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着游戏着

（文 / 李晶晶）

冰嬉图卷（清，金昆、程志道、福隆安绘）

“中国古代体育的一些形式和现代体育的一些形式有些相类，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体育之间还是有着不同的特征。如西方体育强调的多为竞技性，而中国古代体育注重的则是娱乐性和技巧性。同时，中国古代体育并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态和令别人叹为观止的体格与体能，甚至拒绝仅仅用一些赛场上的量化指标，特别是在人们为了身体某一部分过度发达而损害另一部分的健康成长时。”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学术研究部主任崔乐泉如是说。

蹴鞠图案铜印（西汉）

在展览中，有一枚印面边长1.6×1.6厘米、印体厚0.5厘米的西汉“蹴鞠图案铜印”反映的就是当时蹴鞠的场景。早到战国至汉，蹴鞠已很普及，形式分两种。一种是自娱自乐，带点儿表演性质，以博喝彩。这铜印实际上是一枚肖形印，印面图案中两位后束发髻的蹴鞠者，正做出欲踢的样子，两人之间有二鞠已被踢起。“这是古代蹴鞠‘白打’形式中较早的一种。”崔乐泉说。“白打”是踢出花样，可以1个人，也可以10个人一块踢，就相当于现在足球当中的颠球。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人钱选临摹的《宋太宗蹴鞠图》，表现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还有大臣赵普等人“白打”蹴鞠的情景。

“另一种形式是对抗，与今天的足球有些类似。就是在场地中间竖一个球门，在竹竿上扎上网子以后留一个球门洞，只要把这个球踢进了球门洞里，落入对方场地，这就算胜了。这种形式的直接对抗性不如今天强烈，主要讲究的还是技巧，最初与军事训练相关。” 崔乐泉说。在汉代，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北征匈奴的时候，就训练士兵“穿域蹴鞠”，其“僻脱承便，盖象兵戍”，说明这是一种直接对抗性比赛。

“这种激烈的直接对抗形式，在唐宋时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球的变化，过去的蹴鞠用球是实心的，在动物尿胞里面，或在其他皮制器物里面塞上毛发来踢。到了唐代，发明了充气的球，中间的芯是用动物的尿胞充上气，周围用8片皮子缝起来作为球，跟现在的足球基本上一样。第二是有了球门，就是在场地中间竖一个球门，在竹竿上扎上网子以后留一个球门洞。这些改变将蹴鞠的表演性和观赏性提高，而直接的对抗性更大大减弱。”崔乐泉说，“蹴鞠发展到明清，逐渐走向衰落，变成儿童、妇女当中流行的活动形式。由于娱乐性增强了，竞技性几乎没有，它的影响也就逐渐变小了。”

在展品中有一本明代王思义的《三才图会》，又名《三才图说》。书分14类，汇集了诸家书中有关天地诸物的图像，并部分缀之文字相互印证。此书所示“人事卷十”中有部分体育活动场面的展示，如“角图”、“斗牛图”、“打弹图”、“蹴图”、“缘竿图”等等，卷帙巨大。其中的《蹴鞠图》描绘的就是蹴鞠的形式。

红皮嵌画珐琅（清）

另一种古代盛兴的球类运动是马球。崔乐泉说：“曹植在他的《名都篇》里有这样的诗句：‘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这里的‘击鞠’实际上就是对古代马球的一种描写。”马奔跑速度快，加之骑手挥杆击打，使得马球比赛激烈而刺激。马球在唐代最为发达，许多唐代壁画中打马球的场面非常壮观。陕西大明宫曾经发现了一个奠基石，上面就记载着关于马球场建立的情况，刻的是“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除了球场，当时有关马球的画面表现得非常丰富，陕西章怀太子墓里边就有一幅很宏大的打马球的画面，其中球的形式、马球杆的形式、人的动作都表现得惟妙惟肖，完全与现代摄影所定格的瞬间雷同。

崔乐泉说：“马球的对抗强度增加，缘于马具的革命。大约西晋时马蹬才发明。马蹬的发明使得骑手双手解放，随之马球变得普及而好看。宋代以后，马球越来越娱乐化，与唐代军事目的的技术含量相比，宋代及后来的明代都呈衰落之势。而辽、金、元的少数民族，以马背为生，击球不过为生活平添乐趣而已。今天的体育比赛没有马球一项，让今人无缘看到古人的乐趣。”

