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和平时期的一次战役”

( 军长周小周 )

千里赴戎机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有一个著名的故事:1941年11月7日上午9时，苏联在红场举行阅兵式，刚刚接受斯大林检阅的67师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与德军对决。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集团军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5月12日上午，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正在我们集团军部队检查战备、训练等工作。下午，首长到某步兵团检查部队紧急拉动。14点30分左右，部队刚拉动，首长突然接到报告:四川发生地震，震中在汶川，震级7级以上，损失不详。郭副主席一边视察，一边不断地下达命令，我们的部队就这样在首长的直接指挥下开赴灾区。

郭副主席视察的团队是一个甲种步兵团，是我们集团军的“拳头”部队。所以，一接到上级命令，我首先就想到这支部队。给他们做战前动员时，我讲了67师接受完斯大林检阅后从红场奔赴战场的故事。我对官兵们说:“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个团在郭副主席视察后3个小时就开赴灾区了。

摩托化开进，铁路输送，徒步强行军……从滇北、滇东南到川西北，我们集团军最先出动的某摩步师8000余名官兵，分5个梯队星夜兼程，向北川、青川、平武、绵竹、安县等重灾区分头开进。

( 5月28日，在北川待命执行任务的防化部队 )

5月14日7时，师长曲新勇带部队到达成都后，带直属队立即直奔灾情最重的北川，越朝里走，地势越险，一面是悬崖，一面是绝壁。路上的滚石越来越多，大车很难通过。曲师长把清障车调到队伍前头，边组织清障，边指挥部队开进。14日22时，曲师长到达北川。来不及歇一歇脚，喘一口气，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与父亲、姐姐、弟弟同上战场的老兵，带上两个人，拉上一根绳索，从塌方处下到北川县城。

政委高伟则带人火速奔赴平武、青川等重灾区。他后来告诉我，他在路上看见到处是被砸烂变形的车辆。车子在石头缝隙间穿行，不时发生的余震抖落着山上的泥石，滚石随时都可能夺去生命，但他还是不停地催促两名驾驶员加速、加速！

( 5月31日，武警水电官兵搭乘直升机从唐家山堰塞湖撤离 )

部队出发时，我们装甲旅有个排长叫高峰。当天，他刚办好结婚手续，准备第二天举行婚礼。接到出动命令，他叫妻子把租来的婚纱退了，把发出去的请帖收了，在妻子的泪眼送别下，登上了赶赴灾区的军列。高峰在救灾一线昼夜奋战时，他的父亲又遭遇车祸去世，但他还是依旧战斗在救灾一线。

我们的部队一抵达灾区，就立即展开救援行动。5月14日，紧急赶到抗灾前线的“乌蒙铁军”直奔绵竹汉旺的“地震孤岛”清平和天池两个重灾乡。在清平磷矿，士官王磊和朱大飞发现了一对刚出生4个月的双胞胎婴儿。两人扔掉所带的携行物资，把小孩捆在胸前出山。路过山崖滑坡地段时，他们始终用身体护着小孩，避免山上滑落的滚石砸伤小孩。下山后，两人浑身是伤，婴儿毫发未损。后来，两名婴儿的父母找到部队谢恩，还给龙凤婴儿分别起了名，一个叫“乌蒙”，一个叫“铁军”，以这种方式让孩子永远记住他们的救命恩人。

( 5月16日，赶赴紫坪铺大坝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 )

5月14日，我随某师炮兵团行动，中午12点左右，五六个地方同志向我跑来，其中一位自我介绍是中科院四川分院的党委书记，他告诉我说，5月10日，中科院18位专家——都是国家级研究人员——在绵竹清平乡云湖森林公园搞地质研究，地震后他们与外界失去联系已4天了。党委书记万分焦急，知道我是军长后，请我们务必救援。

我知道清平乡是重灾区，道路完全断绝，余震频发，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救这些专家。我就近组织了100人的兵力，指定该团装备处处长负责此次行动，并很快把部队组织起来亲自进行动员。

( 5月29日，北川擂鼓镇，一位小战士背着老人撤离 )

