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女严德凤:娘家支柱

（文 / 朱文轶）

( 只有在土地上劳作，严德凤才能从心里感到踏实 )

今年的春耕，严家是小岗村头一家把所有农活干完的，这真是破天荒的一回。

严家自从1993年有了长外孙，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三代繁衍的高峰。在一次饭桌上，长子严余山骄傲地回想起算命先生曾对他说，严家注定是“人丁发”。对中国任何一个农村家庭，后继有人都被视为一个家族兴盛不衰的标志，更何况是对于这么一个曾经有过七代单传历史的家族。更何况，小岗村另一个同样人丁兴盛的严俊昌家一直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这是一个年轻的大家族，在大部分城市家庭都开始面对老龄化困境的时候，严家代表了农村家庭结构变化的另一种趋势。每天夕阳西下，9个小孩在一个大院子里一起嬉闹的场景充分传达了这个家族未来的活力。

但现在还不行。40多亩农田，需要正当其年的人去料理，单纯从劳动力来说，严家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时刻。严宏昌的个人梦想，影响了这个家族男性的选择。“土地无法带来财富”——这个60岁的男人30年来形成的观念几乎根深蒂固地种植于他3个儿子的内心。父亲创业未遂的故事激励着这个家族年轻的男人们前赴后继地离开土地，到外面世界去寻找机会。

另一方面，即使在小岗这样的传统农业村庄，机械化耕作的推行已有时日，严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了村里第一台手扶拖拉机，上世纪90年代又购置了联合收割机。不过这些机器仍然不足以把劳动力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一些土地并不适合机器。“我们家的田分布并不规则，另外，土地也高低不平，插秧机发挥不了作用。”严德凤说。像插秧这样繁重的农活更多还是依赖人工。男人们的出走无疑严重加剧了这个家庭人少地多的矛盾，儿童抚养和庄稼，成为这个家庭里女人们要肩负的一切。

( 靠着从上海学来的手艺，大女婿袁世强（右）给村民修农机贴补家用 )

农活对女性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压榨。田里充满着危险，对一个单薄弱小的女人，机器和耕牛随时有可能造成伤害。严德凤刚学开拖拉机那会儿，不止一次因为拐弯控制不住，被从座位甩到地上。1993年，她嫁入凤阳石马村的袁家，严家的地只有段永霞一人照看。一天，两只磨角的耕牛顶红了眼，狂暴的公牛突然奔跑起来，从背后将毫无防备的段永霞掀翻在地，使段永霞的整个右乳房被牛角撕裂，不远处的一名村民冲上前拽住牛绳，才让她捡回一命。这次意外的严重伤害，让严宏昌下地的次数多起来，也让严家再次意识到，这个家庭多么离不开大女儿。于是，3年后，严德凤和丈夫一起离开石马村，回娘家了。

严家的二儿子、2个女儿和3个儿媳都参加了今年的春耕，严家很久没有这么齐整的家庭团队了。

今年，村里有些爱说小话的人在背后数落严家，说一个这么多人口的家庭，居然要让严宏昌、段永霞两个老人下地干活，年轻人却在家里养得白白胖胖的。严德凤听不过去，对父母说，二老今年无论如何不要再下田了。她和弟弟商量，把家里的女性全部组织起来。3月初，稻秧长得够高了，严德凤就带着严家的“娘子军”浩浩荡荡出现在田里，回击了村里那些风言风语。

这些女人里除了严德凤，其他人自从嫁到严家，一直是以带孩子为主。她们本身也年轻，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生，早已过了安徽农村最艰苦的岁月，从来没有跟庄稼打过交道，几乎都得严德凤手把手从头教起。女人们都念过书，其中老五的媳妇学历最高，读过大专，不过在田里，严德凤是绝对的权威和领袖。

二儿子作为这里唯一的男性，自然负责扒田这样的重体力活。5个女人一起把秧苗拔出，六七棵缚成一束，再分插到田里。严德凤说，插秧是农活里的“技术工种”，干活的人要掌握好力度，插深了，秧会被埋进泥里死掉;插浅了，秧可能松动倒塌，也活不了。“她们刚开始不认识稻和草，我要把草专门撇开，把秧交给她们。”她们5人站成一排，从上面开始干，按照严德凤的要求，插秧时每束秧苗前后都保持距离，每人负责的宽度够种5束秧苗的地方，从左边种到右边，慢慢往后移。插完后，再对根部撒肥。“人多力量大啊。”严德凤说，“以前我们家把秧全部插完得20天，多的话要一个月，今年9天就把活全干完了。”

