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作群:一个人修一条路

（文 / 杨璐）

( 唐作群喜欢用“愚公移山”来比喻自己修路这件事 )

一个人的路

天刚亮，唐作群就迫不及待背上背篓、拿起榔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在这条倾注了12年心血的路上每天走一个来回。山路的一面是像刀削斧砍过一样的岩壁，另一面是陡峭的悬崖，虽然也长着漫山的林木和野草，但是站在路边向下看，云雾升腾中村民的房屋变成了灰色的星星点点，远处的公路是纤细蜿蜒的黄色带子。没有护栏，即便是不恐高的人也有些眼晕。

在大多数时候，唐作群是一个沉默得有些木讷的老人，只有走在这条山路上，他的话才多起来。他轻轻地扒了一下岩壁，那些看似坚硬无比的石头就像渣滓一样分解成一块一块的，“这些石头不结实，你不碰它，它自己就掉下来了”。记者看到有些岩壁的裂缝能有一指宽，“今天你看到路是通的，晚上一场雨就能塌方”。为此，唐作群日复一日的工作就是“掏石头”:碎石用铁锹刨到竹编的簸箕里倒下悬崖，大石块用榔头捶碎或者绑上绳子像拉纤一样移走。这条山路有14公里长，当地人走一趟大约两个小时，如果遇到塌方，唐作群掏通一次有时要花费一周的时间。预防塌方所要修上的护坡、保坎和护栏大约得“百多万”，他没有钱，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减少塌方的可能性。在细碎的风化石铺就的路面上，唐作群每隔一段距离就挖一个浅浅的小水渠，把山上流下的泉水引下悬崖，防止雨水冲毁路面。

他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唐作群1996年带领着接龙村的村民在鸡公岭上开山修路的宽度是7.5米，但由于塌方和风化，这条路现在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样子——岩壁一面风化的石头还没有掏完，悬崖一面的石头就风化掉了。现在，这条山路宽的路段有4米，窄的路段不到2.5米，唐作群担心终有一天好不容易炸出的路会全部风化掉，“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和投入都白费了”。

也有令他高兴的事情，每走一段，他都要提醒记者低头看看路上的摩托车印，“你看又有人走，今天下雨都有人走”，或者抬头看看架在路旁的电线杆，这是最能让唐作群在乡亲面前抬头挺胸的事情。一个月前，村里刚刚有了手机信号，中国移动的基站就建在唐作群所修的山路上，“这些杆子都是顺着我修的路运上去的。”唐作群说。他向记者展示他刚刚花400元买的手机，这些钱是他帮助看管基站的酬劳，而他更喜欢说成是中国移动对他修这条路的奖励。

( 6年前朋友送的小狗“毛毛”一直如影随行地陪伴着唐作群 )

接龙村的村民都是依山而居，唐作群则是全村住得最高的人。自从因为修路而被妻子逐出家门之后，他索性就住在了山路上。路修到哪里，他就在那里用树枝搭一个三角的窝棚或者找一个山洞住下，充饥的食物是儿子唐浪背着母亲偷出来的玉米、红薯、土豆，渴了就伸着脖子张嘴接些山上流下的泉水。路边树上结的比枣稍大的野生猕猴桃，唐作群采了半编织袋，挑软的当蔬菜吃。他也有一个固定住处:用木板钉成四周的墙，房顶是用树皮和塑料布搭成的，四下透风，门的正上方贴着已经被风吹雨淋成粉白色的横批“咬牙坚持”，屋里墙壁上贴着过往行人的感谢信。

唐作群的床上随意堆放着电池、手电筒等杂物，山上没有电，晚上只能用手电筒照明。他晃着手里的收音机说:“已经用烂了好几个，晚上就是它陪着我，我用来听中央的农业政策。”因为路况不好，总有摩托车坏在路上，唐作群还为行人准备了气筒。他这个固定的居所已经成了歇脚的地方，只要门开着，无论是步行的人还是骑着摩托车的总要在这里停一下，说两句话再上路。

( 村民们偶尔也会上山来看看唐作群，跟他说说话， 帮帮忙 )

