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周朕的“另类”青春

( 面对采访，周朕乐在其中，并不像一个被动的由人解析的样本 )

出名

周朕的“名气”是自己折腾出来的，靠的是一套“街头募捐”的把戏。大约从2005年初三肄业时开始，他自制了一个募捐纸箱，在武汉街头以慈善的名目欺骗路人捐款。这骗术屡试不爽，一方面得益于他那副初中生的稚气面孔，另一方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熟知武汉人的脾性，就算做好事也要一些“捞末”（好处之意），所以还准备好了各种回馈礼物，既有电影赠券，又有麦当劳的套餐赠券——这些当然也都是假的。

这些募捐骗术先是让他被动地上了报纸。2005年7月中旬，他复印了一叠“凭此券可领取2张电影票与佐罗超级套餐券一份”字样的影城赠券，在电影城附近的江汉路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募捐，捐献20元送赠券一张。事情很快败露，他被影城的工作人员抓住，送到派出所。可除了警告以外，他并没因此受到实质性的惩戒，因为未满16岁，而且骗取的金额不大。影城只得在影讯画册上加印提示，提醒市民不要上当，事情也很快上了报。可周朕并没有“收手”的意思，反而将报道复印，连同“赠券”一起卖给路人，理由是“让你买个教训”。他甚至还跟有的记者计算过，“印赠券的成本，每张只要1分钱，是稳赚的买卖”。

到了2005年底，他开始主动寻找上镜的机会，方法很简单，就是打电话到电视台报料，说明原委再表明决心，要痛改前非，向受骗者道歉。跌宕起伏的少年心声当然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他如愿上镜。为了保护他，有的电视台还用了化名，图像也用的剪影。在这些或长或短的节目里，他满腔真诚地保证，“以后再也不骗人了，想对被我骗过的人说，我向你们道歉！”可回到现实生活里，一切依旧，捧募捐箱还是他的老本行。

不管外界如何评价，行骗加反省的把戏，在周朕这里成为自我证明的一种方式，“只要我想到的事，就一定要办成”。他的谎言也越来越离谱，2007年初甚至用自己曾经误入不良少年帮派，希望改过自新为由，寻求中央电视台一档新闻栏目的关注，还抛出拍下了帮派少年作恶的录像素材作为重磅诱饵。周荣章觉得简直不可思议，“那么多电视台报纸，连中央台真的都被他弄了来”。儿子和媒体，两者都让他想不通，他不知道儿子这样不择手段“到底要达到个么目的”，也不理解媒体“到底关注他干什么”。

( 一家三口挤在不足40平方米的小屋里，18年来，这是周朕的现实世界 )

或许是人们都不善于用恶意去推断一个少年的行为，或许是这些行为本身过于背离常理反倒显出了另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反正周朕就是成功地勾起了媒体的好奇心。他的家庭、他的成长、他的心理，当记者们综合各种信息试图对他进行描摹和分析的时候，周朕完全是乐在其中的模样，他丝毫不像一个被动的由人解析的样本，反而更像是这一切的主导者。他领着记者出入自家居住的老社区和他的活动场所，面对问题，或者沉默，或者把话题岔开，表演起擅长的模仿秀;面对街坊邻居，还是那副招牌的天真烂漫的模样，言语之间是挣足了面子的得意：“中央来的，专门采访我的记者。”

机会

对于自己的行为，周朕曾经给出过一种解释，“就是想出名，然后进娱乐圈”。周荣章起初也是相信的，虽然不太能理解，但他还是愿意相信，儿子很聪明，只要这聪明劲用对了地方，就一定能有所作为。所以又好笑又好气的无奈之中，他还是帮儿子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有个机会，只要进了娱乐圈，他就一定会变好”。

机会真的像馅饼一样砸到了周朕面前。央视的节目播出后不久，武汉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总蒋明炜主动找上门来，周荣章那阵子已经被连番的采访弄得没了好脾气，以为蒋明炜也是记者，态度很冷淡，约了街角的某个位置简短交谈了10分钟，拒绝了蒋明炜的登门造访，“我家住8楼，连电梯都没有，没必要爬得一身汗了”。因为蒋明炜的坚持，周荣章最后才让了步。蒋明炜到了他家之后，才亮明身份，说明来意。

