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振兴的杭州探索模本 ——专访杭州市市长蔡奇

( 蔡奇 1993年3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7年11月任中共福建省三明市委副书记、市长，1999年5月任中共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02年3月任中共衢州市委书记，2004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台州市委书记，2007年4月起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

“过冬棉袄”

三联生活周刊：“消费券”让杭州在这段时间成了“舆论明星”。但我想，地方政府刺激经济的努力远不止这一项举措。我们很感兴趣，也想了解，从这场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杭州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挑战？作为一个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城市，就眼前看，外需萎缩是否甚至比内需低迷更致命？

蔡奇：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杭州也一样，经济下行的特征比较明显。

我们到目前为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估计不够，总希望经济下行能尽快见底，但实话说，就我们观察到的，现在还没有见底。即使见底，也不可能很快回升，它肯定是个U字形曲线而不可能是V字形曲线。杭州的迹象从去年11月份开始明显，出口和工业接近负增长了，按照抽样调查，出口企业48%订单减少。

我们近十几二十年，从来没遇到过。现在人们总在讨论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业的影响，其实影响最大的是实体经济。我们是80%的外向度啊，而国际市场的需求现在是严重萎缩。

( 3月1日，“杭州旅游消费券”正式开始在上海发放 )

三联生活周刊：杭州什么时候开始为应对危机做准备？

蔡奇：我记得去年2月份马云就提出“过冬”的问题，我们之间交流过。杭州政府当时也就提出来，要给企业缝制好“过冬棉袄”。这个事应该说我们很早就在谋算了。

( 3月7日，在浙江省展览馆，一位女性创业者向顾客介绍自己设计制作的编织服装 )

我明确提出是在后来的一次市政府成员会上。我还给省长递了份材料，表示我们杭州政府打算让出20亿元给企业。当然，政府不能违规随意减税、返还，我们通过正常渠道给企业让利。当时省长就表态，杭州市这样做好，如果不够，省里都可以帮助。我们是去年7月份开的会，虽然情况还没有4个月后那么严重，但那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企业的困难了。

开“省代会”的时候，我发了个言。我说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一次大考，对地方政府来说，就像毛主席当年在西柏坡说的“赶考”。我说我们起码要考5张卷，第一是考信心，看企业有没有信心，政府要全力帮企业提振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讲道理，必须要拿出实际的措施和政策来；第二是考增长；第三是考发展；第四是考创新；第五是考政府本身。杭州基础好、体制好、实力强，完全可能在这场危机中率先胜出。

( 蔡奇认为：救企业就是救生产力 )

与全国比，杭州经济下行趋势出现相对迟缓一些，这和我们提早缝制冬衣有关，使得企业有一定抵御风寒的能力。杭州市还为此成立了工业、出口、房地产、金融4个应对协调小组，专门有机制来运作。这套班子特别注重超前的预测和分析，我们判断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止跌回升，杭州今年的任务是增长10%，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有难度，不过市里领导、上下都还是比较有信心。

“放水养鱼”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在国家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后，杭州拿出了3200亿元的一揽子投资计划。地方刺激经济的代价在于财政体系能否提供足够的支持，而颇为严峻的是，今年全国性财政收入增幅的下滑和各地土地出让的低迷，让地方政府的融资难度剧增。这3200亿元资金的构成是什么样的？土地收入萎缩对杭州可支配资金的冲击大不大？

蔡奇：土地收入这一块起伏比较大，搞建设是要靠土地出让金，但它不影响财政，它是预算外的。有的地方政府是把土地收入算到财政里去，杭州不是，我们财政收入是实打实的银子。杭州这些年良好的财政基础应该说是我们打这场仗的保障。

