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普代克的欲望乌托邦

( 厄普代克和他的作品《兔子归来》 )

自1959年发表第一部《兔子，跑了》之后，此后每隔10年，厄普代克分别出版了《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和《兔子歇了》。一本比一本厚，也因为阅历增加，被评论界认为一本比一本写得好。尽管他超群的记忆也使这套书成为当时各种社会现象和价值的记录，但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如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在厄普代克于1月底去世后，在怀念他的文字中谈到的，“尽管与索尔·贝娄、诺曼·梅勒和菲利普·罗斯处于同样的高度，但厄普代克与他们不同的是他的美国新教精英阶层（WASP）的背景。其特别的贡献在于，展示出市郊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是如何被性解放运动所影响”。厄普代克是犹太人，但他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背景赋予了他WASP的价值观，而“兔子”则是血统论上的WASP。“兔子四部曲”和发表于1968年的小说《夫妇们》，就是对洛奇这句评论最好的注解。

1959年的时代特征是肯尼迪时代的到来，他的个人形象和号召力给上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注入了一种浪漫的激情。厄普代克曾经说，“肯尼迪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一种已经远去的浪漫的感觉，1965年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在我看来都是非常纯真的”。社会价值取向方面，则渐渐体现出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当代美国的文化矛盾：“一方面是经济运行本身需要的传统的新教工作伦理和清教节制精神，另一方面，是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体制本身导致的消费主义盛行，结果就是在文化层面上形成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在生活方式上，则是享乐主义的出现和流行。”厄普代克笔下的主人公前提是都生活在婚姻制度中且又充满生命本能的冲动，在享受家庭温馨的同时，个人要求与社会要求之间必然会产生对峙和冲突。这一切背后是社会道德观念的转变、享乐主义的蔓延和对生活的控制，而厄普代克透给读者的信息是，纯粹的享乐主义终究还是个乌托邦。

并不像他之前的“垮掉派”作家笔下的人物，制度的藩篱从来不会对他们的浪迹天涯造成太多的困扰。厄普代克一直试图重新找回美国的传统价值，尽管是以那么不传统的方式在作品中展现——兔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和丈夫，家庭生活的平庸与琐碎和追求刺激性生活的冲动，促使他一次次离家出走。当时刚流行起来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潮，给了兔子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马尔库塞说的享乐主义功能，要求人的身体和感观同时得到满足。人应该享受其存在，同时并不会亵渎其本质，也不会因此有罪恶感和羞耻感。“但如果兔子在这种生活中得到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满足，那显然有悖厄普代克的原意。”厄普代克的研究者、译者罗长斌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于是某种程度上，兔子被创造得很不幸：他一次次地出走，总是由一场场并非由他直接导致的悲剧而收场。”在第一次出走后，他新生的女儿由于疲惫不堪的妻子的疏忽，在洗澡时溺死了。在《兔子归来》后的另一次出走，他的情人吉尔在火灾中丧生。在女儿的葬礼上，兔子说，“不是我杀了她”，引来所有亲戚的怒目而视。而兔子是个“嘴上硬”，却并非是个不会自省的人，在冷漠地看着吉尔的尸体运走后，厄普代克写道，“（再一次）他明白他就是罪犯，却从未落网。恶心就像油烟透过他的身体往下沉”。

“我们的问题是生活在旧道德的黄昏期，有足够的东西折磨我们，但是又没有足够的东西约束我们。”《夫妇们》中主人公的一句话大概可以解释“兔子”们所处的尴尬境地。在性解放的上世纪60年代，这些主人公们就在身体的欲望和旧有的道德观中挣扎。“然而，这里面存在着几个悖论。”《厄普代克与美国当代社会》的作者金衡山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厄普代克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兔子哈利，还是《红字》和《夫妇们》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面他们都是有信仰者，无论如何无法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兔子一次次出走，促使他做出这一选择的还因为他内心的憧憬，因为他相信上帝，始终认为在生活的表象背后应该有一种意义存在，尽管表面上他并不尊重宗教的形式主义——如牧师和教堂;另一方面，他们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必定会产生与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冲突或背离，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自我甚至超越了信仰。厄普代克曾经提到过‘正当的自私’。一般传统的教义都是教人‘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到兔子那里变成了‘上帝不在场时，爱你自己’，成了自我中心的极端凸现。他们想象宗教，打着上帝的名义证明自己行为正确。兔子在女儿的葬礼上仿佛看到一点光，他把女儿的死亡看做是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谁的过错，宗教是他们卸载精神负担的贮藏室。而在每一次逃跑之后，行动自由还是导致了一个副产品——精神的枷锁，是因为传统的宗教观对他们还是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无论是对妻子的歉疚之情，还是在女儿和吉尔死去后，他无法解脱精神上的压力。”

