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民这半辈子

（文 / 马戎戎）

在过去的5年间，吕建民在北京的“地下电影”圈子里，有着“教父”的头衔。那一年贾樟柯的《世界》公映，在一个活动上，贾樟柯对他说:“我们没有合作过，但你对推动独立电影发展所做的无私的贡献和帮助，我们都很感激你。”

吕建民说，在他声誉最盛的时候，每天都会接到许多不知名的导演的电话，请他吃饭喝茶，希望他能帮他们一把。当然，饭局结束时，经常是他请客，因为那些导演的经济状况比他差。

吕建民在北京地下电影圈子出名是因为《巫山云雨》。那部片子经他的手，一下子发行了40多万张DVD，连导演章明自己都惊着了，拉着他问:“能给我分点奖金么？”

其实这个成绩吕建民自己也没想到。那是2002年，他在福建做地产失败，到北京时，身上只有几千块钱。“机缘巧合，正好遇到个朋友手里有着《大力水手3》的发行版权，当时我根本就不懂发行，也不懂影视，但我懂得这是个好东西。‘大力水手吃菠菜’，当时谁都爱看，所以这根本就不愁卖。我就赶快找人凑钱把这个版权买了下来，然后又转了出去，赚到了点儿钱，于是，从这儿开始，我干上了根本就没想过我能干的行业——影视发行。”吕建民说。

《巫山云雨》在各个电影节上得到了许多奖，但在国内一直没有机会上映。吕建民原本只想买《巫山云雨》的发行权，但章明强烈要求他把《秘语十七小时》一并买走。吕建民发这个片子的手段并不见得多高明:以“情色”做噱头。用吕建民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点暧昧，做了一个比较黄色的包装。”然后加了两句广告词，一句是“被禁八年，重见天日”，一句是“中国第一部分级影片”。

这个片子用这样的方式一包装出去，当时订单就达到了15万张，最后竟销售出了40多万张，利润达到了100万元。这个结果大大超出了章明自己的预期，在他的预期里，片子能发出5000张到1万张就是成功。

吕建民说，他并不认为这样的包装方式是正确的，至少在道德标准上不正确，有错误引导消费者的倾向。然而作为商人，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当时用文艺片的方式去包装是行不通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消费群体:“如果打着纯文艺片的招牌，你说这电影能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力吗？我也想走纯情，但市场不是我说了算的，包装是手段，有人看，有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好电影、好作品，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吗？这样的想法错了吗？难道让它躺在音像店里，养在深闺人不识就好了吗？”

宣传画和宣传语在全国的音像店里粘贴着，有记者见到了觉得奇怪，打电话问广电总局:这部电影为什么要被禁8年？中国电影分级什么时候开始的？广电总局当然一头雾水:我们从未禁过这部电影，中国电影也没分级。但这新闻却把这片子的销量进一步炒热了。

吕建民说，在这场风波中，他的策略是“躲”。章明给他打电话，他对章明说:“你可以接受任何媒体采访骂我，你也可以说你不知情，你只要不把我说出去就行。”他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包括国外媒体的采访。

私下里，他有自己的盘算:“我只是做发行的。导演顶多罚两万块钱写检查，我也一样，而且处罚会低。我又没违法，还是民营企业，不在你的系统里，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政府确实也一直没把他怎么样，吕建民却接连用这种方式把一批这样的电影做成了音像系列，包括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盛志民的《心心》、李玉的《鱼和象》。

与许多人想的不同，这些电影的DVD全是正版:“音像是文化部批，文化部认为中国影片不需要报批，我觉得这些电影肯定是中国影片，所以我们就没报批，按正版发了。”

这批电影的宣传方式，和《巫山云雨》的手法是一样的。表面上各位导演在媒体版面上义愤填膺，同口谴责奸商行为，实际上却无一不欢欣鼓舞:我们的影片终于能够让中国人看到了。于是几乎所有的第6代导演的片子都找上门来，吕建民就顺手一系列发下来了。

“我觉得过去中国独立电影在冰城下，是我歪打正着一头把它撞破了。”吕建民说。他说，对于他自己发行的电影，他是真的喜欢看，比如《安阳婴儿》，审美趣味主流的观众可能会觉得沉闷、消极、枯燥，可是吕建民是真的喜欢，他觉得，那种无望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有一段时间，我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吕建民说。

