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象牙塔的学术青年们

2020年2月4日，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曾毓坤在豆瓣上列出了一份《Corona读书会人类学阅读清单》，并表示想要组建一个线上读书会。在当天，有百余位豆友私信加入;次日晚上10点，第一期Corona读书会在线上展开。

那个节点，新冠疫情正不断陷入紧急情况和不确定性。读书会建立的两天前，国内因为疫情被延长的春节假期刚刚结束;13天前，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封城”;2天后，李文亮医生去世。

曾毓坤当时在家中隔离，形容自己的状态为“崩溃”。“我在武汉上的大学，我无法把疫情当作一个用以在家写论文的漫长寒假”。他也参Cover Story有故事 青年们与了一些线上组织的志愿者活动，但最终还是决定做自己最熟悉的、从学术知识和能力出发的事情。

疫情期间，整个社交网络兴起了一场用线上阅读来对抗焦虑的运动。曾毓坤关注到一种观点，有人倡导应该关掉电视和社交媒体，来专心阅读早就想读的书、写早就想写的论文，他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有能动性的事。

以疫情为契机，对学术感兴趣的年轻人开始行动。相比已成名的学者们，这些知识青年没有知识权威的光环，一开始就希望打破圈层文化，与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交流。而微信公众号、直播平台、Zoom和飞书等在线交流工具的出现，也让这个与大众交流的愿望变得可能。

在海外念哲学本科的刘伦与曾毓坤有类似经历，他担心在国内的家人，可除了打电话让他们买防护用品，“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能做什么。想抓住什么，但又抓不住什么”。他叫上了几位学社会科学的同学一起写了一篇几万字的文章，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分析当时国内在疫情期间的新闻。几乎在Corona读书会成立的同时，他们把文章发在了刘伦和朋友一起创建的公众号上。这篇文章在当天就获得了几十万的阅读量。

大学生交流平台“围炉”在2020年7月和青年活动组织“706同学社”合办了线上圆桌“在变迁之中生活”，讨论教育方式变迁、公共生活变迁，以及公共生活的意义。参与对谈的人，除了周濂、周保松等学者，还有一些在读学生、艺术家等。

围炉成立于2015年，是主要由香港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高校学生运营的非盈利组织。“每当面临大的危机时，大众都会对社会有感触和反思”，在谈起组织圆桌的意图时，围炉负责人杨晨告诉《第一财经》杂志。

他清楚这次对谈“不仅是面对大学生了，是面向公众的，是面向80后、90后”，“他们可能想要去了解大学生是怎么想的，或者，他们怀念大学时的讨论氛围”。

而Corona读书会在短暂的探索后找到了更合适的路径。最初，读书会的形式、内容更像是学术训练中的研讨会，第一次的内容主题是“重读流行病人类学”。他们选了两篇这一领域不同时期的重要论文，由1到3名领读者领读，随后进入自由讨论。

但这种面向专业学生的读书会并不适合大众讨论，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曾毓坤回忆，在第二期读书会中，他们选取了福柯《性经验史》中《死亡的权利与控制生命的权力》部分，“大家都热情高涨，想用批判理论来好好检审疫情里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但效果并不好，讨论过快陷入一些关键概念在福柯文本里的诠释泥淖，无法动弹。”

他们又转而尝试在读书会回应当下重要的社会议题—“疫情期间的希望”“共情”“性别与疫情”—不再使用最初无论风格还是思路都像博士课程的书单。

读书会最密集的时候，能够达到四五天举办一次，“非常激情”。令曾毓坤惊喜的是，他很容易找到为读书会做领读和笔记的人，哪怕他们面对的是全新的议题，也可以做到迅速读书、学习。到后来，读书会上出现了不少话题的亲历者来做分享，例如在武汉经历隔离的人。

“新冠是一件全新的事情，你不可能等5到10年，等一个人成了新冠专家之后，再来向他提问。”他说，在传统的学术机构，之前非专业领域的人不太积极参与类似的讨论。疫情带来的冲击改变了这种现状，“群里流传着一个氛围，就是边看新闻，边读书，边思考。”

社会科学及其使命

社会科学专业正在成为年轻一代的选择。根据启德教育发布的《2021中国留学生白皮书》，2015年到2020年，商科申请占比始终排在首位（33.8%），其次是社会科学（21.2%）。而在这5年里，社会科学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增长率达到5.3%。

对于准备选社科专业留学的高中生而言，他们需要在中学阶段就对选定的学科有一定认知和积累。这也驱使了一些学生讨论组织、活动的形成，例如从2018年由上海平和学校高中生创办的“中学生哲学大会”，到2021年上半年已经举办4届，参会的中学生需要提交论文并现场讨论。

刘伦是在高二时加入了一个讨论哲学、社会学的社团，他当时就读于北京一所高中的国际部。在学高中政治必修课时接触到哲学知识后，他通过读学者邓晓芒的《康德哲学讲演录》等书籍进一步接触了欧洲哲学。他希望能有人和他一起学习，再加上国际部的学生有办社团、组织活动的氛围，于是和同伴一起建了微信群，在朋友圈转发了招新的信息。

