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深处有人家

（文 / 葛维樱）

( 两户林农合包了一辆拖拉机，把杉木运到县里的加工厂去 )

今年，刘卫星把自家100多亩山林转过了好几遍，最终选出了这几棵树亲手砍掉。“你看着最细的也已经长了20年。”他抱起一段把年轮露出来让人数，自豪地拍拍树干。背后的两个人正在操作着切割机，锯末弥漫。“猜猜这几棵树拿来干什么？”答案也许是杉树林里最让人不齿的用途——做桌子。铜鼓是江西最边上的一个县，再过去就是湖南地界。沿途路边总是出现一堆堆杉树干，二十来根。“每户人家砍下来的就这么一点，大家都堆在自家路边，等到一辆大车来了，大家合着出钱，把这些木头运出去卖掉。”今年的杉树价格每立方米在400元左右。林农们选择自家山上够年份的树木，在夏季砍掉。“如果天冷了砍树，树皮就剥不动了，要在夏天才够柔软。”杉树带皮在计算材积的时候要少算1厘米的厚度，林农嫌不划算，大都自己把皮弄干净。但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从树木被砍倒剥掉皮，它们不再是树，而被叫做“材”。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1年以前，杉木卖不上什么价格，也就是100块钱一立方米。最少生长20年才能砍的树，加上人工，实在利润有限。这些年原材料价格上涨，杉木的价格才上来了。”刘卫星在前几年价格好的时候也稳当当卖掉了不少杉木。“不过今年的价格没有再往上涨，还有一点点下降。”说到影响巨大的全球金融危机，刘卫星一脸茫然，他只是凭着多年开着小杂货店的头脑，和曾经在浙江打过3年工的经历，感觉“与其把树砍掉卖了，不如再等等，过几年价格上涨再卖”。刘卫星的杂货店只有一个货架，摆了些烟酒饮食，前面是一个围着五六个人的小麻将桌，下雨天正是搓麻将的好时光。山林不像耕地，没有每天必要的耕作和精心照管。江西、湖南一带山上的杉树和竹子都是天然生长，播种施肥一切全免，这里的林农生活看上去很悠闲。刘卫星是爱动点脑筋的。

“别人都砍了树有钱花，我也不能吃老本。”刘卫星决定做10张新的大圆桌，配上50把条凳，“这些桌子是用来租给老表们办事情用的。每用一次，连桌子带条凳，加上碗筷盘碟，一共5元钱。”随处可见“文明礼乐”的吹打班子电话。“我们山林里的人喜欢办酒，一请就是50桌，红白喜事，生日节庆，从农历十月份开始，直到正月过完。”这样的人情往来给冬天增加了乐趣和温暖，也给刘卫星带来了收入。“没事做，就整天找机会互相请客。每次请客都各家各户借桌椅碗筷，我家里很早以前就开始慢慢做桌子了，每次年景不太好，我就砍几棵看上去长势一般或者有点疤瘌的，做成桌子。现在我们家有40张桌子，再做好这10张，我看以后附近人家要办事，都得来问我租了。”

江西、湖南一带的山林自古以来大多归当地的住户自己私有，是中国南方主要的私有林区。因此大多数本地的居民，从前都是一个祖先，无论是地主、官僚或豪绅，尽管身份早已不复存在，辈分情面却代代相传下来。刘卫星的邻居家刚刚办完喜事，一边厢房上还贴着繁体的红色“礼房”二字。“这是我们用来待客的房间，就是收礼钱的，钱摆在明面上太俗气。”有一些老房子上面还有难以分辨的门楣，也没人能说清上面刻画了什么。刘卫星特别精心地切割着他自己的树，一棵树干劈两半再拼整齐。“新桌子味道都不一样，办事情心情也好些，还能看到上面的年轮。”更多的人依然选择将树木直接换钱，“城里的桌子都是纸加板子做的，飘轻，便宜，可是我们看不上那种桌子，请客还是要厚实的真木头。可是400块钱一立方米啊，舍不得拿来自己用”。同样做木工活的邻居重新打门，用的还是旧门，把木头拆下来，重新刨、钉，“过去的木材反正也便宜，自己用或卖也不算计。别看漫山遍野的树，经过这么几年的砍伐，树也少了，价也高了”。

