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汤营:土地流转的乡村试验

（文 / 吴琪 陈超）

( 保底收入、打工工资和年终分红吸引了汤营农民以土地入股 )

土地的机会成本

汤营村的土地，直到2004年浙江台州人的到来，才让本土人第一次意识到了它在农业上的另一种可能性。本村人没有主动打过土地的主意。邛崃市羊安镇北部的汤营村，算是成都市的远郊区，这块川西平原的平坝地区，土壤非常肥沃，“种什么都成”。但是地理便利带给村民的好处，远远高过土地的产出。老川藏线就在原先的汤营村旁横穿而过，连接着从邛崃到雅安的道路，村里有胆识的人很早就在川藏线上跑长途运输，很快成为本地的富户。距离邛崃市区20多公里，成都市区不到40公里，汤营村在成都的农村里虽然“远”却并不“偏”。

浙江人提出要在村子里承包900亩土地种西瓜，自从1981年分田到户以来，汤营村已经没有人把大片土地联合到一起考虑种植问题了。1995年，羊安镇上的两家砖厂落户到村里，总共占地140亩左右，砖厂每亩每年给农户1000元到1100元的租金。汤营村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村民大多数仍旧种水稻、小麦和油菜，一年下来每亩最高收益只有400到500元，即使种植其他蔬菜，也没有达到砖厂土地租金的收益。把地租出去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买卖。

2004年，当浙江台州的商人要求租地种植西瓜时，这对于依靠土地的农民来说是个好消息。当地政府也鼓励土地流转出去，大家把前来承包的种植大户称为“业主”。“自己种地几乎比吃商品粮的价格还高。”在外打工的闫洪斌对土地收益降低的感受更加直接。从1986年小学毕业后，闫洪斌独自到成都的餐馆打工，从学徒做起，辗转几家餐馆，如今已经成为一家中等餐厅的主厨。闫洪斌在村里有一亩多土地，却从来没有自己耕种，都是由父亲和大哥种。闫洪斌对土地的事本来很少关心，2000年回家探亲的时候，大哥闫洪良突然向他感叹：“兄弟，不是哥不帮你，现在地实在种不出来啦。”闫洪斌第一次关心起土地的投入和产出。

“当时米价降到最低点，每斤6角多一点。种子、化肥、农药价格却在上涨，自己家没有脱壳机，很多米在脱壳之后都碎了，如果到粮食收购站去卖，用漏米机一过，只剩下不到80%。种地是个抢时间的活，过了插秧和收割的时机就会影响收成，那时雇人插秧的价格是120块钱一亩，这样的话一亩地肯定要赔100块以上。”在保护耕地的政策下，闫洪斌又不能把地抛荒，当地抛荒一年的土地每亩罚款100块，第二年罚款就增加到200块，“算过之后，我主动拿给我哥哥钱，按照一亩地100块的标准请他种我的地”。而汤营村的独生子女，据村支书胡桂全的调查，“95%不会种地”。

( 胡志刚是汤营村农业公司的监事长，他身后的大棚种植着珍稀食用菌 )

胡志刚在2002年当选为王安村的村长，不料上任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村民不想种地。十几个人跑到村里，跟胡志刚说不种地了。“我说可以，你们每人签个合同，30年内都放弃土地承包权，不再承包土地。”真到了要彻底放弃土地，农民们又不敢。即使在土地收益下降的时期，围绕土地产生的矛盾也没有终止。砖厂取土之后将土地归还给村民，原先的地形被改变，闫洪斌说：“取土之后，原来耕地旁的沟被填平。这部分土地就被收归公有，结果有不少人说自己的地在沟的旁边，多出的土地应该归自己。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长，十几个村民跑到我们家发生了争执，最后一直闹到乡里派工作组进村才平息。”

闫洪斌说，2005年因为国家统一禁止使用黏土烧砖，砖厂被迫关停，但两次土地出租的事例给村民提供了新的经验。

( 汤营村农业公司也吸引了邻村40岁以上的“次劳力”来打工 )

