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蜀芹忆谢晋：我就是这样回到了上影

（文 / 苌苌）

我1964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的天马电影制片厂（“天马”和上海的另外一家电影制片厂“海燕”，在日后合并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和谢晋在一个厂。我们上学的时候就看过谢晋拍的《红色娘子军》，大家都觉得很动人，那时我们心中的大导演就是他。我们到厂后，先下乡两年学习劳动，然后就是1966年了。又是10年，然后整顿两年，就到了1978年。在“文革”期间，谢晋又是做“牛鬼蛇神”，又是下干校，我们接触不多，但彼此知道，因为抗战的时候他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学戏剧，我爹（黄佐临）那时候是那儿的老师。

在谢晋身上，中国人的品质体现得很强烈。那时我都快40岁了，还没真的拍过电影，心里想熬到1979年，总该可以拍电影了。虽然心里很想，但我从来没敢跟谢导说过，但他拍《啊！摇篮》的时候，就挑了两个副导演，一个是石晓华，一个是我。我后来觉得，他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怀很重。石晓华的父亲石西民 “文革”前是文化部副部长，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我和谢晋是最后一批还在“五七干校”劳动的人。有一天，北京两个刚毕业的高干子弟学生写了一个剧本，他们指名要谢晋来导，上影就把谢晋调走了。谢晋觉得他应该帮助一些人，他这时就提了两个副导演，我就这样从“五七干校”回到了上影。当时我们两人分工，石晓华管小孩，我的任务是管驴。

“文革”前后，上面对谢晋的看法是“电影是好的，但是人是要控制的”。这样的时代背景带来的压力现在的人是没法体会的。拍《天云山传奇》那样的电影是需要勇气的，而且他有他的真诚。在中国做电影导演，需要有很好的政治分析力，既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又让人抓不住把柄。大家都很明白，但是我们当时的生存环境不允许你畅意表达，你一直在找那个分寸。电影人辛苦在这个地方，几代人都这样。

后来，第五代打击“谢晋模式”，就说太脸谱化了。但是我觉得，一个是我们都有局限性，另外是谢导不跟你们玩儿左中右的游戏。谢晋特别在乎女性的力量，这个弱势人群用她们母爱和女性的爱，安抚时代受伤的灵魂，这就是一个人性的主题了，他把这个放在政治背景前面。他自己很善良，他电影中的角色用善良和宽厚的心给受伤的人舔舐伤口，美育是他的电影的主要作用。他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了一个创作高潮。

《天云山传奇》大约3个月就拍好了，各方面都很严谨，剧本、演员、道具、服装等方面，是中国电影创作一个协同作战的高潮，每个人都使出他们最大潜力去完成这部作品。因为这部戏里有你有我，是大家历历在目或者曾经亲自走过的一段道路。后来人拍电影都不这么直接了，谢晋的直接是大家都能看得懂的。其实他们这代人都是对新中国充满感情的，但是还觉得不够好，所以蛮为难的，所以就有矛盾。那时候抓阶级斗争就从一篇小说开始，更何况电影。谢晋也拍过一些天真的电影，但他的电影不是投机的，他一方面有歌颂，另一方面有他的思考，等于是两全了。他很聪明，他希望他拍的电影能被大家看到，有的艺术家只管自己，不管百姓的接受。电影是他的生命，而且他一定要拍出来给人民看，真正做电影的人，只要公映就很高兴。

他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是很突出的，救苦救难的肯定是女性。他影片中的女性都是善解人意的，内在很坚韧，有那种拯救的光芒。不知道是不是浙江人的缘故，他对女性很爱护，无私地给予帮助。我们上影厂原来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有一群女导演在上世纪80年代很活跃，而这些人中大部分是谢晋带出来的，而且他是有计划的，每个人最多带她拍两部片子。等我们羽翼丰满了，我们就开始了作为导演的艺术生涯。拍《天云山传奇》的时候，他交给我更多工作，让我顺一遍剧本，他说学校里教人不用胶片，他是用胶片教我们。他就是要尽快地帮助我们成长和成熟，电影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影像的，我是跟他那儿学到的。

我对谢晋有个总认识，他是个有电影魂的人。他们对反思的欲望和认识比我们这一代要深，他的电影里蕴含着他基本的人生观。他把爱和光芒带到这个世界上，爱就来自灵魂。比如他的影片中的女性给人一种圣母感，她很圣洁，是男人们的主心骨;她很谦和，但她是一道光。这个我从来没和他交流过，是我自己的体会。后来我拍电影也会去强调这种圣母感。我小学和中学是在上海的中西女中上的，在一个很干净的环境中，世俗的一面我们都不够，不会处理世俗的事情，有时候看不懂，这是缺点。但是对做艺术有好处，你心中对神圣的东西有意识。所以我一直觉得谢晋的电影是有灵魂的。

第五代的电影里没有这种圣母的感觉，太冷峻，他们拥抱的是自己。大家受的教育不一样，对人生感悟也不一样。谢晋他们身上有儒家情怀——宽容和宽厚，对国家始终怀着儿子对母亲般的爱。■ 影视黄蜀芹天云山传奇谢晋芹忆黄蜀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