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遗”西递：乡村的终结？

（文 / 贾冬婷）

( 写生的学生，一个庞大而持久的游客群体 )

房子

胡平荪家的房子生了白蚁。这种不见光的“无牙老虎”看不见摸不着，等到发现已经晚了，只剩下它们的战利品——前厅的一段边梁马上要被掏空，摇摇欲坠。

白蚁在西递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建房讲究风水依山盘水，房屋中央设天井，所谓“肥水不外流”，建筑三绝的“木雕、砖雕、石雕”结构繁杂，都为白蚁提供了很舒适的生活环境。加上这些明清古建为砖木结构，纤维素高、含水量大的木材正是白蚁口中的美食。日前安徽省建设厅组织的专项抽查表明，西递124户古民居遭受白蚁的危害率达97%。

以往民间有些土方法，比如在房子周围种樟树，利用它的香气引诱白蚁，有些私人防治队甚至可以搞到砒霜集中剿灭。实在不行，蛀空了就换根梁，反正是自家的房子。

但2000年底西递成功“申遗”之后，房子就不只是房子了，这些粉墙黛瓦的明清徽派建筑群落是西递名片。对房主来说，这既是每年可以坐地分红的资产，也是需要大量投入来维护的遗产。比如明经胡氏第31代孙胡平荪继承的“东园”，现在是西递13处民居景点之一，建于清雍正二年，原为开封知府胡文照的父亲胡尚烹为教子读书所建，游人都会来这里寻找当年胡文照寒窗苦读的书斋。作为第二级景点，胡平荪每年可以得到景点分红费3600元，再加上一笔古民居保护费，按去年每平方米29元计算，他家的226平方米面积可分得6554元。这样，单从房子一项每年就能拿到10000多元。

( 西递村胡晖生，第一任“黟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领导组”副组长，见证了西递旅游20年的历程 )

针对白蚁，西递村所在地黟县2001年专门在房管局下设了白蚁防治所，汪雪门任所长。“‘申遗’后木料就不能随意更换了，白蚁要两年防治一次，而且必须用环保无毒的药品。”他们发明了“引诱法”，让沾上进口药品的白蚁去传染整个蚁穴。白蚁的防治按每平方米3块钱收取，一般两三百平方米的房屋两年防治一次要上千块。西递这一次争取到了一笔防治费，以后希望能推行“三三制”：“政府投入1/3，房管局投入1/3，房屋户主投入1/3。”

胡平荪急于找人来修房子，但现在已不能私自动手，要经过严格的“九套程序”：申请、报送县文物局、现场勘查预算、公示一礼拜、户主缴纳70%保证金、指定的古建队修缮、文物局验收、退交保证金并补助30%、整理归档。胡平荪抱怨这支指定的古建队价格太高，但他也不敢触碰古建保护这条底线。一个屡次被提及的事件是，2001年刚刚“申遗”成功后，一户私自拆了自家房子，被判了一年徒刑。

( 东园里的戏迷会。角落里的拉琴者兀自闭目沉醉，是村支书兼旅游公司总经理唐国强西递乡村生活方式渐渐消逝，古村落似乎正在被建筑博物馆取代 )

程丹很为刚刚施行的古建修缮九套程序自豪，他是西递镇遗产保护委员会和旅游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他认为，修缮费70%户主出，30%县里出，也是一种“三三制”，因为每年村办的旅游公司利润一半给了户主。这样一来，古民居户主既是遗产守护者和维修者，又是旅游开发的获利者，把保护和开发捆绑在一起。这种捆绑，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西递旅游公司为村办企业，村支书兼任公司总经理。

从黟县刑警大队调到西递镇管委会的程丹仍带着8年刑警的烙印，在景区一路走，一路管。村里人说，程丹是西递的“婆婆”。他2004年刚来管委会时，采取“高压”政策，雷厉风行地撤除流动摊位，确定固定摊位，严格限制商业化的进一步扩大。保护和开发捆绑于同一主体使得程丹的管理可以利用一些村规民约，其后他们又改革成“百分制”，“借鉴了驾照的扣分法”。如旅客投诉摊主一次扣10分，私设广告牌扣3分，年底贴出公告公示，与年终分红直接挂钩。

