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远航

（文 / 薛巍）

( 霍姆斯 )

诗歌的科学史解释

通常人们认为，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和思想家反对科学。这并非毫无根据。华兹华斯曾经在诗中说:“大自然的智慧多么芬芳，人类的理智偏要干预，扭曲了万物的美好形象，我们这些剖析的谋杀犯。”别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济慈在《拉弥亚》中说:“所有的魅力不就都消散了吗，只要碰上一丝冰冷的哲学？”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华兹华斯还这样写过:“牛顿的雕像，站立在那里，手持棱镜，面容安详；大理石雕标志着一个心灵永远航行在奇妙的思维之海，卓然独立。”“想象只是至高无上的力量，最清晰的洞察、最宽广的心境和最高尚的理性的替代词而已。”

理查德·霍姆斯在《奇迹之年》一书中研究了浪漫主义时期的科学，启蒙主义晚期那一段风起云涌的时期被柯勒律治1819年称为“第二次科学革命”，承继的是17世纪牛顿、洛克、胡克、笛卡儿等人发起的革命。浪漫主义时期见证了植物学、脑科学、神经病学、生物学、心理学上的重大突破。霍姆斯认为这场革命受到了天文学和化学的发展的鼓舞，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带来了新的富于想象力的冲击。

霍姆斯书中的主要人物有三位:探险家、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天文学家、天王星的发现者威廉·赫歇尔，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在科学家和诗人的作品中，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像奇迹一般展现，“班克斯在天堂里、赫歇尔在月球上、戴维在笑气上漫游”。

( 霍姆斯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威廉·赫歇尔 )

霍姆斯经常挑出人们非常熟悉的诗句加以生动的解说。1816年10月，21岁的医院实习生约翰·济慈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怀着喜悦的心情读完了刚买的《伊利亚特》诗体译本，第二天一大早，他用了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写了一首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有感》，诗中说：“接着感觉就像观天者一样，一个新的行星进入了他的视野。”很多文化史家都只满足于简单地指出济慈在这里说的一定是威廉·赫歇尔在1781年发现天王星这一事件——这一发现将太阳系的地盘扩大了一倍，并使得赫歇尔同其他人后来一道提出“深空”这一概念。但勤勉的霍姆斯继续挖掘这一科学解读的其他证据:比如，济慈曾经于1811年在学校里获得一份奖品，是一本《天文学入门》；在埃菲尔德学校上学的时候，济慈和他的同学曾经被组织起来，在操场上扮演行星跳舞，一位同学保持静止，扮演太阳，另一个孩子以不同的速度和距离围着“太阳”转，他们组成了一个由人装扮成的太阳系仪。济慈肯定知道、或许还参加了1815年查尔斯·巴贝奇主讲的天文学讲座。

霍姆斯说，即使济慈对天文学的最新进展不是如此警觉，他在伦敦盖伊医院接受的科学训练对深入理解他的诗句也大有帮助。济慈的《夜莺颂》开头写道:“我的心在痛，困顿和麻木刺进了感官，有如饮过毒鸠，又像是刚刚把鸦片吞服。”有英文系学生说，这段描写的是往下水道里下鼠药，诗句中的“to the drains”作为短语意思是“吞服”，drain则是“下水道”。

书中有很多技术细节，戴维自制的令拥有观测仪器的天文台感到羞愧的望远镜、气球的原理、气体的成分。从很多脚注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奇迹的感叹，像直到哈勃20年代使用的望远镜之前，制作金属透镜最好的模具都是用马粪做的。

霍姆斯试图证明，浪漫主义者非但没有对科学的最新发展感到恐慌，而是感到兴奋、惊奇，并从中获得了灵感。雪莱的一位老师是约瑟夫·班克斯的同事詹姆斯·林德，广泛地阅读地质学、宇宙学、电学和气象学领域的著作。在《西风颂》中，“从天穹的最遥远而模糊的边沿直抵九霄的中天，到处都在摇曳欲来雷雨的卷发”，“雷雨的卷发”暗指卢克·霍华德刚刚提出的“云三分法”卷云、积云和层云中的卷云。