部队随即出发，谁知这一走就是28个小时，而且通信完全断绝。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这些专家，其中两位已不幸遇难，三位受了重伤，他们处境非常危险。下山的路仍然艰难，专家大多是70岁以上的老人，最终我们战士全部背下了这些老人，老专家们被这些孙子辈的战士感动得直掉眼泪。与此同时，还带回来了几十位游客。

5月16日，胡主席在军委郭副主席和国务院回良玉副总理的陪同下，来北川灾区视察。作为北川片区抗震救灾部队最高的指挥员，上级指定我负责组织协调主席在北川的视察活动，并保证主席的安全。

胡主席到北川的第一站是擂鼓镇胜利村，我早早地在那里等待。主席一下车，就握着我的手，关切地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我向主席详细汇报了部队的到达和部署、展开救援及北川的灾情等情况。随后，主席踩着瓦砾，来到倒塌损毁的房屋前仔细查看，询问群众伤亡和安置情况。主席还走进我们为群众搭建的帐篷里，坐在临时搭起的床铺上，拉着受灾群众的手，同他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家里的情况，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离开胜利村后，我陪胡主席来到北川中学。这个学校的教学楼全部垮塌，校园里瓦砾遍地。当主席看到废墟上散落的课本和书包时，十分痛心，眼睛都红了。看到我们的部队正在现场救援，胡主席焦急地询问我营救情况，得知还有300多名师生被埋时，他不顾一切地走上了废墟，长时间地注视着救援队工作，他当即指示:“当务之急仍然是救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千方百计地抢救。”主席还亲切接见了救援官兵，对部队做了重要讲话，官兵们十分振奋。走到北川中学门口，我告诉主席，昨天夜里我们部队刚救了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孩，她在灾难中失去了双亲（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孩叫罗梦夕，她父亲还在），现在还在野战医疗帐篷里医治。主席听到后，马上问我:“孩子在哪儿？我要去！”随即跟着我走进医疗帐篷里，主席亲切询问了小女孩的情况后叮嘱我:“一定要把孩子带好。”然后满含深情地对孩子说:“以后我就是你的爷爷，让爷爷亲亲你……”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流泪了，不少人哭出了声，这一幕通过电视新闻画面，也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主席不顾余震、塌方和山石滚落的危险，换乘小车赶往北川县城。由于道路不通，汽车被迫停了下来。主席走下车，沿一条便道往前走去。路上，主席看到北川县城被夷为废墟，表情十分凝重。见到救援部队，他反复叮嘱:“一定要争分夺秒，尽最大努力搜救群众。”主席踩着废墟直往里走，越往里走，我越担心主席的安全，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主席，但主席坚持往里走。山体还在滑坡，碎石时有滚落，我不得不大声地对主席说:“我是北川救灾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我要对您的安全负责，请主席千万不要再往前走了！”直到这时，主席才停住了脚步。往回走时，主席还几次回头，眼神里满是牵挂和担忧。主席离开北川已是14点了，最后主席还对下一步救灾工作给我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是我第三次在非常时期受到胡主席的接见，第一次是2003年9月“国家2003长城反恐怖”演习，我任现场总指挥。演习之后，胡主席、温总理、曾庆红、罗干等领导亲切接见了我。）

向乡村挺进

胡主席到灾区视察后，指示部队要“进村入户”。我们当天就组织了1万多人向乡村挺进。当时的情形是群众拼命往外撤，部队拼命往里冲。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进北川的每一条路几乎都是“死亡之路”。“5·12”地震之后到现在，大大小小的余震有1万多次，进山十分危险。5月19日，我跟着部队走到禹里乡，万万没想到会走得那么艰难。山体被地震震得已完全松散，有的大石头摇摇欲坠悬在山上，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好像吹口气那石头就要掉下来一样。偶尔，我也忍不住地想:今天不会就“搁”这儿吧。山上根本没有路，我两只手轮流拄杖，最后两只手都肿起来了，感觉再往前挪一步都难。20多公里的山路走了12个小时，最后腿也走不动了，腰也走坏了。后来我们找了块老百姓的玉米地，就这样睡在山上。听着山石不停滚落的巨大声响，听着老乡夜半埋人的“喊山”声，听着没人喂养的牛、猪、羊的哀鸣声，真是思绪万千。