展览中还有宋代的两只绞胎球。器物呈圆球形，泥质绞胎，一大一小陈列于展柜中。这是中国古代的另外一种球类运动——捶丸，其规则与形式跟高尔夫球非常相近，强调地貌，有穴，穴口插旗，限定棒（杆）数，也是击球入穴。此球发明于唐代，经辽、宋、金、元发展，明代风行，清代时不明不白地消亡了。

展览中最具特色的是清代《木雕摔跤人印版》，这套木雕摔跤印版共8块，分别刻画了8种不同的摔跤动作。木雕中的两位摔跤手，皆脑后梳有髻辫，身着短衣搭链，腰束宽带。一人着黑靴，另一人着白靴。8种动作姿态虽然不一，但具有连续性，应为一摔跤连续动作的范本。

崔乐泉说：“在清代流行两种摔跤形式。一种是‘官跤’，摔跤的人叫‘布库’，当时宫廷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善扑营’来管理，善扑营的布库分一、二、三等，每年按等领取钱粮。每年12月23日，在养心殿御前进行摔跤表演。少年康熙皇帝擒拿鳌拜，就有他所训练的一帮布库们的功劳。而这一套《木雕摔跤人印版》，当为宫廷中‘官跤’用的范本。除了‘官跤’，在民间还有一种摔跤叫‘私跤’。当时在北京东四、西四、东单、西单、日坛、月坛、地安门等地方，都有当时的‘跤窝子’，也就是老百姓的摔跤场所。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并不利于带有强烈对抗与刺激色彩的竞技运动充分发展。因此，原始的朴素和谐的理想、中和融通的宽和精神，决定了中国古代体育的竞技性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形式。”

展览中，明清时代的围棋文物资料占据了一定的比例。清代玉围棋，分碧玉、白玉两色，每色各185粒棋子。附紫檀玉顶盒两个，盒盖顶为白玉钮，钮中饰金属花形蕊。另一件清中期掐丝珐琅长方四足匣，是清代皇宫内帝后们下围棋时用的器皿之一。匣做长方形天盖地式，铜镀金光素底座下连铜镀金錾花四如意云头足。通体掐铜丝填天蓝、黑色珐琅饰纹。匣盖的四侧立壁掐丝镀金填天蓝色珐琅呈四层折叠围棋棋盘状，长方形底座上置一紫檀木长方屉，内有折叠围棋棋盘一张。

高宗御用铁镂金刻双龙马鞍（清）

这个时期，围棋有广泛的普及，流派纷起和竞赛的日益频繁，使得当时名手辈出，棋苑空前繁盛。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4人被称为“四大家”。4人中，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施、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并同于少年成名，人称“海昌二妙”。据说在施襄夏30岁、范西屏31岁时，二人对弈于当湖，经过10局交战，胜负相当。“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成为流传至今的精妙之作。

冰上运动，较早期的资料就是明清时代大量出现的冰嬉绘画作品和滑冰用具。清代立国后，满族人把一些冰上活动逐步地带入了内地，并规定每年从全国各地选拔近千名“善走冰”的人入宫，每年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现在的北海和中南海）进行训练和表演。展品中有两件《冰嬉图卷》，一件是张为邦、姚文瀚合绘，另一件是金昆、程志道和福隆安合绘，其内容都是以“太液池冬月表演冰嬉”为主题。

金昆、程志道和福隆安合绘的《冰嬉图卷》上，主要表现了三个方面的滑冰形式：第一类是速滑比赛，又名为“抢等”。速滑比赛的奖金，据《皇朝文献通考·乐考》记载：“头等三名，赏银十两。二等三名，赏银八两。三等三名，赏银六两。其余兵丁各赏银四两。”奖金虽有等差，但是参加者人人都有奖，也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了。第二类是花样滑冰，又称“走队”。走队的人有执旗、执弓箭而滑，各有不同的走势动作，如“大蝎子”、“金鸡独立”、“哪吒探海”、“双飞燕”、“千斤坠”等，也有手执弓箭射球及杂技动作，可以说是花样众多，表演精彩。第三类是在冰上踢足球。这种冰上足球是分队式的竞赛，不是以踢进球门为胜，而是“以得者为胜”。

“体育与文娱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体育的一大特征。”崔乐泉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特别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使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在追求外养的同时，更要达到与内修的统一。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最初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体育活动，其娱乐性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更注重修身的教育性。这样一来，许多富有技巧表演性、游戏性、趣味性和艺术观赏性的项目大量出现。” 蹴鞠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