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届最干净的奥运会 ——访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场馆主任赵健

（文 / 曹玲）

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赢得奖牌并非唯一的目标，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奥林匹克的纯洁。为了举办一届最干净、祥和的奥运会，中国在努力，世界也在努力。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话掷地有声：“亲爱的运动员们，请记住，你们是世界青年的楷模，请拒绝兴奋剂，向作弊说不。”为此，北京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数量达到了空前的4500例，比雅典奥运会增加了25%。这一切都为了保障竞技的公平和公正，为了捍卫体育的尊严和价值。

菲尔普斯检查次数最多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查数量创历年之最，到比赛结束一共进行了多少例兴奋剂检测？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共进行了2500例检测，其中12例阳性;2004年雅典奥运会进行了3500次检测，其中26次阳性。北京奥运会目前运动员药检呈阳性的比例只有5例，较低的比例说明了什么问题？

赵健:检查总数原定是4500例，实际突破了5000例。增加检查的原因很多，比如破纪录运动员人数增加、赛外检查情况调整等等。阳性比例低是件好事，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奥运会开幕前，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都在不同场合呼吁，各国奥委会要选拔“干净”的运动员来参赛，于是在赛前各国的兴奋剂检查中，一批作弊的运动员纷纷落马。比如希腊和保加利亚举重队各有11名运动员被禁赛，意大利花剑世界冠军巴尔迪尼无缘北京奥运会等等。除此之外，赛前奥委会一直在宣传北京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查工作将是历届最严格、规模最大的，这些正面宣传对那些试图以身试法、存在侥幸心理的运动员也是一个震慑。

赵健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奥委会出台了哪些更加严厉的反兴奋剂政策？能否解读一下国际奥委会一直宣称遵循的“零容忍”政策？

赵健:“零容忍”政策是指对兴奋剂问题的处理比过去更加严格，这是基本态度。具体表现在，国际奥委会规定，如果运动员在运动会期间检查呈阳性、受到6个月以上的禁赛处罚的话，将被取消参加下一届运动会的资格;如果错过3次检查，也会被取消参赛资格;运动员A瓶尿样阳性将自动停赛，有关体育组织及运动员还会受到经济处罚。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

还比如，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审批也比过去更为严格。治疗用药豁免本来是给运动员提供一个合理用药途径，但是不排除某些人想从中钻空子的可能。举个例子，某些治疗哮喘的药物可以扩张支气管、改善呼吸，对游泳这种需要憋气的项目有用，而运动员发生运动性哮喘的情况又比较多，申报人员也多。此次奥运会专门在朝阳医院成立了一个呼吸鉴定实验室，需要实验室鉴定运动员是否有运动型哮喘，严重到何种程度后，才会决定给不给予审批。

三联生活周刊:兴奋剂检测分很多种，比如尿检和血检分别针对什么项目的运动员？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最多要接受多少次检查？

赵健:尿检和血检是两种不同检查方式，针对不同的药物。尿检是常规检查，针对大多数违禁物质;血检到目前为止针对的是生长激素、血液回输等物质和方式。国际田联、泳联、自行车联盟、赛艇皮划艇联合会这些涉及耐力体能的项目都规定除了尿检还要做血检。赛内检查的规则是，奥运会个人项目前5名都要检查，其他则随机抽查两名运动员。国际奥委会规定，运动员可能在同一天内接受好几次检查，必须随时随地、无条件接受。北京奥运会被查次数最多的肯定是菲尔普斯，他拿了8块金牌，如果按赛后查一次来算，至少有8次。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药检呈阳性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了5种违禁药物，这些药物有什么作用？滥用情况如何？

赵健:从事不同项目的运动员会服用不同的药物，其中滥用程度最高的是类固醇。类固醇能增加蛋白合成、快速生长肌肉，从而提高力量，而力量和肌肉几乎是所有体育项目中都会涉及的，所以类固醇被滥用得最多，从上世纪50年代被发现之后就开始被运动员滥用，涉及的典型项目有举重和田径。这次被查出的希腊选手哈尔基亚是雅典奥运会女子400米栏冠军，她服用类固醇美曲勃龙就是为了获得肌肉力量。

