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到城市

（文 / 李鸿谷）

土地与劳动力

1978年，郑锦滔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双学大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当时东莞县每年稳定向国家上交粮食4.3亿～4.5亿公斤，排在全国前三位。郑锦滔被安排在大会上专题发言，介绍经验，这当然很光荣。

这一光荣，现在听起来有点恍惚。东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7年东莞第一产业（农业）比例仅0.4%——这与初到者的感观完全一致，即使去到东莞最偏远的村庄，那里也只剩村名而已，要找到农田很难。坐在东莞市政协会客厅，郑锦滔讲述的当年的东莞，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大县。除了粮食，东莞每年还会向国家上交40万头生猪，当然这里还种植花生、黄麻、水果……全国供销社每年要定农产品价格，必须来东莞调查。与其他粮食主产区稍有不同的是，东莞因为地利，靠近香港，每年有草制品、烟花爆竹、蔬菜水果出口，1978年外贸出口达到3938万美元。

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的郑锦滔，分工管经济，这项工作与农业的光荣比较起来，才是他真正的压力。当时县委决定办3件事：建氮肥厂，修万江桥、开办运河百货商场。这3个项目需要资金约1500万元。当时东莞县一年财政总收入约6000万元，但机动财力也仅300来万元，“甚至向干部借一个月的工资”，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终于完成这3个项目。“我们的工业不行，工厂太少了。”郑锦滔告诉我们。这是郑锦滔与东莞的压力之源。

在线性时间的逻辑里，我们由结果去寻找前因，会自然将注意力放在1978年9月来到东莞虎门开办第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太平手袋厂，以及这年底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三来一补”真实地改变了东莞，但回到历史现场，仅仅聚焦于这一单纯的线性关系，将会使我们失去对更精彩现实的体察。简单而言，东莞的根本是农业。

( 东莞是一个移民城市。如今在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来的打工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至少受过9年义务教育，对职业的认识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

李近维同样是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不过当时他分管党群工作，同时兼办公室主任。太平手袋厂与它的创办人张子弥，当然县委所有官员都知详情，由此打开突破口，顺理成章。但是，当时不唯东莞，任何一个中国的县城，农业才是根本。“一般而言，县里是第三把手管农业，但东莞农业太重要了，所以分为山区、丘陵、沿海、水乡、埔田，县里主要领导各抓一块，都是抓农业。”当时的现实是“以粮为纲”，一路演变，李近维告诉我们，“结果是以粮唯一”。5年后，1980年李近维分工调整，分管农业。

与珠江西岸比较，位处东岸的东莞，其实地理条件不如西岸的中山、顺德等县。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郑锦滔坦陈，“我们土地多”。但东莞土地，有山区、丘陵、水乡、沿海与埔田（低洼地），条件复杂。李近维分管农业后，最用心琢磨的是如何在种好粮食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这其间的困境在于，上交国家的粮食分3种：公粮、余粮与三超粮——国家对应这3种不同名目的粮食，公粮相当于税收，是征收；余粮给很便宜的价格；而三超粮价格相对高一点。细算下来，种粮食收入极其有限，远不如种植经济作物；而同时，东莞地形复杂，全部种水稻也不合理。再加上水稻种植季节性强，抢种时节人手跟不上，县里还动员机关干部学校学生去帮助插秧、收割，而闲下来，农民又无所事事。

更复杂的一层国家与地方的博弈在于，1969年国家提出一个新名目“战备粮”、“光荣粮”，长安镇（现在的镇即当时的公社，下同）很积极，老百姓把历年的存粮都拿出来卖了，结果第二年就把这一年上交与出售的粮食数量定为了硬指标，年年都按这个任务交售。如此一来，长安镇的粮食任务年年都无法完成，结果这个镇逃港（偷渡）最多，恶性循环，地多人少反而还不够吃，收入自然微薄。按东莞地理构造而言，多种经营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途径，也是均衡而合理地使用土地、劳力，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和丰富各种食物的关键，这是李近维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在“以粮为纲”的条件下，政治上往往被批判为“重钱轻粮”、“重副轻农”，是资本主义。

对于地处东莞南边的长安镇，逃港是个政治问题，县里下决心整治，把“保仔”肖灼全派去，坚决刹住逃港风。跟我们说起“保仔”这个词，李近维独自笑了起来，“香港有个张保仔，是个海盗，有胆。当时有本小人书很流行，老肖从小就很有胆识，大概是这个原因，人们也就给他一个外号叫‘保仔’”。

( 李近维目前最大的乐趣就是享受天伦之乐，他经常用摄像机记录下孙子的成长 )

突破似乎在“保仔”肖灼全。除了治理逃港，他还有完成粮食的任务——1980年3月，从麻涌镇调到长安镇担任镇委书记的肖灼全很头疼，3月份快到插秧季节了，可全镇4万亩稻田中还有7000多亩没有完成翻土，另外有几千亩压根儿就没有耕种过。肖灼全跟我们说，当时“壮着胆子”提出一种解决方案：2万亩种水稻，1万亩改为鱼塘养鱼，另外1万亩中7000亩种香蕉、3000亩种水草。“养鱼和种香蕉都不分闲忙，水草在水稻收割之前收，时间错开了，劳动力也就利用起来了。”时任县委书记的欧阳德对此放心不下，专门找肖灼全谈话，商量的结果，“先从一个生产队试验”。结果实施改制的生产队超额完成粮食征派购任务，由此全镇铺开。此后，东莞依地势由低至高，养鱼（低洼地）、水稻、花生、蔬菜、柑橘、荔枝一层一层往上种。

就东莞全县看，长安镇调整种植业结构并非最早。只不过早期它是有能力完成粮食任务的乡镇才比较容易实行。东莞北部的石碣镇即为此例。曾任镇长的刘旭枝告诉我们，他们2.4万亩耕地因为没有一点山坡地，通过间种套种，一亩田可以达到400%的利用率，一年有4季收成，“每年春耕插秧后在水稻里套种黄麻，六七月份收早稻，然后收黄麻，八九月份种上晚稻，11月收割完毕后种上冬季蔬菜。就连田埂间也密密麻麻种满了黄麻和黄豆，或者水稻田里套养鱼”。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按一个正常劳动力可完成2.5～3亩耕地的水平，石碣3万多人的劳动力，仅需1万多劳力即可打理全部的土地，多出了2万人，怎么办？

