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

( 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对象50％是孟加拉的贫困妇女 )

尤努斯脱掉外套走上讲台，里面依旧是他标志性的衣着——素雅的格子布长衬衣。他被称为“现实的梦想家”，既有乌托邦一般在全世界消除贫困的理想，又不放过任何一丝的现实操作可能。当他在世界范围内受邀进行频繁的演说时，他总是乐于和更多的人交流讨论，推行他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即孟加拉乡村银行）理念，并且从来不会忘记他的格子布衬衣。这种传统平纹手工纺织布制成的衬衣，都是由格莱珉银行的借贷者们生产的。尤努斯把它们称为“格莱珉格子布”，并且“自愿成为代言人和模特”。他甚至还在巴黎举办了一个时装展示会，希望为贷款者们代代传承的纺织技术寻找更广阔的欧洲市场。

从课堂到村庄

三联生活周刊：孟加拉独立后，您从美国回国，成为吉大港大学的经济系主任，这是一份受人尊敬的职业，可为什么1974年的孟加拉大饥荒，会使您对您教授的经济学理论产生质疑？

尤努斯：这些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可只要走出舒适的教室，我面对的却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好人正在遭受命运的折磨和践踏。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向学生们教授的这些高雅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既然这些经济学理论对周遭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们讲述虚幻的故事呢？大饥荒到来的时候，我开始惧怕授课了，我需要从这些理论、从我的课本中逃离，去发现那些有关穷人生存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您把目光投向了大学附近的村庄，以农业为重点，开始了一系列调查和试验性项目？

( 2006年12月10日，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代表出席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 )

尤努斯：是的。因为1958年的一道法令，当时孟加拉所有新建的大学都必须远离城市中心，吉大港大学被建在吉大港地区的山区，紧邻一个叫乔布拉的村庄。我决定重新做一个学生，而乔布拉的村民们将是我的教授。我发誓要从这个村子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我想有所改变，教我的学生们如何去理解一个穷人的生活。当你把世界放在掌心，自上而下俯瞰它的时候，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自己可能意识不到。所以，我选择那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贴近贫穷去研究和理解它。

一开始我所有的目光和努力都集中在农业上。我每天都开车经过位于高速公路和校园之间的乔布拉村，注意到村子周围那些贫瘠的土地，我认为我们应该为这些闲置的土地做些什么。任由一所大学周围的土地荒着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如果说大学是积蓄知识的地方，那这些知识里就应该有一些被用来造福邻里。最初我只是想大学应该把那些荒山转变为更多的庄稼地，这样不仅可以给大学带来额外的收入，给村民带来就业机会，而且还可以给国家提供更多的粮食。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孟加拉，迫切需要增加粮食产量，专家们估计，目前的粮食产量只达到我们粮食生产潜力的16%。

( 尤努斯意识到，妇女得到贷款后，一个家庭更容易受益 )

在学生们帮助下，我启动了一个调查乔布拉村经济状况的项目，想搞清楚许多问题：村里有多少个家庭拥有可耕种的土地？他们种什么庄稼？没有土地的人如何谋生？这些村民有什么技能？他们要改进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障碍？哪些人贫穷？……我决定要帮助乔布拉的村民们种出更多的粮食，以此作为一个小范围的试验。可是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不是一个农业专家，但我还是做了许多研究，甚至还包括菲律宾开发的一些高产稻谷品种。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怎么看待您的尝试？

尤努斯：一开始，农夫们觉得我挺可笑的，可当他们看到我那么认真，就同意让我在他们的地里种植那种高产稻了。我的学生和大学里的其他老师也志愿加入进来。当时的报纸还刊登了我们的照片——我们站在田地里，泥没到膝盖，那是我们正在教农民如何用一根线来保证把稻子栽种成直线。我们向农夫们讲解间隔下种和直线栽种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收成。可当时许多读者很看不起我这种身体力行的方法。

尽管人们持怀疑态度，我还是继续努力，我倡导了一个叫做“吉大港乡村开发规划”的项目，试图在学术和乡村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这个项目，我鼓励学生和我一起到村子里去，设计出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改进那里的日常生活。为了那种手把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传统的书本教学，学生们可以把在村子里的经历作为研究报告的选题，可以得到学分。