林产阶级

( 山林主人潘永生 )

尽管刘卫星很为自家的杉木桌子开心，他只能算是一个聪明的小林农。300亩以上到1000亩山林的林农在这一带有不少，尤其是500亩规模的居多。唐玉秋已经68岁，1967年跟随父母从湖北老家来到江西铜鼓的龙门林场。“林场是去全国招工的，我们这里五湖四海，还有越南人呢！”尽管唐玉秋一辈子在山上过，干的是林场砍、扛木头的活，现在也住在村里，却是城镇户口，用他的话叫“吃商品粮的”。老林场工人算得上是新林产阶级中比较特殊的人群。“过去我们过得比农民好，计件工资，拖着大木头往下扛，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一个人一个月能挣100多块钱。”唐玉秋说起过去的好日子相当满足，“我父亲因为家里吃不饱饭，带着全家人来林场讨生活，我十六七岁已经每天能挣10个工分，等于7块钱。不过和农民一样，冬天有几个月的休息季节。”当时的姑娘都愿意嫁到林场去，“宁可吃两顿饭嫁给林场的，也不要吃三顿饭嫁给农民，因为嫁到林场不用干活啊！”

唐玉秋的两个儿子后来也进了林场成为正式职工，这给唐家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一开始儿子们不愿意去，嫌苦，而且七八十年代工资还算可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完全不行了。”但是一辈子吃惯了“商品粮”的唐玉秋还是固执地认为国营单位总有好处，坚持不让儿子外出打工。就连唯一的女儿，唐玉秋也在1983年本地的电站刚刚开建的时候，花了5000块钱入股电站，安排女儿去了电站工作。国营的好处在2003年终于充分地显示出来，“林场改制，在职员工可以用低价购买山林的使用权”。唐玉秋本人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凭借两个儿子，唐家又在信用社贷了一点款，以10万元的价格承包了500亩山林，“我们家很快花了30万元在县里比较好的地方盖了两个小楼”。

( 一堆堆等待运出大山的毛竹 )

唐家的山林离公路大概不到10里路程，算是近便，而且林场的树木材质又特别规范，在六七十年代辛苦劳作，居然在几十年后变成了自己的所得，唐玉秋觉得自己遗传了父亲的好运。“他从湖北搬来的决定就是对的，我给全家做的决定也是对的。父亲那一辈没积攒下什么财产，他还是把湖北当老家，每年攒钱送回去，最后回湖北养老送终。但是我就不会再回到湖北去了。林子是我的，我就住在这儿。”唐玉秋和老伴经常谈起过去的老同事、朋友，“他们都是干了一辈子，又和孩子一起去了外地。现在就什么也没有了”。唐家又受到了当地风俗的影响，儿子们没有分家。“大儿子在县里照管全家，小儿子出门去做生意，钱是放在一起花。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因为祖先不愿意把林子分割开，都是不分家的，我们也有了林子，也应该这么干。”

唐家林子里的活已经不用唐玉秋和儿子去干，“我们只不过上去转转，现在只要有什么活，80块钱一天，三顿饭，请人来干就行了”。唐玉秋当时和父亲兄妹一同来到山林里，别人都早些年就回湖北去了。“可能我现在是过得最好的。”唐玉秋和老伴现在住在山上的村里，有自己的自来水塔。“我不想下去到县里去，我可以种一点菜，养养猪，每年的夏天林子都有事情，儿子上山来了就住在我这里，我也不吃他们的，我有自己的退休金，在城市里可能差点，在山里绝对花不完。”不用怎么照管的唐家林地每年少说也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其实如果能自己加工赚头更大，可惜我们家林地太少了。还有一种法子更简单，直接再把地转包给别人。”

( 吃了一辈子国家饭的唐立秋（前）终于有了自家的山林 )