科学家和审美家之间的联系不只限于阅读和写作。就像在气氛热烈的宴会上一样，各种人可以在一起自由交谈，各自都能从交谈中获益。柯勒律治和化学家汉弗莱·戴维有对方在侧时会兴致高涨，他们之间互相敬佩。拜伦也喜欢戴维，他在意大利时说，这位化学家是不多的他能愿意与之相见的本国同胞。

不知行星名字来历的天文学家

科学家们会认为，真正的科学需要的不是理论推断而是准确的观察和证据，在浪漫主义时期，在化学上，古老的炼金术正在被实验代替。但是那一时期的科学有时也需要理论和玄想，因为仅仅依靠观察和实验会被看做是庸俗的经验主义。“科学对理论的依赖一个实际的结果是，摒弃了宰杀做试验的动物的做法。”

浪漫主义的诗歌和浪漫主义的科学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怀着同一种激情并互相哺育。探险家、科学观测者和文学读者体验到同样的令人赞叹的东西:揭示出无限的时刻。

德国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洛琳·达斯顿和哈佛大学教授彼得·盖里森在他们合著的《客观性》（2007）一书中说，科学上的客观性概念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应该视为对主观性适当的抑制。这意味着科学家在为了做出解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比喻和理论推断。实际上，科学家们完全能够接受修辞，因为修辞能够架起已知和未知之间的桥梁，因为形象化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应对生命和认知等概念的灵活性。

彼得·迪尔（Peter Dear）在《自然的可理解性》一书中说，从17世纪往后，科学家们寻找的是可理解性而不是真理。目标是让自然变得可以理解，所以科学能够容忍大量使用比喻，只要比喻能够使事物变得让人能够理解。

这也就意味着浪漫主义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浪漫的想象被视为科学的反面。爱因斯坦后来承认想象在科学上起着关键的作用，人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把物质理解为能量的一种形式？如威廉·布莱克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所说：“现在得到证实的东西，以前只是想象。”

霍姆斯在书的结尾处写道，到19世纪30年代，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担心，那些伟大的科学家都已经不在了，英国科学眼看要遭受一场可怕的衰落:班克斯于1820年去世，威廉·赫歇尔1822年去世，戴维1829年去世。但人们是过于悲观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界群星璀璨，著名的巴贝奇、达尔文和威廉·赫歇尔的儿子约翰都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奇怪的是，也正是在这个科学的势头减弱的时候，“科学家”一词最终被创造出来了（1833年，威廉·休厄尔）。

“担心灾难会降临的人有一点是正确的，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那就是科学将占据一个不同的位置。科学家们的观点也变了，他们变得不那么有诗意了。”用胡塞尔的话来说，从伽利略开始，科学家将自然数学化，用数学化的理念世界取代了真实的生活世界，使得近代科学丧失了它的“生活意义”，遗忘了它起源于“生活世界”这个事实，科学不再与人的“生活”或“生命”相关。

或许可以说，在威廉·赫歇尔的时代，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美国科普作家达娃·索贝尔在她写的《一星一世界》中，在关于天王星和海王星的一章里，她虚构了一封威廉·赫歇尔的妹妹兼助手卡罗琳·赫歇尔写给美国天文学家玛丽娅·米切尔的信:“威廉在1787年1月的一个夜晚发现了天王星的两颗卫星，他一直没有给这两个天体取合适的名字，两年后他发现了土星的两颗卫星，也没取名。我侄子在子承父业专攻天文学之前是一名文学学者（说不定你也熟悉约翰翻译的《伊利亚特》吧？）——给它们全部取好了名字。

“土星系统的命名法完全得自于古希腊罗马神话，但是约翰为天王星的卫星取名时用的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米切尔小姐，你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图书馆馆员，当然看得出奥布朗和提泰妮娅是《仲夏夜之梦》中的仙王和仙后，但是我相信许多天文学家根本不知道这些名字源自何处。”卡罗琳·赫歇尔比她哥哥小12岁，她哥哥活到78岁，她去世时已是97岁高龄。她和哥哥在整夜观星的间隙会阅读《一千零一夜》和堂·吉诃德，以减轻工作的单调乏味。■ 心灵科学霍姆斯天王星威廉·赫歇尔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