严德凤似乎生下来就在严家扎了根，她离不开土地，也离不开严家。严德凤1970年出生没几天，就被母亲绑在背上出门要饭了。她从来没有过读书的机会，也没想过争取。在严德凤七八岁正当上学年纪时候，严家仍然处在饥饿的恐惧里。当时严宏昌和段永霞已经打算不再要孩子了，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农村推行，二是以严家当时的经济状况，肯定是多要孩子多受罪。事情总难如人料，段永霞是村里头一批被要求去村卫生所结扎的，可到那儿一查，她贫血得历害，经不起结扎手术，只有戴避孕环。卫生所领的避孕环质量差，经常掉，小岗村不少女人就都出现了意外怀孕，段永霞也是其中之一。她一连又生了两个。严家本来家里田里就有干不完的活，严宏昌又常常出门在外，增加的人口无疑就成了长女的负担。这样一来，严德凤上学受教育的机会更渺茫了。

弟妹既是严德凤童年的玩伴，也是她童年的羁绊。她在村里的伙伴很少，所有时间要用来照看4个弟妹。父母清早下田，她每天的生活也开始了。弟妹们上下年纪相差很大，在弟妹很小的时候，她就利用家里茅草屋的大门槛，让小家伙们睡在门槛里，自己抱个小凳坐在门槛外，看晴朗天空中掠过的小雀。

几年后，孩子们长大了，七嘴八舌的要求也就多起来。严德凤要防止他们四处乱走，又要哄他们开心，还要努力分开打架的小兄弟们。有一次，她经不住几个弟弟的哀求，带他们下自家池塘里洗澡，等到严宏昌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找过去的时候，看到小个头的严余山和弟弟，脚根本够不到水底，正用手拽着塘边的草根子漂浮在水面上。这危险的场面让严宏昌恼怒至极，他用随手拿着的赶牛的鞭子狠狠地抽打女儿，让她保证以后绝不再犯类似错误。这件事至今在严家几个子女记忆里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父亲性格温和，他们很少看到他这样暴怒，而严德凤也是5个孩子里唯一一个挨过父亲如此毒打的。

严宏昌现在年纪越大越觉得亏欠这个女儿，他从心底希望女儿一直留在身边，可他给不了女儿更特殊更好的待遇。在凤阳，回到娘家的女儿只能住在“偏房”，严德凤和丈夫的这间屋子只有不到10平方米，是所有房间里最小的，朝北，没有窗户，炎热的夏天一丝风也吹不进来。袁世强在村里开了个农机维修的小铺子，平常用的切割机、绞磨机、电焊机，还有体积硕大的气泵，在这个本就小得可怜的房间里堆积如山。严德凤把床搭在这些油腻腻的机器旁边，夫妻俩晚上就窝在里面，一大早，他们头一个爬起来打扫院落、维修机器。

从1996年回到严家，严德凤就一直这样生活，做最多的劳动，把自己奉献给这个大家庭，她早就习惯了这种家庭分工。可这在严家是个怪圈:严宏昌越是想补偿女儿，越是把严德凤挽留在自己身边，就越让这个大女儿为家庭付出得更多。

严德凤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这个性格开朗的女人，骨子里吃苦耐劳。她热爱劳动，尽情享受每个劳动过后的时间，她喜欢跟丈夫袁世强手挽手坐在灶台边，大声跟家人说笑话。

说起来，严德凤跟袁世强的婚姻，要归功于她的二叔。

严袁两家原来并不陌生，严宏昌和袁世强的父亲袁怀松是初中同校，交情要好，只是小岗村和石马村距离不近，两家人平常少有机会走动。袁世强和严德凤在很小的时候见过面，袁世强比严德凤小几岁，一直称呼她“姐姐”。

就在严宏昌二弟严付昌“三下泗洪、四下四川”找对象的那个时间，有一回他出门出了很久，盘缠花完了，从四川发电报回家向严宏昌借钱。严家的花生早卖了，稻子刚收上来没晒干，卖不掉，手头没有周转现金，可弟弟电报里说得急，严母又逼得紧，严宏昌于是就想起了他的这位在石马村的同窗。石马村也不是个富裕的村子，不过水利条件相对优越，粮食收得多点，村民们手头的积蓄要比小岗村多。

严宏昌头一次向老同学开口借钱，死活说不出口，在袁家坐了半晌，东扯西拉也没说到正题，一直坐到吃饭的时间，只有告辞回家。袁怀松多少看出点同学的心思，就送他出门，一路问“是不是有事儿要帮忙？”连问了三遍，严宏昌终于开口了。袁怀松为人爽快，一口答应，说明天就把稻子拉到明光村卖了，下午把钱给你送去。第二天，袁怀松果真带着200块钱到严家了，严宏昌千恩万谢。这是袁怀松第一趟到严家串门，一眼就看上了严家忙前忙后的大女儿严德凤。“他一坐下来，就绕着弯夸自己的大儿子袁世强，唠了一下午。”段永霞回忆，“我后来就跟宏昌说，‘老袁估计是看上我们家闺女，想找她做儿媳妇了’。”这一年是1986年，严德凤16岁。