( 当年的农业大县东莞，如今农业只占0.4%的比例 )

腾出部分土地开展多种经营，土地价值比单纯种粮大为提升；一年四季均衡用工，特别是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富余劳力很快涌现出来了。30年后跟记者回顾当年的农村东莞，李近维想要告诉我们的关键是，土地与劳动力。经济学最重要的要素——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在李近维的农村现实里，已有两个成为关键。站在时间的此点前溯，在这个时刻，其实观察东莞变迁的恒定不变的要素已经出现：土地与劳动力——正是这两项要素基于农业的创造性重组，另一项稀缺要素“资本”，迅速产出。东莞城市发生史之源头在此。10年后，东莞已由农业县升级为地级市，但中共中央办公厅来此调查一个多月，总结东莞的成功，农业仍是最为核心的考察指标：“这几年，东莞市已有2/3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但农业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大大发展了。”

从这两个关键要素出发，再来观察东莞的“三来一补”之价值，结果昭然。土地价值经过第一轮的调整用地和用工结构，开展多种经营升值后，第二轮升值当然是工业制造业。对于刚刚洗完脚、上到地面上来的农民能够干什么？无论李近维、郑锦滔，还是当时的东莞县委一班官员，选择没有其他，“没有风险的来料加工”。1978年，国家给予广东特殊政策促其发展，当时邻县以贷款大办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为突破成为榜样，郑锦滔被要求去学习。郑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学习结果”：“我们坚决搞三来一补。”李近维则说当时：“别人说三来一补不好，我不怕，好不好我心中有数，你说不好，我们机会就更多。”

( 厚街和大岭山是东莞家具产业比较集中的两个镇，其中大岭山镇有“中国出口第一镇”的称号 )

1981年，郑锦滔升为东莞县县长；1984年，李近维升为县委书记。

上任后，李近维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

( 台商子弟校教学楼； )

大项目

1951年，郑锦滔当上厚街镇三屯村的农协主席，有了第一份工作。这一年他19岁，在村、乡干部位置上打拼多年后，1969年郑锦滔调到东莞县“革委会”当常委。

( 8年时间里，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台商子弟从最初的100多名增加到如今近1800名 )

李近维解释说，他和郑锦滔都是“工农干部”——与工农干部对应的，当时还有一类“三门干部”，即从家门、校门、机关门一路而来的有知识的干部，比较之下，“当时工农干部更吃香”。不过，李近维由“工农”而“干部”挺不容易。1958年，14岁的李近维初中没上几天，家里实在供不了，辍学回家。李近维长得瘦小，1.6米左右，加之年龄又小，干农活实在吃力。不过，他读过一段时间的初中，在村里已经很有文化了。东莞糖厂招工，村里把这个报名指标给了李近维，这是重大机会。“村里干部告诉我时，已经是下午时间了，赶到糖厂还要两三个小时”，从家里到望牛墩镇要过横沥、洲湾两个渡口，从望牛墩再到糖厂还要过寮厦、黄泥曲与东向3个渡口，东莞水网交织，交通实在不便。这天李近维算是赶到报上名了，结果在通过了体检的100多个报名者里，最后却只有他与另一个腿不好的报名者被淘汰。“当时大家都叫我‘细佬’，长得小啊，另外我年龄也小，所以他们不要我。”不过，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比后来上大学都难的机会，10多年村里只有3个人离开农村成了工人，李近维当然不想回去。他就在厂里待着，跟所有工人当学徒，两年后终于转正成了“一级技工”。

早年的故事，核心是穷与机会的稀缺。由此转到“三来一补”，李近维向我解释，“一个能够让穷人富裕的机会。与办国有企业比较，一个厂能吸收多少劳动力呢？所以，中国人想致富根本是要有充分的就业”。这是李近维最为真切的一己之愿，但回到历史现场，情势又相对复杂。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地处南方的广东与东莞，与香港接近是最为关键的条件。当年统计，东莞有香港同胞六七十万人，还有众多的海外侨胞。站在现在的角度观察，这当然可以说是东莞的“先天条件”，但在当时，政治变动刚刚开始，谁也不敢真正大笔投入内地——“从我们的角度讲，因为无本钱，只是出劳力，三来一补能够帮助农民迅速完成转化；而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小资本的三来一补进来，风险小，资本回收快，容易抽身离开。”李近维解释，三来一补在东莞的发生，其实是一个缜密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是，“小资本的三来一补却是一个示范，如果做得好，更大的资本就会跟着来”。

( 1989年，第一个到东莞来开IT公司的台商叶宏灯，从创业初期的25人发展到现在的10个工厂、1.2万员工。2000年9月，叶宏灯在东莞开设了大陆第一家台商子弟学校 )

微观选择的理性之外，如果回到东莞县的角度，“其实当时大家都明白，想要发展，依托香港才是关键。广东任何县的干部都明白这个道理，每个县也都拼命争夺这一块的资源”。资源争夺格局，构成另一种更为久远的动力，而东莞的那个历史时刻，“政府的关键是动员每个村每个镇甚至每个人，都参加到对‘香港资源’的争夺里。这又与三来一补小资本低技术含量的特征相匹配”。东莞县将这一部分的资源争夺的主力战场下放到了乡镇与村庄，采取“人盯人”战术。1978年底，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三来一补合资合作企业工作。

郑锦滔是这个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从县里各部门抽了48名干部，组成了10个小组，“4个小组负责谈判，3个小组帮助建工厂，1个小组驻深圳与海关、边检、香港联络，1个小组驻广州与省里各部门沟通，1个小组专门搞运输”。后来，东莞县的这一套做法被总结归纳为政府“一条龙”服务模式，效率由此大大提高。与郑锦滔讨论这一过程，其间的关键是，因应三来一补的资源争夺，东莞不经意间建立了“服务性”职能与惯性，基因里增添了新元素。

