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话剧种子

( 1962年，藏语话剧《文成公主》在京公演 )

“那时候外面的人来看，经常表演的是大旺堆的一个小品和我的一个小品。我的小品是《狗也欺负人》。”

报出小品的名字时，70岁的索南绕登，腰板立即直了起来，语调清朗，似乎在那一瞬间回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舞台上。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对共产党，对周总理，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索南绕登已经退休了，退休前，从1972到1997年，他担任了25年西藏话剧团团长的职务。他也是上海戏剧学院培养的第一批藏族学员之一。

西藏话剧团的办公楼在拉萨西郊，一进大门，迎面是一面屏风，屏风上写着一段话：“你们是高原上的话剧种子，要在西藏生根、开花、结果。”

( 2月28日，话剧《扎西岗》在京演出，由此拉开“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演出周”的帷幕 )

这段话，是1962年上海戏剧学院第一届藏族班在北京演出毕业大戏《文成公主》，周恩来接见全体演职人员时，赠予他们的。1962年，西藏话剧团在上戏第一届藏族班基础上成立。

索南绕登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他当年进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也是22岁的成年人了。这一班的同学，年龄不一，最大的，比如大旺堆，已经30岁，最小的，才不过10岁。之前，他们从未接受过任何与表演相关的训练，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话剧”。

( 西藏话剧团前团长索南绕登 )

开学第一天，见到老师，学生们恭敬地弯下腰，把舌头吐出来。所有老师都愣了，不知道这是什么礼仪。

“那时候在我们的概念里，老师是上等人，我们是下等人，这是过去我们见到农奴主、头人的礼仪。”索南绕登解释说。

( 西藏话剧团送戏到基层，受到牧民的热烈欢迎 )

西藏和平解放之前，索南绕登，是拉萨贵族桑颇家的佣人。索南绕登的家在山南的扎囊县，1937年出生时，家里已经穷到了“糌粑都断”的地步。

6岁时，索南绕登离开家，投奔舅舅。舅舅是藏医，家里养着一匹马和一头牦牛，索南绕登白天给舅舅放马放牦牛，晚上跟舅舅学藏文。

( 2004年，西藏话剧团推出《宗山魂》，再现了100年前西藏人民英勇抗击英军侵略的历史 )

9岁那年，索南绕登接到了统治他家的桑颇贵族的传唤，按照制度，他要去给贵族家里做佣人了。这样，索南绕登第一次来到了拉萨。

索南绕登的任务，是陪贵族家的少爷上学。少爷和他一般大，却有9个佣人。少爷上学，索南绕登要帮少爷背着工具；少爷要写字，索南绕登先帮他把写字用的石板擦干净；少爷要吃，索南绕登赶快把背来的食品恭恭敬敬地递给少爷吃。

有9个仆人陪着的少爷不爱读书，有一天，少爷索性宣布，不去上学了。少爷不去上学，自己不会挨打，挨打的是跟他上学的仆人。贵族家的打手用中间劈开的竹子夹住索南绕登的脸，索南绕登说他疼得受不了。晚上，他和另外3个小佣人找机会躲在厕所里，天不亮就从贵族家跑了。他找到一个卖氆氇的亲戚，跟他借了路费，逃回了山南找父亲。

逃回父亲家不久，贵族家派人来抓他回去。由于收容自己的儿子，索南绕登的父亲被毒打。看着被毒打的父亲，索南绕登哭了，保证再也不逃跑。

就这样，索南绕登等到了西藏和平解放，听说“红汉人来了”，贵族跑了，索南绕登也跑回了山南。回到山南，父亲已经去世，家里只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听说共产党在泽当招募人参加革命，索南绕登就去了泽当。

在泽当，索南绕登当了公安。1959年前，共产党政府要派人去内地学习，索南绕登那时已经结婚，本来不想去。可是那天晚上，他去看了一场电影，是关于藏族人在内地学习的纪录片，在电影里，他看到许多在北京民族学院学习的藏族学生的生活。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很好，穿得好，吃得好。”索南绕登说。于是当天晚上，他找到了领导，要求去内地学习。

“领导问我说，你亲戚同不同意？你自己同意不行，要亲戚也同意。如果家里人不同意，带到内地去，到时候家里会抗议。”

索南绕登想了想，自己没有亲戚，他问领导：“我爱人能不能也带去？”他们说，行。

就这样，1959年，索南绕登和妻子到了西安，进西藏公学学习。紧接着招募去上海学习话剧的人才，他就从西安到了上海，进了上海戏剧学院。

那一年底，索南绕登接到了在泽当的一名同事牺牲的消息。那名同事原本是哲蚌寺的喇嘛，西藏和平解放后，他自愿到泽当，成为一名公安。1959年10月西藏叛乱，他被叛乱分子枪杀。

