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宫——盛唐遗址的复活

( 大明宫含元殿效果图 )

从太液池到建福门

“在最近一年，大明宫土遗址拆迁启动后，对太液池一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发掘成为可能。”何岁利告诉本刊记者，“根据发掘结果，整个太液池分东西两池，西池水面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4万平方米。除了史料上记载的蓬莱岛，太液池内还有两座岛屿，自从1998年开始遗址复查勘探后，一座已察明在地下，另一座在还没有开始发掘的东小池内。”何岁利介绍，包括建筑构件、铭文砖、铭文瓦、青铜器、石刻和一些瓷器残片在内，在遗址中已经陆续出土了上万件文物。在太液池周围，发现了大量青石制的廊柱础石、步道，以及5件残损的鸱尾和为数众多的灰陶质兽面、莲花纹方砖。“这些发掘都证实了文献中关于太液池边景观的描述，《旧唐书·宪宗本纪》说，太液池周围有廊庑400间，南岸与西岸都有宫殿、水榭、楼阁。”何岁利说，“在某些夯土墙上，还残留着白灰或红灰色的墙皮，附近的碎片上还遗留有红、绿、淡黄的痕迹，表明这些建筑的墙壁上，曾经有精美的壁画。”在这些壁画残片附近，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填土中有大量的灰烬与火烧痕迹，证明这座宏伟的园林最终毁于晚唐的一场大火。

在太液池西池遗址一侧，一座探方中醒目地留着几个取土的探洞。何岁利告诉记者，这是考古队提取土样留下的痕迹，以便在实验室中进行植物孢粉分析，判定唐代太液池中植物的生态环境。“去年就在那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何岁利用手指向太液池东南岸遗址一处毫不起眼的角落，“发掘中，我们探到了唐代的淤泥层，信手揭开一片淤泥，里面居然有一大片完整的荷花叶、根茎印迹。”在太液池现场临时搭建的文物库房中，我们见到了许多光彩如昔的唐三彩残片，包括白胎绿釉、蓝釉、黄褐釉筒瓦、盆沿、碗、炉、罐等残片。唐城考古队利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得知这些珍品很可能来自陕西铜川黄堡窑和河南黄冶窑这两处唐代最大的三彩烧制基地，证明唐三彩的功用不仅仅为陪葬时的明器，还应该是宫廷贵族豪门彰显身份以及日常使用的器具。

“除了太液池，最近一年大明宫考古的主要工作，就是逐渐明确了大明宫的南宫墙，大体掌握了整个宫殿遗址的界限。”何岁利说。从太液池遗址向南驾车行驶约15分钟，就来到了西安新城区著名的交通干道二马路，在一片涂写着“拆”字的商户和临时住宅中，距离二马路小学一街之隔，就是大明宫南部宫墙的门户之一——建福门。建福门遗址仅残留有城门基础和部分础石。“南宫墙除了丹凤门外，其他两座一直在学术界有争议，建福门我们以前只知道大概在丹凤门以北400米，不知道确切位置，而且城门的形制，具体到门道的径深、马道的排列、遗址内外的建筑样式等具体问题也很模糊。从敦煌86、196窟壁画上的唐代壁画来看，三门道与五门道两种形制都出现过，而现在通过发掘知道，建福门东西宽度为35米，南门长约17米，拥有3个门道。”从今天存留宽度达6米的深色夯土层看，高耸巍峨的城墙可能达到6至9米高。工作人员介绍说，在建福门遗址外南侧一片新近发现的夯土房基，就是官员们每日入宫等待早朝的“百官待漏院”，根据测算，这里距离外朝中心的含元殿直线距离超过500米。

以含元殿为中心

( 鸱尾 )

作为整个大明宫遗址的中心，今日的含元殿遗址，经过工程保护性修整，已经恢复了两层大台的宏伟结构。站在位于今日二马路自强东路与革新街北端的这座高达15米的台地上俯瞰，从正南方的丹凤门遗址，到西北部正在整修中的麟德殿，整个大明宫遗址3.2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几乎尽收眼底。曾任大明宫保护所所长的高本宪告诉我们说，这一方案是在中日双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方协作制订的，遗址保护工程尽量使用唐代建筑技法和建筑材料，修复了原始的台基形态，安放了唐代风格的础石与方砖，特意保留了向参观者展示台基夯土和基石的展示口。

“含元殿一共拥有58个柱础，只有这一块完整的础石保留下来，从它我们可以推算含元殿每根殿柱的直径在70厘米左右。”顺着何岁利的手指观看，位于殿基西北，唯一的一块唐代柱础已经被钢化玻璃外罩严密包裹起来，“不过雷达探测帮了我们大忙，我们发现在每处柱础下面的夯土层中，都有一块承土石，只要测算这些承土石的分布与间距，就能推算出整座大殿的面积与大体形制。”“根据探测察明，殿内两列内柱间距9.7米，并与相邻前后檐柱相距9.2米，共计形成13间的面阔与5间的进深。”由此可推算，含元殿大约东西长60余米，南北宽40余米。殿前有两座阁楼式建筑——翔鸾阁与栖风阁，在含元殿前东西两侧的高台上，既可南观长安城坊市，也可以北望宫城其他建筑。两阁下为东西朝堂、执掌宫城昼夜巡警护卫的左右金吾大将军属下官兵驻扎的金吾左右仗院，以及钟楼、鼓楼。

( 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鎏金铜狮 )

