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铭：2009或许是更趋成熟的艺术市场发酵期

（文 / 贾冬婷）

( 2008年4月，苏富比当代亚洲艺术品负责人林家如在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3》作品前接受采访 )

危机，或是缓慢的发酵

张皓铭正在家里等明年开业的艺术酒店的设计师来商讨方案，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骤然从高峰跌落的当代艺术大环境并未打乱这一计划。

“我的藏品，一件都没卖过。因此也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由艺术的商品性而入行，但张皓铭却成为浮躁的当代艺术市场上屈指可数的第三种人——收藏家。他收藏有700多件当代艺术品，总价已达4亿到5亿元人民币，成为重量级的代表。如果粗略划分，当代艺术市场上有三种人：一类以投资为目的，把艺术品视作投资领域的一个标的物或选项，但有长线规划，兼顾个人兴趣和升值空间。第二类以投机为目的，可以说是从“炒房团”、“炒股团”转化而来的“炒画团”，短线行为，占市场的绝大多数，也是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群体。第三类则以收藏为目的，他们会分析艺术发展脉络，依照自己的判断进行收藏。

“从艺术爱好者到艺术买卖者，再到艺术收藏者，很多人走了一半就停下了。”张皓铭说，财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这几年艺术市场一路飙升，很难在其中保持冷静。喜欢赌一把的人，都来赌了，所有人共同制造出一场艺术市场大跃进的神话，也共同制造了危机。

他与黄燎原合开的“现在画廊”被危机波及。2008年春拍时就显现出端倪，从当时苏富比在伦敦、纽约、香港三地的成绩看，香港依然保持牛市，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不能让投资者们视而不见：事实上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国际上中国早期当代艺术的藏家就在大量出货，传递出一个信息：他们并不看好中国当代艺术的后续市场。

( 张皓铭在他有“小古根海姆”之称的家中 )

“10月16日，我突然觉得焦虑了。刚从布达佩斯转了一圈回来，金融危机的萧条传染了我。那天我很反常一大早就起来了，写下梦里突然冒出的几句诗，关于现在画廊上海莫干山路分店的房东，那家纺织厂的厂长：‘厂长满头大汗，脸上长出蘑菇。背靠大树好乘凉，那蘑菇呢？’”黄燎原将危机感带入梦中，而现实中，画廊生意也确实大不如前了。“以前艺术家后面都有长长的等候名单排队，像买大白菜。现在一周只能卖两三件，比以前慢了好多。30万元以下的还好，再贵的就很难卖了。”

“前几年，尤其是2005年，中国的拍卖会简直疯了，很多艺术品价格在拍卖会上以半年10倍甚至几十倍地往上打滚儿，地狱和天堂仅一步之遥。”黄燎原那时就开始担忧，他想起了熟悉的摇滚乐，1994年大跃进后就是一派萧条。作为艺术市场的一级市场，画廊定价不可能不随行就市，但在那几年，黄燎原也坚持超前于市场风向，做年轻艺术家，大多以2000到1万元人民币进入，画廊不参与拍卖会的哄抬炒作，他还与签约艺术家签订了“5年不送拍协议”，以提供一个稳定增长期，让艺术家、收藏家、画廊一起成长，形成稳定的市场链条。

“画廊中的艺术品不能降价，否则是对之前买家的不负责。”黄燎原说。但在危机时的实际操作中有弹性。这天下午，一个韩国的大收藏家来了，拿走了几个艺术家的作品介绍回去研究，又问黄燎原：“可以给多少折扣？”

张皓铭说，市场上的炒家少了，真正的收藏家反而多了，因为可以借机捡到便宜的好东西。从这一层面，危机时刻，或许也是一个成熟市场形成的机遇。比照这两年他转战的其他亚洲国家市场，比如印度，基本上像20年前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艺术品价格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印度有比较好的收藏体系，其社会贫富差距比较大，存在明显的阶级划分，那些处于上层阶级的富裕贵族们接受了良好教育，他们介入收藏与出于商业目的的投资对于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目前印度艺术家的创作心态还是比较自由的，并没有受到太多市场因素的引导或者干扰。张皓铭家里这几天来了一位日本艺术家，名叫清水，是他几年前在日本画廊购买的一件装置的作者。由于北京空气干燥，檀香木制成的装置表面有些开裂、脱落。作者听说这一消息，特意从东京赶来，为他实施一项5天的修复计划。张皓铭认为，这也是日本艺术市场体系成熟的表现。

“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惊慌失措，好像金融危机一来，艺术市场就完了？”张皓铭认为，原因之一是中国缺少收藏家群体。“就像大家都是赤身裸体，处在原始社会，来了很多人贩卖服装，也不会有人买。有艺术制造者、贩卖者，却没有最终消费者，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市场。所以明年要先把这口气吐出来，不吐就撑死了。之后等艺术品变成消费品，像粮食一样被消费，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

艺术品市场也有能量守恒定律

艺术对张皓铭最初的冲击也来自它与价值的联系：大约2001年，当时兼做一个法国时装品牌代理的张皓铭去该品牌负责人的巴黎家中，窗外就是埃菲尔铁塔，他介绍说，这房子能见到风景，所以房子很值钱，“但是一切都不及你身后的那幅画，它的价格每天在‘嗖、嗖、嗖’地往上蹿”。张皓铭很震惊，回到北京，就有意识地去关注画廊，关注当代艺术。