中央提出扩大内需，地方政府首先是要善于运用政府投资来拉动社会资本，以投资促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3200亿元里不可能都是财政资金，我们主要是出资本金，3200亿元里大约1600亿元含政府投资项目，剩下的都是社会资本。在政府投资里，政府资本金占35%，剩下65%也是靠贷款。这里比较大的一项就是我们的高铁建设，我们要在3年内建成6条高铁专线，一个铁路综合枢纽，这整条线，光杭州段，这项总投资就要好几百亿元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扩大投资真正见效，要最终扩大到消费的环节，但我们现在各地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往往总是看到政府投资的大项目，它会以怎样的路径与内需发生关系？会不会出现政府投资挤压民间投资空间的情况？

蔡奇：这也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从上到下，都比较关注扩大投资，但我觉得，无论中央还是地方，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是不够的。

我们要弄清现在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主体力量是谁。即使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我们政府强化了调控这一面，危机时刻政府当然要强势一些，通过积极的政府项目和资本来拉动社会资本。但是作为地方政府，要很清醒地意识到，主体力量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是企业，是市场主体，它们才是这次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主体力量。

现在的问题确实是，我们一直在讲政府投资，那么你投这么多钱下去，跟主体是什么关系？中央提出4万亿元，真正能够掌控的只有1万多亿，何况1万多亿还在发国债，这里面多数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剩下有的还是给央企了。所以2/3还是靠企业来投资。现在关键是，这2/3的主体没有积极性，它们的信心降到最低了。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这2/3的问题，不是那1/3，我们现在比较满足于抓1/3，没看到那2/3你怎么撬动？这撬动不是你想拿它的钱，而是怎么样恢复它们的信心，调动它们的积极性。

三联生活周刊：企业是从投资扩大到内需启动通道上的关键环节。

蔡奇：现在谁最困难？当然是企业。这时候，政府应当和企业站在一起，要帮助企业克服困难，要和企业共渡难关，要雪中送炭。

所以，关键的杠杆应该撬在企业身上，要把企业力量激活。我们大小企业有多少？杭州就有10万家。企业活了，投资到内需的通道就打开了，但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大部分企业目前都还没有投资的欲望。

为什么我们在去年7月份做出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政府给企业让出的那“20亿元”，原因就在这儿。杭州是浙江省率先提出来给企业“减税减负”这个口号的。去年下半年开始，杭州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现在还在做，除了上面说到的20亿元，我们还有其他60亿元，其中增值税转型20亿元，社会保险金停征两个月20亿元，我们的专项资金有20亿元，加起来到目前为止一共为企业减负80个亿。

这时候，我认为应该“放水养鱼”，这80个亿我想就是“放水养鱼”的概念。今年的财政绝对不能太高，我不知道中央今年的财政增长是多少，但我想，这点上应该是和地方政府都一致的，绝对不能高，尽管我们手头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但是一定要记住，要先渔后取。

“消费券”

三联生活周刊：那“消费券”政策在经济刺激方案的组合里占什么地位？我们能不能从这样的角度上理解杭州大力推出“消费券”的初衷，它是从消费市场上再给企业一个杠杆？

蔡奇：当然，“消费券”最终要跟企业联动的。“消费券”的想法怎么来的呢？扩大消费这方面我们并没什么经验。应该说，扩大投资，我们在经验上是很丰富的。扩大消费，从国家层面，有多种形式，减税、提高个税起征点、解决中低收入阶层问题，但地方政府能拿出的现成的措施和方案并不多。

杭州推“消费券”，应该说是我们扩大消费的尝试。我们注意到，2008年底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21.8万亿元，为1978年以来新高，同比增长26.3%。杭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3476.59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1.8%。拥有如此巨额的存款，一方面说明老百姓手中有钱，另一方面也说明老百姓的消费愿望不够强。我们先是给困难群众、中小学生发放消费券，春节后又向周边城市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还有，面向企业职工、农民工、大学生发放教育培训消费券，这加起来大概有8个亿。

