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一个不合时宜的悲观主义者

（文 / 李孟苏）

( 程砚秋之子程永江 )

怎能沦落为优伶

“我们不是梨园世家，你们不要学戏。我当初是为了生存才跳进火坑受苦。”程砚秋的幼子程永江先生对我说，父亲多次这么告诫子女，坚决反对他们入行，甚至不许他们接触戏，他希望子女受良好的教育。他说：“人确实没有活路才不得不卖身学戏，但凡有一线生路也不会把儿女送入火坑里去受罪。何况，就是学好了，唱得不错，这碗‘戏饭’也不容易吃，数不尽的侮辱，尤其是坤（女）角儿处境更悲惨。你们还是念书成人吧。”他的三儿一女都上了大学，有的学理工科，有的做了会计。现在研究程派艺术的程永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后留学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理论。

程永江说，父亲反对他们学戏还有一个原因：学戏极苦，孩子们受不了，加上他们缺少唱戏的天赋，要成角儿难上加难。和程砚秋合作过的小生刘雪涛也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初，有位医学院女大学生是程派票友，天天跟程先生磨叽想下海，程先生屡次劝阻：“好好上你的学不好？角儿就那么容易成？”

程砚秋学戏，走的是最苦的那条路，当“手把徒弟”。“手把徒弟”的残酷更甚于进科班，“手把徒弟”又称“私房徒弟”，由师父个别传艺，要签卖身契性质的文书字据。程砚秋6岁（有说10岁）拜荣蝶仙时，他母亲“就像送病人上医院动手术那样签了那张字据”（程砚秋语），其中一条是从学艺到出师第二年，9年的包银收入归师父。

荣蝶仙专工花旦、刀马旦，是梨园界“通天教主”王瑶卿的外甥女婿，脾气极残暴，学生稍不如意就对他们拳打脚踢。一次，练完早功，师父让程砚秋吊《宇宙锋》的唱腔。他一时没张开嘴，荣蝶仙便大怒，立时一顿毒打，在他腿腕子上留下了一个淤血疙瘩。20年后，程砚秋访欧，在德国动了手术，才治好了腿。

( 程砚秋师父荣碟仙 )

程永江说，在程砚秋的观念里，梨园世家并不是值得荣耀的事。程家在旗，隶正黄旗。旗人玩票可以，入行下海是很丢面子的，也被族规所不容。程砚秋原名承麟，为了学戏改为汉姓“程”。“程家祖上是揪着龙尾巴入关的。”程永江告诉我。程家祖上曾跟随皇太极出征朝鲜，又跟多尔衮入关打天下，立了战功，显赫一时。他后来战死疆场，因为首级已无，朝廷追念其功勋，特赐金头，遗体安葬在德胜门外的小西天。程砚秋的五世祖曾任相国，到父亲荣寿这一辈，袭有“将军”之爵，任内廷禁卫军统领。荣寿是典型的八旗子弟，成天提笼架鸟，也不愿当差，把差使让给了叔伯兄弟。程砚秋出生时，家里住在什刹海南岸小翔凤胡同的官房里。他1岁那年，父亲去世，大哥、二哥已经成家，按照清律，程母托氏只能带着两个小儿子搬出内城官房。承了父亲差事的叔父欺负孤儿寡母，卡着钱粮不给，几年之内母子三人搬了七八次家，越搬越穷，越穷越得搬，最后搬到天桥“穷汉市”的大杂院，家徒四壁，要烧的煤球都得每天挎着篮子去现买。

家境好的时候，托氏常常带着程砚秋去外城看戏。按清朝的法令，内城（东城、西城、北城）不能有剧院，剧院都在南城。托氏带着孩子看戏必须出城。据老北京文化研究专家赵珩介绍，清代有宵禁制度，电灯传入前剧院的照明受到极大限制，因此演戏都在下午，谭鑫培、路三宝等名角登场时已近黄昏。托氏母子看完戏城门往往已经关了，托氏干脆在城外旅店住下，在馆子里吃饭，第二天再接着看戏。程家败落得快，和托氏洒脱过日子有关系。程砚秋很喜欢京戏，常常模仿剧中角色在屋顶上且歌且舞，所以当他看到母亲为生计愁苦，就主动提出自己“学歌甚易，获效好，为之二三年，可有成，不忧贫矣”。托氏流着泪问他：你是名臣之后，怎么能沦落为优伶？

( 程砚秋童年时在《桑园会》中饰罗敷的剧照 )

没落贵族的家世和学戏的苦痛，加之他本人心思又重，程砚秋时常眉头微蹙，面少欢容，逐渐形成了悲观的人生态度。他说过：“人生就是演悲剧。”最初荣蝶仙教他唱花旦，后来觉得他气质忧郁，嗓音独特，才让他改学青衣。程派形成后，“悲”是程派的最主要特征，程砚秋演得最多的也是悲剧。