2004年第一次将土地资产与外人谈判，村支部书记胡桂全将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农民聚到一起，讨论每亩地收多少“租子”合适。胡桂全说，农民的想法很单纯，如果“业主”愿意租地10年，哪怕是每亩地只给400元的租金也愿意。“这就像城市里租车一样，租车一天比较贵，租一年就便宜多了。”但是在同一片土地上，西瓜只能每三年种一季，如果连续耕种病虫害会相当严重，所以浙江人只需要汤营村给他一年的协议，明年他就去邻近村庄租地了。最后双方按照每亩地产出1000斤黄谷为标准，折算出每亩地给农民补偿800元。实际上西瓜的种植期只有几个月，农民可以在地空出来后补种蔬菜，增加收益。

有大老板愿意要地，村子里所有的土地任人挑选。让汤营村惊诧的是，浙江人在他们土地上的大投入和大收入。种西瓜要建大棚，搞滴灌技术，加上种子和人工，一亩地的投入要3000多元，900亩地的种植就需要近300万元的资金。浙江人选了连片的靠近机耕路的地，方便种植和运输。到了当年9月份，成都市场出现了非常走俏的“口口脆”小西瓜，每斤能卖到2.5～3元。浙江人在每亩土地上的收益3000多元，是当地农民种地收益的近10倍。

( 村支书胡桂全兼任村农业公司董事长 )

种西瓜给村民的刺激远远超过砖厂，工业收益高于农业在村民们看来太正常不过，可是同样一块土地，种粮食和种西瓜的机会成本让他们开始思考耕地的其他可能性。

村庄的集体经济

2003年被村里人叫回去当书记时，胡桂全38岁。他在离村子不远的羊安镇开着一个有100多名工人的建材厂，1983年高中毕业后就在镇上做小生意的他，从来没有种过地。土地耕种技能的重要性，早就被渴望致富的村民们排除在了评价村官的标准之外。70多岁的老书记于学中找到胡桂全，看中的就是他在外边能闯，对村里人讲义气，希望他带大家走上“能人治村”的富路。以往天旱村子需要集资挖沟渠，胡桂全总是大方出钱。留着两撇八字胡的他，满脑子转的是生意经。

其实在接手当村支书之前，1996年胡桂全被村子里的人叫回来当了几年村长，但是“书记把所有事情都管完了，当干部也没什么可做的，也就相当于名誉村长，没有管什么事”。2003年，汤营、王安两村合并，汤营村在老川藏线的南边，王安村在北边。这样一来，老川藏线成为包裹在村庄中的交通要道了。原先王安村的15个生产队中有6个划归汤营村，其余9个分到周边村落。待到2003年胡桂全真正接手这个有着3579人的大村子，转给他的是3.75万元债务。

那时村子还在靠收提留款给村官发工资，生产队长月工资50元，村书记月工资180元，很多村民不愿意交，村里也没办法。属于村集体经济的只有18亩田，每亩以100元的价格租给他人耕种。遇到村里要修路或者水沟里掏淤泥，只能发动每家交钱，一般村民也就出几块钱。

按照胡桂全的计算，村财政一年的支出至少为4万多元。3万多元用来给11名干部发工资，剩下的支付集体开销。这也是村集体一年中发挥作用不多的几次。人口众多的村子，“节假日要给军属、贫困党员、独生子女慰问，有1000多人，得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就算给每家买副对联买个饼，一次下来就2000多元”。村里的沟渠每年要掏淤，村集体负责8公里长的主沟，分沟由各个生产队负责，每个小组还有沟渠。