吕建民认为自己是有文艺情怀的人。少年时代，他是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那是20世纪80年代，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靠父母的关系在县城里找到一份工作，却又心思不在上面，只是不停给县城里的文学刊物《浦城文艺》投稿。那时间他的状态也非常文学化:长发，领导和他打招呼他不理，因为觉得那会失去尊严和骨气。

因为会写小说，他参加了福建省文联的第二届作家班，第一届的学员是舒婷他们。他喜欢福州，这是他曾经幻想过的大城市，在这个城市的文联大院里，他过着想象中的艺术家的生活:聚众喝酒，时时大醉;醉后回到宿舍，不管同宿舍的人睡着没有，都把灯打得大开，大声喧哗，并视之为率性。

作家班结业，他是唯一没有被推荐到大学去的学员。那时作家班的学员，结业后好的被推荐到北京的大学，最差的也会被推荐到省里的大学。

艺术家的光环卸去，人生被打回原点，他立志不回小县城，要在福州扎下根来。他租了房子，靠给报社、电视台写稿为生，没有户口，没有单位，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一支笔。

也许是因为有这段经历，对于那些处于“地下”状态的年轻电影人，他能体谅他们的处境，并不仅仅把他们看做生意伙伴。

吕建民记得，那时有一个导演“鬼鬼祟祟到电影学院来见我”。他请导演吃饭，盘子端上来的时候，有一道菜是鸡腿，那导演拿起鸡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好香啊，真香啊，我已经好久没吃这个了。”

那顿饭吕建民基本上没吃，所有的菜全部被那导演吃掉了。吃完后，导演还把剩下的菜全打了包，包括汤。他说:“这鱼汤可以拿来泡米饭。”

后来，吕建民和这个导演签约，帮他租了房子，还给他生活费。再后来，导演回了大学当老师。

那时，吕建民的身份，已经从“发行”，转成了“出品人”。

这些地下电影音像发行的最好时期，是2002到2005年。因为随着电影政策的宽松，很多过去的“地下电影”，都获得了走上大银幕的机会;而随着市场作用的增强，2005年之后，“地下电影”这个名词逐渐转换为“独立电影”。

吕建民自己观察到，这些年，这些“地下电影”音像制品的销路，慢慢变得不好了:“从开始的40万张，到后来的十几万张，5万张，后来都固定1万张，到现在就是一万张几千张。”他的解释是，“大家可能是刚刚接触这种地下电影，觉得很神秘，慢慢你看多了以后，觉得也就这么回事。包装成情色片这种招数，老百姓也看多了”。

从2006年开始，吕建民开始致力于一些小成本的商业电影的制作和发行，尝试之作是雪村导演的《新街口》。这部电影的质量粗糙，但他认为，自己这条路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这是“时势”的需要。

吕建民相信，个人的成功和失败是离不开时代的。2002年来到北京之前，他在福建曾经有过暴富又破产的经商经历。

1985年进入作家班，1986年结业，之后，他在福州“漂”了6年。1993年，凭借过去6年里积攒下来的在媒体的资源，他开了自己的广告公司。

那时在福州，广告业还是没开发的行业，福州有钱的小公司已经不少。吕建民公司里有个英国设计师，当时全福州的老外加起来不到5个，吕建民带着英国人到处跑，所有的有钱人都被震住了，觉得他的公司实力雄厚。于是吕建民的业务好做得不得了:“我什么都不懂，就觉得这个钱怎么就这么好赚。”

1996年，福州房地产市场起步，吕建民从广告转行地产，在市中心一气开发了6万多平方米的小区，走到了个人事业的顶峰。对于那一段时期的状态，吕建民形容是“张狂”。结果1997年赶上国家的宏观调控，银行贷款无法到账，为了套现，房子赔本卖掉了。吕建民瞬间破产:“卖了车卖了房，最后连女儿的学费都交不起了。”吕建民记得，那一次送女儿回姥姥家去，他身上只有10块钱，全给了女儿，自己只能步行回家。

那一年，吕建民33岁。1997到2000年，整整3年，他足不出户，在家反省，反省的结果是:他的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那时候经济形势非常好，傻瓜都能赚钱，后来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我的性格不是一个商人的性格。反思之前赚到的钱，那不过是借着很好的经济形势耍耍小聪明，后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那3年，日子过得无比灰暗。吕建民说，那种生活状态，是主流电影里从来没反映过的，所以来到北京后，他看那些地下电影，一下子起了共鸣。

