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谢导的故乡

（文 / 苗炜）

( 谢晋每年都回老家过年，在村民眼中，谢晋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 )

出租车驶入上虞市的市民大道，收音机里正在播报娱乐新闻——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打算再收养一个孩子，这样她和布拉德·皮特就会有7个孩子了。她重新回到片场开始拍电影，她说，回到片场就跟回到家一样。上虞国际大酒店就在市民路上，门口是6个大象雕塑，象鼻子是喷泉，两栋大楼用闪烁的霓虹灯勾出轮廓，酒店的大堂空空荡荡，咖啡厅也黑着灯。几天前，春晖中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这里还算比较热闹。现在，几乎每个上虞市民都知道，谢晋导演就死在这里。“这就算落叶归根吧。”出租车司机说。

上虞市的老电影院早就改成了网吧，但市民大道上一个大购物中心的四层，有一家现代化的电影院，那就是上虞大地数字电影院，这是广东大地影院有限公司在广东省外的第一家影院。他们计划两年内在广东二、三级城市投资300块银幕、10万个座位，集中在过去“零票房”的地区，省外扩张的第一站选在了浙江上虞。这家购物中心的股东是上海百货公司，四层的影院旁是台球厅、轮滑区和游戏机厅，音乐震天响，今年3月，这家电影院开张的时候，谢晋导演为之剪彩。影院里正在放映两部电影，英国的《速度与激情》和国产片《剑蝶》，后者是根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改编的武侠片，它在上虞放映倒也算贴切，因为梁祝的故事也在这里发生，祝英台要渡过曹娥江、钱塘江去杭州念书。

“梁祝文化”早就是上虞乡贤研究会的一个研究课题，这个研究会是“浙江省第一个以乡贤研究命名，以振兴中华、传承民族道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虞为职志的民间文化团体，在全国也属罕见”，他们的一大成绩是把何振梁先生的祖籍确定为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说:“何振梁的出生地是在上海，后在无锡长大。我们要让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上虞人，何振梁可以说是被我们抢回来的。如果上海和无锡比我们早一步动作，也许他就会将自己定位成上海人或是无锡人，这是一种归属感的争夺。”陈秋强说，“乡贤”是上虞极其重要的人脉资源。何振梁的籍贯被“抢”回上虞后，上虞崧厦镇中心小学的教室墙壁上，就挂上了他的照片和事迹介绍。而像崧厦镇小学一样挂上乡贤事迹和照片的学校，在上虞超过50所。

谢塘镇小学的校长夏伍华先生明确表示，谢塘镇小学就是谢晋的母校，其前身是谢晋幼时就读过的陈留小学，再往前可以追溯到谢晋祖辈1818年办过的私塾。这所小学的校园里可以看到谢晋的题字“博爱博学”、“把世界上最好的影片献给孩子们”，小学里还有一处“谢晋电影博览馆”，今年5月12日，谢晋专程来这里揭牌，赶上地震，又匆匆返回上海。这个校园里的博览馆收藏着500多部中外电影，夏老师说:“影视教育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我们会让孩子们看一个电影片段，然后来片段写真，或者看前半部分，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写后半部分，到了六年级就写影评。谢晋导演的电影也是我们影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鸦片战争》可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启明星》可以让孩子们知道该怎么对待残疾人。”每周五下午，是谢塘镇小学的影视欣赏课，每个月，全体学生会聚集在一起看电影，全校下一部要观看的影片会是谢晋导演的作品，以寄托哀思。而上个月，他们看的是《长江7号》，夏老师说:“孩子们都很喜欢。”

谢晋在谢塘镇上有两处住宅，一处建于1988年，白墙青瓦，典型的江南水乡味道，小院子里已经摆满了花圈，屋里也布置了灵堂，两个保安坐在沙发上抽烟。范婆婆受谢晋一家之托看守房子，她说，谢晋每年春节都带着家人回这里住，住到初八再走。另一处则是谢晋出生的地方，1999年翻修过，这所宅子看上去要更气派一些，谢晋已将其赠与镇政府，大门紧闭，周围的邻居和狗见了生人就聚拢过来，邻居们讲述这所宅子的八卦。这里原来是谢塘镇的宋景村，去年改名为晋生村，照我的理解，就是谢晋出生的村子，但邻居一位大爷纠正，“晋”的确是谢晋的“晋”，而这个“生”字来自上虞某一任领导的名字，他也是这个村的。