蒋明炜是退伍军人，一路闯荡，曾经是电视台的导演，后来自己开了公司，做一些活动策划。历经3次整容成为“江城李咏”的武汉厨师宋铁城也是他公司的策划之一，不过并不成功。周朕是继“江城李咏”之后，蒋明炜看中的新人选。蒋明炜与周朕父子分别签约，大意就是要把周朕包装出来，送入娱乐圈，唯一的条件是周朕出名之后，必须由蒋明炜担任6年的经纪人。在此期间，由公司负责周朕的所有培训费用，还支付给周荣章每月工资800元。在专业培训开始之前，蒋明炜把“江城李咏”的专用办公室腾出来给了周朕，没有具体的任务，哪怕待在办公室打游戏都可以，只要求他每天和其他人一起按时上下班，如果表现好，每天还有10元的奖励。周荣章因此很感谢蒋明炜，他理解蒋明炜这么做是为了重新塑造周朕，“给他特别的待遇，就是要让他知道，大家都特别高看他，也希望他能够高看自己、尊重自己，做人做事有所改变”。

周荣章还念念不忘蒋明炜曾经跟他描述过的蓝图，会给周朕请歌舞乐器各方面的一流专家，做全面培训，“就算将来万一不能成名，周朕学会的这些手艺，也足够他在武汉各种演艺场所登台了”。怕周荣章不相信，蒋明炜还陪同周朕父子去拜访过武汉音协萨克斯、单簧管研究会会长钟建林，请他当周朕的萨克斯老师。那天的会面气氛融洽，钟建林同样看好周朕的天赋，“别人3年才能学出来，周朕1年半就可以”。那天是钟建林用车把周朕父子从武昌送回汉口的，周荣章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车过长江大桥的时候，周朕被一辆新车吸引住了，钟建林笑着对周朕许诺，“只要你先好好跟我学1年半萨克斯，再自己出去演奏半年，到时候我保证长江大桥上这些车，你想买哪辆都可以”。

可这些承诺和蓝图还没来得及起步，在半个月之后就成了泡影。事情说起来很简单，蒋明炜决定给周朕重新做正面的包装和宣传，当然，也包括对于他公司的宣传。为了这次互惠的形象重塑，蒋明炜请了本地主要媒体的记者，大部分都是冲蒋明炜的面子才来的。事前蒋明炜一再叮嘱周朕，千万要注意，别让他“丢丑”，可到了采访那天，周朕一脸的满不在乎，先是下楼自己去买了碗鹌鹑汤端上来，然后边喝边神气活现地对记者拿腔拿调，“就这样表演了10分钟，净说些怪话，把所有的记者都气走了”。

蒋明炜虽然有些心寒，但并没打算放弃，他摆了一桌酒给媒体的朋友赔罪，继续把周朕留在公司，希望他能有所反思。可过了几天之后，周朕觉得无聊，闹着要走，公司的人不让他在上班时间离开，他就嚷着“要从19楼跳下去”。周荣章说，这彻底把蒋明炜“搞伤了”。在放弃周朕之前，蒋明炜关起门来和周朕父子认真谈过一次，他问周朕究竟心里怎么想的，周荣章都被这诚恳所打动，可周朕只是一味沉默。

父子

周荣章并不是那种会对子女预设目标，然后严加管束的父亲，他认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方式，路是自己走出来的。1955年出生的周荣章算是“文革的一代”，刚念到小学5年级就赶上了“文革”，虽然后来也念了个初中，但早没有心思读书了，说到底“还是小学5年级的底子”。家中5个孩子，他排行最小，也最任性。1972年初中毕业，他不管家人的反对，自做主张选择下放农村，去了茶场。两年之后回城，分到武汉市一轻局下属的一个工厂，从1974年到1979年一干5年，岗位换了好几茬，先是学开车，后来学钳工、电工，最后是仪表工。周荣章不喜欢他的工作，“爱自由，不喜欢受约束”。