( 胡文光刺史牌楼，西递古建筑群的开篇，也是胡氏宗族的标本 )

胡琴声在东园里咿咿呀呀响起来了，这是村文艺协会每晚的固定活动，还可以为房主带来一些游客。最受欢迎的当然是黄梅戏，或者来一段豪迈的样板戏。最近又找到黟县方言的咏叹调：“黟县妇人实苦怜，说起苦楚实难言……”这种妇女对丈夫、儿女如泣如诉的“哭唱”在田间地头还能偶尔听到。角落里的拉琴者兀自闭目沉醉，演戏一样的声势左右着会场气氛。后来得知，他就是村支书兼旅游公司总经理唐国强。

权威

( 胡文光刺史牌楼西递古建筑群的开篇也是胡氏宗族的 )

一座高大肃穆的牌楼立在村口的山水之间，成为西递古建筑群的开篇。这座牌楼是为明嘉靖年间刺史胡文光所建，为西递13座牌坊中仅存的一座，据说“文革”时炸药已经埋进去，因及时刷上了“毛主席语录”而得以幸免。还有那几座因用做粮库而保留下来的祠堂，都是宗法社会的标本——西递是明经胡姓子孙聚族而居的古村落，这一宗族血缘关系可由明清时期超过90%的胡姓人口显现。直到现在，这一比例还高达50%。

一个鲜明的对照是，现在西递的124座古民居几乎全是胡姓屋主，他们在产权上仍延续了祖先的传承。但是在西递旅游运营的主体——西递旅游公司中，却几乎没有胡姓员工。公司的负责人位置，也一直被唐姓占据。宗族权力是如何被替代的呢？

这要回到西递旅游开发的起点。黄山区域最早进入大众视野始于邓小平1979年登上黄山的讲话：“黄山是个好地方，是你们发财的地方。”退休回来的74岁的胡晖生回忆，“在这之前，老同志都把旅游看做是吃喝玩乐、不务正业”，邓小平讲话后安徽才开始把旅游视做一个产业。1985年第一批日本旅游团来西递参观，村里急迫下让时任黟县党校校长的胡晖生腾出他家“瑞玉庭”接待，这是村里第一次对外旅游接待。日中旅行社社长武藤真雄的普通话大部分村干部都能听懂，当时的村支书唐茂林与大家合计：“看来外面的人对西递的古民居都是感兴趣的，何不组织起来售票呢？”

1986年，县里成立“黟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领导组”，调西递人胡晖生为专职副组长兼旅游办主任。这年的10月15日，“西递旅游点”就在村干部的带动下开办了。售票处是公路边临时搭起的木棚子，棚外就是农田。没有钱印门票，就把香烟盒子剪为几块，写上字充当门票；没钱刻售票章，就拿村委会公章代替；没有导游，就请来退休返乡的文化人胡星明培训年轻人。当时的困窘仍留在老村支书唐茂林记忆里：“刚开始办旅游可怜哪，山上光光，地下光光，手里一分钱没有，去县里、市里每个单位讨钱哎。”

就这样，一个十分简陋并一开始就带着“村办”印记的旅游企业诞生了。1986年刚开业时，门票仅2毛，后来随着名声越传越远，涨到5毛，1块，2块。1994年涨到8块一张，村民也从这时开始享受到门票收入的分红。1993年9月，西递旅游点升格为西递旅游服务公司，首要人物村支书唐茂林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一任总经理。唐茂林已经有了一些市场经济的意识，与旅行社搞关系系统培训导游员，但他并没有从外面寻找人才，而是直接从村里提拔一些年轻人。当唐茂林1998年底正式退出公司领导层时，西递门票已经涨价到38元，开放的景点已达21户。

