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丁顿庄园文学和思想节

伏尔泰战胜了奥斯汀

文学节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的文学节，现在已经办成了文学和思想节。很明显，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因为对思想感兴趣才过来的，很多精彩讨论，涉及从政治到哲学等范围内富有挑战性的观念。文学节不仅是作家朗诵某本书的片段，那样的话人人都能做，作者要提供额外的东西:某本书是怎么诞生的？你为什么要写它？”

文学节上，有很多活动都以文字作品为出发点，而不是把某本书当做已经完成的东西。BBC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乔纳森·丁布尔比就以他近来对俄罗斯的研究作为平台，讨论世界强国的复兴。前议员、英国首相办公室政策制定顾问乌娜·金，BBC战地记者马丁·贝尔就一些全球性问题和政治问题发表了看法。

卡尔·奥诺雷（Carl Honoré）也出席了文学节，他的《慢活》一书跟文学节非常契合。他说:“奥诺雷的哲学是人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总是生活在压力之下。文学节背后的理念也是放慢节奏，去思考，去享受文学和对话，鼓励人们换一种生活节奏，放下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要忙个不停。”

畅销书作家、《旅行的艺术》和《身份的焦虑》的作者阿兰·德波顿讲述了他参加文学节的经历:“2006年，我要在悉尼作家节上演讲，向3000名听众做闭幕演说。我要找一个地方做做准备，便去了一间地下室。过了一会儿，我想出去，却发现自己被锁在了里面。更糟糕的是，我还没法打电话告知别人，因为我没有组织者的电话。绝望的我只好打电话给我在英格兰的妻子，那边是半夜，我让她打电话给我的出版人。我被困在地下室的时候，这些电话就在世界各地打来打去。最后，组织方获知了情况，一位维修员在我上台前几分钟把我救了出去。后来我想，这是不是他们故意的:演讲令我很紧张，但被解救出来后，我松了一口气，就忘了紧张。所以，我对文学节组织者的建议是，把你的客人锁起来。”

文学节上有一个很生动的项目——热气球辩论:想象一组作家坐在一只正在下降的热气球里，每位辩手要证明他选的那位作者应该活命，别的人应该被丢下去，然后听众投票。组织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西方经典就像一只容量有限的篮子，将要传给后人。

在第一场辩论中，有4个人分别挑选了格雷厄姆·格林、《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刘易斯、仍在世的作家班布里奇和海明威，最后活下来的是格林，因为他“出色的感受力和对人性的因素的感情”。

第二场辩论的4位辩手，把著名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编剧安德鲁·戴维斯选了珍·奥斯汀;小说家菲利普·亨舍尔选了作家伍德豪斯;澳大利亚籍作家、1972年创办了泼妇出版社（Virago Press）的卡门·卡莉尔选择了伏尔泰;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选了荷马（她特别强调是写了《奥德赛》的荷马，不是写了《伊利亚特》的荷马）。

比尔德这样记述这场辩论:“安德鲁·戴维斯非常喜爱奥斯汀，但我怀疑他是寄希望于广大的奥斯汀迷，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奥斯汀迷。菲利普讲伍德豪斯时讲得很有趣，抛出一些伍德豪斯式的隐喻，但我承认我听过之后就全忘了。卡门很能争辩，但她发言的时候，我在润色我自己的发言。我把《奥德赛》说成是一部成为几乎所有其他文学作品基础的文学作品，它讲的不只是男孩得到了女孩，而是更加出色的，男孩回到了家中，回到了女孩的身边。它成了所有返回故里的故事的框架。我还刚从埃迪斯·霍尔的《奥德赛接受史》一书中看到了一些史实。比如，这本书里说，企鹅出版社出版的里乌翻译的《奥德赛》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问世之前，是最畅销的平装书。我还飞快地扫了一眼听众，发现其中大多是女性，于是决定引用塞缪尔·巴特勒的话，说《奥德赛》的作者是一位女性，《奥德赛》是女性写的最伟大的作品。”