如此高效运转，1984年东莞县全县生产总值已达25.36亿元，外贸出口总额为1.29亿美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49元——分别是1978年的2.6倍，3.3倍，4.4倍。东莞遂成明星，各级干部开始关注，也有了李近维提出“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基础条件。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来东莞调研，他对此地如此高速发展充满疑惑，要求县委书记李近维给予答案。李近维的解释叙述起来5分钟不到，“第一，东莞有117万亩耕地，我们在不影响老百姓吃粮和完成国家征派购任务的前提下，逐年调整了30万亩用来种植经济作物，每亩可比种粮多收入2000多元，30万亩每年可增加六七亿元。第二，东莞有50多万劳动力，我们从农业中拿出了20多万人搞工副业，以平均每人每月工资200多元计算，一年又可多收入四五亿元，两项加起来就是10多亿元。这些钱不断转化为新的投资，又得到更多的收益”。土地、劳动力重组创造出来的资本，结果已然分明。有深厚经济学理论背景的于光远马上明白了东莞的奥秘。

不过，当时对东莞这种创造性模式的异议并非没有。郑锦滔回忆说，“当时一位新上任的副总理来东莞考察，他说，东莞有了满天的星星，却没有一轮明月”。郑锦滔解释说，“明月”就是大项目大企业。追求“明月”成为县长郑锦滔的重要工作内容。

“明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资源争夺。争夺大项目的，不仅仅是东莞县。记者在此间调查，各方人士叙述起来较为激烈的大项目之争，当属后来落户惠州市的“南海石化”。1988年，东莞脱离惠阳地区升级为地级市，惠阳地区亦地改市成为惠州市。中海油与英荷壳牌将合资办炼油厂的大项目——风声传出，东莞立即行动起来加入这一竞争。除了东莞，还有珠海、中山与深圳均下场角逐。这是一场充满曲折故事的争夺，当时惠州市计委主任李汉松将调到东莞任副市长，惠州方面听闻此议，立即将他从炼油厂的项目上换了下来；而李汉松就任东莞市副市长后，果然也参加到炼油厂的项目里，只不过他代表的是东莞而非惠州。几轮下来，只剩惠州与东莞进入决赛。这时，最初设计的50万吨/年的炼油厂，亦因壳牌公司的参与，最终演化成投资43亿美元、80万吨/年乙烯装置和1200万吨炼油厂的超级项目——仅以炼油厂规模而言，已是开始设计的24倍。郑锦滔说他为这个项目与惠州市副市长林树森打到了最后，而郑锦滔的对手背后还有从东莞调过去的市长李近维。后来这个项目落户惠州。其间更具戏剧性的是，1998年在海牙最终签署这个项目协议时，1994年已经从惠州市长位置回到东莞任市委书记的李近维，以“省长助理”之名，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去到海牙。“当时，我的名片上印着省长助理，我给别人发名片，总要解释，我还有几天的任期。在回国的飞机上发名片，我说我的任期还有几个小时……因为下了飞机，我的‘省长助理’就没有了啊。”李近维因为熟悉这个项目的所有环节，所以虽然回到了东莞，签署协议时，他当然需要参加，虽然他的身份已是东莞市委书记。

大项目竞争戏剧性故事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利益。以中海壳牌南海石化这个项目而论，其对下游石化产业带动效应为1∶50。按此比例，年销售额为17亿美元的南海石化对下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可达850亿美元。如此额度，激烈竞争自不可免。

这种以县市为单元的竞争，亦如东莞下面镇与镇、村与村竞争格局一样，构成了另一层面的经济发展动力之源。记者到广东采访，当地官员对此并无任何回避。东莞高级官员接待外资客人，在酒席里谈到东莞的优势时，总会很坦然以珠江东岸西岸为界描述这种竞争：“第一轮，东岸拿出个香港，西岸拿出个澳门，结果东岸赢了，因为深水岸线在东岸；第二轮，东岸派出深圳，西岸派出珠海，东岸也赢了，东岸不仅有深水岸线，相对更靠近香港也是个大优势；第三轮，东岸出场的是东莞，西岸出场的是中山、顺德……”这一轮的竞争，当然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但在前述背景下，东莞的胜券已经暗含。所以投资东莞，是明智选择。

回到1984年，郑锦滔的问题是，东莞发展什么大项目呢？郑多方找寻，最先确立了彩色显像管项目，这个项目投资要20多亿元。当时国家计委与电子工业部搞了一次彩管招标会，上海、北京、天津、河南与广东是竞争者，不同的是，广东是东莞——一个县作为代表参加。这次招标会结果东莞很惨，其他4个省市在会上发言，都获得了合格的成绩，只是东莞最后得了57分，不合格。郑锦滔当然不甘心，找到当时电子工业部部长，央求无论如何也派一个副部长来东莞考察考察……那次招标会，东莞的劣势很明显，别人是一个省以省财力为依托，而东莞只是一个县。另外，东莞一座县城，哪里有搞这个项目的人才呢？对“最佳敢斗奖”的东莞县，主管官员很赞赏之外，也解释说，“这样的项目，以东三省能力，3个省都搞不起来，你们一个县，太难”。郑锦滔哪里情愿就此放弃，他挽回颓势的第一步，是马上从北京飞咸阳，咸阳4400厂是当时唯一能生产彩管的军工企业。郑锦滔找到这个工厂的厂长王念琴，谈了3小时，王念琴有了离意，要到东莞来创业。郑锦滔又有要求，希望王能在彩管生产的每个重要环节都带来一个工程师，结果后来王念琴果真带来了28个工程师。有了王念琴的承诺，郑即刻从咸阳又飞回北京，找到国家计委电子司的司长，说自己已经找到了王念琴来东莞。王念琴当然是这个行业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加盟，在国家计委这一边，已经挽回了招标会的部分颓势。回到东莞，郑锦滔开始为这个项目寻找资金。当时东莞计划上两条生产线，一条21英寸，一条25英寸，计算下来，进口设备大约要1.2亿美元，建厂房要6亿元人民币。郑锦滔领着县里的计委与银行各路人马去香港募资，结果果真从香港中资银行管理处、香港中国银行还有嘉华银行借到了1.15亿美元。从香港回来，也迅速把建厂房的钱凑齐。人才与资金，郑锦滔与东莞县都准备好了，电子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来考察，觉得不错，这里有市场亦有外汇——而且并不用国家的外汇指标，条件合格。

