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汉山下的突厥人

（文 / 朱步冲）

( 将墓葬从墓坑里搬迁出来 )

从蛮汉山脉毛岗哈达山的南麓向阳坡俯瞰下去，远处的永兴湖波澜不兴，仿佛是一面镶嵌在草原、农田与村落之间的明镜。

这片位于呼和浩特东南部凉城县郊，依照附近居住点命名为“水泉墓地”的墓葬，实际上不过是遍布着杨树、沙棘、芦苇的丘陵地带上，星罗棋布着29处深浅不一的墓坑，甚至放牧奶牛和羊群的牧民都很少光顾这里。每天，考古队从附近的凉城工作站徒步到此，至少需要40分钟。“这里的几条路，都是被我们每天徒步和乘车往返生生趟出来的。”负责发掘工作的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金松告诉我们。今年7月，正是在这片不起眼的荒芜之地上，他们找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

“这座墓葬完全是意外收获，本来我们这个勘察项目的主题是研究匈奴前内蒙古东南地区游牧民族的生存状况。”在位于呼和浩特展览馆路的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内，孙金松郑重其事地打开了一间车库大门，“最近几年，我们很少采取这种整体墓葬提取的做法，除非遇到非常重要或者无法就地展开保护的发现。方法就是在整体墓葬周边挖槽，切取为正方形，然后订制木框，周边用细土填实，墓葬下部逐渐掏空，每掏空一块，就立刻安置上底板，用螺丝固定住，最后用铲车把整体墓葬抬升上去，装车运走。”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被固定在木制外框内，长4.6米、宽度超过3米的方形墓葬，墓主和大部分浅层随葬品已经清晰可见。这座编号为27号的墓葬的主人是一名身高大约在1.7米左右的男性，头骨附近安放着一枚生前所佩戴的黄金耳环，散落在腰间的鎏金青铜拱形带、横栓以及玛瑙片，标志着一条早已腐朽的腰带，身边则工整地安放着一套完整的马具和箭囊。“根据跟我们合作的吉林大学人类学系专家张全超博士的分析，墓主人是标准的北方游牧民族，属于现代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孙金松指着墓主人遗骸左臂上套着的一块椭圆形的深红色玛瑙碟片说，“这个就是游牧民族使用的鹰落，是供海东青等饲养猎鹰停落的器具。”

至于这名神秘的远古游牧者的身份，研究人员仍然未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虽然氮15分析结果没有出来，但是从牙齿磨损程度看，墓主人生前饮食不错，营养充足，应该属于贵族。”孙金松介绍说。根据其他分析结果，初步肯定墓主人生活的年代是在距今1000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然而他的族属可能是曾经于6至8世纪之间称霸欧亚草原、“以弓箭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以战死沙场为荣，而以病逝为耻”的突厥。《新唐书·突厥传》曾用敬畏的口气描述这个勃兴于阿尔泰山西南、天山北麓的马上游牧帝国为“控弦十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弓箭无疑是他们驰骋草原时最为倚重的利器，“这些是鸣镝，就是带有球状中空带孔骨质球体的响箭，是突厥贵族在狩猎作战时传递命令的工具”。参与古泉墓地发掘的考古所研究生张闯辉指着散落在已经腐朽、颜色深褐的皮质箭囊中，一支支如同纸莎草花茎的箭矢对我们说。在箭囊附近的填土中，还依稀可见几个三角形的铁箭镞。早在突厥兴起时，部族的许多成员就充当强大的邻近游牧部落柔然的“锻奴”，“工于铁作”。《周书·突厥传》上说，突厥人善于冶铁，“兵器有弓矢鸣镝甲槊刀剑，其佩饰则兼有伏突”。根据阿尔泰山地区其他突厥时代墓葬出土的文物，突厥人善用木胎、骨衬的M型弓，配合这种稳定杀伤力极大的三角形箭镞，杀伤力显然远远优于其他游牧部落和中原地区的弓箭。

