父亲就在金号原址，重打鼓另开张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馥馨裕茶庄”。何祚欢说，父亲并不气馁，而且开风气之先，成了利济路和武圣路之间最早使用霓虹灯和留声机的老板。他虚心向茶叶行请教，进的都是西湖龙井，最好的5毛钱一两，最次的也要3毛钱一两。可没想到，实际是1毛钱一两的香片最好卖。“父亲什么都没看错，他只看错了一条——时代不同了！私人资产越来越薄弱了，喝好茶的人不多了。”

何家开茶叶铺3年间，就把金号所有的黄金白银全赔进去了。1955年后汉正街到处贴着“房屋出顶，门面出租”，结束了它以商为主的历史。及至20多年后再度崛起，却是“此街非彼街了”。

( 万升鼎对上世纪30年代的江汉路仍可一一历数 )

江汉路，世界主义和早期现代化

“在我们研究的时期里，汉口是一个充溢着形形色色的单身汉、居民和来客的十分混杂的城市。而当他们谈起所谓的汉口特性时，却都惊人一致地对此种混杂状态表示满意。汉口最引人注目的第一个特性就是极度的世俗化，其最典型的表现则是穷奢极欲，相互攀比以竞夸豪富。”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在他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文化，1796～1889年》一书中如此谈论晚清汉口城市心态和文化。但他是以欣赏的态度和语气来描述汉口的这一逐步远离封建政治文化、逼近现代市民文化的社会变迁的。他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些内源性因素，汉口成为“在中国第一次吸收欧洲文化规范之前即实现了最高程度的本土城市主义的城市”。

( 同兴里，昔日汉口大户人家的宅府 )

世俗化的一大特征就是码头文化，比如戏码头。何祚欢说：“当时的说法是北京坐科（就是在北京上艺校），上海挂号，汉口跑码头。你在北京成了大角，得到上海溜溜。比如梅兰芳，在北京很火爆，但如果没有上海之行的话，他的票房也没有那么高。汉口就说来我们汉口吧，汉口捧角的多啊，一个个的报社、商店，只要广告一出来，马上有人做海报，请吃饭，到车站迎接。梅兰芳有一年到武汉，一下火车发现嗓子不行了，没关系，商界的人请名医冉雪峰给他看，当时在中医界有‘南冉北张’之说，没大碍，开了点药喝，嗓子轻松多了，以后两个人就成为朋友，每次来的时候都要给冉先生送票。”

江汉大学副校长涂文学对本刊记者说，早在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就偏离中国传统城市的故道，成为兼有内陆和沿海城市双重特征的边缘性城市。首先是自然地理上，张之洞对此领域认识尤深：“自沿海各省视之，则为深处之堂奥，统南北各省视之，则为适中之通衢。”这种地理格局延伸至城市功能结构上，则表现为一开始就被赋予重要的商业功能。涂文学认为，由于汉口的这些特性，使得汉口1961年开埠较之沿海五口大致晚了20年，但却后来居上，到晚清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内地最主要的通商口岸城市。到了1900年，汉口的世界性影响和“东方芝加哥”的声名就已经广为传播了。

( 武汉鄱阳街的一条老巷子 )

如果说汉正街是汉口传统内聚型商业市镇的样本，江汉路则是汉口开埠后向外向型国际大商埠转换的缩影。这张如今的武汉名片得名于街口的江汉关大楼，现在已看不出街道两侧并置的西方古典式楼群有明显区别，但在1927年之前，这里是华界和租界的分界线。武汉地方史专家徐明庭老人对本刊记者介绍，老辈的武汉人又把租界叫洋街，把华界叫中国街或本地街。

徐明庭说，1861年，英国强行在汉口开辟租界，30多年后，它又提出要扩大租界面积。当时英租界的西边和北边都是低洼的荒地，是地皮大王刘歆生的产业，在张之洞主持的张公堤建成后，刘歆生预料到汉口市区将北移，地皮日后必然看涨，决定下大赌注收购后湖土地。据说，刘歆生当时购买后湖的方式是“划船计价”，先在湖四周插旗为标，然后乘木划子划桨计价，每桨只有一串或300铜元，低价购进了当时汉口的1/4土地。当时俗话说“六渡桥是陷人坑，水塔外叫鬼摸头”。英租界的扩建对刘歆生来说是个显而易见的好机会，当时他正发愁这些后湖洼地怎么增值呢。双方私下商议的结果是，英租界免费用垃圾和煤渣帮刘歆生填土，但填好的其中一段要归英租界。就这样，英租界进一步扩大到800亩。这条越界修筑的路也被命名为“歆生路”。歆生路对面的街道原名广利巷，但地方政府见它紧邻英租界，本着“邦交之道让和忍，惟愿太平过一生”，将其改名为太平街。直到1927年“一三”惨案爆发，汉口英租界被收回后，两条街才合并为江汉路。