修路的动机

唐作群家所在的武隆县接龙村位于重庆市东南边缘大娄山和武陵山系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从武隆县城乘车进村只有一条大约100公里的山路可走。汽车进入接龙乡地界，柏油路变成坑洼不平的烂泥路，从这里到唐作群家的距离是18公里，因为路况不好，车子时而陷进泥里熄火，时而需要乘客下车搬走横在路中间的石头，走走停停花费了两个半小时。这条路并不是接龙村村民走出大山的最佳路线，从武隆县地图上看，接龙村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武隆县，但是与丰都县相邻。村民告诉记者，接龙村与丰都县的厂天乡仅隔了一座鸡公岭，并且村里到丰都县城的距离要比到武隆县城近40公里。如果不是负重上路，他们更愿意翻过村里最高处的鸡公岭，到丰都县的厂天乡乘车远行。

( “让村民坐着客车去赶集”是唐作群12年来的支撑 )

除了出行的便利，接龙村村民与丰都县的亲近还来源于经济上的考虑:丰都县城紧邻长江，武隆县则在乌江的边上，货物从乌江再运到长江等于是拐了一个弯，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丰都的运费要低于武隆。“从武汉、上海运来的日用品便宜，收我们农产品的人也不会因为运费高而压价。”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袋化肥可以少花十几块钱，一只猪可以多卖100多元。”修一条致富路，让乡亲们可以坐着客车去赶集，把村里的农产品直接送到长江边上卖个好价钱，是接龙村村民唐作群最原始的想法。

唐作群是最早走出大山的村民之一，1985年他和哥哥唐作清合开了一个木材加工厂，把山里的木材运到重庆做包装箱，这让他们很快成为村里的万元户，还盖起了气派的房子。后来，他又辗转去温州打工，是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农民之一。见过世面的唐作群家族是村里最有声望的一支。“村里招男嫁女，从借桌椅板凳到派人去新娘家抬嫁妆要有一个管事的人负责，这个人说一句，村民们就规规矩矩地来帮忙做事。”唐作群的侄子唐江说，村里有四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叔叔唐作群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修这条路真的没什么利可图，就是为了一个名，别人家都修不成只有我们有这个能力。”而令唐作群念念不忘的是村里鱼林溪上的石拱桥。接龙村的鱼林溪水很深，两岸村民的往来都要靠这座百年前所修的石拱桥，桥下立着一块有些破损的功德碑。唐江说，村里一直有一个传统，村民们会为修桥铺路的人立功德碑，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所花的钱数，用这种办法让后代子孙记住祖先的恩德。唐作群说，他没读过什么书，石拱桥就是他的老师，他要修一条让子子孙孙都能走的路。

这条设想中的路还通向唐作群内心最为隐蔽的角落。鸡公岭山高坡陡，往返一次要六七个小时，时有危险发生。唐作群的小儿子就是1991年的正月十五在下山回村的路上被山上滚落的巨石砸死的。唐作群说他已经回忆不起当时的情形了，而儿子唐浪告诉记者，弟弟出事的时候，父亲就在身边却无能为力，这让父亲一直很痛苦。

说服村民不是容易的事情，在爬惯山的村民眼里，公路占山占地十分浪费。村长唐玉林回忆，他家门前的500米村道路差不多修了4年，“这条路原来是良田，虽然每家损失的只有几分地，可是村民们也不舍得，甚至有人躺在地上不许挖，要挨家地做思想工作、调换土地”。唐作群当年出了1000块钱请乡里的电影放映队到各村放电影，顺便做修路的宣传。1996年，村里已经有人因为出去打工见识到了公路的便捷，很多人于是被唐作群说服。在乡里和唐作群的倡议下，接龙乡5000多人口，每人出了20元钱，在鸡公岭上拥有柴山和林木的村民也按了红手印承诺，只要道路修通，他们就不要毁林开山的补偿费。接龙村的村民们也同意在农闲的时候以义务投劳的方式上山修路。

但工程的难度让唐作群和村民们意想不到，“猴子都爬不上的悬崖崖”，要从顶上吊下人去打炮眼开山，好不容易炸开的路又极容易塌方。并且当初动员时很多许诺的捐款都没有兑现，唐作群只能自掏腰包。唐作群说，投到工程上的钱就像挤牙膏，今天300元明天500元的，都没有记账，也不知道花了多少。而在儿子唐浪看来，父亲其实是不敢面对真正的数字。对村民来说，当初的热血沸腾早已冷却为对自家生计的打算。一位曾参与过工程的村民告诉记者，1998年工程已经进行了3个农闲时节，每人每天3元钱的生活补贴始终没有兑现，他们没了盼头就停工下山了。老村长徐玉发给出了更为宏观的答案:接龙村是个贫困村，1990年涪陵地区下来检查温饱的时候，很多家还都是空空的。种玉米根本没办法糊口，村里虽然抓住了种烤烟这个方法来增加收入，但是1997、1998年市场饱和烤烟卖不出去，失去经济支柱的村民们为了生计纷纷到浙江拆房子去了。1998年之后村里就没剩多少青壮年的劳动力了。