“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没去内地，留在泽当，被枪杀的很可能就是我。”索南绕登说。

在上海戏剧学院，索南绕登和大旺堆住在一个宿舍。同住一个宿舍的，还有一名10岁的小同学，叫强巴云丹，他还有个汉族名字——小蔡。

强巴云丹今年已经60岁，是西藏剧协主席。强巴云丹说，他虽然60岁，却有50年的工龄，因为他的工龄是从10岁算起的。

强巴云丹是藏汉混血。他的爷爷是清朝驻昌都的官员，他还记得小时候见过爷爷的顶戴花翎。蔡家来到昌都后，和当地藏族女子通婚，到强巴云丹这一代，登记民族时，就登记了藏族，但是朋友们还是习惯叫他“小蔡”。

强巴云丹出生时，蔡家家道已经中落。1959年前夕，强巴云丹还在昌都读小学，政府提出要送一批孩子到内地学习时，强巴云丹的父亲一把把他塞上了开往内地的解放牌大卡车。强巴云丹坐着大卡车，到了西安，进了西藏公学，紧接着，又从西安到了上海。

10岁的小蔡，在宿舍里，最害怕的人，就是大旺堆。

“他个子大，看上去好凶。”小蔡说。

10岁的小蔡在宿舍里，时不时成为“大同学”使唤的对象。“大同学”们玩牌玩得晚了，早上不愿意起床，就把小蔡推醒：“该！去给我们打豆浆，打米糕。”

后来发现，除了早上不想起床外，“大同学”们都还是很善良的。小蔡后来叫大旺堆“爸爸旺堆”，叫索南绕登“额古拉”，意思是叔叔。

“大同学”们的汉语都很差，索南绕登陪小少爷上过学，藏文比较好，但是汉语也只能到听得懂的水平，小蔡的父亲是汉族，汉语是同学里最好的，于是同学们就都叫小蔡“小翻译”。

第一个月的学习，是做游戏。排排坐在椅子上，围成一个圆圈，拍手，拍脚，报数字。索南绕登说他着急了，找到老师：“我不干了，天天玩，我要回家去，回西藏去。” 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给他解释，这是在训练肢体的协调性和反应能力。索南绕登这才慢慢进入学习。

课堂上，老师在上面说一句，小蔡在旁边翻译一句。老师问他们是不是听懂时，大家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似的，齐刷刷地回答：“老师，听懂了！”而在背地里，老师一转身，每个学生都伸出了舌头。

为了提高藏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几个老师在课后也经常去找他们聊天。一段时间后，学生们的汉语水平提高得有限，老师们却都学会了用流利正确的藏语发音叫出他们的藏文名字。

对这一班藏族学生来说，学习的过程很艰难。大旺堆进入学校时已经快30岁，腰腿都不柔软，压腿的时候，为了腿直，拿很重的铁制品放在腿上。有些学生上了舞台，连一步路也不敢走，手也不知道摆在哪里。舞蹈课上，有的学生出了错，当场痛哭失声，用拳头捶着自己的头说：“我太笨了。”

进入小品环节时，学生们的天赋慢慢展现出来。最受欢迎的两个小品，一个是大旺堆的《磨糌粑》，一个是索南绕登的《狗也欺负人》。

《狗也欺负人》，讲的是一个牧民的奶农，挤奶、打酥油，送到主人家，狗把酥油吃了，奶农没办法，只能把父亲留下的衣服卖了来赔偿。

《磨糌粑》讲农奴旺堆在酷热的天气里，忍饥挨饿地为主人背运青稞，经过一整天的劳动，终于背完了最后一袋，准备歇工休息。可是，农奴主不让他休息，硬逼他连夜把所背的青稞磨成糌粑。由于劳累，他睡着了，醒来发现，糌粑又被水冲走了，眼看一顿毒打不可避免，怎么办？旺堆再也不能忍受，他猛击磨盘，愤然而去。此时，旺堆的脸色发白，眼睛里冒出激愤的怒火，观众看到这里，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由于受过教育，藏文水平高，索南绕登那时候有“小导演”之称，他来帮助老师和导演整理台本，向同学解释剧情。

那时，班上公认演技最好的，是小次仁多吉。小次仁多吉的家庭，是拉萨市内的贫民。小次仁多吉的小品叫《钓鱼》，他扮演一个出于迷信而毒打钓鱼小孩的喇嘛。

小品里，小次仁多吉念念有词，双手合掌地来到小木桥上，态度十分虔诚。然后，他摸出一小袋“糌耙”，面带三分敬仰的微笑，用手指小心地弹出糌粑粉，嘴里关切地对“鱼神”说：“吃吧！吃吧！”突然，他觉得鼻子痒痒的，但他从头上取下遮阳的湿毛巾，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发出“扑哧”的一声，然后，他又把毛巾重新顶在他的光头上。