如今，当年的乡村先行者唐茂林总流连于麻将桌上，他在这里重新找到了权威感。“别看他老了，手气可还不错。”村里人说起这位带领大家致富的老支书普遍充满了尊敬，一个例证是，家里人中午经常找不到他，他走到哪一家就被哪一家请去吃饭了。他操着别扭的黟县普通话，说自己没怎么读过书，但15岁就成为村干部，29岁就是生产大队队长，同时兼任村民兵连指导员、村会计、调解员、团支部书记。据说他年轻时很厉害，脾气火爆，但是做人又相当精明。需要提及的是，西递虽以“胡”为第一大姓，但解放后一方面随着胡姓能人走出村庄，留下的大多在“文革”中划为地主，另一方面周边很多贫苦农民涌入，分享土地和生产资料，胡姓的宗族势力被压制大半。唐茂林家土改时迁入西递，他以一个外姓家庭成员的身份，从小便在宗族暗地对抗的不稳定环境中成长，为他日后颠覆村庄权力结构奠定了基础。

提及往事，70岁的唐茂林仍对1998年被县政府一纸公文免职心怀不满。唐茂林认为，这皆因他1997年得罪了县委书记杨震。当时杨震陪同中国市长协会背景的北京中坤公司来西递考察，中坤提出以每年200万元买断西旅公司旅游经营权30年，这比1996年的门票收入多出70万元，要求唐茂林和全体村民退出公司经营。唐茂林不想轻易卖掉自己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产业，当场拒绝了这一承租要求，双方不欢而散。唐茂林至今对当年的果断拒绝很是得意，1997年西递的门票收入就接近了200万元，2000年底被评为世界遗产，去年的门票收入已达2200万元。

1998年唐茂林虽然下台，仍巩固了自己的权威。他在几个月后把西旅公司副总经理同时也是自己侄子的唐国强扶上总经理座位。而典型的集体经济人事安排——村干部兼任集体企业经营者，在唐茂林的继任者那里得到了延续：当唐国强接任西旅公司总经理两年后，他当选为新一任村支书。

至此，西递完成了权力结构的更迭，也完成了传统农业断裂后的成功转型：西递因背靠山区，人多地少，自古以来就有外出经商、求学的习惯，就像西递那副著名的楹联所写：“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直到发现了旅游业。但是，是否可以靠旅游业来拯救农业呢？

消逝的乡村

村子的各主要路口都会发现类似的通告：“本户定于10月30日在家杀猪一头，欢迎选购。胡铸生，10月24日。”写在A4纸上，规矩的打印格式。这是在皖南古村落保留下来的“肉讯”：因为没有集体屠宰场，都在家里自己杀自己卖。这种“肉讯”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广告，号召大家来买肉；二是一种监督，相当于“放心肉”——“如果是病猪，怎么敢声张？”

要杀猪的胡铸生家是这天村里最早起来的，他们要赶在来选购新鲜猪肉的村民们起床之前把猪杀好。凌晨4点半，院子里灯点亮，热水烧好，杀猪师傅一打照面，是那晚在东园里唱《智取威虎山》的胡冬九。分割一头300斤重的猪过程血腥而漫长，在热烘烘的气味里，天蒙蒙亮了，陆续有人来边看分割边挑选。一般是三斤五斤，没带现金的就先记到账上。胡铸生家的猪肉切完了，肉也卖得差不多了。一斤肉10块钱，卖这头猪的进账就是3000元。这样的一头猪要养8个月左右，卖猪的钱正好可以买下两头小猪。

胡冬九家已经不怎么种田，他现在基本以杀猪为业，“杀一头猪可以拿到三斤肉的钱”。村里只有三个杀猪师傅，忙的时候一天要杀两三头，过年时一天七八头。白天不杀猪，他就在敬爱堂前摆个卖玉米饼的小摊，不时扯开嗓门唱两句。这是2004年确定的周围四个固定摊位中的一个，胡冬九今年抓阄抓到了这个位置。他不是很满意，因为位于敬爱堂的上方，基本上算是旅游团行程的终点了，游人们不会多做停留。