收藏与投资从一开始就是泾渭分明的。艺术品投资的惯常做法是，只要有足够的钱，到拍卖市场把最好的明星艺术家的作品买回来，然后在第一时间内出手就能获利。“比如俏江南集团董事长张兰花2200万元买了刘小东的作品，当她自己还在犹豫是否出价高了，并想方设法让保利免掉佣金的时候，已经有人开价4000万元了。但这种操作必须是在艺术市场处于牛市的时候。熊市时，市场一有波动就会产生‘羊群效应’。”张皓铭说，他的收藏就像是一种消费，从本能和现实出发。

为什么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成为投资者？这或许是一个基于他20多年商场经验的简单判断：在像打了强心剂一般节节高攀的当代艺术市场繁荣的表象之下，存在不少“天价做局”的艺术炒作人，他们和艺术家、画廊甚至艺术批评家凑在一起，精心设局。他给自己设定了购买当代艺术品的上限，20万美元，超过了再怎么喜欢也不买了。他说：“普通储蓄利率2%到3%，艺术品投资增值达10%还不满足，好像必须300%，今天1万元买进，明天3万元卖出。但艺术品市场也有能量守恒定律。把这星期的口粮吃掉了，以后吃什么？”

张皓铭的理性还来自于他的搭档——黄燎原对当代艺术品的判断力。被一幅画冲击的张皓铭2002年在宋庄开始了他的当代艺术之旅，这也是因为中学校友黄燎原的带入。黄燎原对他灌输了很多当代艺术的概念，带他到当时国内一线艺术家的工作室，比如曾梵志、岳敏君、王广义那里，当时他们的画作刚刚在国际市场上卖出1万到2万美元的价格，在国内应者寥寥。张皓铭在“非典”期间大量购置，都是按他们当时的国际市场价。“一张大画2万美元买入，在当时就是个财神，现在已经涨了不止上百倍。”黄燎原说。

“非典”一过，当代艺术市场就自压抑中爆发了。2004年，嘉德春季拍卖会总成交额3.6亿元，创下了10多年来的最好成绩。加上艺术品价格疯涨，张皓铭和黄燎原就转而购买影像和装置作品；2006、2007年中国市场最高峰时，他们又转向韩国、日本、印度购买。“市场一热，就跟我没关系了。”张皓铭觉得，从长远来看，2003年价格暴涨的时候，艺术家都在疯狂生产，革命性、实践性、前卫性带来的其实是价值在降低。

张皓铭和黄燎原伴随着市场繁荣，合开了一家画廊。画廊只用了大约5个月，通过3个展览就收回了成本。那几年，画廊推出的每一个艺术家后面都排着长长的等候名单，张皓铭优先购画也成了特权。“他前前后后在这里买了近亿元的东西。”像每一个有野心的收藏家一样，张皓铭想要凑齐自己的当代艺术“牌局”：尽可能完整地记录这个时代。后来基本放弃了这一念头，但700多件藏品，却一件不卖出。张皓铭并不排斥未来可能会部分换手，但他认为现在时机没到。他说，国际上公认的换手率是10到20年，而中国当代艺术从起始点算起也就30年，像他这样收藏期限长的也就八九年，还没到换手点。

消费艺术：危机出口？

张皓铭家与美术馆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人居住。家里各个角落都充斥着画作、摄影、雕塑、装置、影像，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家居，哪些是艺术品，而这些只是他700多件藏品的1/20。为了打破房间的分隔对艺术品陈设的限制，他花两年时间请人仿照古根海姆美术馆重新设计室内，近1000平方米完全打通为一个纯白色空间，由一段螺旋形曲面贯穿上下，在圈子里有“小古根海姆”之称。

张皓铭并不想把这里真的做成博物馆，他说，“当代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其消费性，而这点是被掩盖在增值性之下的”，所以增值性更多在拥有艺术品的人而不在物。这也是张皓铭从家一样的私人艺术空间走出来，打造艺术餐厅、艺术酒店等公共艺术消费空间的初衷：“不卖艺术品，也能赚到艺术这桶金。”

“现在画廊”一度开在北京工体湖边，在张皓铭“有璟阁”餐厅的楼上。这也可算是艺术与消费结合的一个尝试。楼下的餐厅本身就是件装置艺术品，这里原本是一座有上百年历史的徽式古宅，几年前被张皓铭买下后千里迢迢搬到了北京，又请设计师在古宅外面用钢筋水泥和玻璃设计出一个充满了欧式风格的“外罩”，将古宅圈入其中。餐厅一进门就是一个法国大雕塑，艺术成为陈列品。艺术更直接地被消费是在楼上画廊，黄燎原说，“餐厅比较贵，吃得起的人也买得起楼上的画。我们会引导他们上楼看画，或者将画展招待宴设在楼下，互相促进消费”。

“消费的人多了，才能消化艺术市场危机。”这也是张皓铭不卖艺术品的原因之一，他说，“艺术品不能比我贵。要借艺术品自我增值，然后开发延伸产业”。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在北京工体西门建造一个艺术酒店，6000平方米，50间客房，张皓铭说，酒店由12个不同国家的设计师团队与中国当代艺术家合作。“比如4个德国人组成的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团队，他们就请杨少斌做他们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设计偏‘甜’，而杨少斌的暴力美学能很好地中和自己的‘甜’味。”■ 画廊当代艺术张皓铭艺术家艺术品黄燎原艺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