1975年冬天，我集中力量解决灌溉问题，希望能多种一轮冬季农作物。我发现村里有一口闲置的崭新的深管井，农夫们告诉我，用水是要付钱的，因为深水井的运转需要昂贵的燃料和维护费用，上一个旱季他们就因为收钱的问题打了起来。从那时起，他们就再也没用过这口井了。这让我很惊讶。我决定把这口井重新用起来，我召集当地的农夫和佃农开了一个会，提出建立一个三方共享农庄的新型农业合作计划。拥有土地的农夫让合作社在旱季使用他们的土地，佃农们贡献劳动力，我则提供运作深管井所需的燃料费用、高产稻的种子费用、肥料费用、杀虫剂费用和使用的技术知识。最终收成三方各得1/3。

这个试验项目，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挑战，夜里我经常睡不着觉，总担忧会出什么问题。每周二的晚上我都会去走访那些农夫，并且和我指定的学生们一起开会，讨论各种细节和技术问题。幸运的是，第一年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虽然有一些农夫没有按承诺把收成的1/3给我，我赔了1.3万塔卡，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们设法让从未在旱季有过产出的地方收成了庄稼，这景象温暖了我的心。

42人，27美元

三联生活周刊：但同样是这项试验，让你意识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越富有的人，越能从您的三方合作中获利；越贫穷的人，得到的收入却越少？

尤努斯：是的。三方共享试验的成功凸显出了一个我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当稻子成熟的时候，需要劳动力来收割，这种工作由那些最廉价的劳动力来完成，那些走投无路濒临乞讨的妇女。这些穷苦的妇女清晨会飞奔着去上工，一天10个小时重复着那些枯燥的脱粒动作，却只能挣到40分钱。她们穷得连佃农都当不上，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任何希望，她们是穷人中最穷的。有一个妇女曾经对我说，“我们为什么要为你的计划感到高兴呢？干完这几周的脱粒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她说的很对，我计算过，如果她有经济来源，买一台脱粒机自己操作的话，同样的工作她一天至少能挣4倍的工钱。

我把目光集中到了这些没有土地的穷人身上，我开始探讨另一个问题：减轻贫困的规划究竟是否应该对那些非穷人开放，因为穷人很快就会被那些日子好过一些的非穷人排挤出去。如果不一开始就设立一些保护性措施，那么，在所有那些以扶贫为名义的努力中，非穷人就会夺走那些本该属于穷人的实际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您才开始寻找一种从一开始就设置保护性屏障的扶贫模式？

尤努斯：是的。我从1976年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的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能直接帮助他们。有一些事情很震撼我。一个叫苏菲亚的妇女，为了能编制竹制品养家糊口，需要从高利贷者那里借5塔卡、也就是22美分来买原料竹子，然后把编好的成品卖回给他们算是还款，每天只能挣2美分。在大学课堂上，我总是对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可现在在我眼前，生与死的问题却是用“分”的单位展示出来的！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谁因为缺少了22美分而受苦，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我克制住了从口袋里拿出22美分给她的冲动，因为我知道她不是在要求施舍，况且，送给一个人22美分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

我试图让自己从苏菲亚的视角去看问题——她只有找到5塔卡来买他的竹子，作为契约奴隶的地位才可能改变，信用贷款可以让她获得那笔钱，然后她就可以去市场上出售产品，获得全额的零售价。而这一切的起点只需要22美分。我请我的一个学生帮忙，将乔布拉村里像苏菲亚这样依赖放贷者的人列一个名单。一周内，我拿到了一个清单，一共42人，借贷总额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让人震惊的数字，也成了您创建格莱珉银行的起点？

尤努斯：我把27美元交给我的学生，告诉她借给名单上那42个村民，把高利贷换掉，让她们的产品卖个好价钱。等她们能还得起钱的时候，再把钱还给我，不必支付任何利息。那个晚上我失眠了，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42个有技能的人提供使他们能够自己谋生的27美元！而且如果其他人同样需要资本的话，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追寻到我这个经济系主任。所以，我想我需要创立一种这些人可以依赖的机构性的解决方法，一个能够借钱给那些一无所有者的机构。我决定去找当地的银行经理，要求他的银行借钱给穷人。

三联生活周刊：但花了半年时间，1976年12月，您才从地方银行里贷出了第一笔钱。为什么过程如此困难？

尤努斯：是啊。分行经理听说我的来意后，觉得我的想法很荒谬，他认为我是一个活在书本理论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坚持只有那些有抵押担保品的人才能借钱。后来我又约见了银行的地区经理，从这些辩论中，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和某一家银行过不去，而是在和整个银行制度体系对抗。最后，我提出以我作为担保人，向银行借1万塔卡（300美元），但我声明，如果有一个贷款人不还钱的话，我不会承担被拖欠的还款。地区经理看我的样子好像看一个疯子，那正是我想要的，我就是想要在这不公正的、过时的体系中造成某种恐慌。我想成为插在轮轴里的棍子，最终使这该死的机器停下来。我最终得到了那笔贷款，但整个1977年，我必须在每一份贷款申请上签字，甚至我到欧洲或者美国旅行的时候，银行都会为了一个签名给我发电报或者写信。他们从不和村里任何实际借款的人打交道。