这个漫长的故事，似乎有了光明的结果。讲到这里，郑锦滔稍有停顿，我跟他一道放下心来，结果郑锦滔喝完一口水说，“看上去这个项目要成了吧？可是，后来碰到了更大的麻烦”。东莞的彩管之梦当然不可能密不透风，佛山、深圳知道此事，马上决定上马彩管项目，报告先后报了上去，其后果，郑锦滔说，“上面说，别人好几个省都没有争取上，你们广东一个省要上3个，不行，只能上一个”。当时深圳是特区，东莞自忖争不过，而只上一个，东莞哪有机会？这个项目拖了下来，拖到了1989年。

郑锦滔最后走通这条彩管建厂之梦的关键，是说服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叶选平给当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写了封信，陈述原委希望他支持。但是，这项决定并不容易下，郑锦滔待在北京等批复一直没有音讯。后来，北京格局日益复杂，“6月2日，我被叫去国家计委，邹家华说批给你们吧”。彩管项目落定。接下来的“技术性”麻烦在于，东莞要上25英寸的彩管，这在当时属“超前消费”，结果在电子工业部又卡了一道。好在变通之处在于，东莞之位置，大尺寸彩管“可以出口”。这个大项目，作为国家在“八五”期间第一个彩管项目，终于在1990年10月与日立公司签署彩色显像管设备供应及技术转让合同。两年后，彩管上市，当年就开始赚钱。而那个25英寸彩管，不仅没超前，反而东莞马上投入生产线，造29英寸的彩管，才能满足市场之需。

彩管这个大项目竞争，勇气与智慧之外，郑锦滔说自己最重要的感受是，我们东莞是一个县，确实在竞争中有太多掣肘。“这当然有县这个级别的问题，但别人说你没有人才、没有条件也确实是实情啊。”没有人才，自然的选择当然是办自己的大学。1986年，东莞选址决定创办东莞理工学院，但这回在北京的部委碰到的问题，仍然一如从前，“你们一个县办大学？怎么可能”。

城市

现实工作的掣肘，自然导向“县升级”的需求。1985年，东莞县都希望快快改县为市，郑锦滔回忆：“当时我们没有经验，以县政府的名义上报的，没想到这不符合程序，报告被退了回来。正确的程序是以东莞民政局的名义上报给省民政厅，民政厅再上报给国家民政部。我们又重新打报告，过了不久，中央民政部的人来调查，很快批了，撤销东莞县，改为县级的东莞市。”细察东莞数据，这一年东莞县的工业产值开始超过农业。

很迅速，郑锦滔发现这个“东莞市”虽然号称是“市”，却并不好用。比如去申请办大学，别人还是很干脆：这个市，是县级市，还是县啊。

随后，东莞又开始申请成为地级市。这回程序很熟悉了，但报告却很快给驳回了：非农人口、市区面积，东莞没有达标，而且市镇之间缺乏县治结构。经济高速增长快速扩张的东莞确实需要升级自己的“身份”来应对这种速度，这是显性的战术层面的导向力，但深思一些，从战略角度思考，东莞的升级需求更有其内在需求。

在未出任县委书记，却已经开始全面主持东莞县工作的1983年，李近维就开始面对这一问题。从东莞县全局的角度思考，快速发展是其现实，但从地理位置上看，东莞处于深圳与广州之间，又隶属惠阳地区，“你想想，以特区深圳与省会城市广州的发展速度与要求，未来他们土地面积上的扩张将不可避免，在两个强势又都是副省级别城市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县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未来呢？我最怕的是以强夺弱‘灯下黑’”。这并非单纯的本位主义，在李近维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东莞在争夺香港资源采取的“人盯人”战术，已经形成了有别于深圳与广州的发展模式，这种以“分权”为基本特征的组织方式也与其他城市的权力结构方式不同，“生产力的变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离开生产力而只在生产关系变来变去，如何发展？”

扩张需求是东莞谋求升级的表面因素，更内在的是生存现实。坐在李近维在东莞市人大的那间办公室里，李近维拿起我们带去的东莞市地图，对东莞更精彩也更深刻的描述由此展开。“你们先看这个地方：桥头镇（东莞东北角），这里非常关键。从桥头镇往南，经过常平、樟木头、塘厦等镇，达到凤岗镇，由低往高，这是一条八级抽提的水道，1963年开始修建。这条东深渠由低往高抽提，修建起来可是不容易啊。这条水道到了凤岗镇雁田水库才进入深圳水库，又开始由高往低流动，最终是供水给香港。没有这个供水工程，就不可能有后来香港的繁荣，水一直是香港的压力。这既是香港的水源，同样也是深圳的水源，你说深圳要发展，除了土地的扩张，水源是不是也是他们的关键。再从桥头镇向东看，这是东江，它经过企石镇、石龙镇、石碣镇、高步镇、万江街办、道滘镇、沙田镇流入珠江；还是从桥头镇，往西南方向，这是一条运河，经过常平镇、东坑镇、横沥镇、寮步镇、大朗镇、然后进莞城、南城、东城、厚街镇、沙田镇、长安镇、虎门镇，最后流入珠江口。”如果稍有农业知识，水利之于农业之价值，超过一切；即使城市，生活与工业，水源之重要亦盖过一切，只不过过去工业少，我们的感觉不那么明显。李近维14岁时去东莞糖厂报名，要过5个渡口，让他苦不堪言的水路网络，在他成年并有一定的位置后，迅速明白其价值。李近维发现我们对他讲述水利有兴趣，顿时愈发兴奋。“如果明白水利之价值，我们就可以讨论战略性的问题了。”李近维说，“为什么说我不是本位主义呢？从这3个水利工程来看，如果断然把东莞分拆，水利其利，是不是可能变成争夺与争执的焦点了呢？从这个角度看，生产关系的随意调整，弊病与后遗症实在太大。而同时，如果东莞不被分拆，有这些水利设施在这里，未来无论搞农业还是搞工业，都有重要的基础啊。”想了一下，李近维找到一个精彩的比喻，“现在我们城市财富用存款数量来表述，而过去却是用水利来表述的啊。东莞的水利，是前人为我们做出的贡献，哪敢轻易把‘财富’丢掉”。

在李近维主持全县工作期间，他洞悉了这一切，“当时我们实力很弱很小啊，我心里害怕，却不敢告诉别人，不敢生事”。拯救之道，当然在于把东莞经济的总量搞大，使东莞能够升级。东莞升级了，从行政角度看，“纵向可以减少层次，而横向就可以扩大分工，做大自己。别人来吃我们，就不容易了”。