“含元殿是唐代外朝听政的中心，唐代17代帝王，在这里接受藩属外国使者朝贡，册封太后、皇后，并在元日、冬至两日举办隆重的大朝会。”西北大学唐史研究专家、正在撰写《唐大明宫史话》的杨希义教授说。尽管已经向公众初步开放，含元殿周边的考古工作却仍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第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基本辨明了登殿的龙尾道形制。”何岁利介绍，由于含元殿位于龙首原最高处，由丹凤门向北望，这条坡道如同龙尾垂地而得名，在唐人诗文中多有提及。考古发掘的结果，龙尾道位于翔鸾阁与栖风阁之间，是南北向的三条平行的斜坡形阶道，长约70多米，中间一条宽25米左右的御用道，两侧的两条宽度在4.5米左右，在含元殿周边发现了大量曾铺于道上的制作精美的素面和莲花纹方砖。紧邻含元殿台基的北侧，即是新近发现的20多处唐代砖瓦坯厂和窑厂遗址，由此解答了为何规模如此宏大的含元殿在唐高宗于龙朔三年(663)二月开工后，只用了两个月就宣告落成的秘密。在含元殿遗址旁的文物保管仓库，何岁利向我们展示了于含元殿周边兴安门、建福门、太液池等遗址出土的唐代砖瓦，以及门楼建筑两侧装饰的鸱尾与螭首头部残片。据介绍，唐代标准砖的尺寸长37厘米左右，宽度15至17厘米，厚度在5至7.5厘米，在此出土的许多砖锭上都刻有“定二十”、“官匠”、“将作”、“内作”等标志重量、督造机构与工匠名称的铭文。而大明宫建筑所用瓦，则多为经过表面渗碳处理的表面光亮、呈青黑色的“青辊瓦”。“从现有出土砖瓦来看，考古学家已经利用其形制，将它们分为三个年代，第一期从唐代开国至唐睿宗时期，中期为玄宗至天宝年间，第三期从唐肃宗至唐末。”何岁利介绍说，“初期唐代砖瓦形制大而厚重，质地紧密，有铭文印记者多，青辊瓦较多。从第二期开始，随着唐代国力的衰弱，砖瓦变小、减薄，做工粗糙，青辊瓦数量逐渐减少，乃至消失。”

“大明宫建筑与构造形制的变迁，也浓缩着唐代政治制度与皇权扩张的变迁与发展。”杨希义告诉本刊记者，“比如唐初，太子居住在太极宫旁的东宫，有自己的宫城、官署和卫队，然而在唐代政治权力中心移到大明宫后，太子就只能居住在宫内的少阳园，由此根除了再出现玄武门事变这样由太子或诸王发动的内廷变乱。同样，宦官权力的膨胀，也可以从宫城布局上显示出来：含元殿是外朝的正殿，而紫宸殿算是皇帝内朝的正殿。宦官掌控的内侍省，在唐代早期位于太极宫西侧的掖庭宫内，远离皇帝起居和朝政的中心，而后来，就移到了位于大明宫西北的九仙门附近，既靠近神策军，也和紫宸殿及皇帝的寝殿都很近。内侍省的发展，给宦官在安史之乱后坐大，控制皇帝与干涉朝政提供了地理上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内廷翰林院和枢密使的设置，也剥夺了原来南部官僚衙署的部分职权。唐代中后期著名的‘南衙北司之争’乃至宦官与皇亲权贵和朝官发生直接政治冲突的事变，比如公元762年的‘凌霄门之变’、835年的“甘露之变”就分别发生在含元殿下的金吾院与宫城北部的凌霄门。”

( 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鎏金步龙 )

遗址公园向何处去

毫无疑问，不断出土的文物发现与逐渐完善的各处遗址是大明宫遗址逐渐从一处地图上的地标向一处西安旅游新热点过渡的最大动力。在大明宫遗址公园项目于2008年10月正式启动后，相关管理部门和文物保护专家就在推敲如何实现对遗址公园环境的动态保护和它作为公共空间的便利性。“在2010年开园时，我们计划要恢复太液池的水面，所以现在对整个东西两池范围、岛屿的定位都在加紧进行，还要对大明宫内原有的道路系统进行定位。”高本宪告诉本刊记者，“对于已经发现的遗址，遗址公园会把它们迅速隔离，这样既方便文物工作者继续勘察、发掘，也能给游客一个近距离体验。”在大明宫遗址保护改造办副主任周冰看来，大明宫遗址公园和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一样，是一项集合了遗址保护、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开发改造的系统工程。“仅仅是拆迁，就涉及孙家湾、自强、含元殿在内7个城中村，还有25万平方米的棚户区。”周冰说，“这样预计，总投资大约在120亿至150亿元左右，周边土地资源升值可以带来大约60亿元的资金，其余部分就要依靠二级开发、投资与市场运作。”与大唐芙蓉园不同，大明宫遗址的特殊性决定公园内部不会出现营业性项目以及任何复原性建筑。“有些方案曾经建议用新材料把含元殿原有结构搭建起来，或者用钢结构结合其他形式展示原貌，但是这些遗址原有的台基都不能承受，必然会破坏遗址台基本体。一个含元殿的铝合金结构外架就要50吨，用其他材料自重不够，也不抗风，所以现阶段除了丹凤门，我们只会考虑恢复园林景观和宫墙。”■

( 三清殿遗址出土的鎏金铜柄首 )

( 三清殿遗址出土的狮纹方砖 ) 盛唐大明宫考古文物遗址含元殿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