程永江说，他祖母托氏是典型的旗人，人倒架子永远不倒，即便住到了穷汉市，每天还是穿戴整洁，出门挎个篮子上面还要搭块干净帕子。家里规矩也不减，出必问返必告，长辈在场小辈必须站在一旁。这些无形中强化了程砚秋的贵胄之后意识。在为人处世上，他显得清高，甚少参与梨园行的事情，与梨园界格格不入。1932年10月，在欧洲考察的程砚秋到了柏林，刘文岛公使知道后，在驻德公使馆设晚宴请程砚秋、李石曾、胡天石。刘文岛以为他们会乘汽车来，就在公使馆门口等候，孰料三人是坐地铁来的。出了地铁站，程砚秋一眼看到刘文岛在街边神色慌张、右张左望，踱来踱去像在寻找什么似的，就很不耐烦，觉得刘公使坍中国人的台，不成体统，怒气冲冲地转身就走，拒不赴宴。

( 程砚秋师父王瑶卿1933年，程砚秋自欧洲返回北平时全家合影 )

成名后，他受到万人瞩目，就引来了“独”的评语。程砚秋在1957年自己解释说，他确实有“孤僻偏激之性”，这样做是因为“旧社会中对唱戏的人是看不起的，我从懂得了唱戏的所保留的传统作风后，我的思想意志就要立异，与一般唱戏的不同”。为此，他的恩师罗瘿公曾告诫他，孤芳自赏难容于世，那就一定要有真本事。

程砚秋确实练出了真本事。他的最后一位配戏小生刘雪涛老先生告诉我，他和程砚秋合作的第一出戏是《窦娥冤》，演罗瘿公编写的“大团圆”结局那一本。窦娥出狱见到丈夫蔡昌宗，短短一瞬间程砚秋的眼神就有了三个变化：一惊，立刻转为喜，再就是委屈。“程先生的眼神好极了！”程砚秋常说自己个子太高，超过1.8米，嗓子也不好，唱青衣的先天条件不好。“程先生的功夫是自己苦练出来的。”个子高，程砚秋演出时就把裙子向上系，上台后腿半屈着，裙子刚好落到脚面，个头就低下来，不显得突兀了。“整台戏就这么屈着腿跑圆场、做身段，凭的全是真功夫。”刘雪涛说。程砚秋最独特的是把太极拳的功夫揉到表演动作中，在台上的动作、水袖都是圆的。特别是《春闺梦》里做梦的一段，举手投足犹如电影里放的慢镜头，且歌且舞之后，神色自若，不喘气不出汗，可见功夫之高。

( 1933 年，程砚秋自欧洲返回北平时全家合影 )

不演戏必是豪侠

“我父亲武功好，他不演戏必是豪侠。他最喜欢的一出戏是《青霜剑》，讲的是杀贪官斩恶吏。”程永江说。类似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剧目还有《荒山泪》、《英台抗婚》、《鸳鸯冢》、《春闺梦》等。程派剧目中，人物大多数是市民阶层、中产阶级下层，涉及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只有《红拂传》、《三击掌》、《梅妃》等寥寥几出。程砚秋的现实主义精神来自他身边智囊团的影响和塑造。

( 程砚秋母亲托氏59岁时留影 )

与梅党不同，扶持程砚秋的多是政治上失意的文人，其中罗瘿公最典型。罗瘿公是广东顺德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为授翰林院编修。他幼承家学，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后成为康有为门下弟子。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对罗瘿公甚是推崇，礼聘为其子袁寒云之师。1914年，罗瘿公不肯附和袁世凯称帝，辞官避居广州会馆，终日纵情诗酒、流连戏园，以表示不满和不合作。在看戏中，程砚秋进入他眼中。

名士罗瘿公让程砚秋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 程砚秋的最后一位配戏小生刘雪涛 )

程砚秋正式登台是在11岁，13岁时已小有名气，有报纸称他“童伶大王”。在一次堂会上，罗瘿公看到程砚秋的演出，“聆其音，婉转妥帖，有光正之风”，再看台下的他“温婉绰约，容光四射；与之谈，温雅有度”，认定他是“继梅郎之后”难得的人才，前途不可限量。从此罗程结为忘年交，程有戏，罗必到，还自掏腰包请朋友看戏，宣传程砚秋。徐悲鸿喜欢程砚秋的戏，就是受罗瘿公的影响。

因为过于劳累，程砚秋提前倒仓了。师父荣蝶仙为了600块大洋的包银，仍逼迫他去上海演出，眼看着程砚秋要被毁了。罗瘿公打抱不平，找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借了700块大洋，又借助各方势力对荣蝶仙施加压力，才给程砚秋提前赎了身。

