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三聚氢胺和饲料：尚未清晰的传导机制

（文 / 王恺 王墨馥）

( 10月28日，香港一街市鸡蛋市场销售基本正常 )

3个鸡蛋的风波

香港食品安全中心的新闻发言人陈小姐向本刊记者回述今年9月份开始的针对三聚氢胺的普遍食品检查，情绪非常平静。对于他们而言，食物巡检是最日常的课题，“我们食品安全中心和各国的食品安全体系都有所联动，加上香港的食品市场又异常开放，所以，经常可以听到某某品牌的罐头被细菌污染、某种饼干被塑料制品污染等等”。这些都是针对某种单一食品进行的检查和封锁，相对比较容易。

三聚氢胺的污染之所以特殊，还在于这是“一种不应该存在于食物中的化学物品”。而且，奶制品牵涉的食品范围太广泛，所以检查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开始是检查奶制品，首先是把奶制品全部清查一遍，后来我们发现，一些饼干、酒楼里的点心也受到三聚氢胺的污染，于是开始检查这些食品的几种原材料，鸡蛋、牛奶和面粉”。

按照规则，他们从小型的菜市场、货物运输关口和大型超级市场，包括酒楼里随机抽取鸡蛋的样本，很不幸，108个鸡蛋中有3个鸡蛋含有三聚氢胺，这3个鸡蛋分别来自湖北和辽宁的大型养殖企业。“必须向公众澄清的是，我们到目前都没有宣布这里面的三聚氢胺来源，食品安全中心的专家和香港几个大学的专家现在都在紧张地做研究，想弄清楚这里面的三聚氢胺究竟来源于何方。”陈小姐说。

不过，最普遍的猜测，罪魁祸首是饲料。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化学系副教授陈竞明告诉本刊记者，“饲料很可能是罪魁祸首，产蛋鸡不断地进食添加有三聚氢胺的饲料，化学物质残留体内，甚至聚集在鸡蛋内。不过，这种饲料中，三聚氢胺的含量肯定很高”。

( 10月31日，北京新发地市场的鸡蛋价格比几天前每箱便宜了10元左右 )

在采访过程中，国内学者普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试验。“确实以前没有这种个案。”华南农业大学的动物营养专家冯定远向本刊记者表示，“这个传导机制还不是很明显，没有试验表明鸡吃了含有三聚氢胺的饲料，就一定会产出含有三聚氢胺的鸡蛋。”

因为在饲料中添加这种蛋白质虚高的物质，最多只能使饲料厂上当受骗，但是鸡吃了后并不会变成真蛋白，对蛋的产量毫无影响。唯一可能性是，饲料的原料供应商大规模用三聚氢胺代替真蛋白卖给饲料厂。“大规模的摄入，对鸡而言肯定会有影响。”

3个鸡蛋中，最高的三聚氢胺超标准达88%，毫无疑问，“肯定是大规模摄入”，而这样的摄入，“人为添加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怀疑饲料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中国农科院饲料研究所的家禽营养与饲料研究室主任刘国华这样向本刊记者判断。

大规模摄入这种三聚氢胺添加到一定比例的饲料，“鸡体内会有残留物”。三聚氢胺在鸡体内不会转化，尤其是产蛋季节的鸡，它会通过鸡的腺体进入鸡的消化系统，先是鸡胃，再进入鸡的肝脏和肠道，经过血液循环，再进入鸡的生殖系统，最后一步步进入鸡蛋。中国禽病网的专家楚丰名向本刊记者详细地介绍了三聚氢胺在鸡体内循环的过程，“我们到底是这个行业的，也听说过一些事情，说是有些小饲料商的饲料不合格”。

楚丰名告诉本刊记者，他现在购买鸡蛋，都在大型超市里买，“总觉得农村散养的鸡可能用的饲料不够好”。这次香港出事的鸡蛋出自超级市场，而且来自大型的养殖集团，楚丰名却觉得没那么恐怖：“肯定是意外，因为大型养殖集团的原材料一般来自于有信誉的饲料厂。而且，只有摄入三聚氢胺到一定程度，才会出事。”为什么这么肯定？“我们专门做鸡病研究，可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鸡本身因为摄入过多三聚氢胺而死亡的个案。”

什么程度才会出事？香港食品安全中心也只能仓促间给出答案。事实上，本次检查出来的含有三聚氢胺的食品，基本上都是要大量摄入，才会引发严重后果，鸡蛋要一天食用20多个，马拉糕要一天摄取10公斤。“毕竟，长期积累究竟有什么后果，谁都不知道”，而且，“三聚氢胺本身不该用于任何食品的处理”，所以香港食品安全中心用了“食物警报”，将含有三聚氢胺的食品一一通报出来，标准则是9月底抓紧时间制定出来的，参考了美国和欧盟的标准，“考虑到环境、土壤中可能有三聚氢胺的污染物，所以允许在一些食品中有微量存在”。