又过了4年，袁怀松果然托了石马村的一个媒人上门提亲了。既然双方对彼此都这么了解，这婚也没什么可说的。袁家只是希望这门亲事应该尽早完结，父母能了了桩大心事。在凤阳，不止严宏昌家感受到人少地多的紧张，一个能干活的媳妇在农村极为抢手。袁家3个儿子，袁世强是长子，两个弟弟比他年少很多，家里更需要一个能够操持家务的人。袁怀松当年一眼看上严德凤，就是他瞅出这姑娘肯定是里外的一把好手。

1993年正月十六，严德凤嫁到袁家，袁家就分家了。袁世强有两个爷爷，一个是亲爷爷，另一个是爷爷的亲弟弟，终身未娶，跟这家人过了一辈子，袁世强管他叫“小爷爷”。两位老人一个年头一个年尾先后去世了。“小爷爷”临终前，袁怀松带着几个儿子跪在床前，答应这位老人，要把他们哥俩安葬在一起，丧事的规模和将来每年祭祀的待遇都不会比亲爷爷差。袁家为给两位老人治病、送终前前后后花掉了全部的积蓄，还为此背了几万块的外债。严德凤两口子分到了十几亩田和一屁股债。

光靠那些田来还债，怎么也还不完。袁家这边的经济状况大不如前，严家那边因为女儿出嫁，人手紧缺处处被动。“我就跟亲家商量，分给女儿的田还由他们家种，让女儿女婿搬回严家来。”严宏昌说。

就这样，袁世强成了“上门女婿”，严德凤回家了。

严德凤开着拖拉机拉我到严家的田里去看了一下，黄豆已经开始收了，黑豆还得再过半个月。今年地里多种黑豆，也是严德凤的主意。“别看这两种经济作物产量差不多。”她对我说，“黄豆是死价钱，通常就是2块到3块间浮动，黑豆就不同了，没底，少的时候卖5块钱，最高能卖到20块。”她说，比起黄豆，黑豆风险大，有利可图，不过值得一试。

田里有段日子没人去了，草长得很茂盛。拖拉机压过土地，碾出很浓郁的青草气息。

1996年严德凤回到娘家没多久，就和袁世强搬到田边来住了。严家的房子当时还没有扩建二层，家里实在腾不出地方。另外，严家的田离家远，三天两头被人偷庄稼、偷鱼，还有存放田边的农具。严德凤和袁世强就承担起给家照看农田的任务。作为给女儿的补偿，严宏昌给这个小家庭单独划了十来亩地。

临时的家就搭在池塘边，3间茅草屋，有一间没铺顶，露着天光。除了一日三餐，俩人一年四季都待在这个草棚里，6年时光就这样“咻”地没了。袁世强跟老婆耍贫:“看看哟，我‘嫁’给你，你什么都没有给我，住草棚还缺个口。”

“本来以为，这一辈子就那么过了。”严德凤望着这片宽阔的土地出神。那时，她和袁世强称这儿为“岛”。他们从来没见过岛是什么样子，在他们想象里，那里有水，有花，一定荒无人烟。“这里都有。”她说，“我们给它起了名字，叫‘桃花岛’。”

孤独是两口子最初要对付的敌人，后来孤独成了他们的朋友。他们把草棚周围的草砍掉，在池塘边种了几棵桃树和无花果树，精心培育，严德凤给树叶修剪成小鸟的样子。

1999年，他们在池塘边养了几百只土鸡，这些鸡和那十来亩田，成了俩人全部的资产。“鸡四处跑，在田里捉虫子，也不用喂，每天傍晚我们就在田里捡鸡蛋，看着那拾满篮子的蛋啊，真是满心欢喜。”她坐在拖拉机上，点了一支烟，接着跟我说。就在这个孤独的“岛”上，严德凤学会了抽烟。“农忙时，二弟过来帮忙干活，两个男人忙累了就蹲在田头抽烟，我一个人坐着打瞌睡。时间长了，我也跟着抽，现在还离不开了。”　

与世无争的生活终于被一场前所未有的冲突打断了。2001年，小岗村两个严氏家族的矛盾几十年里越积越深，最终发展成为械斗，只是没谁想到，这个远离村庄的小家庭会成为这场积怨的受害者。这场激烈的群架就发生在严家的池塘边，混乱中，老实的袁世强随手拿起身边的砍草刀反击，结果砍伤了严俊昌家儿子的头。

争斗惊动了村里和镇里，两家的官司一直打到市中级法院，在多方调节下，以严德凤和袁世强赔偿严俊昌家1万元医疗费而了结。“如果不是那一架，都习惯那种平静、没有目的又幸福的生活了。”她说，“当时觉得万念俱灰。是我们先被打，可还手重了，又是我们被罚。本来背的债都快还清了，结果又堆了一屁股。”“我跟世强谁都没心思再看田了，把池塘的鱼都卖了，商量了一下，打算去上海打工。”

2001年9月9日，和往年一样，一家人过完严宏昌的生日，他们吃了寿面，严德凤两口子还特地去镇里订了一盒生日蛋糕。晚上，他们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严德凤娘家长女支柱严宏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