沿一条向西流的溪水，西递像一艘东西长、南北窄的船。村民们习惯以溪水的流向为依据，称方向为“上”或“下”。从下方的牌楼广场出发，游客一般会一路到敬爱堂，再向上的景点就很少有人走了。遗产保护管委会监察队员胡宇的家就在这上面的仰高堂，属于第三级景点。仰高堂已有400多年历史，是西递仅存的几处明朝建筑中的一座。看似二层，实则是三层的“楼外楼”，是古民居中最高的。因大明历法按一楼厅堂面积收地皮税，房子的一层很小，真正宽敞的会客空间在二层，来客可再登三层观景台去欣赏山水。胡宇对这座房子的了解多来自去世的爷爷，胡宇的爷爷曾是刚开放旅游时这房子最热心的导游员，当时的游客络绎不绝，很多人要上三层观景，因老房子承受力有限，上楼要收取1块钱，返还导游5毛，运作很好，以至于一拨人从前门进来，就被新一拨人堵住，要从后门出去。改变源自一件偶然事件，胡宇说，90年代有一批南京客人来，25块钱门票，导游却只带着去看了看牌楼，又带到仰高堂花2块钱观景，被投诉。以后，公司就不允许导游往仰高堂带，这里也成了虚设的景点。

胡宇说，仰高堂是西递村的一道分界线，一个村子像是分成了两个。之下为旅游区，之上为生活区，“好比一块月饼，只能吃一半”。胡宇家兼容了两种生活方式，去年的景点分红得2000元，8000元的古民居保护费，再加上一家8口的按人头分红7200元，从旅游得到的收益就有近2万元。所以他们的2亩多地只是种来自己吃，养4头猪也是供自家过年腌制腊肉的，再养一张半的蚕，收入800块钱。剩下的经济收入来自胡宇当兵复原返乡后聘用为监察队员的工资，每月只有650块钱。胡宇说，上面1/3的村民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生活。比如养蚕户就以他们家为界，上面的都养，下面的都不养。据说，村里2005年修了后边溪，希望引导游客走完整条路线，但不了了之。

对于下面的半个村子，“商业化”，成了每个人都能脱口而出的词。程丹说，2003年，西递接到旅客投诉，“过度商业化”，管委会开始从量上严格限制。但每户都有摆摊设点的愿望，特别是景区里的人家，更是屡禁不止。黟县副县长、西递镇党委书记陶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样，他说：“在村民们还只能糊口的情况下，要他们不准做生意，要一个干净的古村落，简直是不现实。当他们的原始积累到一定程度，让他们自己寻找到其他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来源，是最好的办法。”

沿着这一思路，西递镇政府希望实现生产和生活的全部转移，以此来保护古民居建筑群的完整性。2003年起，镇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建新区和生态园，征得全村耕地的80%。陶平对记者说，古村落不能解决的问题，要靠新区来解决，比如旅游配套设施、百姓新居、行政办公区外移等。镇政府和中学已率先搬出古村落。如今，学建筑出身的陶平回头再看，以工艺园林代替天然农田的水口园林，确实有些人工化。胡冬九对此颇为不忿，他说：“我那一块地我就不给……我要立一块牌子在那里，‘留与子孙耕’。”

新区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古村落”和它的生活方式正在被“皖南明清建筑博物馆”取代。陶平预感到，“村民从一产向三产转移，除了身份没有变，其他方面都变了，无论是生活方式，生活来源等等”。他认为这一转变不可避免，现代化生活的渗透性阻挡不住，“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让这一现代化进程减缓”。