但是，因为饲料是怀疑的首要对象，3个鸡蛋引起的风波并没有结束。陈小姐说，“11月3日开始，我们要广泛抽查鱼类和肉类”。毕竟，饲料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泛了。

饲料：疑云重重的怀疑对象

本次出事企业之一——大连韩伟集团，是国内的鸡蛋龙头企业，有中国“蛋王”之称，年养鸡300万只，产蛋5800公斤，而且，是出口国际的鸡蛋行业中首屈一指的企业。一位和其很熟悉的东北农学院的动物营养专家非常遗憾地对本刊记者说：“其实韩伟集团肯定是中国最注重蛋品安全的企业之一，1999年，它们生产的‘咯咯哒’鸡蛋就通过了世界上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法——日本的食品卫生标准。今年6月，我还和他们的老总韩伟见面，讨论怎样把一些不安全的含有毒、副作用的鸡蛋驱出市场，不仅仅是国际市场，也包括国内市场。韩伟谈起这些还很激动，他创业20年了，希望自己‘中国鸡王’的称号名副其实。”韩伟集团是唯一参与到制定中国蛋品行业标准专家组的民营企业。

这位专家分析，韩伟此次也是“中招”了。“我不是在为他辩护，从养殖场角度而言，在饲料中添加三聚氢胺对动物毫无用处”。刘国华对本刊记者的分析与之不谋而合：“动物只有吃了真蛋白才会长肉，假蛋白摄入体内，动物的产肉产蛋量都不会提高，而且对健康还有影响，卖肉卖蛋的养殖场没任何理由做这么糊涂的事情。”近几年家畜肉类和家禽肉类增产还是很迅速的，如果存在大范围添加三聚氰胺这种情况，是不会增产的。

在刘国华看来，韩伟这样的大集团没必要在饲料中掺假，“鸡蛋是论个卖的，也没有任何国家或者地区要求检测蛋白质的含量，他的问题在于，对错误的饲料供应商没及时识别出来”。很有可能是供应商不断地更换，饲料也不断更换，鸡吃了这种饲料后，还没什么反应可能就被屠宰了，“不仅他们没有发现，连我们这种国家级的实验室也没有发现过相关的病例。出了“奶粉事件”后，三聚氰胺才成为一个被广泛了解的名词”。

三聚氢胺明显和行业内公开的添加剂“瘦肉精”不同。刘国华说：“很可能只是一些小饲料企业偷偷使用，要说是行规，没那么严重，因为如果普遍添加成风的话，大的养殖行业会最先发现问题，‘为什么吃了这么多饲料，我的鸡没有长肉呢’。产值上不来，大集团能不怀疑饲料？”

中国的饲料行业在2007年随着豆粕的价格上涨而开始出现波动，“中国的大型养殖行业和豆粕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依存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大量购买来自国外的大豆，美国、阿根廷等国家的大豆价格是国内价格的2/3，“甚至到港的价格比国内大豆还低”。一般在沿海的大城市都设立有大型的炼油企业，大豆到港后，迅速在炼油企业进行加工，“豆油进了市场，豆粕进入了饲料加工厂”。

源源不断的原料供应导致了中国饲养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全新阶段，“农家散养的模式逐渐被取代了”。韩伟集团之所以能在大连崛起，就在于“它可以购买到大量的便宜饲料”。

没有想到的是，2007年开始的国际大豆价格大规模上涨的风潮，2008年底才波及饲料行业。刘国华说，“2007年开始，豆粕也开始大规模涨价，从原来的几百元一吨，变成了三四千元一吨。这时候，饲料市场就不那么稳定了”。

吉林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工程系主任沈景林对东北地区的饲料行业一直有观察，他告诉本刊记者，“东北本来就是饲料行业的集中地区，因为东北产区的玉米、大豆产量都很高，一般的饲料企业很愿意把自己捆绑在像韩伟集团这样的大客户上，这样的关系一般也能长期维持”。可是去年豆粕大规模涨价以来，新一轮的变化开始在饲料行业出现：本身饲料不可能囤积，因为要保证一定的新鲜度，所以，饲料企业购买原材料也处于随时随地的变化中；而且，饲料厂要随时根据养殖场的需要配饲料，一般说，产蛋季节来临的时候，需要含蛋白质量较高的饲料，那样鸡蛋的个头会稍微大一点，甚至外观都会更好看一点，所以，含蛋白质较高的饲料一般要稍微贵一点。所以，“饲料很难长期维持在同一个固定价格，即使是你面对韩伟集团这样的大客户，你也要根据成本，不断调整自己的饲料价格”，沈景林说。

可是，这种协调，在豆粕疯狂涨价和维持大客户的双重压力下，是很难做到的，想做到就必须寻找其他的办法。“很可能就在这种时候，出现了用假蛋白原料来替代蛋白粉的供应商，假原料维持在几百元一吨的价格，简直就是暴利。”