1979年底，周荣章主动退职下海。在退职之前，他已经旷工189天，按照规定，旷工15天就得被开除，可那时候被工厂开除，“是一件很丑的事情”。厂领导找他谈话，建议他“两好合一好，自动退职”，不伤颜面，周荣章爽快答应。他早有了自己的打算，旷工的那些时日他都在忙着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地摊生意，卖服装，“圆领汗衫，8毛钱批进来，转手能卖到1.5元，简直就是‘捡钱’”。那时候做生意本钱要得少，几十块钱就能开始做，关键是“要敢做，不怕丑”。退职以后，周荣章全部时间都放在了服装生意上，上世纪80年代初的洋垃圾买卖让他狠赚了一笔，“50块钱一包的货，里面有将近30件洋西装，拿回来都不用洗，直接卖，每件能卖到50到80元”。

这些都是让周荣章得意的回忆，“当年海寿街的生意，就是我和5个朋友做起来的”。1984年，周荣章和广州的朋友合作，在海寿街开了一家“肥肥发廊”，也被街坊们叫做“白胖子发廊”，因为年轻时候的周荣章生得白胖，所以得了这么个绰号。那时候武汉还没有发廊这个概念，他的发廊生意一度红火得超过了武汉中型国营理发店，每天能收入两三百元，成为个体户的典型，1984年底上过武汉的报纸和电视。可周荣章却迷上了赌博，钱赔进去了不说，还被判入狱两年。周荣章出狱之后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结婚，他也想东山再起，1989年跟朋友投资几十万元做健力宝生意，在三水订了几个火车皮的货，结果又赶上那场“政治风波”，火车停运，货一压就是一个多月，错过了销售旺季，市场饱和，价钱也上不去，算下来他跟朋友各自亏损4万元。这场打击彻底改变了周荣章，“这以后，我就蛮认命了”。

儿子周朕在1990年6月8日到来，也正是周荣章最窘迫的“人生谷底”时期。打那以后，虽然也陆续做过些小生意，但周荣章再也没了以前的自信，“背上了很大的思想包袱，都觉得做不下去”。他爱上了喝酒，“就是想麻醉自己”。他在海寿街的老房子拆迁过一次，回迁补偿给他的房子在旁边的友益街，也补偿了一间店面房，只是位置不再临街。大约在周朕两三岁的时候，他和妻子用这间店面房开起了一个小小的排档，妻子负责炒菜，请了一个小工帮忙，可生意只做了两年就关了。这以后，周荣章就把门面房租了出去，自己找些临工来做，再也没想过东山再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老了，脑袋赶不上年轻人，而且现在的时代不同了”，电脑之类的他一窍不通，也没文化，就是小学5年级的水平，安安分分过日子养老就可以了。

周荣章觉得，自己对于儿子最大的亏欠，“就是经济上的”。他能给周朕的，只是8层楼上一家三口不到40平方米的居住空间，如果他跟妻子都没找到临工来做，那每月家里就只有300元出头的低保。申请低保都是这几年的事情，“以前觉得丑，都没好意思去申请”，后来还是觉得“口面胜过脸面”才去办了。

可在其他方面，周荣章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一个父亲的责任，“能做的都做过了”。尤其在周朕念初中之后，为了能把他的成绩抓上去，周荣章甚至还去教室里“陪读”过，因为周朕不仅上课自己不听，还影响其他同学，老师逼得没办法，只好叫周荣章过来。周荣章去了几天，坐在最后一排，总算威慑住了儿子。周荣章还是相信关键时刻自己对儿子的威慑力，“以前动手打他也打得多，现在几年没打了，但只要我握紧拳头做了姿势，他还是怕的”。可周朕的成绩还是最后垫底的那个，从初二开始经常逃课，最后连初中毕业证也没拿到。周荣章想过让他复读初三，好歹拿个毕业证，最后还是放弃了，“再读结果也是一样的”。

周荣章并不愿意把儿子看扁，他会情不自禁地拿自己当一个蓝本，“年轻的时候，我自己就很任性，谁的话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便到了现在，经历过蒋明炜事件的失望，他一边痛斥着“就是瞧不上这种人”，一边还是会抓住各种机会，试图纠正周朕一些不适宜的举动——比如在咖啡厅和餐馆里跟服务员拍桌子大声耍横，跟他讲些人情世故的道理。一切的一切，还是因为他们是父子。“就这一个儿子，怎么可能不爱？他做的事情让我心里再恨，还是心痛的，还是希望他好的。”