夜里23点，村子里漆黑一片，打更声传来。因为村子里都是木建筑，到了冬天有火筒烤火，怕老人迷迷糊糊睡着了，引发火灾。更夫方师傅每晚都要把每一条街巷走上两遍，直到凌晨3点，古村的一天在更声中结束。

外力

乡村的第一代掌权者唐茂林已是一个有些絮叨的老人。他的继任者唐国强，在村支书的位置上干了10年，似乎还找不出其他人替代。唐国强虽说是唐茂林的侄子，但从小就在西递由唐茂林养大，算是他半个儿子了。村里人一开始对这一接班并无太大意见，老支书得人心，当时任西旅公司副总经理的唐国强接替他，可保证政策的连续性。

自“世遗”的金字招牌挂上后8年，西递的旅游不如期待中的迅猛增长，村里的不满渐渐多起来。反观一同入选的宏村，与西递形成了鲜明对比。2003年前，西递门票收入1000万元时，宏村还只有100多万元，是西递的1/10。但此后，宏村一路飙升，现已跑到西递前面，2007年门票收入3000多万元，超出西递1000万元。唐国强认为西递的落后很正常。“宏村肯定比我们多，甚至应该多更多。”他对记者说，现在西递、宏村的旅游还要依托黄山，所谓“一统黄山”，以前黄山下来必须路过西递，2004年宏村的隧道一通，黄山到宏村的路途更近了，“一条路把我们卡死了”。有建筑专家曾评价，如果说西递像国画，宏村就是水彩画，西递要慢慢看才能品出味道来。对于一个多小时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宏村的徽派建筑群坐落在更开阔的山水中，似乎是更好的选择。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占旅游客源一大部分的来写生的学生，宏村有更大空间让他们吃、住、画。另外，唐国强认为西递的保护政策更严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减缓旅游开发的代价换来的。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决定性因素，是宏村旅游的30年经营权被中坤集团买断。当年中坤想要开发西递被唐茂林断然拒绝，转而来到宏村。以开发为首要目的的企业带来了先进的开发思路和管理经验，唐国强曾去中坤总部参观，“阵势很大，我都害怕了”，“每年宣传投入的钱是我们的几十倍”。中坤的导游也是每年更换，员工们很有压力。反观西旅公司，导游大多还是80年代末那一批，“由导游小姐做到导游婆婆”，还捧着铁饭碗不放，“三支香进来，一把香送不出去”。

村集体的政企不分让指令能够在村一级有效传达，但“村办”的人情和思路桎梏又在更大程度上制约了发展。村里人评价唐国强眼睛只盯着门票收入一项，没有扩大到整个旅游产业链条。“比如他错过了90年代的市场化转型。当时县里有家大酒店170万元要卖，唐国强不买，现在已经增值到千万了。而且，依托酒店的住宿、旅行社等，可以增收，又可以解决人员分流。”

唐茂林的儿子唐洪武几年前辞去了县交警大队的职务，回到西递，继承父亲1998年开办的凝秀酒家。凝秀设在旅游线开端，可以接待100多学生或旅行团住宿。作为西递仅有的几家大规模酒店之一，这里每天都基本满房，一个学生包吃包住一天35块钱。酒店每天有3000多元进账，一年收入几十万。唐洪武已是一副成功商人的模样，虽然早年有些不顺，“我在村里不说是鹤立鸡群吧，也差不多了，早进了人才库的，但因父亲得罪了县领导而出局”。但现在他也不想再参与村里政治，闲时写字画画，或者充当义务的旅游策划人角色，“山上的观景亭就是我的点子”。他有很多超越大哥唐国强运营公司的想法，比如“像华山每年请常昊‘华山论剑’，我们也可以搞”，或者“宏村的楹联是抄袭西递的，当时我建议跟宏村打官司，无论结果如何，都能把西递炒起来”。他建议西旅公司管理层，“至少读一本书，《红楼梦》；看一幅画，《清明上河图》。否则怎么能把徽州文化旅游搞活？”