不过，一切仍需用实力来说话。10年后，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东莞调研，描述截止于前一年的东莞数据：“1987年与1978年相比：社会总产值增长了5.4倍，达65.8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1倍，达51.5亿元；国民收入增长了4.3倍，达29.3亿元；出口创汇增长了5.8倍，达2.67亿美元；财政收入增长了2.1倍，达2.02亿元。”更关键的数据在于，“9年中，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22.3%的速度发展，高于广东省13.5%的速度。特别是1985年以来，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净增7亿元，平均年增长速度37%。”细读这份报告，调查者的明白远远超过后来人的想象，报告论及，“1978年与1987年比较，农村人均收入从193元提高到1039元，大大高于广东省全省的人均645元的水平……据我们了解，东莞市的人均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如茶山镇对塘村1987年统计人均分配为1372元，而仅水果一项人均收入就达1185元，其他各业的收入肯定不止187元。其他地方大体上也是这个情况”。

如此实力，1987年东莞再次申请升级为地级市，很快，次年1月国务院即予批复同意。

如果对比1985年东莞撤县设市，这次升格为地级市的东莞，仍是原来东莞的面积范围，也没有设县，只是由原来县管镇变为市管镇。这是李近维梦寐以求并努力争取的格局。

对于东莞市管镇的格局，有着缜密而战略性思考的李近维，当然不会不考虑真正升级后的东莞市构造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我们总是说精兵简政，减机构减人数，为什么越减越多呢？”这是李近维的思考的起点，“其实做减法，远不如先做加法稳妥。加法是，干部人数不变，把产值与规模做上去，按产值与人头来比较，机关人员也算是精简了。”这是做足增量的思路，东莞10年已经实施李的这一增量思路，问题是他如何说服上面，不设县而而改为市管镇的建制呢。1987年9月，李近维在中央党校干部进修班学习，这是一个时间机会。李近维形象的故事讲述的是邻县惠阳县，“以前东莞和惠阳差不多，但后来，惠阳先是分出一个惠东县，又分出一个县级的惠州市，最后还分出一个大亚湾开发区。结果在同一块土地上，4个县级的4套班子，而这又是个指挥层，并不是直接生产财富。这好比同一块草地，草再肥，也经不起4群牛来吃啊。我们东莞如果在市与镇之间设几个县或县级区，地还是这块地，按当时的财力就难以经得起那么多‘牛’吃了”。原东莞市政协主席袁李松后来讲述一份数据，或许是更能阐述李近维的思路：全国由财政供给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平均28人供养一个，广东省为26人，而东莞如果保持格局不变，则为68人供养一个。这尚未计算庞大的外来人口。最终东莞没有设县，市管镇保留至今。

这一组织框架背后的政治理性，当然比“精兵简政”的说辞要复杂。一般而言，升格为地级市之后，相应的各种权力当会扩大，比如投资审批额度，批地额度等等，这些当然是东莞快速发展的必须条件。但核心的问题非此，而是市镇组织框架之下的权力安排。研究这一框架，我们又必须回到东莞起步时期的路径选择：“三来一补”与人盯人的资源争夺的制度安排。“所谓权力，核心是可支配的财力。”李近维当然对此深思熟虑，“治国本于理财。总理理一国之财，省长理一省之财……问题是，镇长是否也应理一镇之财，村主任是否也要理一村之财呢？三来一补把各镇各村甚至农民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如果你不给他财权，这种积极性能否维持呢？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其间的权力安排才是关键。1984年，在我提出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之时，就相应提出建立‘五级财政’，县、镇、村、生产队以及个人。这一体系的建立，我的原则是：统一开源、分级截流、以丰补歉、减少劫富济贫。谁赚钱谁花钱。相反高度集中权力，就可能高度集中矛盾；高度集中财力，就会高度集中困难。”如此理念，显然李近维的权力制度安排是分权制的——它带来的东莞高速发展，结果已经彰显。升级后的东莞获得的权力与权力再分配，只是技术性问题。但这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仍没有解释市镇结构，为什么中间不设县治。

或者政治的本质在此方得显现，当各级财政相应建立之后，上下控制如何产生？站在地级市市委书记的位置，这是关键之处，“在现有人事制度结构里，如果设县治这一层级，那么县级领导的人事任免，权力在省里；而镇级干部的任免权却又在县里，市里两不靠。市镇结构，镇级人事安排全在市里。市里既已让渡财权，如果没有人事上的控制，岂不容易失控？”市镇结构安排的政治智慧在此。不过，这种的制度安排，李近维强调，“市委书记必须公道正派人，权力实在够大了”。

很幸运的是，东莞完成由县升地级市后，李近维由东莞市委书记的位置调任惠州市市长之位，先前东莞县委书记欧阳德回来任市委书记，欧阳德对东莞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他又是李近维的老领导、老师傅，思路基本一致。李近维给后任留下了一个可以保持财富快速生产的制度安排，未来的东莞已有根基。

城市化

江西吉安女孩汪雪英1987年来东莞时，还不知道广东在哪里。她是被广东正式组织招工来到东莞的。对于农村孩子，广东招工差不多算得上“特大喜讯”，一时间报名者甚多，结果吉安县不得不限制名额，有高中文凭的可以免试录取，初中的要参加笔试。参加笔试也有名额控制，汪雪英的村子因为比较大，所以有两个名额，“可是村里报名的有6男6女，最后只能通过抓阄选择一男一女参加考试”，结果汪雪英抓到了。现在坐在我对面，汪雪英跟一般城市白领区别不大。很难想象当时广东对他们的强烈吸引力，反复限制报名资格后，参加考试的还有6000人，最后仅录取了2000人。汪雪英被录取了，终于她爸爸觉得她将会成为一个城市人。到了东莞，汪雪英发现，这里到处都在招工，第三天她就和几个女孩“跳槽”到常平镇的一家玩具厂。第一个月挣了83块，第二个月就有158块，到第三个月涨到180块了。电视剧《外来妹》的编剧谢丽虹向我回忆1989年在东莞体验生活的意外，“采访打工妹时，她们一定要请我吃饭，那时我一个月工资120块，人家已经达到200多块了”。汪雪英再回家，她村子里的那些同伴们一个个跟着她到了东莞。