( 少年谢晋 )

谢晋老宅中挂着“东山谢氏”的题字，上虞市的作家顾志坤拿出一份翻拍的谢氏家谱，向我解释:“谢导是东晋谢安的后代，他名字中这个‘晋’字，就是要铭记东晋谢安。”上虞郊外就是“东山再起”的东山，顾志坤先生著有历史小说《谢安》，主编过画册《谢晋故乡行》，画册上有谢导在谢安墓前的留影，也有谢导在酒桌上划拳行令的精彩照片，图说以谢导的口吻写着:“我年轻时能喝8斤酒！”

8斤酒，说的是黄酒女儿红。由杭州至绍兴，一路上旌旗招展，中国国际纺织品博览会正在绍兴召开。绍兴至上虞的路上，能看见卖酒的大棚，“珍藏18年，只为这一天”，卖的正是女儿红。酒店客房的迷你吧，单子上列出威士忌、白兰地的价格，但只摆着一种酒，小坛子装的女儿红。当年白马湖作家也大多好喝上两口，曾以酒量划分为两派，一派为“五斤头”，意思是酒量在5斤左右;一派为“三斤头”，酒量在3斤左右。据说丰子恺能喝5斤，朱自清能喝3斤，朱光潜到春晖中学教书的时候根本就不能喝，那么以谢导8斤之海量，能同时放倒丰子恺和朱自清。

( 绍兴上虞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千百年来盛产稻米和黄酒，也是才人荟萃的文化沃土 )

由谢塘镇向北，则是盖北镇，号称“江南吐鲁番”，据说出产的葡萄像乒乓球一样大，再往前就是杭州湾化工产业基地和上虞港口，当地人说，这个产业基地几年前污染严重，而绍兴是纺织、印染企业基地，也污染得厉害。不过，白马湖边，春晖名人故居一带，看上去依旧和80年前朱自清散文中描述过的景象差不多。

春晖中学现在果然是一个气派的学校，四周青山环抱，乍看上去，有点儿像个高尔夫俱乐部会所，但中学后身，完好保留着一排老房子。第一间是“春社”，蔡元培先生题字，这是纪念出资建校的陈春澜先生。接下来是“山边一楼”，为历任校长的居所，教育家经亨颐担任春晖中学校长时就住在这里。再往下走是“晚晴山房”，弘一法师到上虞来的时候住在这里，春晖中学的文史办公室设在其中，办公室徐老师带我参观了“弘一法师生平展览”，此建筑曾遭台风毁坏，90年代重建。1928年，弘一法师在这里和丰子恺开始创作《护生画集》。

1906年10月，日本《国民新闻》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李叔同，好奇这个来日本学习西洋画的年轻人，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被雨滴打弯了的褪了红的秋海棠旁有一道黑板墙，环抱着一片凋零的草花坪。”这样的笔调，让我疑心，很像是朱自清的散文，朱自清的《白马湖》一文这样写:“我们几家接连着，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

晚晴山房旁边就是丰子恺居住的“小杨柳屋”，很有点儿日式风格，屋中布置着丰子恺先生的画作，几乎是一个小型画展。读丰子恺先生的文集，能见到他最后的落款，“于白马湖”、“于小杨柳屋”等，那些文章最初都发表在春晖中学所办的《春晖》半月刊中。春晖中学将1922至1928年之间的这份小报完整地复印刊行，看着80年前，那些老师讨论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给学生讲述美和自由，不由得感叹，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学校？怎么能想象夏尊这样的老师会在中学里教语文？夏尊的“平屋”之中，自然没什么古董了，这几间平房，曾是夏尊和朱自清的住所。在上虞那间大购物中心的四楼，还有一家新华书店，书店门口就是儿童读物，其中就摆着《爱的教育》，“前言”中介绍，此书在中国大概已有100多种版本。当然，最早的译本就出自夏尊。校园后身的象山之上，沿着堆满落叶的小石板路就能找到夏尊的墓地。