公司的改革势在必行。用陶平的话说，是“更换西递旅游的火车头”：“更换发动机，建立快速便捷的轨道和站台——体制，更换已经陈旧的车厢——岗位，加强乘务员的管理——人才。”唐茂林坚持，改革不是改制。“如果改制，我第一个反对。”这不仅是因为国家2005年已禁止遗产地经营权的转让，还因为西递的村集体模式在分配上的公平性。西递的分配模式更大程度上兼顾了村民的利益，以2007年为例，门票收入2200万元，除去20%交给县里的文物保护资金，17%的税收，剩下税后利润660万元。其中西旅公司拿去50%，330万元，剩下的330万元给村里，280万元直接分给农户。这其中，景点按三级有分红费，还有根据房屋的不同等级的古民居保护费，每平方米29元。此外还有按人口分的人头分红费。而公共费用，如养老补助费、有线电视费、人身意外保险、财产保险、合作医疗，都由村集体代缴。这一分红比例远远高于宏村模式，西递旅游收入的大部分留在了本村。程丹认为，公司亟待引入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但不能转让，可以入股，或聘请职业经理人。

西递村民的见闻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乡村景象。山上的古驿道间开出一条自行车赛道，10月底各地车友呼啸而来，11月初摄影节又要开锣。小村商业的初级和单一，引得众多外来者想要来掘金。世遗保护区内严禁新建，仅剩的几块空地，成了掘金者觊觎的对象。阅历丰富的原刑警队长，现身处遗产和旅游管委会副主任角色的程丹，自然成了这一切的交汇点。“比如供销社，是做成艺术馆，博物馆？在适合的项目出现之前，宁可空着。”

乡土

9岁时，作为一名童生，胡晖生参加了家族的最后一次祭祖。“抗战”快要结束，内战即将开始，自那以后西递明经胡氏的祭祖仪式就消失了。仪式在家祠“锄经祠”，家族里很多人经商出去了，参加祭祖的有100多人，族长、房长在祭祀厅两旁垂手站立，妇女们在下面列席参观，现场肃穆隆重。主持人一声“进馔”，成年男丁“礼生”将供品传递给8名童生，童生再传递到上厅的礼生——摆放在供桌上。然后奏乐，宣读祭文，上香祭祖，祝福，读家训。即使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祭祖也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让胡晖生知道老祖宗是谁，不忘家训：“诗礼传家，兴旺发达。行善积德，繁荣西递。”

西递几乎找不到什么人还记得祭祖仪式了。今年8月，胡晖生被推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祭祖的传承人。现有祭祖仪式偶尔会结合旅游举办，但都是旅游公司的人表演给游客看的，真正的祭祖不可能了。像很多胡姓人家一样，胡晖生只是在自己家定期拜祖宗：清明上坟扫墓；7月半鬼节，也是祖宗的节日，在家门口烧纸；小年把老祖宗请回家过年，正月十五再送走。

乡土社会中正在消逝的印记，似乎只能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固化下来，比如祭祖，比如哭唱，比如“肉讯”。程丹说：“很多老外看到后还要和‘肉讯’合影。但这和领导说不通，已经让我撕过好几次了。其实应该保留，用毛笔手写，会更好。”

宗法社会已不再，但某些宗族精神遗留仍可在乡村事务中起到作用。比如胡晖生任会长的老年协会，由西递179名60岁以上老人组成，一定程度上起到类似宗族社会中的族长和房长的作用，在小家中影响子女，在大家里舆论监督。2002年开始，老年协会每年都组织在村口牌楼处宣誓，承诺对遗产地的保护。

因西递房屋90%以上都是私产，政府无权禁止房屋的转卖或转租。陶平说，现在并无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专门法令，他们只能从营业执照上去控制，不合适的经营项目不批。“好在西递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祖上的产业不能卖，卖掉了就是败家。”■

（部分资料参考自中山大学张骁鸣论文） 西递唐国强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