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从和平到发展

( 1975年12月3日，在北京舞蹈学院，美国总统福特的夫人贝蒂·福特和一位老师一起表演了一段事先没有安排的舞蹈 )

“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总统这般表述。基辛格将这段演讲解释为“含糊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不过，基辛格亦表示，“但是没有得到反应。中国人没有被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打动”。

尼克松的这篇就职演说，在当月的《人民日报》上被全文刊载，这同样未被美国方面注意。对这一罕见的在《人民日报》上对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全文刊载，目前没有更细节的材料给予说明，但《毛泽东传（1949?1976）》叙述前因：“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毛泽东早已注意。1968年冬天，他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籍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书‘写得不错’。”后来，当基辛格准备进入中国，收集越来越多的材料后，他开始明白中国。在回忆录里，他写道：“它表明，美国单方采取的一切步骤中国都已注意到了……看来天安门广场对我们的政策的方向比哈佛广场还要理解得透彻一些。”

美国方面的变化发生在更早一些时候。尼克松1967年10月在美国《外交》月刊上发表了他的重要观念：“从长远看，我们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但是，在追求这个长远目标时，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汲取历史教训，我们就会犯灾难性的错误……因此，从短期来说，这意味着要奉行一个坚决克制、不予鼓励和创造性地施加反压力的政策，目的在使北京明白，只有接受国际文明的基本准则，才会得到它自己的利益。从长期来说，这意味着使中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中来，是作为一个伟大而进步的国家回来，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回来。”

历史，站在时间的后点进入观察，它的逻辑似乎清晰明朗，但回到历史现场，情势则比后置叙述要复杂得多。基辛格概括那一时刻：“新政府有走向中国意念，但还不是一个战略。（总统备忘录）嘱咐我可以制造这样一种印象，我们正在试探对中国的靠拢行动。而且，我不是要向中国的朋友，而是要向东欧人传播这种想法。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苏联人感到不安。”

不过，改变历史的那些基本因素已经具备，只不过历史现场过于复杂，使之隐而未彰。

与注定将改变历史的这些“星星之火”比较，1969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格局甚为复杂。《毛泽东传（1949?1976）》描述：“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有47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与尼克松政府“走向中国意念”相反，在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是否打算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尼克松在叙述了中国对美国的“敌对行动”后说：“在他们未作某些改变之前，我们的政策不会很快有任何改变。”

充满矛盾的种种信息与严峻的中苏边境冲突情势，加之“在中共九大前后，全国上下到处被‘准备打仗’的气氛所笼罩”，在这一非常时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描述：“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任务交给原来处在‘靠边站’地位的4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了由陈毅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外交部选派熊向晖、姚广协助4位老帅进行这项工作。一个月后，研究小组提交《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书面报告，《周恩来传》记录：“报告中详尽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从这个根本判断出发，报告勾勒出以中、美、苏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国际战略格局”——“这份报告的基调同九大政治报告特别是林彪等人对形势的看法很不相同，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客观的、有远见的。这就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掌握战略动向’、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稍后，研究小组又完成第二份报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毛泽东传（1949?1976）》里称：“（报告）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助手参与4位老帅研究小组的熊向晖非常精彩地记录下陈毅元帅“不合常规”的想法：“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使馆里谈，以利保密。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重新梳理中美破冰之旅的细节与过程，陈毅元帅的“不合常规”的设想，竟一一兑现了。

距尼克松来华访问还有一个多月，1972年1月6日深夜，陈毅元帅因癌症去世。《毛泽东传（1949?1976）》少见的用4页的篇幅叙述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过程，而且，“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2月12日，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

相互长期隔绝，严重信息不对称的中美双方，在美国方面真正变化的契机，同样始自中苏边境冲突。基辛格回忆说：“最初，我也同意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更好战的国家。但是，我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事件发生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我认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此后，我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

之后，《毛泽东传（1949?1976）》记录：“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做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1969年11月1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这年的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看到中国代办雷阳离席，便尾随跟出，试图同雷阳搭话……斯托塞尔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周恩来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电文，立刻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

此后，中美双方打破坚冰的努力，秘密、艰难却又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一周后，中美双方发布了《上海公报》。《毛泽东传（1949?1976）》描述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4个月，中国打开全新外交格局的另一个重大突破业已完成。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1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细察当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工作重点，反对“霸权”仍为首要选择。1974年，中央决定邓小平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纽约，出席关于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后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的凌青回忆当年讨论联大发言稿：“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小平同志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项帝国主义社会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中美关系破冰之后，建交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从《上海公报》到中美1979年建交，仅仅7年，中国变化已然重大，只是不为多数外国观察者注意。相对穿越性的洞见仍然来自尼克松，在其著作里，他描述了这种变化，“中国的经济革命来自其领导人在两个方面的戏剧性变化：他们对西方的新态度及邓小平1978年经济改革。1972年中美建立为中国打开进入西方世界和获得西方技术的方便之门，邓小平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使他能充分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中国认识到，中国需要找到一种途径抵消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这就带来了第一个转变；中国认识到，中国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取代那种有可能将中国人民永远置于贫困境地的苏联经济模式，这就带来了第二个转变”。

