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青年的眼镜

( 参加“Ray-BanN重温经典”演唱会的乐队Young Knives )

雷朋“Ray-BanN重温经典”系列摇滚演唱会去年在纽约打响，今年3月，全球巡演的第二站到了中国。

用来致敬的这款眼镜名为Clubmas-ter，诞生于1986年，设计灵感来自五六十年代的街头风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彼时的那款经典：Wayfarer。雷朋的全球品牌经理萨拉·贝尼文蒂（Sara Beneventi）向我介绍说，与Wayfarer相比，Clubmaster更容易佩戴。但从外观看，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Clubmaster生得体积硕大，颜色鲜亮，没有半点躲躲闪闪的意思，镜架上部如鲨鱼鳍一般扬起，且为半框，看起来比Wayfarer还要难以驯服，绝非人人可以上得了身。

“二战”期间，摄影师在菲律宾海滩上拍到了雷朋的第一款经典——飞行员眼镜，它出现在刚下飞机的麦克阿瑟将军身上。后来，飞行员眼镜还攀爬到四处出没的青年们的鼻梁上，成为烂大街的时髦。但这一切还得等到一部名为《壮志凌云》的电影出现之后。在片中，汤姆·克鲁斯将带着改良版本的飞行员眼镜、骑在哈雷摩托上，追逐自己的女强人上司，可以想见的，他做到了，与此同时，成功扫荡了全球的票房。

“50年代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年代，在雷朋的发展史上，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回答为何选择致敬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萨拉说。一个重要事件是，1952年，Wayfarer诞生了。这是一款线条简洁的眼镜，设计者是雷·斯特格曼（Ray Stegeman），用英国设计评论员斯蒂芬·贝利（Stephen Bayley）后来的话说，Wayfarer给了太阳镜全新的定义：“一款与伊姆斯椅和凯迪拉克鲨鱼鳍并驾齐驱的中世纪经典。出位的梯形边框以非动词化的语言吐露了暗含的危机，同时，坚固的镜腿极佳地将这种危机化解，让整体结构呈现一种‘男性风貌’。”

50年代初，凯鲁亚克已经写出了第一部小说，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杰克，但青年们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种集体疯狂体验的时代尚未开始。多数时候，他们会跑到电影院去看詹姆斯·狄恩。在大屏幕上，人们看到狄恩靠在一辆凯迪拉克旁，点燃一支香烟，头顶上的天空十分干净，白花花的太阳直射下来，他的眼睛被宽大的Wayfarer盖住了，观众们捉摸不透他脸上的表情。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叛逆青年之所以选择用一副巨大的Wayfarer遮住眼睛，并非为了阻隔太阳，而是为了阻隔社会。人们倾向于把他的每个动作隐喻化，这是文化偶像才有的特权。狄恩的无因反叛有时会被人与“垮掉一代”的放浪形骸错误地画上等号，而实际上，他几乎没能赶上这趟车。在“垮掉的一代”正式开始的1955年，他因车祸而身亡。

( 奥黛莉·赫本也是Wayfarer的拥护者 )

60年代是Wayfarer的全盛时代。它的明星顾客多得数不过来，奥黛莉·赫本用它，玛丽莲·梦露也用它，安迪·沃霍尔更将它用成了自身标志，堪比另一盒康宝浓汤罐头。更多时候，它与摇滚乐手出现在一起：有人看到披头士成立早期，约翰·列侬在录制唱片的时候戴着它；对于罗伊·奥比逊（Roy Orbison），这个眼角微扬的太阳镜，就是自身特征；当然，还有一直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鲍勃·迪伦。“我个人认为与鲍勃·迪伦联系在一起是特别幸运的事。”马塞洛（Marcello Favagrossa）担任雷朋品牌总监的时候这么说，“他的反叛里有缘由、有内涵、有深度，是外在与实质兼备的。”

在唐·汉斯滕（Don Hunstein）拍摄于1965年的照片里，可以看到在《重返61号公路》录制间隙里小憩的鲍勃·迪伦。他坐在纽约的录音室里，看不出在思索什么。一个月后，他会在纽波特民谣音乐节上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把电子元素第一次引入自己的音乐。等待他的会有许多辱骂声，以及更多的鼓掌声。这一切声音消停以后，他会将民谣、摇滚和流行音乐带入一个全新的方向。而在照片里呈现的那一刻，鲍勃·迪伦隐藏在黑色的Wayfarer后面，看起来无比安静。

