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博物馆文物失窃案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陈超)
与普遍猜测不同的是,敦煌博物馆根本不存在资金短缺的困难,而是因为新馆建设,旧馆的安保设备改装计划被一再搁置。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5月,全国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和全额供养,敦煌博物馆本想利用这个契机扩大安保人员的编制,结果如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主任罗华庆告诉本刊记者的:“在硬件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因为财政供养的余裕迅速扩编非专业的安保人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安保漏洞。”
扑朔迷离的失窃
8月24日一早,敦煌博物馆的参观人员不多,展厅里有点冷清。负责看守敦煌博物馆第一展厅的王丽(化名)在展柜前踱步,路过一个展台前,这里原本摆放着7面古铜镜。根据王丽向本刊记者的追述,当时,她突然发现,展台的玻璃压条已经脱落,露出一条五六厘米的缝隙,其中四面铜镜不翼而飞。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首先想到的是将玻璃展台修好,展台表面是一块桌子大小的玻璃屏,由于年代久远,几经修补,已经变成几块玻璃拼接而成,窃贼正是拿掉其中一块压条,将展台里的古镜取走。王丽将掉下的压条拿起来,重新拼在展台上封好,这才选择报警。
被盗的4面古镜中,有一面“昭明镜”是西汉时期的文物,另外3面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文物,其中1面直径11厘米、厚0.3厘米,背面有“位至三公”铭文的铜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当地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整个案发现场已经被改变,展柜已经被重新拼接,提取指纹等证据变得异常困难。更令警方棘手的是,整个博物馆没有安装摄像头,无法找到接近展柜人员的信息。展厅里只有一名看守人员,也没有工作人员负责每天的文物清查,如此一来甚至无法推定铜镜被盗的具体日期,只能将案发时间估计为20日至23日之间。警方表示,博物馆在夜间有一套红外线防盗装置,并未接到报警,而且门窗完好,因此白天开放时间被盗的可能性更大。
这些推论对锁定嫌疑人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敦煌博物馆位于敦煌市阳关东路,这是一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也是这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城里最繁华的街道。敦煌市区距离莫高窟25公里,距离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只有5公里,敦煌周围还有阳关、玉门关等名胜古迹,“来参观莫高窟的游客住在城里,常常顺便来博物馆,与同级别的博物馆相比,我们的接待量不小,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很难找到是谁偷的古镜。”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
( 被盗古铜镜之一
)
敦煌博物馆成立于1979年,当时与图书馆、文化馆在一起办公,1984年时如今的博物馆落成,占地2400平方米。馆藏文物达到5000件,一级品95件,二级品141件,其中,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写经,汉长城烽燧出土的汉简,200多座东汉及魏晋古墓中出土的墓葬物最有特色。案发后,本刊记者来到展厅,每位参观的游客都要在门口进行证件登记,看门人李萍(化名)神秘地告诉记者:“文物被盗之后,我们才开始登记,以前都是随便出入的。”博物馆门口原来是一些工艺品商店,因为盗窃案都已经大门紧锁。李萍指了指天花板上一个白色的盒子:“那就是我们的红外线防盗系统,是12年前安的,只有晚上才开。白天就全靠人看着。”
博物馆共有三个展厅,一楼东侧的展厅是“敦煌汉长城展览”,主要展出汉代长城沿线出土的陶器、草席等生活用品;二楼为图书馆第一、第二两个展厅,展品按照时间顺序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分成不同的单元,其中东侧的第一展厅里就是唐代以前的文物。记者参观时是中午,游客很少,展厅大约三四百平方米左右,一个看守人员在展厅正中的桌子上打着瞌睡。展柜和展台样式都非常老旧,黄褐色的木架子有些斑驳,“这些展台还是20年前在广交会上买的。”李萍说。第一展厅的东南角就是汉代到魏晋时期文物展区,丢失文物的展台已经被收起来,不过依然可以看到几个展台表面拼接的玻璃压条都是用透明胶带粘起来的,展柜里用来照明的日光灯有些已经损坏,照在文物上的光略显昏暗。
( 被盗古铜镜之二 )
博物馆斜对面就是市区最繁华的夜市,一到傍晚,步行街上都是卖各种工艺品的小贩,两侧有很多家古玩店。9月1日,警方把古镜的照片和协查通知发到每家古玩店,“对积极提供线索破案者奖励现金2万元”,时至今日依然毫无线索。
新馆与老馆的资金博弈
甘肃省文物局安全督察处处长贺养洲向本刊记者介绍,根据公安部对文物单位的风险等级和安防规定,藏品在1万件以下的就为3级风险单位,敦煌市博物馆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将风险等级评定为3级,“按照当时的风险防范标准是合格的”。但是按照后来陆续出台的新标准,不仅要求“对藏品目标,只使用一种探测装置或只使用一种实体防护装置的技术防护措施”,而且需要“对防护部位所在空间采取复合探测技术,配置声音复核或图像复核装置的技术防护措施”。根据这些规定,“只有一套红外线报警设施肯定是不达标的”。文物局虽然了解情况,“但是地方比较穷,经费短缺,也没办法,只能建议加强人防力度”。