老百姓看到我们部队时流露出的那种由衷信赖的眼神，让我十分难忘。现在的老百姓也会看军衔了，一看到我的肩章，他们纷纷喊：“将军来了！”他们可能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会出现将军。附近一户农民执意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其实就是用仅剩的一点米熬了锅粥。然而实在太累了，我根本吃不下。那户人家不甘心，特意留着粥让我第二天一大早再去喝。

由于发生地震的地区地形比较特殊，使得这次地震救人难，运送伤员更难。进出的“路”几乎都是绝壁，很多伤员救出来了，因为路不好，没办法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我们的战士用各种办法运送伤员，有个矿工体重有180多斤，通常制作一个很简单的竹担架就可以把他抬下来，但这个矿工是腰部受伤，不能用这种担架。最后，战士们把老百姓的门板卸下来，让他躺在上面，光那个门板就多重啊！然后又找了很多板子固定腰和腿，这一来更加重了负担，本来10个人抬他，最后五六十人不停轮换才把他抬下来，真是艰难。

我们的部队都部署在重灾区，前一阶段，战士们每天都要面对尸体，处理、掩埋、消毒，目睹一幕幕惨烈的场景，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种极大的心理挑战。他们多数是“80后”、“90后”，我问他们害怕吗，不害怕是假的，尤其是晚上，但他们就这样每天都奋战在一线。我对战士们讲了两句话:人民利益第一，完成任务第一;视人民为父母，视灾区为家乡。必须要有这种感情，才能在困难情况下真正“上得去”，才能在这种考验下不顾个人安危。我们的部队不仅上去了，而且挺住了，这个“挺得住”，让我非常感动。

5月24日那天，我们炮兵旅汽车营排长牛玉新，带着7名党员到江油市大康镇旧县村排险。当他来到先宇顺家时，突然发生了余震。他不由分说背起双腿残疾的先宇顺往外跑。刚转移到安全地带，又听到身后传来小孩急切的哭声，他又冲进去，把小孩抱了出来。这时，右侧的危墙突然垮塌，正在集中精力搜救的上等兵冯志伟没有察觉，牛玉新猛地上前，一把将他推到安全地带，他自己却避让不及，被弹起的一根断棍刺穿左下颌，造成面部下颌骨折。经过紧急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许多群众翻山越岭来到医院看他，旧县村138名群众联名签字、按手印为他写请功状。如今，这份珍贵的“请功状”被国家军事博物馆收藏。

我们还有一个叫严情勇的战士，15日那天，他所在的某装甲团受命不惜一切代价，火速上山开辟通道，转移群众。严情勇背着装满食物和药品的野战背囊，手脚并用向山顶爬行。上山要两小时，而背伤员下山要3小时。几趟下来，他双脚已血肉模糊。19日上午，已经在山路上往返了十几趟的严情勇在背着一名受伤的老人一步一滑下山时，腹部突然绞痛。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轻轻将老人放在地上，捂着肚子晕了过去。紧急会诊的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病人突发嵌顿性腹股沟疝引发肠移位、穿孔，如不及时手术，会危及生命。医护人员全部为这名战士流了眼泪，全部向他敬礼——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严情勇忍受了怎样的疼痛。他还只是一个19岁的孩子，竟然忍着巨大的疼痛战斗了3天3夜！每想起这一点，我都非常感动。军委徐副主席称他为“钢铁战士”，首长视察我军时，还专门接见了他。

毫不夸张地说，牛玉新、严情勇等只是我们集团军部队官兵的一个缩影。江油市大康镇旧县村党支部书记陈海兵给胡主席的信中写道:“感谢胡主席给我们派来救命的解放军！”甚至，安县黄土镇钟福村二组3个不识字的村民，还艰难地在一个作业本上写上了这样一句话:“我代表人民感谢解放军！”我觉得，这句朴素的话语，浓缩了灾区人民对我们部队至高无上的褒奖。