走马上任后，胡桂全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村子里1020多户挨个转了一圈。“转完一圈后悔当书记哦，好烦，到处是矛盾。我领导一个工厂，制定规章制度就好了。可是一个3000多人的村子，人穷，无事可干，你指着我的鼻子，我瞪着你的眼睛，难管。”他发现自己的小本本上记满了各种要解决的历史矛盾:早期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家，要被扒掉房子，后来群众意见很大，改为罚款。于是被扒掉房子的人家不满，要村里解决问题;村子里80%的家庭婆媳关系不和，一些人家为赡养老人常年吵架。到了年关，一些村民认为应该跑到书记家哭一场，这样自己的问题容易解决。“我父母也好烦，农村人很忌讳过年家里不吉利，但是没办法。”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解决“遗留问题”，胡桂全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民事调解上。浙江的西瓜大户是胡桂全引进的一个致富门路，而每亩3000元的利润也狠狠地刺激了他这个生意人。

自上而下的土地整理给汤营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胡桂全也想组织村里人种西瓜，可是村里有钱人全部进城赚钱去了，依靠土地生存的人根本拿不出什么钱。2005年春节后成都市的土地整理落实到了汤营村，村民的理解是，由市国土部门通过招标，找到专业公司进村“小田改大田”。原本汤营村的地从1分多到4亩大小不等，人均耕地面积0.75亩，一户的平均耕地不到3亩。既然政府出钱来将潮湿地、低洼地规整好，将土丘铲平，坟地变成田地，对看到规模经营实际好处的汤营村来说，“大家举双手赞成”。

等全村土地整理下来，竟然新增了约600亩。土地数目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增加？今年68岁的何土生，从1976年到1992年一直担任原汤营村的书记，他说无论哪个生产队，在集体化时代“都要少报十几亩地，向上汇报的时候亩产能高一些”。1981年分田到户时，“各个生产队执行的标准不一样，都是用的古方方”。何土生说的古法，是指村民惯用的平方丈，换算成平方米后，每亩地从近700平方米到近1000平方米不等。由于解放后各生产队将田地划成不同的等级，最好的甲等田不到700平方米，乙等和丙等不好耕种，增加了面积以示公平。

1981年大包干的时候，曾任王安村村长的胡志刚记得，土地下户的时候，各生产队在集体化时代上报的土地数字并没有改动。但是土地入户之后，条块化的分割方式也逐渐被打破，“靠近坡的，就在坡上开几分地;靠近沟的，就把沟填窄一些。”刚刚拿到土地的村民自然如获至宝，在总亩数不变的情况下，耕地面积悄悄地扩大。虽然村民们对土地的协议是“生不添，死不改”，但是土地每3年或5年在村内调整一次。某家有人去世或者女儿出嫁，要按人口让出田地，给其他家庭新添的人口。

人多地少的现实，使得土地成为村民矛盾的根源。伴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大，集体的公地不断缩小。“挖渠、修路都要村和生产队出地。”胡志刚记得，王安村修小学的时候，各生产队分别匀出一些土地。原先的王安小学占用的是三队的耕地，“总共用15亩多一些，当时王安村正好有15个生产队，每个队出一亩”。土地是不可移动的，因此这个工程就需要在各生产队之间完成一次复杂的测量和转换，“在三队旁边的四队和五队将临界的土地划给三队14亩，周围的再给这两个队划12亩，所有生产队的地都重新调整一次。任何一次公共事业用地如果占用了村民的土地，都需要集体用公地去置换”。

在2005年土地整理的同时，政府鼓励村民放弃宅基地，住到羊安镇新修的楼房里。汤营村203户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放弃了老房子，共让出了近200亩地，恢复成耕地。对于村民来说，这次土地整理用的是新市亩，每亩按照667平方米计算。经过丈量，村民闫树清全家人的8亩地变成了11亩，他家土地大小没变，但是在数量上增加了。另外村里由坟地、沟壑、荒地整理和宅基地复耕多出来的200亩土地，变成了村集体所有。1981年之后几乎变成空壳的村集体经济，第一次有了实实在在的土地资产。

对于村支书胡桂全来说，“地多出来了政府又不会拿走，村民的地没有变少，村集体多了资产。汤营村多出的600亩成为给市里的指标，按照耕地占补平衡的原则，市里又多了可以流转的土地”。