圈子

周朕已经成了三德里社区的名人，可实在不是什么好名声。社区门口修鞋摊的刘师傅忙着手里的活，听到他的名字，连头都不想抬，“是个无赖，找他干什么，最好离他远点”。过了会儿想起来又补充说，“前两天还带人去餐馆白吃了一顿不给钱，别人要钱都追到社区里来了”。旁边纳凉的人赞同地补充了两句：“这孩子是没法走回正道了，这几天还看他捧着募捐箱出去过。”只是这种尖锐和不屑，并不会当着周朕的面表现出来。社区居委会主任和她的同事们也是在周朕离开之后，才愿意开口谈论，那反应跟刘师傅一样，“就是个小无赖”。

居委会主任以前也听说过周朕的调皮，真正跟他有所接触，是2003年当选主任的时候。当时刚读初一的周朕晃进办公室，说他要用广播，被拒绝后大发脾气，“我要去投诉，让你当不成这个主任”。这种强烈的自我维权，几乎成为周朕应对事情最常见的方式，只要觉得有半点不满意，马上神情大变，从柔声细语的嬉笑变成拍桌子的大嗓门叫嚷，一副要将维权进行到底的架势。周朕中学的政教处主任尹楚沩老师回忆，周朕成绩虽然排在全班的末尾，但那张嘴能说会道，会谈论人权、未成年人保护法，动不动就拿电话拨打110，辖区的民警拿这个未成年人也没辙。周荣章多少了解儿子“无赖”的这一面，“就是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不相信任何人，总怕吃别人的亏”。他也坚信，周朕“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交心是不可能交到真朋友的”。这点跟他简直是天差地别，“我和我结交的朋友，大家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好努力把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但周朕不承认自己没有朋友，他开口就是这个哥哥那个姐姐，描述起来，都是有房有车有产业的有钱人。在周朕的描述里，这些朋友都很喜欢他，带着他玩，出手也都很大方，他会津津乐道跟着他们见识到的各种物质享受，名贵跑车、海鲜大餐、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厅……第一次跟他约采访时间的时候，他问记者需不需要用车来接，被追问是谁的车，答复是“我哥的，等于是我的”。周荣章对儿子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事情一概嗤之以鼻，“没几句真话，自己幻想”。

周朕现在的生活基本上分成两部分——网吧和酒吧。早上从中午开始，在网吧呆一段时间，再混过两顿饭去，就到了晚上的酒吧时间。他对武汉江滩边的一系列酒吧如数家珍，可以区分各自的特色和隐秘，也坚持要带记者去见识一下他的夜生活部分。他说自己认识好几家酒吧的老总，也在几家酒吧拥有不同的除酒以外的“签单”权力。“回归97”酒吧市场部的詹珂部分肯定了这个说法，詹珂解释说，他们会给经常来消费的老顾客一些签单的权力，作为稳固客户关系的一种方式，也类似酒吧的一种馈赠。不过可以签单的东西，一般都是酒吧自制、成本低廉的食品，比如标价68元，只有数片西瓜和苹果的果盘之类。

周朕自己并没有这种签单的权力，但可以找到酒吧工作人员，比如詹珂，帮他完成这个举动。其中的原因“很微妙”，每周至少到这个酒吧4次的周朕，有一种跟人“自来熟”的本事。来酒吧的大都是找开心的，而善于模仿的周朕恰好就有这个天赋，他能够带来不同的客人，也能跟不同的客人乐到一起，成为酒吧推销新款酒水时最好的媒介。那天詹珂刚好有朋友过来，开了一瓶百龄坛请大家喝，也包括周朕，于是后半段的酒吧时光里，周朕就在不断地重复，“这瓶12年的百龄坛要1000多块钱的”。而这场夜生活秀过后第二天，他在网上跟武汉当地媒体的一个还算对他客气的记者聊天，内容是当晚的消费花掉了新来采访他的记者1000元钱。

而周朕的街坊们对他的这些行为并不吃惊，“他就是这个样子，觉得只有自己有‘板眼’（能耐之意），别人都没有‘板眼’，都傻，都被他骗”。嘴上说了无数次“再也不管他”的周荣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年底征兵的时候能想办法让周朕参军，“再不走正道，就真的毁了”。■（文 / 王鸿谅） 武汉生活蒋明周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