( 北京湖广会馆内，演员在后台上妆 )

罗瘿公比程砚秋年长33岁，对幼年失怙的程砚秋有亦师亦父的感情。罗瘿公在梅宅附近的北芦草园胡同为程家母子租了房子，让程砚秋安心养嗓子。罗瘿公给他制定了课程表：“上午吊嗓子，阎岚秋教刀马打把子，下午与乔蕙兰、谢昆泉、张云卿先生学昆曲，夜里至王瑶卿先生处学京剧；星期一、三、五到平安剧院看电影，学其他种艺术的表现手法。”并安排他拜梅兰芳、王瑶卿学艺。同时，罗瘿公还教程砚秋读书习字，钻研音韵。他离开北京一定会和程砚秋通信，给程砚秋改信中的错别字，对很多事提出意见和建议；有一次觉得程砚秋用的信纸不好，回信时附上优等信纸。

貌随心转，程砚秋逐渐熏陶出书卷气。这一学就是3年，极大提高了程砚秋的艺术和文化修养，开阔了他的眼界。他跟着轿夫学习“美、稳、灵活”的步法，设计出程派青衣“端庄、健康、婀娜”的身段。程砚秋肯吸收西方文化，他赴欧考察期间，学会了法语和拉小提琴，学习西洋歌剧的发声方法。在意大利得知三子永江出生的消息，程砚秋给妻子寄了一张圣母圣子的明信片。这在艺人中是少有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京剧研究专家龚和德1954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当时程砚秋任副院长。龚和德告诉我，当时他有年轻人的直率和莽撞，他对程砚秋说：“我看过您的《锁麟囊》，您扶着丫鬟出场（为了遮掩他的身材），吓了我一大跳，好一个又高又胖的小姐。您一开口唱，我就被您的唱腔迷住了。”程砚秋听了，也不生气。在龚和德眼里，程砚秋很平和，没有架子，十足的名士气派，“台上美人台下名士”。第二年，龚和德结婚，程砚秋送了他一床五彩床罩做贺礼。

龚和德对我说，罗瘿公和程砚秋的合作关系是一种新型关系，完全没有历史上文人捧旦角所带有的玩狎心态。辛亥革命对艺人有一定程度的解放，艺人有了人格自觉，提高了自我意识，他们和文人交往有了平等观念。从另一方面看，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观众对娱乐有了新要求，他们要求看到新戏，听到新腔。北洋政府倒台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京剧中心转移到上海，北平的京剧市场一落千丈。那时有个行情，一个角儿在上海演出一个档期（45天）挣的钱可以吃一年，在天津演一个档期可以吃半年，要想挣到钱必须到上海演出。但是上海的观众口味很高，要在上海站住脚必须有新戏。后来程砚秋的新戏代表作《锁麟囊》、《女儿心》都在上海首演。只有一场新戏远远不够，要多准备几出，一出戏上座率下降后推出另一新戏，才能保证上座率。1927年《顺天时报》推出的观众投票评选“四大名旦”，实际上打的是“新剧夺魁”的旗号，这也反映出观众审美趣味的新趋势。

赵珩则认为，京剧的黄金时期在1917～1937年，这一时期中国的旧文化尚未完全泯灭，新文化未有完全建立，罗瘿公等喜欢和艺人交往的高级文人多是旧式文人，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更有旧式文人追求闲适的趣味。“五四运动”基本上没有对北京的京剧产生影响，很多新文化人，比如钱玄同，也喜欢看京剧。北京改称北平后，北京的文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抓住旧文化。

罗瘿公给程砚秋写了不少戏，其中《青霜剑》、《鸳鸯冢》、《金锁记》等至今仍是程派代表剧目，奠定了程派艺术以悲剧为主的风格。

夹缝中的妥协

罗瘿公等文人对程砚秋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给他灌输了儒家士阶层的价值观，就连书法也让他练魏碑。程永江说：“我父亲只上过半年私塾，他跟罗瘿公先生学会识字后，最爱看史书，最崇敬的人是文天祥。”

程砚秋给自己定了诸多清规，比如不收女弟子，不与人闲聊天，只谈艺术，一生只有一位夫人。他自觉地负担起一些社会责任，于1930年主持创办了北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先后聘请焦菊隐、金仲荪任校长，10年间培养了200多名演员，李玉茹、李和曾、王金璐、李金泉、白玉薇等名角儿就受业于此。著名旦角演员、戏校金字科学员李金鸿对我说：“富连成拜祖师爷唐明皇，我们拜孙中山。程先生废除了磕头、体罚、拜师这些老班社的规矩，业务课不拘泥于只学某一派，还开有文化课，让我们排练西方话剧。我们有个同学叫张金梁的，唱丑角，日语学得特别好。学校还给我们发校服，每年评优秀生，奖励奖学金、乒乓球拍。”

