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的吴宇森

( 吴宇森在电影《风语者》拍摄现场 )

1950年，4岁的吴宇森和家人从广州移居香港，那时父亲已经患上了痨病，靠母亲在工地抬石子维持生计。如果你看过《跛豪》、《五亿探长雷洛传》，就能理解吴宇森口中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为什么是“人间炼狱”：警匪一家，治安混乱，吴宇森生活的贫民区里遍布帮会和毒贩，“每天都要应付殴打”，在他的自传式电影《喋血街头》中讲过这段疲于奔命的青春期。坏环境并没有令他成为一个坏孩子，他说主拯救了他，教会照顾他读完小学、中学，在爱的福音下，他懂得了博爱，“我从没仇恨任何人，坏人也有好的一面”。这种精神一直贯穿在他的电影中，爱可以救赎任何恶人，有信仰的英雄永远是寂寞的。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小马哥是黑社会，但他从不缺乏正义感，警与匪在吴宇森这里是模糊的一念之间。吴宇森在闯过好莱坞后说：“美国电影总要分清楚，英雄从来不会在背后开枪，不可以讲太多脏话。你绝对不可以在动作片里加喜剧。”他为了打破这条定律，让《变脸》中本来泾渭分明的好人和坏人换了脸，好中有坏，坏中有好。

每个人的童年生活都会影响他的一生，吴宇森和所有的电影工作者一样，有一个电影童年。接受《电影双周刊》采访时他讲过：“从孩童时起，我已经喜欢电影了，不论西片、粤片、日本片，一概都喜欢看。那时，我并没有富余的钱买票入场。记得有一次，在大世界戏院，我抱着小弟弟趁入场时混入戏院的楼座，不幸给带位员发现，一掌把我从楼梯上打滚下来。可这一掌并没有令我放弃看这场电影的热望，相反的赶快抱起弟弟，紧跟着人群混入楼下去。到了中学时候，喜欢看电影的热情一直没有降低过。”他喜爱黑帮片、西部片以及黄金时期的歌舞片，他的枪战场面都处理得相当舞蹈化、卡通化，他自己也说：“真正的黑社会开枪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吴宇森从未开过枪，也没学过武功。

他最崇拜的导演是法国暴力片导演皮埃尔·迈尔维勒，暴力中弥漫着浓郁的人情味。但对吴宇森影响最大的人却是拍过《野人帮》的山姆·派金帕，可以说，吴宇森电影中对慢镜头的运用以及让角色在圣歌中进行搏命激战的处理方式都是山姆的电影语言。吴宇森在动作片中使用技巧到了某种偏执的地步，如果说，小马哥在滑稽的台语歌声中把枪慢慢放入花盆，和他伴随着土里土气的音乐，用极为潇洒的姿势让敌人溅出一朵朵大血花很有仪式感，那么，吴宇森在第一部好莱坞影片《终极标靶》中的定格、慢镜头、融镜等技巧在动作明星尚格云顿身上完全起不到“发哥”那样的效果，这部片子后来经过一个美国的剪辑高手重新组合，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吴宇森作品。

1971年，吴宇森进入邵氏公司，成为张彻的副导演。阳刚、杀戮、男性友谊是张彻的主题，吴宇森学了十足十，他自组公司且非常得意的一部作品《喋血街头》就是张彻《刺马》的现代版，只是把刀换成了枪。离开张彻后，吴宇森去了嘉禾，开始了他的喜剧10年。这10年因为和他后来的风格不符，很少被提及，吴宇森被当成了血腥、暴力的代言人，其实在神偷电影《纵横四海》中，完全可以看到他的喜剧天赋。1986年，40岁的吴宇森处于人生低潮，他集结了几个和他一样倒霉的男人：周润发，电视皇帝在当时却是票房毒药；狄龙，接到了邵氏的辞退信；张国荣，被谭咏麟压着的偶像歌手，他们和香港的命运一样，去意彷徨心茫然。这就是《英雄本色》。1989年给张彻祝寿的《义胆群英》里，倪震饰演的那个年轻人整天开口闭口都是小马哥的名言，还频频模仿到处藏枪，真实地反映了《英雄本色》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力。黑社会把吴宇森和周润发视为真正理解他们精髓的人，很多黑道老大投资拍电影，指名要周润发演。更奇妙的是，演员们也有了戏如人生般的经历。周润发为了尊重狄龙，极力游说金马奖评委把奖座送给大哥，颁奖礼上，和狄龙已是多年陌路人的姜大卫上台与他拥抱，成全了一个兄弟童话。周润发顺理成章地第一次得到金像奖，向人们公开了他的未婚妻陈荟莲，电影中的悲剧却成了生活中的大团圆。