越来越空的村子里，唐作群像“疯癫”了一样，日复一日地“掏石头”，直到2003年，这条乡村公路才第一次可以通行。

父子之间

修路12年，儿子唐浪是唐作群最亲密的助手。1991年唐浪从卫校毕业后，不甘心在乡里做只有几十块钱工资的工作，就追随父亲去了温州。“现在在温州混得好的，也都是我介绍过去的。”唐浪说。修路时为了节省资金，用硝酸铵做了一部分土炸药，这个工作时间长、责任大，别人都不愿意做，唐作群就把他叫回老家负责炸药的熬制和管理。“铺桥修路在我们这里是做好事，我开始很支持他，觉得他带领村民修致富路很伟大，但是没想到修了这么多年。”唐浪说。

唐作群喜欢用愚公移山来比喻自己修路的事情，认为儿子与他一起修路是理所应当，可这样的坚持却让唐浪原本幸福的家庭分崩离析。为了偿还父亲的债务，唐浪背着妻子黄晓荣卖光了她娘家送来的稻子和陪嫁的家具抵债。“我觉得唐浪和他父亲更亲一些，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黄晓荣无奈之下与唐浪离了婚。

唐作群并不是对儿子的家庭变故无动于衷，他告诉记者，儿媳妇走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一天，“唐浪的精神压力很大，离了婚，幸福没了，又有个女儿要养，我将来老了之后他不愿意养我，我也不怨他”。可这样的话听在唐浪的耳朵里却是另一番意味，唐浪说:“他这样说我的压力更大，其实他心底还是希望我给他养老送终的，可是以我这样的情况，他万一得了病怎么办？村里人知道我家没有偿还能力，我现在就是借50块钱都借不来。”

唐浪离婚后，唐作群让儿子和孙女上山住在工棚里一起修路，最困难的时候父子俩因为没有钱和没有时间，半年才下山理一次发，“像野人一样”。唐浪并不是无怨无悔地追随父亲，黄晓荣与他离婚8年没有再嫁，他明白妻子的心意，可是他知道，只要他还上山修路就没有办法复合。为了下山，父子二人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唐浪把修路的工具全部扔下了悬崖，唐作群则责骂儿子“不忠不孝，离不开女人，没有出息”。

“我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我就可以下山过正常生活了。”唐浪想通过引起外界的关注来帮助父亲修出他梦想中的路，产生严重分歧的父子在媒体面前暂时达成了一致。接受采访时，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唐浪在滔滔不绝讲他们造福乡里的初衷、他家为这条路所付出的代价等等，唐浪有些小聪明，懂得如何加强传播效果，他把自己当初在温州茶楼做领位说成是企业里的管理工作，工资也多说了一倍。一旦唐作群陷入“陈年旧账”的回忆中，他就会迅速打断父亲，以“我父亲的意思是”为开头，把话题引入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每到这样的时候，唐作群就会撇撇嘴，默不做声。趁着儿子不在的空隙，唐作群也会抓紧时间说一些心里话，比如村里鱼林溪上先辈所修的石拱桥，他听说修隧道可以解决塌方问题。可是，大多数时候他还是按照儿子接受采访时的策略行事，比如任何问题他都会转移到对柏油路的向往。他说:“我第一次去重庆就站在马路上数汽车，数也数不过来，我们村一年也看不见几辆汽车。”

唐浪的女儿现在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不想让孩子再重复山村里的生活，选择了一所条件好的学校，这也让他暂时下山离开了父亲。但是，他依旧放心不下，时常要打个电话托人上山看看那座用树皮做屋顶的工棚倒没倒，父亲是否平安。塌方多的时候，他会把年幼的女儿独自留在家里，亲自上山帮父亲。每次这样做，在温州的前妻都要跟他吵一架:“他只要半个月没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他又偷偷摸摸地上山了。”

为了还债，唐家已经卖掉了那栋曾经在村里很风光的房子，唐浪目前寄住在前妻的房子里，“住得不明不白，只能是以带女儿的名义”。前一段时间唐浪参加了卫校入学20周年的聚会，“每人300元，我没有出，大家都说我是神秘人物，从1996年之后我就没有再和同学们联系。”唐浪说，人到中年，班里不少同学已经混得有车有房了，可是他目前的生计就是蹲在路边等待打零工。