社团在高中阶段给了刘伦一个安稳的、有身份认同的讨论空间。在刚决定学哲学时，周围几乎没有同伴，家人也担忧这种冷门学科会让他在未来不好找工作。社团让他接触到了最初感兴趣的学术领域，并且尝试搭建起自己的知识网络，让他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从实际的角度，参与社团的经历也对他的留学申请有帮助。

拥有13.9万粉丝的B站学术Up主多罗西123也是在高中阶段最初接触了社会科学知识。她在准备出国留学时接触到了美国大学预修课程（一般称为AP课程），在其中选择了心理学;进入美国本科的第一年她尝试选了哲学的课程，并在之后的三年半里选择并修完了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3个学位的课程。

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的她最初只是在B站上传自己弹钢琴的视频，在一次弹奏得到首页推荐、收获粉丝后，她开始把和自己所学知识相关的视频放上去。2019年6月，她在本科毕业时讲述哲学意义的演讲视频再次被推上热门。这条视频当时给她带来了几千粉丝，如今有1600多条评论，其中有不少争议是围绕“哲学是否有用”。

多罗西在评论中回应，“我意识到一段在下台后只收到掌声的演讲，在走出了那个所谓哲学系或学术界的小圈子以后，是怎样广受质疑和不屑……我发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想打破这种隔离。”

在这个视频走红后，多罗西开始做“社哲讲堂”系列视频。除了讲学科的基础知识、邀请学者访谈，她还尝试用学术知识解释现实中的现象。例如孤独、抑郁症和焦虑症、社交恐惧，或者身材焦虑和性开放问题。在一期社哲讲堂中，她表示这是因为知道粉丝们想从她这里听到更多哲学、社会学知识。

在这些青年的表述中，“打破壁垒”“联结”不约而同地成为了高频词。比如尽管认为自己不善于组织和行政工作，刘伦还是希望能让社团成为一个社群，这其中应该包含二三线城市的同学。

刘伦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我确实经常能看到他们也在讨论哲学、社科问题，只不过不是在我讨论的地方讨论。所以这种联结很必要。”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自己“肯定是要想办法以后怎样去帮助别人”，“文科知识分子很多有这样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观点”。

在2021年3月的视频中，多罗西讲述了做“网红”的矛盾心情。尽管因为影响力更大感到高兴，她说自己很少因为涨粉感受到“纯粹的快乐和自豪”，因为她担心当“网红”成为她的一个身份时，更会因为她抛头露面、做与学术奉献精神不符的事而“断送学术生涯”。

但她在视频的结尾引用了李普曼的《公共舆论》中知识分子的两个职责：追求真理和传播真理。“我在B站上做的事情，不说传播真理，至少是在传播知识。因为很多时候，形成阶级壁垒的就是知识……如果有专业知识或者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他不在社会有问题的时候站出来说一些什么，仅仅躲在象牙塔里，那你可不可以说学者是在摒弃自己的社会责任？”

到公众中去

在青年们成长为传播者和行动者的过程中，少不了前辈学者的引领。

多罗西谈起了自己在本科时遇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她当时选择了这位教授的社会学入门课程《当代美国社会》。在刚开课的时候，老师就在课堂上说，欢迎所有人去他的办公室自由提问，如果没有问题，自我介绍也可以。

“他很关怀学生，或者说有普世关怀。”多罗西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并不是在想，作为教授如何享受自己的头衔，或者过上地位很高的生活。他想的一直都是，怎么能够利用他的位置帮助过得不那么好的人过得更好。”

这种体会是从她自己的经历出发的。她接受了老师在课上向全员发出的邀请，在第一次愉快沟通之后，几乎每次教授的办公室开放时间多罗西都会去。他们聊课上遇到的问题，也分享生活的观察。

有一次多罗西在假期回国之后，曾向赖特描述自己在家乡经历的反向文化冲击。教授在邮件中指出了她看似微观的情感背后的社会学意义，并介绍了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参与者观察法”，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他鼓励多罗西用学术的方式认知和探索这些情绪。

赖特在2019年因癌症去世。多罗西曾在博客上撰文回忆起他们关于生命意义的讨论。当时赖特曾讲到，“对我而言，‘意义’是通过我们积极影响他人的生活方式实现的。这也许并不是要影响全世界，可能就是影响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你不应该低估自己现在与他人接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曾毓坤说已故的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给了他重要的启发。格雷伯因对官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描写而闻名，曾出版相关著作《狗屁工作》（Bullshit Job），生前曾在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高校任教。他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

“他不会告诉你，所有的学者或者人类学家需要处在田野和大学的割裂之中。”曾毓坤认为，格雷伯投身社会运动，同时在人类学理论上有非常出色的贡献，“他告诉我这种工作方式是可能的，学院和田野的二分法是可以打破的。”

“这需要不断地去看、去问、去参与，而不是你做了田野，把那个东西仅仅转化成讲台上讲的东西，或者书桌前写的论文，而论文要几年之后才能发表，讲台下的听众就那么几个。”

刘伦认为与公众和社会建立联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不仅本身是知识分子责任的一部分，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学东西，然后回馈给现有的环境，并且去生存。”

他认为新媒体传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知识分子的概念神话”。他回忆，他的朋友曾和他谈起美国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这位女性学者在她所处的20世纪中期曾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谈论性自由等问题，被学术圈的人看作“奇怪的存在”。而现在，在网络世界发声、“走出象牙塔”已经不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