兄弟对吴宇森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当周润发宣布不再担任《赤壁》中周瑜一角时，吴宇森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的构想中，周瑜是周润发，梁朝伟是诸葛亮，邵氏的好兄弟狄龙、姜大卫来客串，兄弟们亲如一家，就像桃园结义，周瑜和诸葛亮还是《喋血双雄》中的周润发和李修贤，从对立到合作，英雄惜英雄。当梁朝伟因为准备仓促拒绝他时，吴宇森还没有受到太大打击，但当已经落实了的周润发离开他时，他很难过，“发哥的经历和我比较像，所以我比较喜欢用他来表现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吴宇森的英文名发音与周润发近似，相当一段时期里，美国人分不清这两人的区别。当梁朝伟电话告诉他，表示愿意接过周瑜这个角色时，吴宇森又收获了朋友的温暖，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一大篇讲话，感谢梁朝伟的义气。

( 导演山姆·派金帕对吴宇森影响最大 )

1991年，在巴黎拍摄《纵横四海》的吴宇森遇到奥利弗·斯通，后者游说他去好莱坞。在《终极标靶》失利后，吴宇森总结说：“我的电影仅限于影迷接受，美国观众从来没看过动作片里有那么多技巧。”他更感慨，从没想过在美国拍戏有那么多政治斗争，明星可以控制剧本和选角，“这不是导演作品，是集体创作”。在香港他无须计算钱，拿出几页纸就可以做，但在好莱坞不可以。上世纪80年代初费里尼在美国接受访问时说：“美国人以为我拍片可以不受管制，无需算计，以为我们艺术导演就像个美女，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美国人相信欧洲人做这种事情，就让他们相信去好了。拍电影的算计，就得跟发射火箭一样地精准。”即使今天，在中国的土地上拍《赤壁》，吴宇森也要服从于美国的保险公司，不服从的后果就是他自己掏钱，据说他投入了780万美元。

一向被视为作者电影的吴宇森感到了水土不服，萌生退意，但是在一些大学的演讲改变了他的想法，“美国少数民族学生以我为骄傲，我如果做不好会让很多人失望，我一定要做下去，做他们的好榜样”。吴宇森一直有很强的使命感，包括《赤壁》，他时刻想到的是中国人的整体形象，他不能忍受武侠片带给外国人的错觉。很早以前，在接受英语媒体采访时，他就明确表示，要做一部体现中国人团结精神的电影。

吴宇森绝不是香港电影人中最多运用动作场面的导演，他的动作必须文以载道。他在好莱坞最成功的电影《变脸》就是这样的。“这个剧本本来是科幻的，设计在300年后的未来，半个地球毁灭，某个地方放了核子弹，英雄找炸弹。”吴宇森不满意这样的故事，他希望植入中国人的侠义、家庭观念、牺牲精神，而在好莱坞电影里，英雄从不流泪，美国演员的表达方式较为含蓄。有一场戏是尼古拉斯·凯奇必须让妻子相信变脸后的他才是她真正的丈夫，他讲他们之间有趣的往事，起初凯奇的讲述比较平淡，吴宇森试图说服他要笑中带泪，用痛苦的方式讲笑话，凯奇勉强答应了，按自己的和吴宇森的方式各拍了一版。当看到样片时，他心悦诚服地选择了吴宇森的意见，这一场戏也大受女性观众欢迎。“怎么把我们的个性、文化、道德观和他们融合，我更关心人的关系，从个人想法转到众人想法。”

吴宇森心心念念要拍的是众人电影——代表中国人的电影，梁朝伟说，这个周瑜实在太完美了，几乎寄托了吴宇森对男性的所有理想，也许这可以解释《赤壁》那些让人不解的改编了。■（文 / 孟静） 周润发赤壁周瑜吴宇森梁朝伟张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