决战唐家山

排除堰塞湖造成的次生灾害，是这次部队抗震救灾的另一场战役，而且危险性、艰巨性比在废墟下救人还要大。

我们部队在北川救灾，和老百姓接触较多，很早就有群众向我们反映上游一带出现了管涌，并且北川上游的漩坪和禹里都被淹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上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迅速把这一情况向军区联合指挥部做了反映。全国水利专家来勘测和“会诊”，逐渐意识到唐家山堰塞湖的巨大危险。这个堰塞坝的正面宽700多米，积水面积是3350平方公里，是这次地震生成的30多个堰塞湖中危险性最大的一个，甚至引起了国外的高度关注。怎么处理唐家山堰塞湖，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大坝这么大，这么宽，不会瞬间溃堤，水满自溢，不会造成太大的洪灾。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因为堰塞坝是山体滑坡堆积而成的坝，不采取措施随时会溃坝。北川离大坝只有3.5公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羌族人说，赶紧把这盆水卸下来吧，要不然我们的家园全毁了。

经过专家们的反复论证，最终决定用机械在大坝上挖一个15至30米的导流槽。坝的极限高度是740米，在达到这个高水位之前，要让水先泄下来。那几天，大型机械都运到了擂鼓镇，可是没有路，上不了唐家山。后来我们租用俄罗斯大型直升机“米-26”，把大型机械从空中吊运过去。可那几天天气不好，整整一个星期，几乎天天下雨，80多台大型机械摆在擂鼓镇毫无办法。而坝上的情况又越来越危急，上游降雨1毫米，水库增长的速度是1.9米，增长得非常快，形势很危急。

当时，我们的士兵一直守在堤坝上。我们建了20个观察哨，像以前的烽火台一样，密切关注堰塞湖的水位变化。5月16日那天，当地老百姓不知从哪儿听说大坝要溃，弄得人心惶惶，大家都往城外跑。那一天，正好是胡主席来灾区视察，要在成都召开军以上干部会，我在去成都的路上听到了这个消息。我问在大坝上的部队指挥员堤坝溃了没有，回答说没有。我要求他们继续坚守，随时报告情况。当时在北川城里有很多救援队伍正在组织施救，稳定局面是头等大事，我要求我们的部队守在那里。他们不仅坚守在那里，还在当天救出了十几个人，最晚的一个幸存者是21点50分救出来的。在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的压力下，部队还能做到这样，多不容易！

5月20日，我们动用了近4000人的部队，在地方的统一组织下，开始劝说老百姓离开家园，并拉起了警戒线，启动了疏散方案。这个工作非常难做，20多天，老百姓吃住在山上，情绪非常急躁，甚至难以控制。战士们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其实自己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那段时间，郭副主席经常打电话询问大坝的情况。他很明确地告诉我:地震已经死了这么多人，绝不能再死人了！一方面我们要保证救灾，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救灾官兵的安全。那时我的压力很大，我们也有近2万部队在泄洪区救援，如果溃坝，几秒钟洪水就会淹过来。水库的具体情况不了解，部队的行动又事关重大，这个时候做出任何决策，都真是困难啊！

温总理对唐家山堰塞湖高度重视。为此，他两次来灾区视察。5月22日到堤坝上视察时，他把唐家山堰塞湖比喻成悬在下游群众头上的“一盆水”。我理解，总理说的不仅是悬在群众头上的“一盆水”，更是悬在党、国家和军队头上的“一盆水”。我在第四责任区担任副指挥长，责任区有海军、空军、武警和二炮等部队，我们要协调组织救援，这也是对一个军事将领综合能力的考验。

5月24日晚，指挥部决定不再等待，主动采取措施炸坝。要炸坝，但没有炸药，联合指挥部李司令员、张政委告诉我:这个任务至关重要，一定要把炸药安全运上去。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高炮旅。因为大部分部队已经分散到乡村救灾，他们离任务点最近。我命令他们就近集中部队。一个半小时之内，人员集中到了任家坪。当时是5月25日15点30分，我印象非常深，因为这1000人受领任务时，正好赶上“5·12”之后最大的一次高达6.4级的余震。这更加让我担心:上山原本没有路，而且泥石流不断，人员还背着雷管炸药夜间行走，堪称生死攸关。