而有些药物只对一些项目的运动员有作用，比如促红细胞生成素（EPO）能够增强机体对氧的结合、运输和供应能力，促进肌肉中氧生成，从而使肌肉更加有力、工作时间更长。自行车选手滥用EPO一直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比如这次被查出的西班牙女自行车选手玛丽娅·莫里诺。此外，中长跑、马拉松和长距离竞走等耐力项目都可能和EPO扯上关系。

朝鲜射击选手金正洙服用的是心得安，属于镇静剂，能够降低血压和心率，对于射击、射箭这些对精确度要求非常高的项目有帮助，对其他项目来说没什么用。

越南体操选手杜施彦服用了利尿磺胺，这是一种常用的利尿剂。利尿剂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快速降体重，对有级别限制的项目有用，比如柔道、举重等;一个是作为遮蔽剂有掩盖作用，可以加速药物的排泄，也就是说运动员可能服用了其他违禁药物，又使用利尿剂快速将其从尿液中带走，这适合很多项目。

漏网之鱼在所难免

三联生活周刊:禁药清单上的药物从最初的8种发展到如今的200多种，什么样的药物才会被列入清单？

赵健:每一种进入清单的药物都要通过非常严格的流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专门有一个科学小组对清单进行研究。列入清单有三个原则:一是对运动员身体有害，二是对提高运动员成绩有用，三是违背体育道德。如果满足三条中的两条就可能被列入清单。禁药清单是动态调整的，有物质进入也有物质出来。比如，咖啡因一度也是禁药，但是后来科学证明它对运动员的能力提高没有帮助，所以它又从清单里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说，只要运动员服用清单上的药物就一定能检测出来？

赵健:不一定。从检测技术上讲，不是运动员用药就一定能查出。检测难点在于药品种类繁多，禁药清单只是一个举例名单，只列举了典型药物，但是它还规定所有和这些药物化学结构类似或作用类似的物质都不能使用。这样一来，需要检测的化合物种类高达一两千种，在一个盲样中寻找一两千种化学物质非常困难。其次，这些物质在尿样和血样中的浓度非常低，从检测技术上说，即使运动员服药但是低于检测线也无法查出来。第三个，为了保证绝对万无一失，有可能放过一些疑似，甚至是相当疑似但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阳性的例子。因此，兴奋剂检测不能出现假阳性。误判对运动员的伤害很大，我们要确定了才能下结论。

三联生活周刊:那岂不是还是会有一些漏网之鱼？

赵健:是这样。兴奋剂检查和检测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把所有服药的运动员都揪出来，很多药物代谢时间非常短，即使停药几天后检查呈阴性，也无法说明这个人就从来没用过药。虽然奥运会期间我们进行了5000多例检测，但是参赛运动员有1万多名，不可能天天查一遍。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信绝大多数运动员都不会服药，但对获得名次的运动员一定进行检查，确保奖牌的公正。

8月19日，俄罗斯选手伊辛巴耶娃在女子撑竿跳高决赛中，以5米05的成绩夺得金牌，并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三联生活周刊:一旦尿检呈阳性，就不给运动员任何申诉的机会，这是不是太残酷？比如游泳运动员欧阳鲲鹏因尿检结果阳性离开了国家队，有没有可能真的是不小心食用了烧烤肉类中含有的瘦肉精（克仑特罗）？

赵健:兴奋剂问题的处理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例如对运动员来讲，挽救的方式有B瓶复检、听证会、申请仲裁等。欧阳鲲鹏说他吃烤肉出事了，很冤枉，但是由于证据不足，听证会并没有认可他的说法。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规定，无论运动员是故意使用了违禁物质，还是由于疏忽大意等所致，均构成违规，这就是“严格责任制”的原则。

三联生活周刊:但还是有人质疑会出现误判的可能。比如WADA制定的兴奋剂检测标准说，如果一个人尿样中的睾酮/表睾酮的比值大于4，就说明该运动员有嫌疑，必须进一步接受检查，但是研究人员又指出，这个比例因人而异，变化范围很大。这是怎么回事？

赵健:表睾酮是一种内源性激素，本身对运动能力的提高没有作用，只是因为人体内睾酮/表睾酮的比值有一定范围，运动员可以通过注射表睾酮来掩盖自己注射违禁药物睾酮的事实。