但消费券不是万能的，只能是拉动本地消费，放大效应也就是一到两倍左右。一个城市拉动消费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它应该放到国家行为来考虑。再一个，杭州产品大部分还是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消费，本地市场的分量不大。这方面我们也注意把握，不能搞地方保护主义，强制消费本地产品。另外，不能增加财政负担，财政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

三联生活周刊：消费券8亿的金额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如何？我们想知道，政府现在有大量的地方需要财政支出，又要让利于企业，让利于民，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在缩减，它的平衡点在哪儿？

蔡奇：拿出8亿元的规模，这是在已经安排的专项资金里面切出一块。搞培训这块我们原来就要几个亿，教育培训券拿出一两个亿。再举个例子，像失业保险基金，历年节余的部分，就有20个亿，政策允许用于两项补贴可以不超过50%，也就是说，有10个亿我们是可以支配使用的，这10个亿我们摆在那儿还没动呢。我们平时支持工业基金一直都是10个亿，从中切割出来，搞消费券就可以了，这不违反财政规定。这些都不是财政的钱，是专项资金。

前面说了，财政上我们还是有底气的，底子比较厚。说实话，光消费券就能拿8亿元出来，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做到的。

平衡点是，政府让利企业要在技术细节上想办法，我们减负减困措施中“增值税转型”的20亿元就属于这一部分。要动用税收工具，比如，属于技术研发费，可以在税前列支的、加计扣除的，税前就可以列入成本，这样就不用征税了，这块占了1/4，应该说量不小。它不用政府额外增加支出。　

“抱团取暖”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看，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对社会资本的拉动效果明显吗？　

蔡奇：我们政府到目前一共建立了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债权基金、风险补偿基金和担保基金5种基金，来引导社会资本，希望能充分点燃它们的投资欲望。政府资金是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需要多个系统的合力。

目前企业最大的问题，还是融资难，特别是中小企业。尽管现在实行的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没有规模了，但是从银行角度说，特别是国有银行，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资产状况，这和银行股份制改造前的情况是大不相同了。

前不久，刘明康又一次强调要在目前情况下防止不良贷款急剧增加，所以尽管环境是宽松了，但在每一笔的项目贷款上，我了解，银行对中小企业还是把得非常严格。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要介入。政府的引导作用，在于政府资本金起到一个放大效应。比如说，我们拿1个亿出来，希望和银行联合，用到5个亿到6个亿，然后通过担保贷给平时贷不到款、融资困难的企业。

三联生活周刊：我不久前采访江苏省一位市委书记，他说从去年开始，地方市长和书记的工作就多了一条，跟银行行长们吃饭，希望能为企业担保到贷款。

蔡奇：我这次在“两会”上会有一个提议，就是希望中央要鼓励大银行善于做小企业的业务，要帮助小企业。我手上有个数字，今年1月份，贷款增加幅度很大，但是大头还是政府性工程，真正到小企业头上的，还不如其他贷款。

银监会现在决定，各大银行要设立小企业专营机构。我们就提出来，在北京的各大银行，能够像当年人民银行总行在上海设二总部一样，把小企业专营机构设到廊坊去，设到西部去，设到浙江去，当然要设到我们杭州来。小企业专营机构是个物理概念，它是负责全国的小企业贷款业务的。如果没有分开，大银行本身肯定是只顾大项目，小企业根本摆不上位置，所以关键要引导银行帮助小企业成长。政府在努力，银行也要努力。浙江民营经济这么发达，杭州金融总量又在全国排第5位，金融生产力是第一位。

三联生活周刊：政府信用介入是否有危险？“银政合作”模式的再度出现会不会重蹈过去经济周期中的老问题？政府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自己扶持的企业成长性能够兑现，怎么防止像以前造成的那种不良贷款增加，给商业银行带来不稳定性的隐患？

蔡奇：对企业把握，很重要是看银行，银行现在的把握能力是很强的。当然，总会出现一些不良记录。我们跟银行有约，1%以下，银行来处理，1%以上的，我们跟银行一起来处理。