“音乐本身是完整的。最好的音乐家不一定能带来最好的音乐，音乐家个人的生活态度，他们呈现、表达音乐的方式，都与之相关，是一个综合体。时尚与音乐就是这么联系起来的。”狄恩·查特利（Dean Chaltley）是著名的摇滚摄影师，担任雷朋此次活动的乐队摄影。谈到音乐与时尚的关系时，他说：“这些人成为时尚偶像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制造一些影响我们自身的东西，有时不一定是有意为之。音乐家的音乐，在公众中经常造成两个结果，他们与他们的音乐变得很具有启发性，与风尚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受了这些音乐感染的青年们，试图通过改变外表来重新阐释自己的生活，方法不外是从身上加减东西，譬如，将头发剃光、撕掉裙子的下摆，或者在身体各个部位钉上钉子。也有更斯文的方式，在鼻梁上加一副硕大的太阳镜。太阳镜是一个很吊诡的物件，一方面，它为佩戴者提供了保护屏障，在一定程度上与外界隔离，可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佩戴者更容易在人群中被辨别出来，是一种“以退为进”。“戴上太阳镜，人们可以觉得自己是个摇滚明星，即便他不是。我们有很多产品线，有些合适摇滚明星，有些合适金字塔顶尖的人，这少部分人会带动大部分人。” 萨拉告诉我，“有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我们的顾客，比如新任的美国总统。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也是个摇滚明星。”说到这里，她笑起来，“奥巴马总统在某些方面也很像摇滚明星，比如说，他也有非常独立的个性”。

也在这个时代，雷朋做出另一个重大举动，进军好莱坞。“在60年代，雷朋就成了国际品牌，这是因为这些电影造成了国际性的影响。” 萨拉说。第一仗打得十分漂亮，在《蒂凡妮家的早餐》里。这是1961年的清晨，年轻女人来到未开门的商店前，如饥似渴地咬着热狗、盯着蒂凡妮的珠宝，与此同时，她穿着一条剪裁不凡的黑色纪梵希小礼服裙——态度认真的影迷说，这种情节十足荒谬。她梳着符合准上流社会入门守则的优雅发髻，戴着当时的体面人看来“绝对荒唐”的、体积如面具般夸张的Wayfarer，对于一个一门心思想踏进豪门的姑娘，这种搭配十足冒险——可她是人见人爱的奥黛丽·赫本。这种人见人爱的力量体现在，这一扮相成了电影史与时尚史的双料经典，并惠及原作。很多年后，社交场上的人们谈到卡波特依然熟稔于心：“我知道他，他写了那个戈莱特利小姐，她的最大爱好是在蒂凡妮吃早餐，最大梦想是嫁个有钱人。什么，《冷血》？我从来也不读续集。”

卡波特最终也没在小说里让戈莱特利小姐嫁入豪门，但电影里的奥黛丽·赫本的装扮已然成了“上流社会着装入门指南”之最佳范例。黑色纪梵希小礼服裙是绝佳的压场宝典，而个性张扬的雷朋眼镜，一样可以登堂入室。吉妮·沙力斯(Ginie Sayles)是美国著名的“嫁有钱人咨询师”，经常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媒体上写文章，向读者言传身授嫁入豪门的经验。在一本名为《如何与有钱人打交道》的书里，她写到，在与财富拥有者打交道时，选择如下配饰，才可以不失体面：爱马仕公事包，以及雷朋的经典款太阳镜。实际上，这正是约翰·肯尼迪的标准配置。

戈莱特利小姐站在蒂凡妮橱窗前的1961年，还发生了许多事，譬如，1月19日，约翰·肯尼迪先生就任成了美国总统。这位总统给美国人民带来了一位新偶像。他看起来像是从拉尔夫·劳伦的广告画册中走出来的人物，与此时正统的时髦格格不入：上衣没有束进裤子里，袖子卷起，不戴礼帽，戴太阳镜。很快，人们将熟悉JFK的米色丝光斜纹裤、两粒扣西装、POLO衫、Wayfarer太阳镜以及敞篷车。肯尼迪总统的心爱物件们还将在某些重要事件发生时被共同提及，其中最著名的是这一件：两年后的11月23日，总统先生坐着敞篷车经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榆树街，被子弹击中，他的血染红了杰奎琳的香奈儿套装。遇刺当天，总统带去达拉斯的物件中，就有一副雷朋太阳镜。■ 眼镜彼时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