1931年，程砚秋对学生们做过一次“我之戏剧观”的演说，他说：“难道我们除了演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就没有吃饭穿衣的路走了吗？我们不能这样没志气，我们不能这样贱骨头！我们要和工人一样，要和农民一样，不否认靠职业穿衣吃饭，却也不忘记自己对社会所负的责任……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他还说，评判一出戏剧的好坏不能根据观众叫好还是叫倒好来分辨，而是要从影响于观众的思想和行动去分辨。

程砚秋的志向不仅仅在于做名角儿，更要改革戏曲。1933年，他从欧洲考察回国后，写了份数万字的《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比如国家应该以音乐、戏曲为一般教育手段，导演的权力高于一切，实行国立剧院或国家补贴私人剧院，组织戏曲界失业救济会，组织戏曲界职业介绍所等等19条。结果，报告书只落得一纸空文，左翼文化人也表示批判和怀疑。在有话语权的人看来，一个不入流的戏子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实在是僭越，不遵守本分。1941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创作出新作。

生活上，程砚秋也时时遇到让他憋心的事。他有三个兄长，大哥、二哥曾在大清宫内当差，辛亥革命后沦落为城市贫民，子女也都没出息。程砚秋成角儿后，他们经常来打秋风，一个要贩香烟，一个要在南城开澡堂子，却又没有经商能力，从程砚秋这里拿了钱只是往水里扔。三哥是小生演员，没名气，一次程砚秋拿着演戏的1万块收入回家，托氏说，你哥很久没出台了，生活困难，这笔钱就给他吧。程砚秋立刻毫无怨言奉上。

1932年，程砚秋在德国访问，被西方艺术教育的人性温暖和理论性、科学性所感动，想进柏林音乐学院学习。为此，他开了烟戒，破了酒戒，大吃肥肉，有意破坏体型，以表示留下来的决心。国内亲友知道他的意图后，大为恐慌，发来数封函电，催促他抛弃妄想、速速回国，程剧团同人生活困难。程砚秋回家后，第一句话就是：“难道我程某人就是为了养活剧团这百十口子人才唱戏的吗？”

1949年，新政府开始改革传统戏曲，程砚秋带领他的剧团前往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回北京后提交了一份报告，谈他对戏曲改革的看法，重提对艺人的救济、福利等问题。1953年，程砚秋发现，禁戏也禁到他头上了。程派戏只有《窦娥冤》、《审头刺汤》、《文姬归汉》、《朱痕记》四出可演，集程派艺术之大成的《锁麟囊》被禁演。1955年，《梅兰芳舞台艺术》一片完成后，周恩来提出为程砚秋也拍一部舞台艺术片，留下一些影像资料。程砚秋提出拍《锁麟囊》，被拒绝，转而选了《荒山泪》。程砚秋大为不解，程永江、刘雪涛都说，程先生在公开、私下的场合坦率批评“戏改不如叫戏宰”。

此时，程砚秋的为人处世风格也被人微词。周恩来对他说：“程先生，你在旧时代洁身自爱、孤芳自赏，不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是进步的。但在新社会，你若仍是落落寡合，不能与人很好相处，就会逐渐脱离群众，搞不好同志关系，对工作、对自己都是不利的，自己也会经常苦恼。一个革命者的思想要不断改造，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核心是集体主义。希望你要团结同行，善与人处，虚心听取批评，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如果在新社会还是孤芳自赏、落落寡合，如果发展到极端，你的优点就会变成缺点，甚而会走向反动。程先生，我希望你在政治思想上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地进步。”一席话说得程砚秋满头大汗，脸色发白。

晚年的程砚秋甚至有了彻底否定一生的想法。1957年，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演了好几十年的戏，太疲倦太厌倦了，所见所闻感到太没有什么意味了，常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台上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是干什么呢？”他将7处房产，以及中央滦矿、启新、东亚股票捐给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这辈子靠唱戏挣来的家产都不合法。他“希望党给我去做一些新鲜的平凡的事情去尝试尝试，我觉得是有趣味的，这是我的要求。人生如轻云易逝，在这五六年内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身上集中了太多矛盾，他感激新社会给了他“人民艺术家”的地位，新社会却又迫使他否定自己粉墨一生的想法，他感到痛苦。

1958年1月，他的好友、同台演戏的老生演员杨宝森去世，对程砚秋打击很大。3月初，他突然觉得胃口难受，不知是心脏病的征兆，只是在家吃了点药。第二天，他任职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一位领导来谈工作，谈及《锁麟囊》，这位领导说，还是不能演，连修改的余地也没有。这对他是极大的打击和刺激。次日，程砚秋的病情再次发作，住进医院，一周后的3月9日去世。■ 程砚秋悲观主义刘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