山的主人

山与山之间连绵不绝，翻山越岭只能顺着山上流下来的小股雨水上行，根本无法察觉这一座与那一座的界限。经过几个小时到湖南浏阳的张坊镇，再向高处攀爬一个半小时，到达海拔1600多米的山林人家，那里干净得让人吃惊。大雨中走泥泞山路来访的回报，首先是摆在板凳上的黑色软布鞋。然后从炉灶里掏出竹炭，塞进一个簸箕形的小凳子，让人坐上去只觉得暖得舒坦。走了这么久才知道，这是潘永生家的山。

潘永生今年整60岁，他蹦跳着踩过的山石小道，外人踩上去就得跌跤。滚烫的山泉水来自后山，和他去打水的地方一看，果然一根细管子从远处细密的绿色中远远地探到自家来，大铁锅烧好了，一瓢一瓢舀到暖水壶里。山林里的潘永生一点也显不出粗莽，他甚至细心地在碗底都刻了个“永”字，怕过节借碗的错拿了。这个瘦小不多话的老人是两座山的主人。“我们家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全部的祖坟都在这些山上。”潘永生说解放时给自己定的成分是中农，“这儿的大山里，没有贫农和雇农，我们都有自己祖上传下来的祖产”。

收竹子的季节潘永生的劳动强度是每天用一根扁担，拖着两根各50多斤重的竹子走下山，“走下去不过半个小时，从早到晚，装满一辆小型货车”。经过几次林权变更，潘永生现在的山林已经不是祖上分给他的那些了，但面积还是基本相同。“上世纪80年代就70亩、60亩地陆续分给各家各户了。”对于外人难以找到的边界，自家的林权证上写得清楚，比如东到某家里层横路，西到某个坑窝旁边。潘永生说，一开始分地基本还是以60年代的人口来分的，80年代以后还有几次分地，那时候荒山多，有时候外地搬来的人正好赶上分地，给他分300亩也不会让别人减少。等到后来每个家庭的山林数字就被分得平均了，按理人口增加、减少也相应地增减土地，不过乡里乡亲的也不好意思算得很清楚。“我只要我这不到300亩的林子。”潘永生虽然这么说，实际也知道，现在的山林已经被大家分了个干净，不可能再有新的山林分下来。尽管现在杉木、竹子的价格都上涨了，300亩土地的出产量实际上少得可怜。去年潘永生到林子里算着大概有2万多块钱的竹子，因为今年初的一场雪灾损失了大半。“我坐在屋子里，听着‘啪’的响声，心里就数着又倒了一棵。”那雪压垮的竹子已经爆裂，也有不少大棵的杉树慢慢倒掉。“树不是全部倒下来，是一棵一棵，实在撑不住了才会倒。”潘永生听了二十来天不断的“啪、啪”的声响，知道今年不会挣到钱了。

“住在山里就是面对这样的事情。”潘永生递过来一个很小但很甜的野生猕猴桃，“有时候挣不挣钱对我们山里人家也无所谓。”他总是把自己弄得很忙，“我要爬树去摘果子”，要注意自家山林里的一草一木，把各种野生的能吃或者能用的东西弄回家，然后在二楼晾晒或者腌渍。他家地上永远一点杂物也没有，锅碗瓢盆都锃亮崭新，床头放了本《增广贤文》，侧面写着“永生购于08年国庆”。“古人说话总是有些道理。”他很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还写日记，虽然有的字都用圈圈代替，“我老觉得山里的生活挺好的，可是我不会说，山里闲的时间太多了，那么多年连电视都没有，我就写写。”

潘永生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但自己买了《农民普法读本》来研究。“我家的地在修电站的时候被占了，我看些法律知识就明白怎么应对。”儿女也都搬移到了比较平的镇上。“年轻人总是觉得平地才有发展，他们下去以后就三四年不会回一趟山上。我们十天半月就下山去看他们一次。山上的人都知道，只有山林才能让我觉得自在，跑去靠儿女是不行的。”潘永生家里没有手机信号，连电都是去年才通上的，“2007年7月14日正式照”，潘永生用粉笔写在了自家的门板上。潘家的屋子足有近3层楼高，墙体足有一尺多厚，用山上的石头和泥巴一层一层铺上去夯实，冬天非常寒冷。大门外平坦广阔，正对着大山交汇在层层叠叠的雾气中。这样的生活对于年轻人只能是越来越远。“我愿意种树、砍树、住在山里，把这山侍弄好了，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山林就随便孩子们怎么处置。”