村企合一的试验

汤营村的村集体有了土地资产后，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有了进入的依托体。对于农民最缺的资金，成都市不同级别的政府成立了全资投资公司。邛崃市国有独资的兴农投资公司投入100万元作为风险投资入股，汤营村集体以土地整理新增土地入股，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户和村集体占股50%，兴农投资公司占股50%，2005年12月成立“邛崃市汤营农业有限公司”。对于为什么兴农公司会投入100万元，胡桂全说，2005年组建时有506户农户以1000亩土地入股，这些农户属于村里第一批参与了土地整理的。按照每亩土地大约投入1000元计算，他们算出了100万元的账。

村里越是经济富裕的人，对土地依赖性越低，越是赞成将土地交给公司统一经营;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对土地十分依赖，不太愿意承担风险。

2005年底的汤营村村民大会上，与以往讨论的内容不同，村民们第一次听到“土地入股”的说法:由村集体牵头将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农业公司，村民以土地形式入股，每亩土地可以获得900斤黄谷的保底收入。仅从保底收入看，村民每亩土地的收入已经不低于自己种植水稻，但是这次回忆并没有像事后描述的那样顺利。“争论的焦点就在保底价格上。”一名村民回忆，“当时就有不少人提出900斤黄谷的保底价格偏低。”据说现场围绕价格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直到村干部解释说，保底仅仅是收入的一部分，公司盈利还有分红，而且公司会雇大家来打工，村民还会从土地中获得工资。最终这种“保底+分红+工资”的承诺得到村民的认可，在汤营村土地价值的起伏流变中，村民面对市场获得议价的权利，土地也在集体化时代之后首次集中回村集体，实现规模经营。

汤营农业公司成立时，胡桂全成为董事长，原王安村的书记阎永军成为总经理，原王安村村长胡志刚被选为监事会的负责人。胡志刚不参与经营，但公司如果有大宗的支出，除董事长和总经理签字外，都会找胡志刚商议，经监事会签字生效。胡桂全的权力只能批准100元以内的支出，但他谈到公司乐呵呵：“这是可以长期发展的模式，如果交给私人去经营，和村民关系不大，利益难以保证。”

汤营村很快成为成都市进行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个典范村。老川藏线的路边竖着“汤营农业有限公司”的牌子，现在汤营村的样貌已经迥异于传统的四川农村，成片的白色蔬菜大棚和规整的土地，土地边的告示牌标着“黄伞菇”、“灵芝”、“大棚蔬菜种植区”等等。原本从土地中收获不了多少希望的农民，开始庆幸老天厚爱的这片平原区，“种什么都长得好”。公司的销售盯着城里人的餐桌，什么走俏种什么。每年9月份西瓜采摘完了种苦瓜，苦瓜过后是当地人新近爱上的蔬菜“脆尖”，然后再种一季稻子，解决粮食生产问题，同时防止地里的病虫害。

公司成立第一年销售额近200万元，到今年头10个月达到了800万元。在公司打工的农民平日领计件工资，每月几百元到一千四五百元不等，年底等着保底收入和盈利分红。原本人均收入3400多元的汤营村，现在人均收入6000多元。特别的是，兴农公司不拿走红利，每年红利留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到村集体经济有100万资金回购时，兴农公司的股份就全归村集体所有。

汤营公司不断增加着盈利，将在2009年取消保底分红。村民看到了效益后，也愿意逐步直接面对市场风险。公司吸纳了本村和邻近村子40～60多岁的500多名农民打工。胡桂全说，原本他一年要调节上百宗纠纷，今年到目前为止村里只有一起纠纷。“土地给了人赚大钱的希望，矛盾自然就缓和了。”全公司除了董事长胡桂全，每个人都得下地干活，财务人员也要下到地里去用秤称菜。胡桂全已经思量着公司的扩张问题，“土地吸纳了农村的次劳力，让人特别踏实”。■ 成都发展成都三农农村农民生产队成都土地农业集体土地流转汤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