我们有一个风险池。马云最早提出“过冬”，他们当时也有实际的措施拿出来，就是跟建行合作搞网络联保的信贷业务。我们政府是大力支持和提倡。今年杭州政府也出了2000万元，和他们一起建立风险池。同时我们鼓励更多企业，上半年大概有1万家企业要进电子商务，主要是阿里巴巴。这样今后中小企业在网上通过联保、三轮保，可以申请网络贷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准备和建设银行探讨设立网络银行，如果这能实现，就是中国第一家了。建设银行总行已经跟我们表态了，他们愿意考虑这个事。所以说，过冬过冬，很重要的是要抱团取暖，“网络联保”就是一种抱团取暖。

“瞪羚计划”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有企业向政府直接求救吗？

蔡奇：当然有。杭州有个南望集团，是个高科技企业，居然资不抵债了，欠债几个亿。它去年向市政府求救，这件事市里面正在协调。我们检查这家企业的问题，发现是企业高速扩张时一个典型的毛病，没什么产业忠诚度。杭州一些资质特别好的企业，像娃哈哈，都是很专注的，我做水就只做水。

“南望”前几年也做得很大，于是盘子一铺开战线拉得极长，盲目扩张，搞房地产，搞综合开发，这个产业进到那个领域，都认为其他的行业钱好赚，抓副业来补主业，结果盘子一大，资金不够，又借不到钱，就开始借地下高利贷。那种高息对一个常规企业根本是不能承受的，资金一旦告急，全部问题就都出来了，这还涉及一个互保的担保圈。后来最先是交通银行杭州市分行在去年3月上旬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资产保全，查封了南望集团的所有资产，并限定资金“只进不出”，这一来，资金链一下子崩掉了。

“南望”现在希望政府帮忙给几块地，能给它盘活起来。这地是属于政府的，政府可以给它，不过没那么简单。我帮你，但要作为国有资产，这就是政府介入企业重组，跟美国政府介入花旗银行是一个道理。你接受我的帮助，也要接受我的条件，同时你必须做成功。事实上，杭州像这样的企业有数百家。

三联生活周刊：它们的求助，杭州市政府都会出手吗？

蔡奇：企业要政府来救，希望政府出手，特别是出资金、信贷、土地资产，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救企业就是救生产力。但是救企业也要有套办法，要明确政府出资的这部分应当视同国有资产或者借款，另外，企业要有承诺，必须有一个扭亏为盈、起死回生的计划，企业高管的年薪必须受到约束，这样才能逼迫企业背水一战。

有的企业我们不救，比如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节能减排的原则是底线，在这上面，不能迁就，不能商量。“保增长”一定要理解，它是“保发展”，不能把它看成只是保速度的问题。这个发展，既包含速度，没有两位数，你肯定过不去，但同时也包括了对结构的要求、对质量的要求、对转型的要求。我们要正确把握中央“保增长”的精神。杭州的产业结构一定要往高端走，要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三大块，对于其他产业，杭州现有的资源要素也承受不了，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也给了一个让它们退出历史的机会。

我们感到，同样的困难，杭州不能仅仅看眼前这一步，还要看后面几步。不仅仅是看当年能不能挺得住，还要看后面几年。不仅要保增长，还要调结构。某种程度上，转型和调整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杭州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要比别人抢占先机，大家都一起在做的时候，实际上先机已经丧失了。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观点，经济刺激只是为企业纾困的应急之策，借助危机时刻的非常办法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才是城市振兴的长久之道。

蔡奇：对。我们出台了一个“工业应对危机的十项举措”，我们的扶持资金主要用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改项目上。政府要善于运用市场手段。比如说，我建立一个债权信托资金，这是一种金融产品创新，我搞了20亿元，每一笔贷款不超过200万元，我重点支持那些有成长性的、资金有困难的中小企业。我叫做“瞪羚计划”，瞪羚一小时能跑80公里，我们也就是要挑选那些有爆发力的企业。我们通过政府掌控的扶持资金引导企业往高端产业转型。