无疑，作为贵族，墓主人的身后哀荣肯定也与他生前的身份相称。按照突厥习俗，墓葬要位于山麓或河畔，以石块堆砌出墓葬边框，并按生前斩杀敌人数量，树立“石树标”（木桩）于墓前。在下葬前，逝者停尸于帐，子孙和亲属男女都各杀羊马祭祀，策马绕帐骑行七圈，然后下马来到帐门前，“以刀面，血泪齐流”，重复七次方止。随后择日将死者与生前乘马、殉牲一起火化下葬。“面”习俗可能来自中亚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与匈奴，在希罗多德《历史》中，就曾描写斯基泰人为了哀悼去世的国王，“割耳，剃头，切伤自己的前额、鼻子、臂部，并用箭矢刺穿左手”。在于唐中期向中原归化后，热衷火葬的突厥人也渐渐倾向于土葬，水泉27号墓地的主人无疑是接受了这种汉俗:在马具附近，孙金松和同事就发现了一个半掩在封土中的中原风格漆盘，而位于墓葬东南的角坑中，还有两件唐代风格的瓷器。

( 六角鎏金马头铃 )

“作为内蒙古地区第一个被发掘的突厥墓葬，27号墓可以为突厥在北方游牧民族生态、民族大融合和中西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提供极为宝贵的资料。”孙金松表示，“比如这套完好无损的马具。”他小心翼翼地从墓坑填土中拾起一只精致的马头铃向我们展示，这只六角形青铜鎏金制马铃表面镌刻了繁复的缠枝纹与飞鸟纹，顶部是一座两面形西方风格的人头像，算是首次发现，而马具的其他部分也同样新奇。孙金松介绍说，此次出土的马鞍虽然鞍鞯部分呈弧曲，与此前在蒙古和苏联地区出土的突厥马鞍相仿，拥有制作精良、表面镀锡的马鞍饰件，突厥标志性的圆角梯形镫环、椭圆形踏板的圭字形马镫，直柄式衔铁以及S形马镳，但它的鞍前部又有木制小立柱，“这个立柱的作用就是让骑乘者可以把两股缰绳缠绕在立柱上，然后腾出一只手来使用武器，属于后代所谓的西部鞍，主要发现于欧洲，而西部鞍在水泉墓地的出土，似乎也证明，突厥民族在超过10个世纪、横跨欧亚的‘马镫流传’中，扮演过异常重要的角色。从这件出土马鞍来看，它在鞍桥下方各有一穿孔，以系马镫，这种系挂系统的后移可以提供更好的后坐力，有利于马上兵器的使用。”张闯辉告诉我们。

关于这批宝贵文物的保护问题，孙金松表示，鉴于内蒙古地区空气干燥，暂时不会对临时寄存在所里的27号墓地产生损害，“也就是这个马鞍的外皮需要每天做湿化处理，不过回来一个月了，马鞍整体表面没有菌霉病变，说明情况良好，而铁马镫本身已经锈化，表面的锈衣已经有了防护作用”。说到下一步对出土器具的处理，他表示，所有文物需要进入实验室，其中青铜器与铁器将在X光透视做样后，用超声波振荡与环氧试剂法除锈、X光透视做样，然后用氧化粘贴剂对皮鞍和箭囊进行复原加固。

( 清理墓葬表面 )

为何在突厥、回纥两个突厥人游牧帝国衰落后，他们仍然活跃在这片被称为“漠南”的地带？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家罗新告诉我们，从公元6世纪开始，漠南就是突厥重要的活动区域，东突厥的牙帐（统治中心）在隋代开皇五年（585年），迁移至漠南道的紫河镇，后又移至作为当时定襄郡治的大利城（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四方统治区域称为“设”，由可汗宗亲贵族担任，其中三处位于今日的内蒙古境内。高宗永徽元年（630年），唐朝将北突厥汗国吞并后，就在呼和浩特附近的和林格尔设单于都护府，而在内蒙古草原上继兴的契丹也曾长期臣服于突厥，风俗相通。罗新说:“契丹人早在唐代，就与突厥人同属的回鹘联系密切，9世纪中叶回纥汗国灭亡后，大批投靠契丹为奴属的回鹘人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并在语言、宗教等各方面影响了契丹。”对于这一点，最生动的例证即是古泉墓葬中出土的圭字形马镫，在形制上与1986年内蒙古哲里木盟辽代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鎏金铁马镫十分相似。

“如果从更早的历史来看，这里一直是北方少数民族生活、融合的中心地带。”孙金松说。在27号墓旁，孙金松和他的同事发现了27座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中晚期、隶属“戎人”与“狄人”的墓葬，“一个个马背民族盛衰的历史，留下的印迹总会巧妙地重叠”。■

( 突厥武士 复原图 ) 突厥考古文物蛮汉游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