穷人的银行

三联生活周刊：当您把这笔贷款用于穷人中时，等于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试验，您对于这种没有抵押担保的贷款的还款率有把握吗？

尤努斯：一切就这么开始了。其实我并不打算做一个放贷人。我真正想做的是解决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对银行最基本的抵押担保原则提出质疑，我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不知道接下来将是什么。我盲目前行，边走边学。我觉得我的工作其实已经转化成了一种斗争，我对于还款率原本没有任何把握，但令我惊讶的是，事实证明，没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还款情况甚至比那些有担保的人更好。我们的贷款还款率超过了98%，穷人深知，这些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还款的话，他们将失去唯一机会，重陷贫困。

三联生活周刊：从技术层面，您设计了怎样的借贷方法来保证格莱珉银行的正常运作？

尤努斯：1977年1月，格莱珉银行刚起步时，我对于如何开办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几乎一无所知。我研究了其他银行做信贷业务的方法，在建立我们的信贷规划时，我决定要与传统的银行完全不同。为了避免一次性大额付款带来的还款心理障碍，我决定设立一个每日还款计划，每笔还贷数目非常小，可以让借贷者们几乎根本不在乎。为了便于计算，我决定贷款要在一年内还清。

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也随时在调整和修改我们的机制。比如，当我们发现每日还款会造成的麻烦之后，就调整了周期，变成每周还款。又比如，当我们发现支持小组的作用之后，就要求每个申请人都要加入一个相同经济和社会背景、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小组。一个小组要获得格莱珉银行的认同，所有成员必须到银行去接受7天关于我们政策的培训。我坚信，这种自发的小组会更稳定。我们还建立起一些激励机制，鼓励那些贷款者在各自的经营中相互帮助。我们想确保只有那些真正有需要、而且态度十分严肃的人，才能够真正成为格莱珉的成员。在我们的小额贷款规划中，我们只需要有勇气，有抱负的先行者，他们才是能够成功的人。

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人们不需要到银行来，银行要到人们中间去。格莱珉银行的员工是挨家挨户上门服务的，这对还款也有帮助。我们要求贷款人加入一个5个人的小组，主要目的是增加借款人的还贷信心。很多妇女从来没做过生意，她们会担心失败。如果有了一组人互相帮助促进，事情会变得容易。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小组的一个成员不能偿还贷款，其他成员会受到影响吗？

尤努斯：不会的。尽管贷款人必须加入小组，但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贷款负责，没有义务负担其他人的还款。一个成员不能还贷也不会影响小组其他成员今后获得贷款，最多只是会有舆论上的影响。比如别的小组会说，看，这个小组还款不好。其实，如果有人不还款，我们固然会有一笔损失，但是这个人不能获得新的贷款，她很快就会明白，不还款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她往往会把钱还上以再次获得贷款的机会。当然，还贷好的小组会有机会在今后获得大一点的贷款额，这算是一种激励机制。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人认为，格莱珉银行的高还款率，或许是源于孟加拉文化中的一部分，您怎么认为？

尤努斯：这种看法是与事实最不相符的。在孟加拉，最富有的人习惯于不偿还贷款，可公众存款却还通过银行系统的渠道，不断送到那些根本不还钱的人手里。从建立格莱珉银行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很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庭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格莱珉银行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贷款者都是诚实的。我们确信，建立银行业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格莱珉的胜败，将取决于我们人际关系的力量。也许人们会骂我们天真，但我们的坏账率低于1%。而且，即便真的出现贷款者确实违期还款的时候，我们也并不设想他们是恶意这样做的；相反，我们设想，一定是那些人的境况使他们无力按时偿还。所以坏账其实也不断地提醒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去帮助我们客户取得成功、摆脱贫困。

三联生活周刊：格莱珉银行为什么把贫困的妇女作为贷款主体？

尤努斯：在格莱珉之前，孟加拉的所有贷款者中妇女不到1%，对于这种状况的愤怒，也促使我制定了一个目标，试验项目的贷款至少有一半要给妇女。随着试验的进行，我们借贷给贫苦妇女的钱越多，我就越认识到，妇女得到贷款后，一个家庭更容易受益。当然一开始，这非常不容易，因为我必须说服妇女接受贷款。当我提出要贷款给她们的时候，她们会说，不行，你不能把钱给我，你还是给我丈夫吧，家里的钱都是他管的。我被拒绝很多次，但我一直在努力。我花了6年的时间才达到借款人男女比例各半的目标。