掺假的饲料并不仅仅出现在禽类行业。2008年9月，也就是奶粉事件曝光后不久，沈阳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动物医院里，接待了一位养貉专业户，他家养的20多头貉子全部死亡。当时一直在做貉死亡研究的一位老师解剖了这些尸体，“发现肾部发黄、肿大，稍加检查，就断定是三聚氢胺中毒死亡”。听老乡讲明村里有多家貉死亡后，他们发现这些貉全部食用的是某一品牌的饲料，“我们化验了饲料，果然在其中发现了过量的三聚氢胺”。这位老师虽然想把研究继续做下去，但由于经费紧缺，而且学校也不怎么愿意他进行此类试验，所以他的试验半路终止，“不过，动物因食用含过量的三聚氢胺的饲料而死亡的个案，也开始出现了”。

在长期与全国的饲料行业打交道的刘国华看来，饲料行业的供应商很难固定下来，因为市场波动太大了，饲料厂肯定会选择价格优惠的供应商，而养殖场也在选择价格优惠的饲料商，“市场是自由的，需要的是监管”。

问题不是“标准”这么简单

事实上，奶粉事件只是放大了三聚氢胺，但是业内人士早在2007年美国宠物中毒事件中，就已经开始注意这种“假蛋白”。但是，“是人为添加的，还是运输过程中污染的？甚至是几十年残存在土地中造成的污染？我们都还不确定”。

农业部也于2007年开始推出了若干规定，严禁在饲料中人为添加三聚氢胺，大规模的检测也是从去年就开始了。“而我们，也是从去年才开始做研究，包括各种饲料中允许的三聚氢胺的残留量，也包括残留在动物体内的三聚氢胺和各类肉蛋奶的产品的关系，但是具体的研究数据还没有出来，所以，也没有仓促对外界公布。”刘国华说。

尤其是环境中存在的三聚氢胺和这些产品的关系很难确定，“究竟有多少是合理的，微量应该定多少，我们都还没有准确的研究成果”。因为即使是美国或欧盟标准，都允许残存有一定微量的三聚氢胺，但是标准很低。这些科学研究非常必要，因为如果确定环境中的三聚氢胺无法避免存在，“那么，出台一个饲料中不允许有任何三聚氢胺的标准，饲料就没办法生产了”。在美国也是同样情况，这也是标准比较长时间没出台的原因。

不过，刘国华看来，在饲料中添加三聚氢胺是该严令禁止的，“鸡蛋事件就是如此，按照目前的含量，不人为添加，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含量”。

可是，针对饲料场的现状，这一步又是最难防备的。中国的饲料场测定蛋白质的方式和牛奶场相似，是指测定粗蛋白，蛋白里面含氮，氮的含量有一个固定比例，测出有多少氮，就能估计出粗蛋白含量。粗蛋白实际上是含氮量乘一个系数算出来的，饲料行业也使用“凯氏定氮法”。

要真正知道饲料里蛋白质的含量，最好是测定氨基酸，但饲料厂不可能每批原料都做氨基酸测定，设备费用太贵了，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装备得起的，“想想我们那些小饲料企业的现状就知道了”。

而且氨基酸测定还费时间，测粗蛋白用“凯氏定氮法”半天就能出来结果。制假者也就是抓住了检测方面的这个缺陷，检氮就加氮进去，没有蛋白却能检出氮来。

“检氮的方法已经用了很多年了。这个漏洞什么时候开始被利用的？说不好，不会太短时间。但是，微量三聚氰胺的检测目前还没有简便的方法，需要精密的分析仪器，做一次费用少则600元，多则上千元。”刘国华说。而且所谓绝对“干净”，也是相对的，现在大家流行说未检测出“三聚氢胺”，这种说法也不科学，“我们有的仪器能检测到百万分之一，有的能检测到千万分之一，一般仪器检测到的没有，并不一定就表示彻底没有”。

“如果每进一次饲料就这么检查，那么饲料将增加成本，鸡蛋就变成一种昂贵食品了，我们中国人也不能每年消费4000亿个鸡蛋了。”

现在随着饲料科学的发展，粗蛋白指标逐渐变得不重要了，而是重视组成蛋白成分，尤其是氨基酸的含量。但是，即使是大的饲料企业，要是每一批原料都检验氨基酸，检测费要增加很多。“举个极端例子，每吨豆粕就卖3000多元，如果每吨检两个样品，成本一下就长到5000多元，成分转嫁到畜产品上，最后还是落在消费者身上。”这也就是即使是韩伟这样的龙头企业，虽然不断地向国外输出产品，“也很难每一次购进原料都进行检测的原因”。

按照刘国华的想法，标准出台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也许最终的解决还要寄希望于社会的诚信。“标准再怎么严格，科技再怎么进步，也是需要和社会环境协调的。”■ 饲料三聚氢胺鸡蛋食品安全畜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