现在规定睾酮/表睾酮的比值大于4可能构成违规，但并不是绝对的。医学调查显示，大多数的人睾酮/表睾酮的比值小于4，这是正常值，就像我们体检时各项指标的正常范围。当这个比值大于4时，大多数情况下尿样应属异常。但万一运动员是其中的少数人呢？所以还要进行进一步调查，调查运动员和自己之前的检测结果相比，是不是一直都大于4或者处于某个范围之间。如果运动员历次都是在这个范围内，本身指标就和普通人不同，那也能说明他是清白的。比如刘国梁就曾因为睾酮/表睾酮的比值偏高，接受过半年调查，结果证明他是清白的。此外，如果运动员能够提供生理学和病理学证明，比值偏高是因为生理或病理的原因，也能说明他是清白的。

要不要质疑博尔特？

三联生活周刊:奥运会开始前，各个国家都事先自己进行了兴奋剂检查，这是国际惯例吗？

赵健:实际上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反兴奋剂机构，这是一个问题。全球大概有八九十个国家有反兴奋剂机构，但是像中国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那样真正有完善反兴奋剂计划的国家只有二三十个。这也是今后全球反兴奋剂工作需要改进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来，那些国内反兴奋剂措施力度不够，但是又在大赛上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也会遭到质疑？比如，牙买加反兴奋剂协会在今年8月11日刚刚成立，我们要不要质疑博尔特？

赵健:兴奋剂检查是几个层面上的事情，一是各国每年自己检查，另外运动员所属的国际单位也会检查。通常检查的都是全球优秀的运动员，比如单项排名靠前的选手都会被列入检查注册库，每年从库里抽取一定数量检查。当然，也不是说28个国际协会都有很好的检查机制，国际田联是做得最好的，每年都会检查几千例。博尔特一定会接受很多次检查，如果没有证据，大可不必对他进行质疑。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假如某个运动员的成绩突飞猛进或是集体获得卓越的成绩，立刻就会有声音质疑他们是不是使用了兴奋剂，公众的这种心态正常吗？

赵健:这种方式有些偏激，我们还是要相信大多数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但是这种反应已经展现出兴奋剂问题对体育运动造成的巨大伤害。罗格和萨马兰奇都曾讲过，兴奋剂问题再不控制真是会毁掉奥林匹克运动，因为公众已经产生信任危机。琼斯事件就给喜欢她的人很大打击，他们会觉得这7年的欢呼、掌声和鲜花都给了一个骗子，他们还能相信谁呢？是不是其他运动员也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公众对体育事业的一种正常反应，他们无法容忍心目中的英雄是个骗子。

所以，这届奥运会我们如此重视反兴奋剂。一旦一个国家的形象和代表在奥运会上出问题，对这个国家这个项目将是非常大的打击。如果有一天公众集体倒戈，谁破纪录质疑谁，全都不相信运动员的成绩，那奥运会还有什么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不过荣誉和金钱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年轻运动员怎样才能顶住这些诱惑不去服用兴奋剂？检查总归不是一个治标又治本的办法。

赵健:反兴奋剂工作不能简单依靠兴奋剂检查，比如去年我们检查了1万多例，那么今年查2万例？明年查3万例？这是非常愚蠢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教育和法律。什么是比赛精神？运动员到底要用怎样的道德和价值标准从事体育运动？怎样获得金牌才真正光荣？这些都要从小运动员开始进行教育。除此之外，还要教育国民，形成反兴奋剂的公众氛围。如果公众都觉得服用兴奋剂和马路上偷人钱包一样属于道德问题，谁用药就唾弃谁，那么相当多运动员就会考虑这个问题，会承担巨大的道德压力，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大家觉得用药很正常，不用白不用，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除了道德约束外，还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比如现在我们有一部《反兴奋剂条例》，这是一部行政法规，如果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还要依赖于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药物常常最先在职业体育或专业体育中出现，然后往青少年、业余体育以及健身领域蔓延。这已经成为一个公害，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6年通过《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要求各国政府参与到反兴奋剂工作中来。我们既要相信道德，也要靠法律来保障。 兴奋剂奥运会项目睾丸酮俄罗斯兴奋剂睾酮检查三联生活周刊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