尽管一次又一次遭遇挫折和失败，兔子对个人自由的幻想依旧存在。然而厄普代克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顾了他以往作品中对个人自由的表述时说：从表面上看，兔子的问题是陷入了与社会道德冲突的困境中，另一个问题是，他苦苦追寻的自由其实是个幻象。某种程度上，它是社会制度的附属品，建立在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之上，而这个理想本身是个幻想，反映的是个人行为和公共宣传的道德之间的矛盾。“我认为美国现在就像是一个不被爱的孩子，窒息在了糖果中，就像是一个中年妇女，丈夫每次出差回来都要带回来一些糖果。因为他一直对她不忠诚，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从来不用给她买礼物。”厄普代克写道。兔子一次次逃避现实，陷入不能自拔的自我矛盾中，却不知道他的幻想就在现实中。

到了第四部《兔子歇了》，兔子的性追求到了痴狂的程度，和性相关的意念在他脑海里不断地翻腾，也许这是进入衰老的标志——寻找“浪漫的感觉”的说法不复存在，都是很直接的性意象的回忆或者对年轻女性的觊觎。或者是老年的兔子看透世道——男女之事不过剩下这些罢了。这也是厄普代克局限的地方。而书中描写唯一一次性行为，是惊世骇俗地和他自己的儿媳，兔子却说“反正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一次，他还是被来自内里的精神枷锁束缚住了，想逃避却再也跑不动，倒在年轻时给他带来光荣的篮球场上。“厄普代克让读者看到的是对个人自由的过分强调，在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彻底失败，想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个人意愿和自由，但结果是个人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想要逃避，其实无处可逃，还要面对由此带来的道德困惑，不能不说是对弥漫着自由憧憬的肯尼迪时代的反讽。这种选择的困境深刻反映了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生存状态。”金衡山告诉本刊记者。

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说：“与某些上世纪60年代的小说家一样，厄普代克以最差的作品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说的就是被戴维·洛奇高度赞誉的《夫妇们》。在这本书中，厄普代克写到一个小镇的10对夫妇，他们之间的性关系错综复杂，小说中有大量华丽而细腻的性描写。厄普代克这方面娴熟的文学技巧为有的评论者赞赏，说他填补了美国文学的空白，也体现着时代“自由表达”的特色;也为有的评论者诟病，一些评论说，性描写如此之多，不如把题目“夫妇”（Couples）直接改成“通奸”（Coupling）。研究者葛雷纳评价说，《夫妇们》讲述的是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建立“色情乌托邦”（Erotic Utopia）的故事。厄普代克自己解释说，“这本书写的其实并不是关于性，而是关于性正在成为宗教的问题”。就像小说中一位人物说的，“我们互相之间成了教堂”。厄普代克在小说出版后接受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了《夫妇们》与时代的关系，“现代社会已经使得工作越来越变得不重要了，他们不再相信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的重要性，而是转向各种程度的‘交友’，他们最关心的是床上和桌子边上的生活”。

戈尔·维达尔讽刺厄普代克是美国的“好儿童”，兔子的个人生活，可以成为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传统价值的一个比喻。兔子的经历还是表明了作者维护传统价值的种种努力。厄普代克在作品中不动声色地追问着金斯堡的诗句：“亚美利加，你何时才变得像天使那般模样？”“兔子的思维模式早已被制度化，尽管他企图反抗这个制度的社会，但他并没有真的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永远扬长而去，从始至终是被制度给框住的，他的宗教观本能抑制住了他从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中得到全权的快乐。厄普代克的宗教观限制了他笔下主人公的行动，他毕竟和自己的结发妻子终老一生，缰绳仍然在上帝手里。”金衡山说。

厄普代克去世后，一些媒体发表评论说，他走得太早，没等到诺贝尔奖。但如果观察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取向，应该能看出，厄普代克是要被摒弃在门外的。厄普代克的价值观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支持越南战争。在《兔子富了》中，针对查利说越战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玩的“权力把戏”，兔子居然说：“美国的行为不能简单地用‘权力’和‘不权力’来说明。美国的行为就像上帝的脸，美国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哪里没有美国，疯狂就会带着铁链统治一切。”“在坚持战斗的轰炸机下面，天堂是可能的。”■ 乌托邦欲望厄普代克兔子归来兔子普代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