上世纪30年代曾在江汉路居住的原江汉区文化馆馆长万升鼎对本刊记者说，开埠后，英、法、俄、美等国商人纷纷来汉口办工厂、建洋行、设银行，汉口的商业中心发生位移，从传统的沿汉水及其入长江口的汉正街一线迅速下移至江汉路及以下的租界一带。因此江汉路最大的特点就是洋行、钱庄集中。他现在仍可一一历数：从江汉关沿英租界这侧，有永利银行、中实银行、湖北省银行、上海银行、工矿银行等；对面的华界，则有台湾银行、四明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广东银行、大路银行、国货银行、金城银行。徐明庭说，江汉路的南段当时有“汉口华尔街”之称。

江汉路继续向南，面对着开阔的长江江滩，是一大片巍峨的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面便是当年的租界区。万升鼎说，由江汉路向南，依次是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这些留存下来的建筑当年也大都是洋行，仍保持了鲜明的外国特色。沿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轮船交通的引入和国内外航线的广泛开辟，使得汉口成为一个繁忙的国际性商业港口城市。至20世纪30年代，汉口码头布局形成三分天下之势：硚口至龙王庙汉江沿岸，为小轮船码头和木船码头；龙王庙至江汉关沿岸，为中国轮船公司的干线码头；江汉关以下江岸为外国轮船公司码头。可以说，轮船交通打破了武汉的封闭状态，使武汉通过长江走向世界。涂文学说，汉口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中充当着跳板、桥梁和中间人的角色。西学东渐大致经过了一个三级甚至多级的传播过程：从西方传到沿海通商口岸，主要是上海，为一级传播；再从上海等推进到沿江的通商口岸，为二级传播。这一级的主要站点便是汉口，从这里呈放射状再向内地作多级推进。

某种程度上，武汉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步是由外国资本带入的，这也影响了华界的现代化进程，比如刘歆生的那些荒地，不到10年，就都被填成了市中心。难怪武昌起义后，刘歆生见到湖北都督黎元洪时说，“都督创造了民国，我创造了汉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华界最繁华的地方是六渡桥，如今孙中山“铜人像”所在地。1931年因为那场淹掉半个武汉的大水，万升鼎家从汉正街搬到民生路。1933年的孙中山铜人像揭幕就在附近，6岁的他至今印象深刻。那是国民政府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和辛亥首义建的，本来说要在中山公园，也是因为大水，选在地势高的市中心六渡桥。万升鼎说，这一尊孙中山像不像后来建在武昌的那个长袍、马褂、帽子、拐杖那么正式，但更亲切平易，除了不能动作不能开口说话外，宛若真人再生。虽然城市的中心早已转移，这尊铜人像也变得黯淡，却越发成了老汉口的特殊象征。武汉人常以铜人像为比喻，讽刺和嘲弄那些不管事不发言的人：“你怎么像个铜人像，不说一句话呢？”

1938年为躲避日军轰炸，万家又搬至法租界，直到1945年。当时，法租界是唯一未收回的租界了。万升鼎说，这里成为汉口一大避难场所，反倒比往日热闹了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家都想办法搬了进来，包括武汉三镇最有名的那些老字号，如王牌理发店长生堂、汉正街的绸布店谦祥益、中药店九千年、摄影店时记、西服店祥康等。同时这里也成了黄、赌、毒、骗的集中地，旅馆、娱乐业特别发达。

武汉档案馆的宋晓丹带记者穿梭于昔日的租界中，当日从长江码头到堆栈、银行的痕迹隐约可见，更多更改了功能或面目的老房子的历史大多只能从档案中寻找了。其实他所在的位于一元路的武汉档案馆，就是曾经的江汉关监督公署，历来是处理华洋事务的所在地。当1927年“一三”惨案发生后，负责此事的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特意搬至此办公两个月，直至迫使英国政府签署了归还租界的协议。之后，其他四国租界也各自瓦解。

汉阳与张之洞遗产

自从汉水改道后，汉阳就由原来的“水之南”变为“水之北”了，于是“汉阳”这个名字也名不副实了，其商业也逐渐衰落。一直在汉阳生活的退休教师林洪才对本刊记者说，汉阳后来就是沾了长江、汉水的光，才仍位列三镇之一的。在他的记忆里，汉阳的辉煌有两个时期。