当我到达任家坪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记者，包括CNN、路透社以及香港地区的许多媒体，这说明境内外媒体都非常关注唐家山堰塞湖。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敏感，当时我还没有讲要爆破炸坝，但很多记者都非常清楚我们的意图。

那天，我没有直接对战士进行动员，因为我担心这样会加重他们的思想负担。我只是跟团以上干部讲清任务的意义和艰苦性。其实这种动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多余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完成任务会非常坚决，他们不会惧怕任何牺牲。所以，我更多地从技术角度讲如何完成这次任务。他们原来还想怎么“找路”，我对他们说，这次完全不同，你们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我给他们配备了超常规的通讯工具:北斗、海事卫星、电台，要求他们不管走到哪儿，每40分钟向我汇报一次。

部队没到之前，我还亲自给他们找了个向导。这个向导是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一位退伍老兵。我们原来走的路是绕擂鼓镇到唐家山，要走10个小时。而他带的这条路是从北川县城穿过，直上唐家山。我不放心，因为这个任务非同小可。如果到时间上不去，整个行动无法实施，后果将非常严重。我对向导说:“你决定着我们这次任务的成败，决定着大坝的安危，决定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是否能顺利进行，你到底有多少把握？”他说:“军长你放心，我19日走过，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又追问:“现在余震不断，把路都震没了，而且在夜间行走，你真的能记住那条路吗？”他再一次给了我肯定的回答。于是，我让他带着先头部队走。

部队以前都是整团、整师的行动，但这一次我让他们组织突击队。我跟旅长范宏彬和政委曹军说:“不要等着大部队，1000人整整齐齐地走，这不可能。我们组成突击队，谁能往前走谁就往前赶。哪怕3吨炸药一个梯队，先上去也比等时间好。”

由于雷管和炸药必须分开运送，两者必须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几十米之内，无论打手电还是喊话，都无法确定方向，看着灯光在前面，但走几步就会迷路;听见声音，但就是找不到。所以我嘱咐他们:沿途到处都是松枝，可以用松枝做路标，几百米一个。第二个方法，可以扎红布条，在树上、在路上，写上“高炮旅”。后来，这一招果然奏效。部队行动爱打红旗，高炮旅出发时也带了红旗。为了给后面的部队带路，旅长下令把随身携带的那面“党员突击队”队旗撕成红布带作为路标。当时，很多战士舍不得下手。不过，最原始的办法也往往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这些红布条，指引着后方的部队，包括随后的武警部队和地方老百姓顺利到达唐家山堰塞湖。

18点50分，范旅长带领160名突击队员每人背着20公斤炸药先出发，政委曹军带领840名官兵随后跟进。出发前，我对他们说:“一个也不能少地给我带回来，必须回来，都要回来！”但是坦率地说，我心里还是做好了伤亡的准备。山上本来就没有路，又下着大雨，战士们背的都是炸药和雷管，尤其是雷管，对无线电、雷雨等非常敏感，稍有不慎就会爆炸。

1000名官兵出发之后，那一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光是紧张，真的是担心他们。有记者要找我采访，都被我拒绝了。有一个记者非要见我，他说不是来采访我，而是要告诉我一件事。我让参谋把他带进来，他说:“你们这支部队让我很感动。”部队在装炸药时，他听到两个老兵一边装一边说话，一个说:“今天的任务很危险，我家里父母需要照顾，姐姐还有什么事情，如果我不在，你一定要替我处理好。”没有人知道那个记者的身份，他就在一旁默默地听，非常感动，眼含热泪目送这两个战士背好炸药踏上征程。

当时，军区李司令员打电话说:“我接到报告，你们的高炮旅已经开始上山了，他们一到达，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回答说:“估计凌晨3点到！”他说:“不管几点到，你都要第一时间报告我。”之前，我们已经组织了几次都没有上去，所以上级对我们这次行动非常关注，也寄予了很大希望。