后来，在电影《农奴》里，小次仁多吉出演了活佛的角色。

上海戏剧学院对这一班藏族同学非常照顾，给他们开辟了专门的食堂，请了专门的大师傅给他们做饭。当时物资紧缺，大家都吃不饱，汉族同学的食堂里见不到肉，藏族食堂里却依然有牛羊肉供应。

索南绕登还记得，当年上海民委每周末都会招待他们去吃大餐。那一顿大餐，是全班同学一周的盼头。

从进校开始，衣服、鞋子、本子、纸张，都是国家免费发给的。藏族班的同学，每个月都发半斤古巴黄糖。对这半斤黄糖，女生们都非常珍惜，每天吃一小点，每天吃一小点。旺堆不耐烦，找了个大搪瓷缸子，一次把黄糖都倒了进去，冲成糖水喝掉了。当天晚上，旺堆就被送进了医院。

早餐喝的是豆浆，困难时期，豆浆非常稀薄，照得见人影。有一天，大家却发现大旺堆的豆浆黄黄的，非常稠的样子，好奇地围上去打听。大旺堆告诉了他们一个秘方：食堂的酱油不要钱，把酱油倒进豆浆里，豆浆就变稠，凝结了，变成豆腐脑一类的东西。于是大家全都按方抓药。3天后，所有藏族同学的脸都浮肿了一圈。老师吓坏了，以为有反动分子向藏族同学的伙食里投了毒。

强巴云丹那时候还小，每周都去少年宫参加少先队活动，在那里，他爱上了航模。

也因为小，排毕业大戏《文成公主》时，高大淳朴的大旺堆出演大相禄东赞，索南绕登出演李道宗，漂亮纤细的女强巴出演文成公主。导演田稼一时想不出来给强巴云丹安排什么角色，就给他安排了一个过场：松赞干布出场之前，有一个小孩打着一面旗，从台这头走到台那头。

1962年，《文成公主》到北京面向中央首长汇报演出。演出完了，强巴云丹说他在后台看到了汽水，他咕嘟咕嘟地喝着汽水，忽然发现身边一个同学也没有了。后来知道，同学们都到台上和周总理合影去了，那张照片里，就没有强巴云丹的身影。

1962年的北京之行，是上海戏剧学院第一届藏族班共同的美好回忆。他们去了人民大会堂，尝到了国宴。第一次知道，玻璃杯里插的白花，是餐巾布。他们住在北京最高级的宾馆里，走廊的尽头有一面镜子，很多同学没见过那么大的镜子，走过去，一头撞在镜子上。

索南绕登至今清晰地记得周恩来和他们握手的时刻，还能准确地用肢体重现那一刻周恩来的动作神态：“周总理手受过伤，右手端着，很亲切，说话很温柔，像父亲对儿子。”

《文成公主》在北京演出了14场。演出完毕意味着这一班同学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结束。1962年7月，藏族班的同学们踏上了回家之路。从上海，到咸阳，到西安，到兰州，到格尔木，一路走，一路演出《文成公主》，回到拉萨，已经是这一年的8月。

1962年8月，《文成公主》在拉萨的首演，是西藏普通百姓第一次看到话剧。文成公主的扮演者女强巴，被老百姓叫做“阿嘉”，意思是“姐姐”。强巴云丹说，几年后“文革”开始，民间不许悬挂松赞干布的画像，老百姓的家里就悬挂《文成公主》的剧照。那时候，强巴云丹已经长大，饰演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是上海戏剧学院第二届藏族班毕业的丹增卓嘎。2000年，谢飞拍摄了用一个藏族女子的一生来反映西藏变迁史的《益西卓玛》，丹增卓嘎出演了女主角，在那部电影里，70多岁的大旺堆出演了老年男主角。

1962年，西藏话剧团就在这一班学生的基础上成立。从1962年至今，凡有西藏题材的影视剧，西藏话剧团的演员都是主力。

从1962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除了《文成公主》，西藏话剧团还创作了《不准出生的人》，以及根据藏族民间传说改变的《阿乌顿巴》。

《不准出生的人》，讲的是西藏老百姓自己的苦难，获得了很大的反响。

“那时观众自己带哈达，到舞台上给我们献哈达。”索南绕登说。

演出一结束，入戏的观众在台下喊：“活佛和管家要打死！”扮演活佛的索南绕登和扮演管家的小次仁多吉于是顾不上卸妆，赶快躲起来。

1963年拍摄《农奴》，索南绕登演管家，小次仁多吉演活佛。一时间，两个人成了拉萨城里“最坏的坏人”，上街必须遮遮掩掩，躲躲闪闪。老百姓看到他们就指指点点：“这是管家，这是活佛！”那时他们在街上走着，不知什么东西就会砸到他们身上。

而扮演正面角色的旺堆，却在老百姓心中营造了非常光辉的形象：“啊，这个就是那个农奴！像啊，像。”