一是清末民初的鹦鹉洲竹木市场。林洪才是1929年生人，他小时候，竹木市场正值鼎盛。他说，其实汉阳鹦鹉洲并非崔颢诗中“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里的那一个，那个声名远播的古鹦鹉洲在武昌，早已于清初沉没于江中了。乾隆年间汉阳这边又冒出一个新的沙洲，后为纪念古洲改为鹦鹉洲。此洲岸线十余里，水深适宜，滩地宽阔，嘉庆年间逐渐成为湖南、湖北商人的竹木集散地。清代流传一句名谚，“‘武昌的钱是顶着的’，形容做官的多；‘汉口的钱是堆着的’，形容货栈、商铺的繁盛；‘汉阳的钱是晒着的’，则是指鹦鹉洲市场了，所谓‘日晒黄金夜不收’”。

最兴旺之时，鹦鹉洲形成了南帮、本帮、江西帮等五府十八帮。因为帮派太多，都想在长江边扩张，常发生械斗，后来立下一行规，“南不开行，北不围摊”，也就是说竹木行由本地人开，堆木头的沙滩地则由外地人占。每年六月六，是林洪才这些小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这时有各种名目的庆祝，杨泗会、雷祖会，人山人海，都来凑热闹看戏。为防止松散，山上砍下来的竹木，几十根、上百根绑在一起，顺着小溪流入洞庭湖，小排变大排。林洪才形容当时情景，“排上都搭着棚子，面对面搭像是一条街。因为要成月走，排上甚至还种菜、养猪、养鸡，真像是一个活动村庄。排前方挂着高高的标志旗杆，最大的叫‘黄牌’，鸟枪、锣鼓一应俱全，一到哪儿敲锣打鼓，热闹得很。”

从小就在旁观看的林洪才对竹木行很了解，但有一个谜团至今未解开。这一行的基本计量单位叫“两”，大约相当于抗战前1.6立方米木材，或者20块现大洋。说竹木老板的身家，小老板大约几十两，大老板则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两。“两”是怎么确定的？林洪才却不知道。他从小就看人量木头，这个人有个专门的名称，“围两手”，木料裁好后报给他，多长、多粗，然后这人拿出专门的精致工具，在确定地方一估，“多少两”，便确定了。大概因为“围两手”买的卖的两方都拉拢着，吃两头，所以他们看上去往往都是纺绸裤褂、戴礼帽、白皮鞋，一身清爽打扮。小时候林洪才忍不住问他们：“这是怎么量出来的？”他们总是摇摇头，“保密”。抗战胜利后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一行大多破产，鹦鹉洲市场逐渐消失。最近林洪才帮老同事何祚欢一起寻访武汉老工商业家族后人，想要再问问当年的“围两手”，只是当年的“围两手”们已经找不到了。

1889年，当湖广总督张之洞站在龟山北麓的汉水边为汉阳铁厂踏勘厂址的那一刻，武汉的历史就进入了“张之洞时代”。这个向来“不事生产、惟贸易是视”的商埠，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为烟囱林立、机器轰鸣的地方。涂文学说，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体系在此得以大规模实践，在武汉三镇修铁路、办工厂、兴教育、练新军。这时候,汉阳和武昌也因兴办铁厂和纺织业有了对应的称谓——“东方匹兹堡”和“东方曼彻斯特”。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天瑜对本刊记者说，铁厂一般的选址，或近铁矿，或近煤矿，便于取材。当时盛宣怀的建议也是选在黄石，以便取用大冶铁矿。但张之洞从监督和销售角度着眼，选在了汉阳龟山脚下，正与武昌的总督府隔江相望，张之洞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这里兴建的汉阳铁厂为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其后张之洞又在铁厂边兴建湖北枪炮厂，汉阳一时成为武汉近代工业的重镇。

林洪才回想，认为张之洞选址汉口还另有深意。按张之洞最初设想，汉水上会架起一座铁路桥，铁路直接开到厂中，但当时只停留在纸上没实现。现在看，这座纸上的桥和现在的汉阳铁桥在位置、桥型上都挺像。

铁厂和枪炮厂已在抗战之初迁往重庆，汉阳铁厂原址现在是国棉一厂旧址。可惜的是，该旧址除了一尊被称为“定汉神铁”的巨大圆形铁坨外，再不见其他遗迹。林洪才说，这个大铁坨重100多吨，体积大约20立方米，在他记事时就在那里了，搬也搬不动。他听说，这铁坨其实是一块炼坏的废铁，不是什么光荣的象征。当时清政府向英国人购买高炉，型号不符，结果铁水和矿渣搅在一起分不开，结成废铁。后来高炉拆了，就剩下这块大铁坨。