中共中央办公厅那份调研报告描述那年的东莞，“吸收了全市劳动力15万人，外地劳动力17万多人”——在吉安汪雪英来到东莞这年，东莞的外来劳动力由本省其他地方开始扩大到外省；而同时，也在这一年，外地劳动力开始超过本地劳动力。

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当东莞真正像自己所希望那样成为一座城市之际，解决本地劳动力过剩的任务开始转折，进入到为全国其他省市提供就业岗位。认真研究东莞市统计局所发表的历年来人口统计数据，1987年也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当外地劳动力首次超过本地之后，每年以超过10万人的数量新增外来劳动力；10年后的1998年，东莞外来劳动力达到199.1万人，首次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数量（148.8万人），之后，以每年新增50万人的速度增加。东莞接纳外来劳动力的能力似乎没有尽头。

土地与劳动力，在由多种种植转向工业制造业之后，两者的函数关系不再简单。刚刚成为真正意义上城市的东莞，马上面临城市化的全方位压力。

与外来打工者急速提升对应，1989年，台湾IT业投资者叶宏灯选址石碣，开办他的东聚电业公司，从25人开始起步，13年后发展到拥有10家工厂、1.2万名员工，并将自己生产的鼠标产量排进世界第二，电源保护器与扫描仪的产量占据世界第一。叶的高速发展当然可以对应东莞对劳动力的广泛而大量吸纳，但数量上的跃进，带来的是结构上的根本性变化。

1994年，李近维从惠州市市长之位又回到东莞，出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东莞的社会总产值已由1988年他离开时的96.68亿元，跃升至1993年的288.17亿元。随后，李近维发布他的发展纲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科技社会。这一口号当然响亮，但是李近维过去的同事有些疑惑，“李书记怎么从惠州回来后有点保守了？”李近维最初的举措不是“发展”而是整肃，每个村每个镇开始清产核资。5年后，在东莞市第十次党代会的报告里，李近维描述说，“过去，我们基本是靠举债建设，自有资金甚少，每增加100万元的资产，就得增加70万～80万元债务”。这其间的关键是，东莞不是发展慢了，而是快了，太快了。一旦如此快速起来，负债自然陡升。“这不仅是东莞的现象，全国都这样，我在惠州时就考虑好了要压一压，但调回了东莞，在这里先来压实基础。”李近维解释说。

在那些打工者、投资者云集东莞的背后，当时东莞各级政府为了应对快速发展，借贷之外，还向老百姓大量集资，年息到18%甚至更高。“当时香港商人很精明啊，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是年息18%，就商量愿意一次性把修公路的钱给我们，同时反包给我们，要求我们按年息17%给予他们20年回报。大家来找我，问我干不干，毕竟可以一次性拿到钱，而且还低一个百分点的利息。我告诉他们，坚决不干。而且还要赶紧把那18%年息的集资还回去。”李近维向记者解释当年为什么跟壳牌谈判谈了那么久，很简单，其中有一点对方要求每年12%的回报，希望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但我们要求他必须从技术上解决，谈了又谈。结果回来发现，我们自己给别人的集资款利息有这么高。“我的秘书问我，为什么不要港商的钱呢？在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当时都是头脑发热的。我问秘书：你想不想当个百万富翁啊？他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问他。我说，如果你想，那么你找5万块钱来，去参股买公路，每年的利息再投进去，如果这样利滚利20年，你最后的收益是本钱的22倍。你再算一下，你是不是百万富翁了？”李近维早已算清楚了这笔账，他当然坚决拒绝。城市发展的陷阱，远比想象得多，一不小心，便会一脚踏空。“对于东莞发展而言，我们有的核心资源就是土地，如果别人的钱还不上，自然就会把土地拿出来抵给人家，未来哪里还有空间。”土地与劳动力两个变量，在这个时刻已经被李近维意识到其间所蕴含的风险。

说到这里，李近维脱下鞋，蹲上了他所坐的沙发边缘。“我当时就这样告诉我的干部们，这样蹲着，蹲到边边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离地近，即使跌倒也不会有大问题，但如果蹲到十几层楼那么高，又没有墙壁和栏杆挡着，你敢蹲到那么边吗？我们必须注意负债量和负债率的关系，经济起步时，我们资金短缺，负债量也少，借点钱启动经济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我们已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又用了那么多土地，应该更多的通过增加积累进行建设。负债量那么大，但有些地方还盲目举债，高利息集资，管理也不到位，这就像蹲到十几层楼那么高的边边，又没有栏杆挡着一样了，我们能不担心吗？”债务的背后关系到土地的消耗，要控制土地消耗，必须防止乱举债。乱举债的人盯着的就是农民的土地，用农民的土地换取他一时的所谓政绩，必须从防止乱举债做起，才能防止到偿还时带来乱卖地。在李近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报告里，更为重要的内容是，“以1980年为基数，改变耕地用途已超过一半的、或人均已达到150平方米的，除国家建设需要外，原则上不能再占耕地，促使其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同时，严格执行用地审批程序，对未经批准随意改变耕地用途或买卖土地的，坚决依法严肃处理”。

当年发现种植经济作物即可使土地升值的李近维，现在“保守”了，决定坚决控制土地数量。这是1995年的决定，如果按此时间推导，对土地价值的洞见及其警惕，李近维当然超前同辈。李近维所意识到的问题，后来亦有数据给予印证。由陈桂明2005年编辑出版的《持续发展的动力——东莞工业产业升级之路》里描述：“东莞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1200亩左右的土地……全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已十分有限，实际可利用的土地只有40万亩左右，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土地消耗速度，10年时间全市的土地资源将消耗殆尽。”转变增长方式，势在必然。

