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写作带我走出迷雾重重的河流

( 迟子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64年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迟子建的中篇小说集，共5卷本。从早期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到今年初刚发表的《草原》，由作家本人自选的25个中篇，是她在20多年中创作的精华，全面呈现了这位大兴安岭山水哺育的女作家的创作历程。迟子建1983年开始写作，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一切成就，也许是因为她发自内心的对故乡执著的描写，诗意盎然，淳朴却不显做作。她的笔从没有离开过东北，最近一次得奖的是她的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篇小说亦是她创作生涯上的一个转折点。第一句她写道：“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悲伤。”生活发生变故后，迟子建遁入到写作的虚拟世界中，以己度人，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从自己的悲伤推及到普世的悲伤，寻觅悲剧背后的原因。她的文字有一股坚实的穿透力，穿透现实生活，直抵命运的本质。小说中的妻子为排解苦闷出门旅行，意外地来到一个矿区，看到底层生活中的凄苦，而作家的思考最终带着读者穿越了痛苦的表象。

三联生活周刊:王安忆说你的“意境特别美好，好像直接从自然里走出来”，你是如何获得这种叙述方式的？

迟子建:我想一个作家的情感是质朴的，他的写作才会呈现质朴的风貌。不是因为你写了泥土，你就质朴了;也不会因为你写了旧上海，你就不是质朴的。说到底，一个作家的气质，决定了他作品的气质。

三联生活周刊:你每天都什么时间写作？写多少字？

迟子建:20多岁的时候，我一夜可以写一篇万把字的小说。那时写得快，除了因为年轻、精力充沛外，可能与初学写作也有关系，心中洋溢着激情，总想着去表达，去倾诉，所以写得快。我要感谢《伪满洲国》的写作，是它让我放慢了写作的节奏。这套上、下两卷近70万字的作品，我写了两年左右。我已经发表了500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40多部书，产量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之所以在写得慢的同时，还能出这些作品，在于我持之以恒。如今我写一个中篇，要用两个月的时间，短篇差不多要一个月。长篇呢，《额尔古纳河右岸》算是个例外，20万字，两个多月就完成了。一般说，我上午10点左右开始写作，到下午三四点种就收工了。每天最多写2000字，晚上基本是在读书。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有没有过写作上的倦怠感？

迟子建:我从1983年开始，已经有20多年了。对于写作，我是始终如一地热爱，所以没有倦怠感。当然，身体疲惫时，我是不会动笔的。有时候，回到故乡，我也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写作，享受大自然，在青山绿水中徜徉，感受美！还有，我是个足球迷，世界杯和欧洲杯期间，我会停下笔来看球。像这次欧洲杯，开幕以来，我差不多每场都看，这期间当然就不会写作。明晨决赛，德国对阵西班牙，我希望西班牙胜！西班牙足球比德国足球更艺术。而足球场上，失意的往往是艺术足球。文坛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好作家都是耐得住寂寞的人。欧洲杯结束，我还要“歇伏”，我这人一到暑天思维就会迟钝，一般说，冬天是我写作的黄金期。

三联生活周刊:20多年过去，写作给你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得失？

迟子建:生活和写作，是两码事。我曾说过，作家比别人要幸运的一点，是过着“双重生活”。我以写小说为主，小说在我眼里是虚构的艺术，一个作家要想锻炼自己的想象力，就到小说里来吧。在我看，小说家过着两种日子，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精神的。小说家用一支笔，明显比别人多活了一生一世，赚了！当生活遭遇变故时，写作会充当领航人的角色，引你走出迷雾重重的河流，让你看到彼岸的曙光。从这点说，写作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是“得”，我应该感谢它。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在黑龙江一个县城里有一所房子，有时候会过去住，是不是写作生活把你变成了一个隐士？

迟子建:真正的隐士，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而作家恰好相反，哪怕他居于偏远一隅，也要通过作品发出自己的声音。典型如托尔斯泰，他离开热闹的莫斯科，来到乡间，看似归隐，实则是选择了一片更容易发出“大声”的阵地。他的《复活》、《战争与和平》都完成在那里。去年我拜谒托尔斯泰的庄园，伫立在他的墓前，我想托尔斯泰确实是伟大的，因为他在晚年选择了一片寂静之地发声，所以他的声音是振聋发聩的。相反，像刚刚去世的艾特玛托夫，我非常喜欢他早期的作品，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他的离世，意味着那片土地上，最后一位文学神父离去了。在我心中，他是带着一抔故乡的泥土，去另一个世界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艾特玛托夫的晚年，过得太热闹了，所以他的文学之火，过早地熄灭了。当然，他仍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不过，比起托尔斯泰，他还是弱了。看来，适时地“隐”，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可能最令人厌烦的事情是信息被扭曲。你如何对待被曲解？

迟子建: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不会去解释。比如今年有人在天津的一家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我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说其中的一个细节失真，他认为，一个死人怎么可能被装进冰柜呢？多年前，我曾看过一个报道，一个医疗事故的受害者亲属，因怀疑司法机关在尸检结果上做了手脚，为了保存证据，就把死者放进冰柜保存。而且，如今冰柜的容量，是完全可以蹲得下一个人的。但我不愿意回应这样的文章，因为回应一个不难理解的道理，是无趣的事情。只要是善意的曲解，我都能理解。如果明显恶意，你也没什么办法，一笑置之吧，因为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就是没事可做，听听音乐发发呆也好啊。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了很多中篇，相对说，为什么最让你适应的是中篇小说写作？

迟子建:在我眼里，长篇是大海，短篇是溪流，中篇是江河。对它们，我都爱。我觉得一部作品的长度，是由容量决定的。你让一条小溪，承载江河的流量，它就会崩溃;而没有足够的江河水的汇入，大海也不会有气象的。相对于长篇，中篇能让你少说废话;相对于短篇呢，中篇又能让你滋润地施展笔墨，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文体。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第一篇作品是如何被接受的，顺利吗？

迟子建:1981年，我高考不理想，进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学习。学校面对山峦草滩，风景优美。由于课业不紧，我有充裕的时间看书，写作的野心，就这样渐渐滋生出来。写了几篇稿子后，我开始尝试投稿，引起了《北方文学》编辑的注意。我最早的作品，是毕业前夕写的《北极村童话》，写它时19岁，还处在浪漫年华中。不过这篇小说比我的处女作发表得要晚，因为两家刊物都退稿，说它不像小说。幸运的是，1985年我参加了黑龙江作协在呼兰举办的小说创作学习班，遇到了一位好编辑，我胆怯地把小说给了他，希望他提出修改意见，没想到只改了两个细节，就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就这样，我一路慢慢写了下来。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的创作是否碰到过瓶颈期？

迟子建:可以说，近年的写作越来越舒展了。如果遇到瓶颈期，也没什么不好。瓶颈是妖娆的障碍啊，能从它颈下爬出来，一定会脱胎换骨的。作家如果有勇气面对有难度的写作的话，就不要怕遭遇瓶颈。真是奇怪，提到“瓶颈”这个词，我甚至觉得挺美的，会联想起穿过石缝的鱼，越过云层的雄鹰。如果你的心是自由的，世上就不存在枷锁。■（文 / 苌苌） 迟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