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 爷(496)

（文 / 张家珍）

有时做梦会梦见姥爷。他去了有十几年了吧。

有人说姥爷是广西人，有人说是山西的，还有人说他是湖南人，因为姥爷身世很复杂，姥爷他爸是从广东广西一带到山西做官的，姥爷出生在山西，说的却是一口南方话，乍一听像湖南话，仔细一听，又不像。因为从小听姥爷说话，所以我现在对各种难懂方言的听力强于一般人。还因为姥爷一辈子非但没说过普通话，连他出生地临汾的方言也一句不会，我们几个孙辈的人经常问姥姥，姥爷到底是哪儿人呀？姥姥说，八成是外星人吧。

姥爷大学学历，在新中国成立前上过商业专科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商学院经济学院之类的，新中国成立前好歹也在某个商行做过小职员。但他上班没几天就生了病，据说还是那种十天半月好不了的慢性病，姥姥说他其实就是不想工作，和谁都处不好关系。现在想想，估计姥爷那时得的很可能是抑郁症。后来，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姥爷怀着对新社会种种不看好的想法，就彻底回家做了“宅男”——以后的四五十年里再也没有上过一天班。好在姥姥是个女强人加新女性，知书达理，竟然还上过高中，养活全家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了她柔弱又坚强的肩上。

在别人眼里，姥爷是个古人，或者说是个怪人。他的衣着是解放前乡村贫民穿的那种粗布带纽襻的中式立领对襟衫，冬秋是黑色和蓝色，春夏是米色和白色，扣子永远系得一个不落，走在街上，你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某个剧组跑出来的演民国戏的群众演员，仔细一看，神态和做派又真像是地地道道的清末乡绅，稳重而略显木讷。新社会的快节奏和飞速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让他觉得极不适应，好在在家除了读书看报听广播，还可以听听邻居们谈谈天，甚至小孩子也会带来些新鲜事物，他便再也没有出门的必要性了。

我目睹的姥爷这一生中的两次出门，一次是在1982年，我们家从西单四合院搬到新街口的四合院，还有一次是我上大学那年，从四合院搬到了东城的居民楼里。那两次经历对姥爷来说是痛苦而又惊心动魄的。第一次，姥爷出门后就紧紧抓着弱小的我的手，在此之前，他已经几十年没有出过门了。当时北京的公交车很挤，沿着赵登禹路走的7路公交车又尤其的挤，上车后，我和姥爷就被挤散了。姥爷离开我，不知道要在哪儿下车，就紧贴在车门口，7路车凶悍的女售票员揪着姥爷的衣服让他给下车的人让开通道，姥爷被她粗俗的举止吓得直哆嗦，手却紧紧地把住车门，嘴里一直念着:这样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呢？几乎快到下车时我使出了浑身的劲儿从中门挤到了前门姥爷身边，拉着姥爷的手，几乎拽着将姥爷拉下了车，姥爷的头碰到了车门上，被磕肿了一大块，身后售票员还骂着:外地人，真不懂北京的规矩。我紧紧地拉着姥爷的手，眼泪扑嗒嗒地掉了下来。那年我12岁，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的悲哀，为没能保护好姥爷。

搬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姥爷都闷闷不乐的，晚上看书看到深夜，上午就一直躺在床上，到午饭时才起。我知道生活中的任何一种改变，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让爸妈给姥爷订了本《大众电影》，那是当时中国图片最多、最好看的杂志，那时我就知道，美女是有疗伤作用的。我问姥爷陈冲好看还是刘晓庆好看，姥爷觉得刘晓庆更美。后来，他又迷上了林芳兵。

第二次搬家后，我就上大学了，姥爷有了单独的房间放自己成堆的旧书。每个周末，我回家后，就坐在他的房间和他聊上几句，姥爷就会问我，钱够用吧？然后，从书架最里面抽出一本旧书，把夹在里面的钱一张不落地塞在我手里，那是我妈给他的零用钱。他说，以前他还买书，但现在书已经放不下了，钱也就没什么用处了。

所有的人当中，姥爷最爱我，超过了刘晓庆和林芳兵。我却没什么可回报他的。他走的那年，冬天很冷，他总是不停地咳嗽。有一天，我下班回来，习惯性地先去推他的门，见他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气，妈说大夫来过了，是重感冒。那晚上我坐在姥爷床边握着他的手，姥爷说不出话来，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看我还在不在他身边。那天凌晨他离开的时候，我睡着了。姥爷以最安静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告别了我。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想起姥爷，这个道道地地的世界的旁观者，他让我很小就觉得人生可以是对社会无用又无害的，可以一边逃避现实一边观赏现实，同时让我觉得人生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而说到底却是无能为力的。

在梦里，姥爷还是那么面容慈善，和气安详。姥爷要是活到现在，就再也不用挤公共汽车了，我会开着车带他去每一个他想看的地方，让他隔着玻璃窗，不受打扰地欣赏这个世界，没人再能伤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