解决债务的招法也很有趣。李近维先摸底找出两个高负债的典型，万江街办与市二轻局，让市里各级干部、各部门负责人还有镇委书记与镇长用一个月时间去调查本来很富裕的万江街办为什么负债率会高达146%，大家一起会诊，分别写出报告；会诊后，各镇各单位对照万江回去自查，然后再写出分析自己情况的报告交市委。之后，就是由东莞市统计局进行全面的统计调查工作，各项数据分门别类列陈。现在东莞市统计局局长吕崎元是当年调查统计的负责人，他告诉我，当年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资产负债率，土地存量也是调查里的一部分。后来我们去李近维过去的办公室，李近维很迅速找出了当年清产核资的调查数据，12大册统计表，细致到每个村庄，这一统计项目自此保留下来，延续至今。李近维现在仍很得意当年的统计调查，“我摸清了东莞的家底”。吕崎元对李的这项举措的理解是：在分权结构之下，摸清家底才是实施有效监管的关键所在。这其间自然包含着治理的智慧。

李近维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将东莞由县升级为地级市，使这里终成一座真正的城市。而从惠州回来，李近维面临的挑战将是城市化。

江西吉安女孩汪雪英最初带来东莞的同伴，只要是女孩，没有任何阻力，来了就能找到打工的机会，但男孩不同，没有太多岗位给他们。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谭深的调查发现：珠江三角洲，打工的男女比例为1∶2，在一些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地方则更高——而东莞则是不折不扣的外向型经济。不过这一结构亦在发生变化。在一份珠三角打工者性别比例曲线图上，90年代中期男女人数比开始回升，这也是东莞发展最迅速的时期。20世纪最后5年，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不仅持续激增（即使是全球性经济衰退周期的出现，也未能影响这一增长势头），而且FDI投入的方向发生了质的变化，由玩具、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产业。台商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男性务工尤其是有大专学历的比例开始快速上升，并且远远超过女性。

与深圳比较，李近维说，“他们那里多少还有一道边防证的手续，而东莞几乎是不设防的城市”。如此格局，加之性别结构的变化，治安问题与来东莞打工人数曲线几乎同步，当人数陡升之际，发案率便随之抬升。李近维告诉我他的担心，“一是外来流窜人员的问题，再是本地那些不良分子，第三是香港黑社会成员，如果他们在东莞纠结在一起，问题就大了”。回到东莞，李近维真正的“第一把火”，就是重抓社会治安治理。现在与记者讨论治安问题，李近维亦承认这是城市化的问题。如此迅速到来的庞大的打工人群，治安固然是问题之一，而与此同时，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户籍以及如何融入城市，包括现在务工人群由过去的供需平衡到劳工短缺……才是真实问题所在。

在压实基础降低政府负债率、治安治理同时，李近维需要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关键是开拓新领域。

这时候，以叶宏灯为代表的台湾IT行业的投资者们碰到了麻烦。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杨建梅根据1999年修改后《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分类，“到2000年，东莞的所有台资IT企业都属于中小型企业，其中98%的企业都是总资产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小型企业，而资产总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总数占85%”。对此，叶宏灯解释说，“这也是台湾本土的特色，即以小企业为主体”。如此格局，形成的生产方式即上下游企业联系密切，每个小资本企业都专攻一个环节，做精做专，“比如我们现在有10家工厂，做鼠标、电源保护器与扫描仪，算是中心工厂了，与我们联络的中卫系统，即其他卫星工厂有1000多家”。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问题关键，即为海关监管问题。李近维对台商碰到的麻烦解释最形象，“台商的产品，多数是转厂生产，最终是否出口了，很难监管。按严格的海关程序，比如一个包装箱，做好了，先运到香港算出口了，又再运回来给其他产品包装后再运出去，这当然很繁琐，也增加了运输成本”。海关监管一旦严厉，叶宏灯说，“我们来投资，当地镇政府都是担保我们只需要管生产，其他一切由政府搞定，但碰到这样的事情，镇政府也搞不定了。所以我们只能往上找”。这个问题其实李近维也搞不定，不过即使现在，李近维也能很清楚地指出问题关键所在，所以当时他乐意协助台商就他们的生产方式与海关进行沟通，共同来减轻繁琐程序并研究台商生产方式改进监管办法。

现在已经辞去东聚电业董事长之职的叶宏灯，在其创办的东莞台商子弟学校里接受我采访时，总结说台商到大陆投资，那些小资本投资者，投下的可是他一家老小的全部家当，“所以安全最重要”，而东莞能够提供这种安全感。

回到东莞开始压实基础、清产核资并降低资产负债率的努力，很迅速地得到回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央给了广东省380亿元的借款，主要解决下面各个城市的问题，结果东莞一分钱也没要，而且当地金融机构还可以拆借给其他市”。东莞的金融状况，被当时海外媒体称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避风港”。而这个时候，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挤迫，台湾IT业大举进驻东莞，迅速形成后来被研究者称为的“集群效应”。目前台商企业已超过6000家。《持续发展的动力——东莞工业产业升级之路》统计：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制造业占90.54%，这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占37.21%。在东莞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产品中，电脑整机的配套率达到95%。这一事实，使IBM大中华区副总经理李祖藩感叹，“如果东莞通往深圳皇岗的公路被切断，全球70%的计算机商将受到影响”。

东莞方式

1961年，李近维在东莞糖厂转正成了“一级技工”才一年多，碰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下岗了。后来他去当兵，1965年退伍回来，他成了陶铸培养后备干部的“政治学徒”，参加“四清”运动。再回到东莞县，“文革”开始了。当时东莞县委书记是姚文绪，这是李近维真正的“学徒”岁月。

当时的“政治学徒”每月收入是22元，不是财政而是党费支付。“文革”开始，东莞县这批学徒们要批斗姚文绪，当然批斗只是其表，李近维讲这个故事兴致盎然，“政治学徒们先是设计好了一套程序：先问姚文绪我们是什么人？答案当然是政治学徒；那么再问他谁是师傅？再问我们拿的是什么钱？答案当然是党费；接着再问他拿党费应该不应该改为纳入地方财政开支？如此转折到转正问题上。要求马上转正——这才是要批斗姚文绪的关键”。

但是，结果出乎政治学徒们的想象。

“我们是什么人？”

姚文绪应对自如，不紧不慢：“你们是中国人嘛。”

政治学徒们的逻辑瞬间被击破。

“那我们拿的是什么钱呢？”

仍然是不慌不忙：“你们拿的是人民币嘛！”

在李近维那夹带着广东话的普通话里，这个故事被他演得实在好玩。“我们这些政治学徒全傻了。当然姚文绪明白我们想要干什么。然后，他耐心解释说，你们的要求我很清楚，刚才是跟你们是开玩笑的。对政治学徒们，县委很重视，省委也很重视，但转正不是一个县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这个时候可以解决的问题。”