将国际关系与国内形势轻易分离，并不明智。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的第二年，1975年1月13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政府工作报告》里说：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邓小平年谱（1975?1997）》强调：“报告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

在早期的中国问题研究中，深入而卓越性的发现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学教授戴维·W.张，他论述说：“在邓小平看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是其终生不渝的追求。早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他和周恩来就宣布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他还于同年负责制定了奔向这一目标的规划。不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最初看来还是自1956年刘少奇和邓小平协助起草的中共八大政纲。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甚至包括孙中山，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循此线索，重新检索发现，邓小平在1957年4月时即论述道：“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但是，薄一波回忆，“（八大报告）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这个思想到二中全会又作了正式决定。但在八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完全否定了这个东西”。

同时，戴维·W.张还注意到邓小平的背景，“他是20年代以来唯一到国外广泛旅行过的中央领导人。他有在民主、自由的法国生活几年的经历；1949年以后，他经常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在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1974年，他去了美国和欧洲，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这样，邓像周恩来一样，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化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情况。这些独特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作用”。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反对霸权议题之下，在邓小平时代有了新内容。1977年9月14日，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邓小平论述国际形势时说，“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环境，起码我们希望23年不打仗，23年就是到20世纪末。那时，我们要达到一个先进水平，不说超过，至少赶上、接近世界当时的水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国研究者胡鞍钢对此分析是：“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思想。我们称之为‘中国大战略’，它反映了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长期根本利益，是大胆的极富远见的战略构想。”自此，尼克松评论说，“邓小平开始彻底重建中国的发动机”。

更关键的是，1978年9月在吉林视察时，邓小平表达了他深刻的洞见，“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这一年11月，在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时，邓小平论述说，“毛主席历来有两句话，自力更生、力争外援。但是，人们没有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强调自力更生，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接受外国的援助……我们不强调自力更生怎么办？就是那时，毛主席也是讲两句话，不是一句话。所以，‘四人帮’不粉碎，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国际条件有了，国内条件没有”。

1978年11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所有构想，政治上有了总体解决方案。会议指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美建交那个重要的议题当然没有被忽视，卡特总统任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回忆录里记录：“1977年1月，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罗斯福室设宴，招待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联络处负责人。席间，中国客人直截了当地邀请我访华（我曾悄悄地通过迈克·奥克森伯格促成这次邀请），并且在记者面前重复了这一邀请。我回答说，我会高兴地加以考虑。”第二年5月，布热津斯基抵达北京。

布热津斯基记录的与邓小平会谈，一切看上去变得直接而明快：“在继续寒暄几句以后，邓就言归正传了：‘中国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我回答说：‘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然后，我便一头栽入我在与外长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问题……我说，‘在和阁下讨论以及在这小范围内保密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说，总统本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延迟解决。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务这条原则’。”

对布热津斯基北京之行，卡特总统评论说，“他5月下旬的北京之行非常成功。这时，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地位都很稳定，他们对我们政府也更加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理由严重关注阿富汗的迅速更迭，南、北也门领导人被暗杀，由于大批苏联人和古巴人介入埃塞俄比亚而引起的非洲之角战争以及中越关系的恶化等国际事态的发展。这些事件无疑使中国增加了同我们改善关系的兴趣”。随后，卡特注意到，“6月，中国的官方报纸甚至发表了我对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生所作的关于美苏关系的讲话全文，并对这篇讲话的精神予以好评”。显然，美国方面对中国表达态度的方式不再陌生。

1978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和美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副总理应美国政府邀请将于1979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在卡特的日记里，他记录了1979年1月29日见到邓小平的感觉：“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卡特还记录到：“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人需要长时期的和平以全面实现现代化。苏联终将发动战争，但我们也许可能把战争推迟22年（到本世纪末）。”在自己的回忆录《保持信心》里，卡特对此描述说，“我们都认为，如果我们联合反苏将铸成大错，这只能把苏联推得更远。我说最好是采取这样的政策，就是当苏联态度积极时就与之合作，否则就同它竞争。我们要长久地避免战争，不是仅仅把它推迟22年而已”。

8年后，1985年3月，邓小平把他所说“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他总结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以“中国大战略”观之，稍早一些时候，改变即已开始。前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其回忆录《外交十记》里描述说：“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那年的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这一年10月，中苏第一轮政治磋商在北京举行，时任副部长的钱其琛被委任为中国政府特使。1989年5月15～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钱其琛回忆：“对此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接待礼仪，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6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8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2004年，中国政府新一任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在欢迎仪式上，布什总统描述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回到具体的中美两国，温家宝总理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美国9个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回忆，“1972年发表《上海公报》时，两国贸易几乎为零，美国政府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破例允许美国公民回国时可带回100美元中国制造的商品”，仅仅32年，“现在，两国贸易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

稍后，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伯顿厅发表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温家宝总理指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文 / 李鸿谷） 尼克松苏联上海公报邓小平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