查阅校史，不难发现，春晖中学应该是成立于1921年，1922年开始招生，1991年春晖举办校庆是70周年，怎么到2008年就成了百年校庆？顾志坤先生刚写完《春晖》一书，他解释道:“在1921年创办中学之前，陈春澜已经出资办了春晖小学，这是1908年的事情，所以现在纪念的是‘春晖’百年。”顾先生此书，说是校史，更多记述的是经亨颐、丰子恺等教师的事迹，他说:“其实春晖中学最辉煌的时代就是1922到1925年这一段，这几位老师在这里任教，随着他们的离去，那个辉煌时期就过去了。当然，他们的人文精神留了下来。”1923年学校周年庆之时，《春晖》半月刊曾经刊登了几位学生的文章，其中一位“先吾”总结自己入学一年的思想变化，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从重视社会而至重视个人，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愿望淡了;一是由实利的生活而至艺术的生活，名利不足取，自然和艺术才是母亲。要是现在，某位学生家长看见自己的孩子写出这样的作文，不免会忧心忡忡，他们恐怕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想着改变社会，但一定要从社会中获取实利。

1937年，日寇侵华的战乱之中，谢晋到春晖中学读书，“记得当时我是坐脚划船去的，一进校门便听到一阵优美的琴声，那是音乐老师在弹奏贺绿汀先生的《牧童短笛》，悠扬悦耳的琴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我成年之后最爱听的曲子之一”。谢晋在春晖中学学习了一个学期，然后转学上海，他回忆春晖:“在校内和附近城镇宣传抗战，演出《卧薪尝胆》、《木兰从军》等。我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既受到教育，又培养了对艺术的兴趣。所以，春晖不但是我的文化知识的启蒙之地，而且是我的艺术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启蒙之地。我以后的发展，我的电影的题材和主旋律，与在母校所接受的教育关系甚大。”

如今，已经很难找到《春苗》这部电影，其部分外景就是在白马湖边、象山脚下拍摄的，而1990年黄蜀芹导演电视剧《围城》，听从谢导建议，在春晖校园拍摄了三闾大学的一集半戏，1996年，谢导长子谢衍执导《女儿红》，也在春晖中学取景。顾志坤早年间在部队里看电影《鸡毛信》，就对战友说这导演是我老乡。后来他和这位老乡成了忘年交，两人多次通信，1989年7月，谢导写给顾先生的信中详细安排《最后的贵族》一片在上虞的首映事宜，并嘱咐:“不必人人自危，要一切往长远看。”在顾志坤的观察中，谢导多次回到故乡，有难舍的乡情，也有些许落寞，“我们劝他，已经有那么高的成就了，干吗还要拍电影呢？谢导回答，说他要像黑泽明那样死在摄影机旁。从内心里，谢导觉得他比现在的那些大导演强多了，他还能拍出更好的作品”。

在《芙蓉镇》的导演阐述中，谢晋这样说:“听说北欧有的国家，200多年来平平安安，没有发生过战争、动乱，这当然很好，人民生活很安定。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很平静，他的生活跟我们这样经过反反复复的流血流泪、肉体和精神上受到这样的灾难比就会完全不一样，后者将换来非常深刻的教训，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历史的不幸和悲剧发生多少年后，文艺作品常常在反映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出现大作品，甚至出现奇迹般的大作品。”

坦率地说，我没看到什么大作品，如果说苦难是一笔财富，那这财富在文艺中得到的兑现也太少了点儿。有一位记者朋友，在评论谢晋的文章中用陈荒煤的话来结尾:“一个人的美好的心灵，不都是一颗丰腴、完美、鲜丽的蜜果，而往往是伤痕累累、血泪斑斑的苦果。”其实，这样的苦果倒并不少见。当年在白马湖边给学生讲贝多芬的丰子恺，美术和音乐教员的丰子恺，那个发表议论要让学生们读英文原著领略英美精神的丰子恺，那个后来再未踏足白马湖的丰子恺，他那苍老的心，是否也是一粒苦果？

“红树青山白马湖，雨丝烟缕两模糊。”在通往春晖中学的大路旁，有一家“春燕舫”饭馆，老板娘用土鸡和咸鱼招待客人，她说:“我看过谢晋的电影，但我都忘了是什么了。”■ 故乡谢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