另外，在我看，兼并重组是调整结构最有效的方式。像“南望”这样的企业由政府来迅速重组就是一种模式，还有企业跟企业间的重组。上次思科中国区总裁到杭州跟我谈，说他们至少要在杭州投八九个项目，这些项目说白了就是兼并。政府要鼓励和引导这种市场手段。思科前年收购的一家企业——网讯，是我们浙江人朱敏搞的，这个企业最初销售的会议视频软件年销售额才5亿美元，最后被思科以32亿美元的市值买走。我想，真正有爆发力的企业，是不怕竞争重组的。小企业不愿意做大，愿意被别人兼并；大企业不愿意自己做强，它愿意收购小企业，它来得快。这条路子适合杭州将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格局。

“结构换血”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在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和促内需、保增长并重的一个工作，就是就业问题。

蔡奇：就业当然是现在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它也是企业困境的另一面。就杭州来讲，我们的用工需求减少20%，就业压力很大。少数企业遇到歇业半歇业的状况，这一来，大量职工就要涌向社会，一个职工歇业就连累一个家庭，这个负面影响和不稳定因素还是挺让人担心的。

政府要引导企业不减员，不裁员。当然不减薪是不可能的，企业这么困难，怎么可能做到保证薪水呢。但我们要争取做到留职留岗不走人，现在杭州已经有1000多家企业响应，向社会承诺不裁员了。

同时杭州在争取国家创业型城市，我们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希望创造出杭州自己的特色：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也跟我们借助危机调整产业结构的思路契合。保就业，无非就是两条路子，一个是靠传统的人力、劳务市场来调节，一种是用创业来带就业，杭州要走后一条路子。年轻企业的出现本身也是在为旧的产业结构换血。

杭州每年有10万大学生要寻找就业出口，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普遍培训。从去年开始，我们政府推出见习计划，大学生可以在企业待一年，政府资助，每个月发最低工资的70%作为生活补贴，这样可以缓解杭州的就业压力。我们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这个去年我们已经做了一年，今年我们又定了一条，把大学生的就业门槛放到零，甚至零以下，就是说如果大学生自己办企业，所有的手续费，包括印章费全部免除，他的注册资金可以做到零首付，登记的时候不用交一分钱，两年内再补足到位。大学生创业企业可以向政府申请20万元以下资助，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这类企业新招的大学毕业生，每人再补贴1000块钱。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在这次“两会”上，还有什么提议吗？

蔡奇：我准备向中央建议，中央能够拿出1万多亿元来搞投资，能够拿出3000亿元来拉动内需，还可以再拿出300亿元来解决出口退税的问题。

我们现在重要的是要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越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越要注意，别忘了外需。在金融危机下，扩内需一定要和稳外需相结合。稳外需怎么弄？这里面固然有开拓市场，西方不亮东方亮的问题，也有个机制问题。就是说，国际通行惯例，任何国家的出口税都是减免的，因为进口方是要征税的，企业不能征两道税，所以2003年以前，都是由中央财政负责全部的退税。但是2003年以后，中央财政感到退税量太大退不了，要求地方政府分担，一直到现在。最后形成了一套我们的机制：出口超基数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92.5∶7.5来分担，地方政府要分担7.5按说没有太大问题，但现在往往哪个地方出口越多，退的税就越多，财政负担就越重。要命的是，市场是全流通的，它退税的部分还不是它自己本地生产的产品，而是外地收购来的货从这里出口，结果一个地方政府要为其他地方承担退税负担。

我认为，要稳外需不仅要解决企业的积极性，要退税，也要解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是谁退税的问题。我这个建议得到了商务部长的支持，商务部正在跟财政部讨论这个事。■

（实习记者赵燕波对本文亦有贡献） 经济杭州经济银行金融探索杭州模本蔡奇市长专访杭州市地方消费投资三联生活周刊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