姚文绪的精彩自然并非只有这段故事。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后，当时东莞县有的造反派也要夺县委县政府的权，要姚文绪表态。

“我们夺权是不是革命行动？”

“你们学习过两报一刊社论吗？”“学习过！”

“那那你们这样夺权符不符合社论精神呢？”“当然符合！”

“符合就是革命行动嘛。

“那你支不支持我们夺权呢？”

“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还要问走资派吗？你们应该去问问工人、农民还有学生，看他们答应不答应，如果他们不答应，你们夺了权，他们也会夺回去啊。”

来到东莞采访前，李近维刚刚从海南回来。姚文绪后来调任海南，现在有病，李近维去探望。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后，李近维又将去海南。姚文绪当然是他的政治师傅，而且师徒情笃。很偶然，我们听到了他对师傅故事的津津乐道。这个故事的关键，李近维很坦然，“处理与上级关系，要尽量把副作用降到最低”。在中央地方关系里，一般描述广东官员，会用“敢于变通，善于设计和制订具体化、地方化的政策措施”来给予界定。不过，回到具体的现实问题，其内容当然比这一概括要丰富得多。

那所东莞理工学院奠基时，东莞还是一个县级市，根本没有资格办学，结果5年后，东莞理工学院获得批准可以招生。把诺基亚手机引进东莞相对就要复杂得多。当时东莞在申报项目时，为了迅速获准，按“来料加工”办理，讲明在东莞生产的手机不进入国内市场。但东莞对诺基亚的承诺却是进入中国市场。在这种矛盾境况下，做不做？问题必须由李近维拍板，李近维想了一会儿，决定做。“我们不是只搞三来一补，好项目我们当然做合资。”李近维解释当年决定，“1981年我去新西兰考察水果和花卉时，就看到一个自称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退休老人在车上与美国的朋友通电话，还在车上拨通我香港亲戚的电话，让我跟他们通话。这样的项目我们怎能放过。再说像诺基亚这样的全球性公司，他们的技术当然是我们最需要的。”不过，这个项目更棘手的地方在于，第一期设备投入要6000万元，如果果真没法在国内销售，这些设备也将无用。即使这样，李近维还是下决心上这个项目，“我想我们做出来了，中央总会给我们一点市场，没有做出来之前去说，肯定行不通；如果中央实在不批，就算我们自己买设备，自己生产；还是不行，万不得已，就只能算把这6000万元丢在那里了，以东莞的财力也扛得起。”李近维准备好了一切，必须上。

1998年4月，东莞的第一台诺基亚手机下线，结果信息产业部在会上点名批评东莞，诺基亚当然也参加这次会议。消息迅速从北京传回东莞，看起来东莞的诺基亚只能面对最坏的结果了。诺基亚中方总经理急忙在长安镇的高尔夫球场找到郑锦滔。郑锦滔1991年从东莞市市长之位转任东莞市政协主席，1997年退休。“我问他什么事，他着急地跟我讲了一下。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准备一道打球的也已退休的叶选平省长，说不能陪他了，他也说你去办正事。我约上东莞市分管的副市长、市计委副主任、广东电子厅厅长，买了下午的飞机票飞北京。到了北京已经是晚上19点多钟了，我们也不吃饭，开车去信息产业部一位副部长家，直接去敲他家的门。当然不能打电话，一打电话他就可能把我们推掉。这位部长我们在搞彩管时就认识了，我跟他谈，他表态同意。接着我们又去他下面的一位司长家，这个司长一开门看见我，就有意见，把我们批评了一通。我们当然也做检讨，结果他也同意了。这时我们才去找地方住下来吃了顿晚饭。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又去国家计委，正式批复要国家计委才行。这次谈得很顺，我们报的是每年生产200万台，结果批复还给我们增加了20万台的规模。拿到这个批复，其实也很难说高兴，因为200万台规模实在太小，但当时我们不敢多报，怕不批。后来又去找信息产业部经济运行司，结果很好，司长说批不批是国家计委的事，生产多少是我们管的事，他决定每个月再给我们增加50万台。这样我们就有了820万台的指标。”截止2006年底，东莞诺基亚累计出口额超过70亿美元，累计纳税额超过35亿元人民币。

李近维、郑锦滔讲述这些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平常，波澜不惊。如果回到李近维讲述的姚文绪故事里，其间一脉相承的因素当可察见。

在郑锦滔故事里，稍微有点让他觉得出彩的是雀巢入户东莞。“1991年瑞士雀巢公司总裁马浩文来东莞，他先飞北京然后转飞广州白云机场，我们租了架直升机等在白云机场，他一下飞机，就坐上我们的直升机到了东莞雀巢的厂门前停下，下机参观。我陪他吃完中饭，马上又送他到太平，坐快艇到香港，从启德机场飞印度，结果当晚他就到了印度。他对我们的高效率当然很满意。又开董事会，决定把在东莞生产量，由7000吨提高到1.4万吨，并且把1个产品增加为4个产品，除了速溶咖啡，增加了美极酱油、速冻点心与速食面。”

或者这应当称为“东莞方式”才合适。寻找并发现一座城市的演变史，如果失去对主其事者个性及行为模式的观察，并不明智。更严肃的学术研究论述东莞投资优势，用了一个词：政府成本低。上述故事当然是这个判断的解释。

雀巢的故事没有结束，郑锦滔带队去香港与雀巢谈判，其随员肖树棠回忆说，“中午吃饭时候，本来从小路走到饭店只要10分钟，但雀巢公司为了表示盛情，执意派来一个车队，让我们坐车去。结果碰上塞车，整整堵了1个小时才到饭店”。

2001年，东莞市财政收入达到126亿元，接近1978年财政收入的200倍。另外，镇村组三级当年可支配的财力有122亿元。从1995年起，东莞市外贸出口总额一直排在深圳、上海之后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3位。根据2003年公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2002年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城市综合竞争力东莞市排在香港、上海、深圳、北京、澳门、广州之后，名列第7位。为这座城市攒下一笔足够庞大的生产力和财富后，李近维离开东莞市万寿路76号那座他待了30年的市委小院，去到广州，就任省人大副主任。■ 城市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