进退两难

现在唐作群成了养路人，每天拿着“大灵通”在山上巡视，如果遇到塌方，司机就会打电话向他寻求帮助，无论是大雪天还是深夜，唐作群都是随叫随到。唐作群父子告诉记者，自从他们修路的故事广为流传，路过的好心人有时会留下100元、200元给他们，不过村里普遍的说法是，路过的司机给唐作群3元、5元作为“过路费”已经成了一种默契。外人看来，这些“过路费”也算是唐作群的收入，可唐浪告诉记者，这些钱对于维护这条路是杯水车薪，“因为车辆等着通过，疏通道路的时间就得加快，雇一个工人一天是50元钱，一辆挖掘车一次要一两千元”。唐浪说他在外面打零工的钱除了少量作为生活费，大多数还是花在了路上。

2007年，政府考虑到这条路的危险性，在路口设了一块“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牌子。村民蒋福全马上就跑到重庆上访，要求乡政府赔偿为了修这条路而毁坏他家的十几亩柴山。唐作群说，村民的这个举动其实就是不想路荒废掉，这无形中给了他很大的心理压力，“本来是一个义务，久而久之变成责任了”。唐浪觉得自己和父亲被这条不断塌方的路绑住了。

更多时候，唐作群还是喜欢谈论他的目标:“拓宽路面，修护坡、保坎和护栏，一个懂地质的人说鸡公岭的岩石是页岩，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防止塌方。”唐作群只知道这些防护工程很花钱，具体多少他有时估计是“百多万”，有时说“几十万也行”。他没有钱请人来估算工程的造价，只是念念不忘当年“让村民坐着客车去赶集”的许诺。唐作群的脑子里有一幅全村脱贫致富的美好图景:真正能走出去的人没有几个，打工年纪大了还得回村里来，道路修通之后，村里可以种植高山反季蔬菜卖到丰都县的风景旅游区，他自己则开一个饲养场，“要成规模，村里现在养猪不赚钱是因为规模小”。

唐作群对自己所修道路的想象与现实并不相符。他上山修路这些年，山下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隆县城修起了去重庆的高速公路，发展的速度快过丰都，记者上山时那条18公里的烂泥路也会在明年变成柏油路。村长唐玉林告诉记者，村里这几年已经搞了种植高山反季蔬菜的实验，但因为缺乏对市场的了解而失败，交通因素对村里脱贫的制约已经不是主要的了，当年那种群众运动的方式也不再可能。村支书窦如军说，全村现在有670多人在外打工，他们既是青壮年的劳动力又是村里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人每年回村待不了几天，让他们出钱出力修一条与自己几乎没有关系的路，难度很大，何况为了这条路，全乡每人已经出过20块钱了。

不过，如果能多一条出村的路也没什么不好，唐玉林说，每次县里开“两会”的时候，都有人提这条公路的事情。但是，武隆县要修的“骨干交通项目很多，时间紧、任务重、资金紧，暂时无法解决”，县里的答复，要么是请当地政府从多方面筹措资金，要么就是再放放，等下一个五年计划。村里和乡里也没有资金支持。乡里一位对接龙村情况非常熟悉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龙村的土地承包以社为单位，土地发包流转非常困难，做什么项目都不成规模，扶贫搞不出名堂，也没有村办企业，村里就是个空架子。别说拿钱修路，平时的经费不是外出打工的人捐些，就是村干部自己贴钱。

2005年，乡里曾经派挖掘机来疏通塌方，唐浪对当时乡里“帮忙”的说法有些微词，他觉得这条路也是政府的事情，况且当年乡政府也表示了支持。唐作群则对这些并不放在心上，他给记者展示乡政府在去年党员干部总结会上颁发给他的荣誉证书，还说村里把他妻子定为贫困户，每月给她20元补助。虽然奖励与唐作群所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但是，他认为“这是政府对这条路的承认”。

雨一直下，山路上的行人在工棚里躲雨，唐作群拿出2006年4月份绘制的武隆县地图，小心翼翼地平铺在地上，借着门口微弱的光线，他给我们找到了这条路在地图上的映射:地图最上方一条粉色的细线。与纵横交错的公路和铁路标识相比，它微小得根本不会被人发现。■ 唐作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