38岁，吕建民冲着一个朋友的邀请重闯北京，寻找自己下半生的事业和生活:“特别简单，两件衣服、两条内裤就来了，还有一堆的书。”他强调他的书，“什么都没拿，就拿编织袋带来一堆的书，跟逃荒的民工一样”。

吕建民说，在发行地下电影、和这些电影人交往的时候，他始终被一种矛盾所困扰:他喜欢自己发行的那些电影，觉得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优秀的影片，比如《盲井》。但是他也看到，“这些电影赚不到钱，经常赔钱。我也不能永远赔钱，毕竟是在做生意”。这状态也不能满足他小小的虚荣心:“受众太小，你说你是做电影的，可说了人家也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也是我和第6代导演之间共同面临的一个事，挺郁闷的，毕竟你做一个东西还是想让老百姓看的。”

同时，他也看到了这个圈子的“鱼龙混杂”:独立电影圈有纯粹善良的理想主义者，也同样有一些没有责任心、不肯承认自己缺乏电影才华、只是一味把过错推脱给环境的投机者。

吕建民吃过这样的亏。有一次，他投了100多万元给一个导演拍“高清”，结果这个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暴露出了能力不足，拍戏的时候把整个剧组撂在那里自己去喝酒。制片人给他指出问题，他又不肯正面面对问题。当时这100多万元在吕建民的公司的整个利润里整占一小半，就这样打了水漂。这个导演的作为，也伤害了吕建民的感情:“我对别人说，今后你们谁是他的朋友，谁就是我的敌人。”

吕建民说，最近两三年，他一直在反思电影到底是什么，是正餐，是甜点，还是开胃酒？反思的结果是，不管怎么样，生存是第一位的。

现在，他觉得:“我确实和很多做艺术片的导演很有共同语言，因为那时我确实也是刚刚从低谷走出来。跟他们接触合作的过程中，我的确发现很多时候环境是不好的，但是人往往还是要适应环境的。很多环境是改变不了的，你要是想在游戏中继续玩下去，就要遵守规则，除非哪天你有了这个能力来制定规则。当然电影是要有个性的，但是这个个性始终要和现有的规则去结合。我现在不会再被编剧或是导演忽悠了，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比他们要了解市场了。”

另一方面，吕建民觉得环境也确实在宽松，真实的、有个性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在“地下电影”里呈现。

吕建民说，他觉得第6代的电影人是“被流失的一代”:“第6代导演难道生来就是拍艺术电影的吗？不是，是环境所迫。”

“我曾经跟王小帅谈过，他跟我说，电影是两棵树:商业电影是棵树，艺术电影是棵树。从艺术电影这棵树我已经快跑到树顶了，我快摘到果实了，我滑下来爬另外一棵树去摘商业，我能做得了吗？从电影本身来讲，商业电影整个制作流程和方式跟艺术电影是不一样的，第6代年轻的时候没环境，现在他们想往这边转，没有受过完整的流程培训熏陶，要掌握商业电影，我个人觉得，他们真的有点力不从心。”

吕建民现在认为，真正的电影主流还是商业电影，但是中国的商业电影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而新一代的电影人，处境也很难，“新生代现在没把他踹出去，但也没宠着他，也没帮着他，那现在他们怎么办？因为你没有完全抛弃他，他又觉得我在这儿还能活下去，所以他也没有勇气出去找。我觉得现在新生代的导演是脸盆里闷水”。

吕建民现在定下的方向，是启用新生代导演来拍摄一些有意思的中小成本的商业电影，他觉得这样能让新生代电影人和他都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下来。比如林子聪原本是周星驰电影的御用配角，现在他给他近1000万元的资金，让他拍了一部喜剧片《大四喜》。

吕建民说，过去他总是分不清自己的身份，现在他决心要分清了:“把生活安定下来是基本，我是一个商人，但是我也希望过得更好。我也觉得我够条件，我首先不是傻子，我也很努力地工作，我不偷懒，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周末什么叫休息，我也有追求金钱的权利。”

他希望，今后几年里，他能够一年做两到三部商业影片，实现公司盈利。盈利以后，他可以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不以赚钱为目的来拍摄一些小众的艺术电影，作为他在追求金钱和满足文艺情怀之间的一种平衡:“我可能会尽量控制在20%的亏损度，也就是说，我能承受20%的亏损。”

“我一把年纪了，也不想要折腾了。”最后，吕建民把自己的变化归结为年龄。■ 吕建民巫山云雨中国电影剧情片地下电影商业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