成长和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30多年过去了，您的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已经拥有超过1200多个分行，遍布4万多个村庄，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您如何确保这些数字的真实性？

尤努斯：（笑）因为格莱珉银行是起步最早的典型，所以，总不断有人到我们那里去了解、学习和调查，这也让我们必须把工作做得更仔细，让每个细节都经得起调查。你知道，当人们蜂拥而至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一点小小的纰漏，他们就能做出大篇文章。这也让我们必须保证每个数字都是真实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2005年在中国出版，译者是中国非常出名的一位职业经理人吴士宏女士，为什么选择她来翻译这本书？

尤努斯：之前我并不知道她在中国如此有名。她给我发来邮件，希望能翻译我的自传，我同意了。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本书，能了解格莱珉银行，而且如果有人对它有兴趣，那么，这本书其实也像一本手册，可以告诉你怎么去做。

三联生活周刊：在吴士宏看来，除了那些精致的借贷制度，您最天才的想法，是在设计股权比例的时候，让贷款者成为银行的拥有者。

尤努斯：1983年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个机会，可以在政府支持下让格莱珉银行成为一个独立的银行，而不再是其他银行下的一个分支机构。我希望新的格莱珉银行百分之百地由贷款者们拥有，我们逐渐改变了股权结构，建立了董事会制度，13人的董事会中9位贷款者都是文盲，但我相信这并不会构成什么问题。2006年在诺贝尔颁奖的时候，我带去了董事会的9个代表，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孟加拉，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但他们现在来到了奥斯陆，带着尊严，一个董事会成员上台领奖，并做了发言。一个普通的乡村妇女，转眼间就变成了世界性的人物。我们羡慕地看着她，疑惑是什么改变了她。我们一直忽视了这些来自农村的人，人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但从没获得这样的机会。她得到了，这种场合的确让她很震撼，但她做到了，她表现得那样端庄。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本自传中，您提到除了1983、1991和1992年之外，格莱珉银行每年都获得盈利。这3年分别发生了什么事情？

尤努斯：1983年是我们刚成立那年，很多工作都刚开始。1991年几乎是我们最艰难的一年。首先是新当选政府决定国有银行免除所有贷款额在5000塔卡（125美元）以下的贷款，这听起来有益于穷人，但实际上，国有银行的这些贷款其实都在那些富有的人手里。但由于我们的大多数贷款低于5000塔卡，很多格莱珉的贷款者就以为自己的贷款被免除了。我们做了很多解释，最终才让他们勉强接受。贷款局势刚稳定一点，4月底，就来了一场灾难性的龙卷风，死难者15万人。我们做了许多改变，把贷款者的贷款期限延长，并且免除了许多限制。我相信，人类富有创造力和复原力，任何灾难来临，我们的贷款者都会有更强有力的康复能力。直到1994年，我们终于从10年挑战中恢复，那是我们有过的最好的财政年头。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也注意到，30多年间，您的格莱珉模式还在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从格莱珉一代提升到二代，但您如何才能确保，您的团队成员们会严格遵守这些制度？

尤努斯：我们的工作人员进来之后，都必须从最底层开始做起，一步步往上走，这让他们看到提升的空间和可能。我们培训我们的团队，把他们塑造成反贫困斗士的精英队伍。虽然我们的工资只相当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初级工资，但我们发现，入选者很看重这个工作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尊重、自信和机会。他们和传统的银行工作人员不同，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教师，帮助贷款者充分开发潜力，发现他们的能力。当然，这个工作是辛苦的。1994年，当我们推出养老金计划后，任何服务满10年的雇员都可以退休，并得到一笔现金的退休福利，有一大批优秀的员工选择了退休。这是一种遗憾，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有新鲜血液补充进来。

三联生活周刊：30多年的坚持和努力，会让您有怎样的感悟？

尤努斯：小额信贷（Microcredit）原本是英语词典里没有的词语，我建立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这么成功运转了，这个词也诞生了，这种感觉很棒。改变人们的观念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能不断地解释，让更多人了解事实。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看到了某种机会可以去帮助穷人的人，我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把它变成可操作的商业行为，使之变得可持续可循环，不必依靠资助。我一直很反对慈善，除了一些特定的事情外，不要让穷人依靠慈善生存。如果给他们提供便利的机构，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所以我着力于建立公共机构。

我乐于与人交流，我也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

（《穷人的银行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银行家穷人经济尤努斯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