沿着原汉阳铁厂沿线寻访，会发现沿街两个簇新的门楼“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旁边还有个武汉近代工业博物馆。但这位置其实是建国后建的汉阳钢厂，在张之洞兴建的汉阳火药厂旧址。这里的馆长顾必阶曾是钢厂的转炉车间主任，后来工厂亏损，一公里钢城记忆即将湮灭。他对本刊记者说，钢厂当时把马路对面的一半土地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700亩卖了40亿元，现在看来已初具规模。剩下的700亩土地怎么办，也拆除？太可惜了。1994年正值汉阳铁厂投产100年纪念，当时的欧洲专家后裔来寻根，捐献了一批资料，他们就慢慢把这个博物馆搞起来了。他带记者去钢厂车间参观，这里已完全停工，巨大厂房里幽深空旷，细看许多错综复杂的巨型钢筋、天车、电炉，勾勒出厚重的工业力量。在顾必阶的设想中，今后将会把博物馆搬入其中。完整的计划是“一馆两园”，一个车间做博物馆；一园是电子钢材总部园，“你看对面的钢材市场，以后就不搞传统交易了，要建总部大楼，电子交易”；另一园则是钢厂遗址改造的创意产业园，“就像北京的798”。

“种豆得瓜”的武昌首义

顾名思义，武昌“因武而昌”，自古便是军事要塞和两湖政治中心所在。明初，朱元璋封他的第六个儿子朱桢为楚王，驻守武昌，并高筑九门城池。城墙圈定的武昌城规模不算小，因为它是省会，同时还要容一个管湖南、湖北两省的总督衙门，上有总督和湖北巡抚衙门，下有武昌府和武昌县衙门。现在9个城门只保留下来一个，中和门，从青灰色的古砖中依稀可见当年的气势。这座城门原本偏于一隅，是当初最不起眼的，却成为反叛清王朝的首义枪声打响的地方，之后改名为首义门。

张之洞到任湖广总督后，就急迫地以武昌为中心兴办教育，冯天瑜指出，张之洞兴办教育是书院改制和建立新式学堂双管齐下，他还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日本学习，辛亥革命前，湖北仅留日学生便达5000人，居全国第一位，留欧的学生更超过全国各省的总和。

比如现在位于红巷13号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原是北路高等小学堂，大教室、风雨操场等都保存完好，还能从中体会到清末学堂的优雅和静谧。带记者参观的民间文保人士刘谦定说，这是张之洞督办的五路高等小学堂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了，跟它之后成为农讲所也有很大关系。

刘谦定早年一直在武昌昙华林居住，这里曾是外国人涉足较早的地方，其建筑也形成了中西文化相杂糅的风格。1861年汉口开埠后，美国圣公会、英国伦敦会、瑞典行道会、意大利圣方济各会等各国势力强大的宗教组织，都在这里修建教堂，教会学校也成为了近代武汉教育的第三种形式，昙华林先后出现的教会学校就有20多所。

最有名气的当属文华书院。刘谦定带记者来到今湖北中医学院所在地的文华书院旧址，他指出，1901年美国教育家韦棣华曾在文华校园办起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到1910年被扩建得规模宏大，定名为“文化公书林”。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文华公书林被拆掉。韦棣华还于1920年3月在昙华林的文化校园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图书馆专业学校，校址设在花园山南麓的“圣约瑟学堂”旧址上。

刘谦定介绍，昙华林一带也是辛亥革命的摇篮之一。今昙华林小学隔壁曾是熊十力先生创办的反清革命团体“黄冈军学社”的遗址，花园山南麓有革命先驱吴禄贞先生领导的“花园山聚会”遗址和刘静庵先生领导的日知会旧址。

1896年，张之洞以从两江调鄂的护军营为基础，又选募新兵，参用德国军制，开始湖北新军的编练。到1905年，编成陆军第八镇，这是清末仅次于北洋六镇的最强大新军。除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之外，张之洞特别重视士兵的素质，要求多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入伍。在此思想指导下，湖北新军成为各支新军中文化素质最高的部队，不少官兵具备接受新的社会政治思潮的知识基础。冯天瑜说，湖北新军能够打响辛亥第一枪，这是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

就这样，张之洞的湖北新政旨在扶大厦之将倾，孰料却加快了满清的覆亡。涂文学说，湖北新政成果初现之时，也是武汉地区民主革命的基础夯实之日。孙中山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他“种豆得瓜”的最生动例证，就是武昌成为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地方。■ 中国近代史张之洞汉口银行武汉发展汉正街武汉生活银行武昌武汉武汉市寻找汉口租界汉阳铁厂何祚欢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