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范

现在回想，当我刚刚接受旅行启蒙，并对那些名驴们五体投地的时候，我的朋友Fahn已经悄悄开始了他的环球计划。不过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交集，而且他的周游刚好躲过了华人最密集的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后来，当他结束旅行，放下行囊，拉着拉杆箱回到出生地北京怀旧，再到LP和任何中国人都推荐的所谓名胜古迹一游，被骗走了不少Money之后，躲到了丽江，时间是2004年1月，命运注定了我们的相遇。

一口广东味普通话的Fahn很容易就被我们识别成了香港人，用我的话说是比较“傻”，单纯，不太变通。不过也只是点头之交。后来有一晚大家在露台聊天，我鬼使神差地也加入了，听到Fahn赞叹云南的“青旅”好，可以混房，能够与“美眉”同居，大家哈哈一笑。我们和旅馆老板娘大吵的时候，他就在走廊上看着，事不关己的样子。后来，他抢占了“大理四季”的最后一张床，把我赶去了相对静寂的榆安园。

2004年的除夕我们一起过的。我特地上街买了爆竹、烟花，自己不敢放，请他代劳。没想到香港人民禁烟火已经很多年，该同学比我还胆怯，经常炮捻还没点燃，他已经手一抖丢了出去，真是叫人心疼啊！后来应我的要求，丢了几个响的到桌子下，惊得上面狂欢的帅哥心惊胆寒。一起做过坏事的人容易成哥们儿，我后来才总结出了这个规律。在大理的日子基本就是我上街找吃的，他在“四季”看电影跟女朋友MSN，我们一起参加了上海人傻帽儿的婚礼，也终于开始聊到各自的旅行。我知道他已经用4万美元走了3年多，欧、亚、非、拉、大洋洲，而且，他不写日记，不拍照片，所以尽管其经历放在网上可以“雷”倒众人，他却一直默默无闻，这点让我非常非常的仰慕。但是，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就是容易被风吹草动惊到，我没想到可以睡在臭渔船上的Fahn会因为通报了禽流感而不敢吃云南的鸡肉。

我们保持不密切的通信。2005年我们在深圳见面，那时候他已经和法国女友结婚，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决定回加拿大定居。去年他说要来大陆，但是很久没有消息。在东南亚的时候突然接到他的E-mail，说遭遇车祸，很久不能走路。然后是10月，他问我目前牛奶的安全怎样，我回答说，既然在大陆生活过，肯定已经有了部分以毒攻毒的抵抗力，放马过来吧。

Fahn和他妈妈是11月初到的北京，主要是陪已经年迈的母亲最后一次回到生活过17年的城市，看看自己青春岁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但是Fahn没答应让我请客，后来交代说他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怕我这饭吃不安稳。

送走了妈妈，Fahn一身轻松。我们去“798”看了现代艺术，又跑到中关村打听盗版软件价格，最后一天去看残长城，这是我一直对他吹嘘的地方。那严重的车祸虽然使他的新车报废，却只伤了筋没断骨，一路都是我们在后面屁颠儿屁颠儿跟着他跑。

因为已经熟悉，我开始无所顾忌地八卦。大致拼凑出了范同学的人生轨迹：北京出生，香港长大，加拿大读大学并工作，旅行3年多，娶了法国老婆，最后在加拿大东部某小镇定居。他的护照是香港特区和加拿大的，但是取得法国护照也不难，因为在法国注册结婚。他父母都是出生在印尼的华侨，我们都说奥巴马当选他也应该高兴，因为奥巴马的继父可是印尼人。这样的经历决定了范同学十三不靠的处境，他属于任何一方，却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的观点也是最中立最没有倾向性的，不存在媚外，也绝对不会抵制。

在外旅行的3年半里，Fahn徒步走去看肯尼亚的动物们，然后搭传教士的顺风飞机回首都。在印度，有一个月他在专门的学校学习瑜伽，静修之余就到河里嬉戏；走秘鲁的印加古道，他们走3天，当地小孩8小时完成；在哥伦比亚，山下是穿军装的政府军查证件，山上是穿同样军装的游击队查证件，区别是政府军穿军靴，游击队穿雨鞋，这时候，被游击队扣押的西方人质们就在不远处翘首企盼，Fahn掏出香港特区护照：“Hello，Comrade!”他有点怀念在K2巴基斯坦一侧的塔吉克人，还记得一种穆斯林的回旋舞；当然，他也从来不买任何纪念品，但在欧洲，拿破仑的出生地科西嘉岛上，他收获了最宝贵的礼物——爱情。这让他回到香港时是满载而归。

Fahn不信教，只信“睡觉”。从他那里我才知道，西方没有信仰的也大有人在。我问他在印度有没有去达兰萨拉，他说，那老头说的话他也会说，就不去受教育了。他娶了个同样没信仰的老婆，但是有信基督的妈妈、信天主的岳父，老岳母却是法国共产党的坚定分子。

背包客的原则是，尽量深入最原始的民间，但是互不打探各自的隐私。所以，在相识的最初，我们只能保持亲切的笑容，直到有一天，时间轻轻撕下每个人的假面，才可能有真正深刻持久的友谊。■ 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