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正是因为价格在近四五年内不断上升，不断变换着山林在林农心目中的位置。“从前只是满山的树，可以砍柴、打家具，换钱还不是第一要务。”山林虽然古老，但转化为可观的财富还是在近5年。在建国以前，山林是以家族为单位所有的，子孙只是不断继承分割山林的利益。建国以后，江西、湖南的林权制度几经变化。所有的山林先是收归了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然后又渐渐地以不同形式、数量回到林农手中。到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进入了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三定”阶段。但是产权不明与过重的林业税负、严格的林业生产地域限制以及不规范的流转，共同成为制约林业发展的瓶颈。从所有制上看，2004年以后的林权改革基本上就是对1981年“三定”产权制度的延续。在这个背景下，潘永生从来没觉得“林改”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规定了年限，就是我可以用这块地50年不变”。

这个重要的时间跨度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比如潘家的山林，对于“让大公司全部承包走，一次性付给我们钱”这样的别家的经验就感到心动。因为潘家地处海拔较高、交通不便的深山，后代的逐渐远离使得林农的特性难以延续下去。在林权制度改革以后，山林的承包和转租有了很灵活的空间。可是潘家的设想能实现吗？回归到探访的起因，正是由于铜鼓县最大的木材加工公司，在2004年以每亩76元的价格承包了当地7万多亩的山林50年时间。而2008年山林转包市场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亩1000元以上。在刚刚通电的深山密林中，潘永生们对这样的情况还并不清楚。“76元绝对是卖亏了。”在这种对于公司的商谈中，林农们本来被要求自己出面，但是往往被县、镇等政府代劳，由政府和林农签订协议，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得到林农的集体同意。广阔的山林也没有严格的资产评估，看起来非常透明公开的林地产权转租的生意，确实有很大的漏洞。“2003年林改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原来不值钱的山林马上就能兑换成钱，但是随着国家减免了绝大部分税负和收费，交通也好了，材料价格也上涨了，我们就觉得不划算了。”

“2000年初那时候林子所有权比较混乱，乱砍滥伐还有盗运，有的年轻人连摩托车也要装上100斤木料运出去偷偷卖。砍伐买卖的许可证管理得也不严格。”一个跑运输的司机在小酒馆里匆匆吃着饭，他说，“基本上40岁上下有过运输经验的人都这么干过，到2003年以后产权越来越明晰，大片山林归农户经营，国有的林地看管也严格起来，如果还有人想偷采偷运，也只剩下了卖给大公司的林地，何况转包林地使很多劳动力无事可做。”而大公司自身对于林地的砍伐也尽自己所需，并不是严格按照木材生长周期砍伐，这样双方都不讲规则，使得对山林利益的争夺加剧。

大多数农户还是守住了自家的山林，表面上良好的经济状况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欲求。潘永生的儿子、33岁的潘建国在镇上开幼儿园，兄妹三人都在镇上过着不错的生活，他们是成功降落到平地的第二代，为了自己3岁的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决定还是向外继续发展。“我小时候也砍过树，但是我知道我爸爸不想让我再过他的生活，我也不想让我儿子回来种树、砍树。”潘建国说，自己已经脱离了山林工作，除了父亲的劳力，这几年大部分山林的活都需要雇人来干。赚钱只是第二位的，那两座山，那些清泉和野果子，让他经常有舍不得的感觉。“所以我们都说，外出挣3000，不如在家1500。也许我有点贪心，如果向外走不成功，我怎么也有那两座山呢。我和父亲说了，我不会卖山，我要留给我的儿子，等有一天他觉得大城市太累，也还知道，有两座山在保护他。”■ 山林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