生活中，索南绕登倒是一直扮演着话剧团的“管家”角色。1962年剧团成立，索南绕登担任演员队的队长，后来团里的汉族干部调任后，他担任副团长，一直到团长。

“旺堆家的头两个女儿出生，都是我照顾的。”索南绕登说。随着《农奴》的放映，旺堆一度成为西藏最有知名度的人物，那时他经常出差，女儿们出生时，小被子都是索南绕登亲手帮助缝制的。

还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索南绕登在同学之间，就以会过日子著称。

“一样的钱，我们大手大脚花完了，他还有钱，我们就去找他借钱。他翻出一个小本子，开始记账——小蔡，借去两角钱——下个月几日要还啊。等回到了拉萨，我们还要找他借钱，他还是那个小本子，翻开，开始记账——小蔡，借去一块钱——下个月几日要还啊。”强巴云丹说。

回到拉萨后，话剧团住在木如寺。有一次，强巴云丹到索南绕登家里去做客，闻见肉香。当年买肉要肉票的时代，能吃上肉是件大事。强巴云丹问他哪里来的肉，索南绕登的回答是，没花钱，也没花肉票。

后来才知道，藏族人有时用风干的牛皮包东西，索南绕登把干牛皮留下来，洗干净，在水里泡了一星期，又在锅里煮了三天，没用处的干牛皮，就变成了香喷喷的牛肉汤。

到了1985年，话剧团盖起了自己的房子，主持这件事，正是“会过日子”的索南绕登。

西藏话剧团最主要的任务，还是面向西藏群众演出。话剧团一年要演出80到90场，这么多场的演出，大部分是在各个县进行的。

60年代回到拉萨后，在上海受过教育的话剧团演员，在西藏群众看来，是全西藏“最时髦的人”。那时，话剧团的姑娘穿什么，全拉萨的姑娘就都穿什么。每个话剧团演员的抽屉里，都有一叠拉萨青年寄来的“求爱信”。

“有藏族，也有汉族。”索南绕登说。

话剧团的女演员们，却都出人意料地过了一份老实人的生活。“文成公主”女强巴，塑造完文成公主的角色后，便从舞台上半隐退了。第一届藏族班的德钦曲珍，西藏和平解放前是寺院里的尼姑，从上海回到拉萨后，转做了后勤工作。

“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对生活，对演戏，都很认真。”索南绕登说。他说，当年每次排演一出新戏，话剧团的演员必定要去体验生活：背上一个月的粮食到农村，住在农民家里，把粮食交给寄宿的人家，他们吃什么，自己吃什么。演出的时候，找个“林卡”，点牛粪烧火，煮上一壶茶，带上糌粑，这就开演了。

索南绕登非常自豪地讲了一个“8支蜡烛”的故事：有一次下乡演出，乡里没有电，连气灯也没有。于是剧团的人便点起了8支蜡烛，在8支蜡烛的光亮里，给乡亲们演了一台戏。

强巴云丹说，那时候，老百姓都对话剧团非常信任，以至于后来自治区有什么宣传任务，都要让话剧团的演员出面，跟他们到乡下去做工作。强巴云丹自己就参与过政府征收粮食的工作。

“文革”期间，话剧团分做两派。第一届藏族班的演员是一派，被叫做“523”，因为他们坚定地拥护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届藏族班的演员是一派，叫做“红色艺术兵团”。

强巴云丹说，在武斗最紧张的时候，“523”这边还在排戏。索南绕登记得，那时候他们还排了一个非洲戏，叫《森林中的太阳》，索南绕登自己还出演了非洲角色。

“文革”结束后，强巴云丹调到剧协，离开了话剧团。每次回话剧团，强巴云丹都说他是“回娘家”。

索南绕登一直到1997年才退休。那一年西藏要搞文艺体制改革，索南绕登回忆说：“我当时提出，体制改革，给我三权下放，人事权、剧目自主权和财政自主权。但是上面说，没办法下放，文化厅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不做这件事了。”

第一届藏族班的同学中，现在有些人已经去世了。索南绕登说，他最遗憾的，就是小次仁多吉的去世。

在强巴云丹的讲述中，小次仁多吉是个浪漫的人，除了演戏，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当年话剧团外有个小酒馆，小次仁多吉每天都去，一来二去，他就娶了酒馆的老板娘。小次仁多吉70年代就去世了，去世的原因是肺病。可强巴云丹和索南绕登都觉得，这病和他喝酒有关系，真正出问题的部位，或许是肝。

“藏族人喜欢喝酒，话剧团很多演员，都是喝着喝着就喝过去了。”强巴云丹惋惜地说。他曾导演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康巴汉子》，剧中的男主角，几年前过世，原因也是喝酒“喝过去了”。■ 高原话剧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