博物馆的保卫人员张强(化名)却不同意这种说法。“博物馆根本不缺钱。”张强将本刊记者约到市郊,才敢愤愤地说,“我在博物馆保卫处工作了20年,现在的安保设备不足,我们已经向上级打过多次报告请求安装摄像头等设备,结果迟迟不批,到现在值班的保安连一件工作服都没有。1987年博物馆与图书馆、文化馆三馆分离,我们博物馆是最不缺乏资金的单位。”敦煌博物馆一直代行文物局的职能,对阳关遗迹进行管理,到2001年,又与敦煌一家公司合作对玉门关的旅游项目进行开发和管理,“两项收入相加,每年就有100万元左右的收入”。今年5月之前,博物馆的门票是10元,按照这一标准,仅门票收入就有几十万元。“博物馆是享受财政补贴的,我们单位一共有28名正式员工,其中20名的工资由政府财政补贴,这些收入仅需要支付剩下的员工工资和日常的维护费用,虽然不是特别充裕,但几年下来足可以安装一套新的安保设备。”按照张强的推算,如果没有博物馆新馆建设工程,安保的硬件设备或许早已更新。
“我们正在建设新的博物馆,那里有完善的安防设备。”李萍对本刊记者说。博物馆新馆选址在敦煌市区南部的敦月公路上,记者赶到施工现场,新馆的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庞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已经初具规模,但现场略显冷清,十几名工人在顶层做封顶的准备,一辆推土机在工地周围铲土,剩余的施工设施都闲置在一旁。
“我们已经垫付了300多万元的材料款。”一位现场的项目经理向本刊记者抱怨。按照合同,博物馆的新馆工程从2007年开工,2008年4月就可以竣工,“本来去年底就应该封顶,可是资金没有到位。”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理介绍,早在六七年前,敦煌博物馆就在规划建设新馆,到2005年请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完成设计方案,建筑面积达到7600平方米,是旧馆的3倍。按照最初计划,项目投资1960万元,工程投资由政府拨款和博物馆自筹相结合,政府拨付的款项不足工程的一半,博物馆依靠门票、旅游景点管理的收入以及拍卖旧馆的资金支付剩余款项。“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收到400万元的工程款,后来陆续打进几十万元,可是光去年我们就干了价值700万元的工程,项目经费不到位,我们也不能完成任务。”截至目前,施工方总共收到大约1000万元,“今年因为材料价格上涨,整个工程已经追加到2300多万元。博物馆到现在还没有拍卖出去,每年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这些款项”。
“有钱”惹祸?
“我们是地方志为主题的博物馆,是市文化局下属单位,管理莫高窟的敦煌研究院是直属兰州文物局的地级单位,敦煌市仅仅是个县级市,我们的博物馆自然没法和人家比。”李萍说。在敦煌市,真正展出文物的博物馆有三家,莫高窟的陈列中心、敦煌博物馆和阳关博物馆。
“阳关博物馆是私人集资建立的博物馆,在资金方面主要依靠个人投资,与敦煌博物馆的筹资模式和经营方式完全不同。”阳关博物馆馆长纪永元说。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主任罗华庆也告诉本刊记者,敦煌研究院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两部分:莫高窟门票收入和项目经费。“前年我们的门票经过论证会通过,旺季的价格160元,淡季80元。去年仅门票收入就近6000万元,加上各种研究项目的专项经费和捐助,研究院有足够的资金维持各个部门的运行。陈列中心从1994年开馆,最初还收门票,后来觉得没有必要,就取消了。”在市文化局直属单位中,敦煌博物馆的经济状况一直不错,然而今年5月实行博物馆的财政全额供养之前,敦煌博物馆与其他两家相比仍然相形见绌。
在罗华庆看来,今年5月在全国实行的博物馆免费开放以及对公立博物馆实行全额供养,是公立博物馆的转折点。“在实行全额供养之前,博物馆实行的是财政补贴,根据地方经济条件支付博物馆的部分日常开销,剩下的就需要博物馆通过门票等方式自筹,博物馆在经营上和资金管理上仍不稳定,一些地方博物馆因为参观人员太少,财政吃紧。而今年开始实行博物馆的财政供养之后,博物馆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不过,罗华庆也表示,如果对突然出现的补贴资金准备不足,反而会有负面作用。“博物馆的工作变成了铁饭碗,希望进入博物馆工作的人就会增加,而且博物馆也有余力支付新增加的工作人员,大量的新员工进入公立博物馆,安保人员的防护能力和责任心都有所下降,反而可能出现安全漏洞。”
敦煌博物馆在财政供养之前一直苦于筹集新馆的建设资金,今年4月接到上级通知,“‘五一’之后全国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同时他们得到的是每年450万元的财政供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巨款。”张强说,“过去门票和旅游管理的收入都不超过200万元,如今只是少了门票的几十万元,旅游管理的收入还在,增加的450万元使我们的财政状况大大改观,也使我们有能力弥补人员安排上的不足。”原来,博物馆的人员编制一直不够,考古部门同时负责库房的保管,讲解员则分布在展厅里,同时兼任看守工作。政府的拨款使资金上捉襟见肘的市博物馆有了充实工作人员的能力。今年4月,博物馆招收了4名合同制工作人员,“起初每个展厅布置讲解员,现在把讲解员统一安排在接待处,接待团体游客,还有一部分解说员看守库房,分工貌似更加明确,结果问题就出在这里”。
按照规定,这4名新员工与2名老员工负责白天的展厅看守工作,分成上下午两班,每个展厅配一名看守。“原来每个展厅里有两三个讲解员,而且对文物情况都比较熟悉,现在每个展厅里只有一名守卫人员,又没有专业培训。”张强说。罗华庆也表示:“博物馆的安保要依靠两个系统,一个是硬件的安保设施,另外就是人员的管理。”莫高窟陈列中心恰好也有三个展区,每个展区中都有一名身着制服的保安不停在展厅中巡视,“安保的关键在于人的管理,我们的展区安装有红外、声波、摄像等多套安保设备,但这一切还是靠人来管理。在硬件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因为财政供养的余裕迅速扩编非专业的安保人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安保漏洞”。距离失窃20天之后,案发时两名工作人员已经停职,敦煌博物馆也开始着手安装展厅内的摄像系统。■
(实习记者于嘉浩对本文亦有贡献) 考古文物博物馆敦煌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失窃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