我一直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他们的消息。23点20分，先头部队发来消息说:他们已经到达唐家山，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零点45分，大部队也都赶到。我考虑到路途太艰险，连夜下山风险极大，就命令他们原地休息，等天亮后再下山。于是，他们在大坝上坐了一夜。

让我欣慰的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我们无一伤亡！我后来了解到，为了避免雷管炸药爆炸，大家几乎是手脚并用在暴雨泥泞中爬行了几个小时。当时旅长跟着向导走在前面。政委对战士们说:“你们组织10个人，一定把旅长保护好，如果出问题，我找你们！”走在前面的旅长又告诉身边人:“政委在后面带着雷管，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政委！”他们下来后告诉我这些细节时，我非常感动。大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部队各级干部之间关系更密切、更团结，这是我们带部队的人非常高兴的事，这是我和刁政委始终关注的问题。

5月26日到6月1日，导流渠虽然挖好了，但流出来的水太小，出的水远远不如进的水多。最后的决策还是只有炸。后来，我们又上去130人，吊运了几十吨炸药。最后，在大坝上的全都是我们集团军的部队。昨天，水利部给国务院打报告，要给我们部队报功，这也是所有救灾部队里第一支“享受”这个待遇的队伍。

6月7日，我们又接到上级命令，派专业爆破分队和火炮分队飞赴堤坝，对导流渠里的障碍物和泄流槽入水口的大型漂浮物实施爆破和炮击。6月9日晚，我们的抢险人员勘察发现，有两个障碍严重影响泄洪流量。一是泄流槽出口一个弯部的突出石包，二是入口处水下的一栋楼房。在现场指挥的葛副总长决定连夜冒险拔掉这两颗“老虎牙”。借着微弱的星光，我们工兵团爆破分队迅速集结在泄流槽弯部的突出石包旁。由于弯部被洪流冲刷成绝壁，无法直接装填炸药，加之岩石坚硬，对装填炸药的技术要求相当高。

团参谋长商志军把绳子拴在腰上，由官兵借助河堤上的一块突出石头吊着他的身体，像滑轮一样一点点地往下移。在距岩顶5米处，他将50公斤的TNT炸药一点点往里填。在装最后一包炸药时，为了将其固定好，他险些失足落入激流，岸上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半小时后，第一颗“老虎牙”终于被炸掉。

拔第二颗“老虎牙”时，已经是23时。官兵们经过12小时的艰苦作战，已经十分疲惫。但他们根本顾不上休息，又立即派出爆破小组，乘橡皮艇从泄流口冒险前行，将50公斤炸药沉到预定位置，将淹没的建筑物炸倒。爆破后，突击队又连夜将爆破后的漂浮物清除，泄流速度明显加快，湖面水位逐渐下降。6月10日，泄流取得决定性胜利。

如果说我们在唐家山上游“排险”，那么在下游就是“避险”。

“西气东输”工程从兰州出来有3条管线到成都，埋在涪江大桥下面2到4米处，用于运送石油和天然气，是西南成品油供应的命脉线。按照测算，如果每秒水流量超过8000立方米，管线就会被冲断，重庆、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成品油供应将只能维持3天，每天的损失将达9个亿。

为避免损失，我们做好了两种准备:一是千方百计防止管线被冲断，二是一旦被冲断实施紧急抢修。6月4日，我们从云南调来了舟桥部队。他们带来了221台专业车辆，其中包括194台漕渡门桥、12艘冲锋舟和15艘汽艇。他们对唐家山堰塞湖溃坝的抢险救援预案是，一旦溃坝他们立即关闭涪江两岸的管道闸门，待洪峰过后立即搭设浮桥，以软管和钢管接成临时输油管道，保证24小时之内恢复供油。

在这一区域，还有一个特殊的宝成铁路。涪江上游有很多电站，地震之后水面上漂着很多漂浮物和房屋废墟，有的大圆木直径达1米多，大油罐、采石船、家电等，都会冲到下游，容易撞击破坏大桥。一旦桥梁被撞断，南北交通将受到重大影响。