“在问答环节，安德鲁被问到，如果奥斯汀那么优秀，为什么他还要在改编时增添那么多场景。卡门指出，伍德豪斯貌似在政治上对希特勒很有感情。第一轮投票，奥斯汀和伍德豪斯被从热气球上扔了出去。卡门和我继续就伏尔泰和荷马辩论。卡门说到伏尔泰无所畏惧的诚实和现代性，引用了一些仿佛是写于昨天的政论段落，引来大片欢呼声。结果多么有趣:读者最少的作者得票最多，读者最多的作者奥斯汀得票最少。由此我们得到什么教训？我们越不了解某个候选人，就容易把票投给他。但伏尔泰的获胜是不是也说明，反启蒙运动并没有压倒启蒙，参加达丁顿文学节的也都是硬汉和不动感情的人。”

积极生活

7月15日，文学节集中讨论生活的艺术。心理学家、《卫报》的专栏作家琳达·布莱尔（Linda Blair）将提供幸福生活方面的建议，如何应对工作、人际关系和理财带来的压力。哲学家哈维·卡尔（Havi Carel）描述她受到疾病威胁的生活，就如何在生病时生活提供哲学和实用的指点。35岁的时候她患上了罕见的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她写了《疾病:肉体的呼喊》一书。她说，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能帮助人们理解怎样过幸福的生活，伊壁鸠鲁的学说对病人特别有用，伊壁鸠鲁终生都受疾病的折磨，他说如果身体痛苦得很厉害，它就会很短暂，如果痛得很久，那靠着心灵的训练就可以忍受。现象学哲学家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也分析过生病的状况。约翰·哈维分析批量生产的衣服意味着批量生产的人们。齐亚德·马拉（Ziyad Marar）研究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的文化中的欺骗行为。马克·弗农（Mark Vernon）说，在谷歌里搜索“如何才能快乐”，会得到3000万个结果，他思考对快乐和幸福的追求。

英国《哲学家》杂志的编辑与共同创办人朱利安·巴吉尼介绍了他刚出版的《抱怨》一书，“政治性的动物都知道抱怨是好事，抱怨是站出来说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全球贸易的规则，对航空业征税太低等等”。抱怨的习性是人类特有的，只有智人能够想象出一个有别于他现在看到的世界。抱怨产生于事物的现状和它们应该是的样子之间不可避免的差距，抱怨是激情的一种形式，人们不会抱怨他们不关心的事情。他以奴隶制的取消和种族隔离的结束为例，赞美抱怨是社会进步和道德改良的动力。

巴吉尼区分了正当的抱怨和不正当的抱怨，并划分了不正当抱怨的几种类型。抱怨或者发牢骚要想有建设性，就应该是关于那些可以改变的事物。这看上去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但是有人忽视了这一规则，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比如，很多人关心当代文化竞争、自私和物质主义的本质，这是一个合法的抱怨，我们不应该听之任之，应该考虑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以改变这种趋势。抱怨如果针对的是太一般的事情，就不太具有建设性，比如人性，虽然认为人性完全是确定的、不可改变的很荒唐，但认为它是可以随意加以塑造的也同样荒唐。不正当的抱怨还有:认为政府有着它不应该拥有的权力，否认文化上的差别同时又拥护文化上的差别。

抱怨可以是发起变革的前奏，也可以只是一种交流方式，大家发发牢骚，谈论一下天气。英国人抱怨的事物的前十名依次是:运气不好、个人健康、事情整体上变遭、配偶或朋友或伙伴、天气、宗教领袖、生活成本、公共交通、腐败和电视。可见英国人的抱怨都比较消极，运气和天气都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在美国，人们更多的是抱怨公共交通和糟糕的服务。他说:“也许是帝国没落的后遗症，或是其他社会因素所致。总之，很多人觉得无法驾驭自己周边的环境，面对种种不满拿不出有效的对策，于是只有自己生闷气，发牢骚。相比之下，美国人每每碰上不顺心的东西，马上就会提意见，闹不平，争取改变现状。”■（文 / 薛巍） 读书文学荷马作家卡门丁顿庄园伏尔泰文化奥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