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乐与陈可：轻与重的不同形式

（文 / 何潇）

陈可（左）和王光乐

谈到责任，王光乐搬出了卡尔维诺。“责任跟轻重没关系，只是处理的方法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东西。打个比方说，从画面感觉看，我的画是重的，陈可的画是轻的，但如果换一个词——沉重和轻逸，就会完全不一样。卡尔维诺说得很棒，轻逸是最高的境界，是沉重后的境界，这也是一种方式。”

王光乐与陈可年纪相近，走的都是科班出身的路子——自幼热爱画画，家人也鼓励，于是念附中，接着上了一南一北两家美术学院，再之后，签了同一家画廊。从画上看，他们是截然迥异的两种风格，王光乐往落白里走，画面几近冷清，欲言又止；陈可则向着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去，喜怒哀乐悉数落在大大小小的娃娃脸上。

2006年，陈可成了新闻人物，她的画作《小F》在香港索斯比拍卖行拍出了37万港元的高价。而在此前一年，她刚从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消息一来，这个圆眼睛的姑娘当场就蒙了，“感觉很奇怪，怎么会拍成这样”。现在再提，她开始笑谈，“这就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产物，我真是一个缩影”。

陈可说，最让她兴奋的依然是第一次把画卖出去的时刻，感到受到了肯定。那时候还是学生，拿到钱，一心想的只是该去吃烧烤呢，还是别的什么？“我们跟前辈们不太一样。我们没有经历过强烈的匮乏，对物质没有感觉，觉得就是个使用的东西。没必要用物质来强调自己，它没那么多附加的东西。”

毕业前一年，陈可签约了画廊。一班同学18人，至今还在画画的只有2人。“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发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就坚持下来。”她说，毕业的时候也有担心，会不会被画廊提要求：“这里要不要这样改改？这批画卖得不错，要不要再多画一点？后来发现，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好的画廊会尊重艺术家。”

喜欢商业么？“商业只是个东西，本身无所谓好坏。它糟糕是因为，现在变成一个意识形态了。它应该是个模式，是可以被运用的东西，就很正常。”他表示，自己现在处于弱势，可以被纳入商业体系，去被它摆布。但自己会有愿望，希望自己将来会被摆对。将来可以通过商业系统的运作，来传达自己的想法。

毕业时，王光乐拿了一个高达1万元的奖学金，这让他感觉自己一下子“名利双收”了。他说，这比第一次把画卖出去都要兴奋。他的毕业作品叫《午后》，画的是这样的大学下午：一个人待着，看着光线从一个角到另外一个角，感觉时间过去。那是大学三、四年级，空闲时间多了，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方向，但没有结果。“那时很闲，但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他把自己的作品解释为一种反复的唠叨，因为唠叨的东西过于简单，说起来没意思，所以用作品做出来：“比如说，活着要忍耐一点。不管你在做什么，时间一直在流逝。这样的话说得太多了，用身体做出来，就更有效一点。”

也是在大学三、四年级，在创作课上，陈可开始画她的“娃娃”。“可能因为自己的基本功不好，很努力去画，但也不能画得形很准。创作课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也不用那么准确，忽然就觉得很高兴。”之前的摄影经历对她也有影响，“摄影让人感到人与对象之间隔着机器，所以在画画的时候，希望找一个没有距离的。很多艺术有距离。卡通好的一点是，它是很直接的表达方式，没有距离，甚至有点草根，可以带给很多人快乐”。她的画，现在被打上了“卡通”的标签，对于这个现实，她感到有点无奈。“这本来是个顺其自然的事，结果被挂上了号。”会不会一直这样把卡通画下去，她也不确定。“一个艺术家会经历很多阶段，但总有一些内在的东西不会被外在的东西影响到。”

念大学的时候，王光乐崇拜画家蒙克，陈可喜欢摄影师辛迪·舍曼。这些细节的区别，影响的只是画作的表现，而真实世界里在需要面对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某种群体一致性。譬如，同样有些孤僻的他们，都在积极努力地改变自己，趋利避害；同样不喜欢对抗和竞争的他们，在因个体渺小而感到恐慌的时候，同样会采取积极的行动态度解决问题。

“上一辈比较容易对象化，说这个好，那个不好。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感觉最重要。有的时候，觉得个体渺小，让人恐慌，但把自己的世界观加进去，就不会恐慌了。可能我只有一个很小的看法，但也会产生对抗的力量。”■ 陈可王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