对此，我们没有多少经验。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一是在桥墩前面砸钢轨和三角铁，在上游四五百米拦网，能拦截多少就拦多少。不好拦的漂浮物，部队就用冲锋舟和气艇拉走。第二个方法是炮击。油罐漂下来了，我们用火箭筒击穿，让它进水后沉没。我们到处选阵地，每一个点位都配了4个火力点，天天值守射击，一共打了140多发火箭弹。这和平时的军事训练完全是两回事，对我们是一次全新的挑战。让我自豪的是，在我们的努力下，兰成渝成品油输油管道未遭损毁，洪峰抵达绵阳市郊，宝成铁路涪江大桥岿然不动。

防疫攻坚战

大灾之后有大疫，这是历史对我们的警示。如此重大的震灾，加上唐家山堰塞湖随时可能决堤或溢流给下游带来的污染，使灾区的防疫形势十分严峻。做好灾区防疫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成为我们部队面临的又一场重大战役。

我们集团军的防化团，是全军唯一一支成建制出动的防化部队，他们成为这场战役的主力军。全团720名官兵，5月17日进入灾区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团长谢志荣带领，重点负责北川方向;另一路由政委李文渝带领，重点负责汶川方向。作为灾区防疫战的主力军，他们承担的任务特别重，也特别危险。

谢志荣团长带领的一部，是5月18日赶到北川的。他们赶到时，北川抢救幸存者的战斗已经告一段落，救援人员已经开始撤出县城，防化团开进了这座“死城”，与看不见的“敌人”——细菌、病毒展开殊死搏斗，天刚蒙蒙亮，他们团的先遣分队就开始在北川中学展开洗消。这个学校是死亡人数最集中的地域之一，当时异味已十分明显。同时，学校附近聚集的群众也很多。高危病毒源和高密度人群，使这里成了一颗随时可能引发疫情的“定时炸弹”。

防化团的官兵们也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一场特殊的战斗，他们来不及多想，背着喷雾器冲进了废墟。很多战士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尸体，头晕、目眩、恶心，但他们挺了过来，稳住情绪一个一个地给尸体洗消。

与此同时，其他分队也在县城内多个急需洗消的点位展开了作业。一连3天，该团对约2.5平方公里的北川县城进行了一次地毯式的大洗消。5月21日，灾后第9天，成都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10多个单位的防疫专家，反复检测后证实，北川没有出现疫情，也没有发现流行性传染病。

对北川的洗消，并不是这样一洗了事。由于北川城内的建筑物大多被夷为废墟，死亡人数较多，尸体和各种腐烂物十分密集，成了最可能爆发重大疫情的源头。更严重的是，一旦唐家山堰塞湖决堤，县城就会在瞬间变成汪洋，各种病毒源就会随洪流漂浮、蔓延，对下游造成巨大威胁。

我给防化团下了死命令:你们务必截断北川县城这个疫情源头！我还告诉他们，一定要用防“非典”的办法来防疫。接到命令后，防化团没来得及歇口气，又开始了第二轮洗消战。

截至5月28日，第二轮洗消战进行了8天。我们的战士穿着老式的防护服，在四川这种酷暑天开展作业，体外温度可达六七十摄氏度，他们作业1小时，就要流几斤汗。患了重感冒的三连连长项小朋带着战士，先后执行了11次洗消任务。有天晚上，他完成当天的洗消后，是被战友抬着走出废墟的。但当得知有辆被压成饼状的轿车里，还有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时，他又振作起来，带了两名士官立即去处理。他们用了近半个小时才取出尸体，然后进行洗消。就在他们作业时，身后的一堵石墙轰然垮塌，大块的石头就从他们身旁飞过。集团军司令部向我报告说，进入北川作业半个月来，防化团先后50余次遭遇塌方、滚石等险情，每天作业12个小时以上。因为他们的努力，北川至今没有发生疫情。

不仅如此，防化团还担负了很多特殊的任务。

氰化钾或氰化锌提炼物品应用较广，地震一来，这些剧毒的氰化物没人处理，也成了威胁极大的安全隐患。很多医院在地震中被埋了，里面不光有一些化学品，也有X光机后面的钴-60，它一旦流到水中，上千年都消解不了，对环境的危害特别大。地震一来，没人负责这些东西的处理，于是就要派我们的防化团去处理。

5月29日，集团军指挥部接到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求援，说北川县擂鼓镇群众安置点附近的废墟里，发生了化学品自燃事故。我当即派防化团350名官兵前往事故点。团长谢志荣赶到后发现，废墟房内浓烟滚滚。原来，这个房子在地震前堆放了3吨多的消毒剂、漂白粉、尿素和化肥等，因为头天晚上下雨，导致大量雨水进入房屋，以二氯异氰尿酸为主要成分的消毒剂，和雨水产生化学反应，出现剧烈燃爆现象。他们立即组织水枪喷射，抑制燃爆，对房屋实施降温，再派突击队员轮番进行作业，紧急搬出化学品。战士们虽然戴着手套，但仍然感到火一般的高温。经过一个上午的作业，他们彻底完成了房屋的洗消作业，距事发点仅200米的擂鼓乡安置点未受任何影响。直到今天，我们的防化团还坚守在重灾区北川县城执行重点防疫消毒任务，为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此，他们受到温总理的亲切接见。

我们炮兵旅有个女兵突击队，由27名卫生队和通信分队的女兵组成。部队进村入户到哪里，她们就防疫消毒到哪里。突击队的队长徐红霞告诉我，小女孩子每天穿着防护服，背着三四十斤的喷雾剂到废墟里去，忙乎一天下来，汗水把全身衣服都浸透，肩膀都被背带勒出了血，但没有一个姑娘挺不住叫苦的。5月29日，国防部长梁光烈来灾区视察时，正好碰见她们在路边冒雨作业。部长下了车，在路边站着看了10多分钟，特别感动。他拒绝随行人员打伞，冒着雨和姑娘们一个一个握手，一个一个问老家是哪里的，身体怎么样，还夸她们“谁说女子不如男”。

目前，德阳、阿坝地区已经开始启动安置和重建工程，但绵阳地区的重建工作因为堰塞湖被耽搁了。北川一带受灾最重、死亡人数最多，受到次生灾害威胁最大，到目前还有13个乡不通路，只能靠直升机空投、靠人背肩扛送给养。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打通道路，但是难度特别大。我们部队在这里救灾，任务十分艰巨和复杂。越是这样艰苦的条件，越考验部队的整体作风和战斗力。

大灾如大考，对于领军作战的将军们来说，不仅考验我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还考验我们驾驭和指挥这场特殊战争的能力。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地震灾区已经有40多天了。这些天，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怎么吃过安心饭。为什么压力大？因为每一个决策都决定着很多人的性命。比如唐家山堰塞湖，如果我们上不去，肯定撤我的职;如果伤亡很大，我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把宝成铁路交给我，如果出问题，我就得负责;把涪江大桥交给我，大桥如果断了，我也得负责。军令如山，绝无半点余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兵一时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没有余地，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必须全力以赴，在所不惜。欣慰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我们集团军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老部队。从个人私心来讲，在我任军长期间，如果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那么在集团军的历史上，又增加了一笔新的精神财富。反之，如果完成不了，甚至产生重大伤亡，我将愧对历史、愧对这支部队。现在很多部队都在灾区，所有记者的采访都是开放的，对每一支部队都自有评价，部队与部队之间也是一个比赛。过去，我们有辉煌的历史，而现在的历史，则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和续写。

这次救灾，是我军人生涯里很特殊的一次经历，对我们这支部队也一样。我相信，这一次参加抗震救灾的1.7万余名官兵，人生境界肯定与以往不再一样。而对很多年轻的战士来说，吃过这样的苦，经历过这样的血腥场面，他们才算得上一名真正的战士。我为我们的部队而骄傲！■（文 / 李菁） 和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