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宽窄巷子变形记
作者:贾冬婷(
成都宽窄巷子内新修的门墙
)
“孤本”的成名
“6月14日宽窄巷子开街,下着大雨,成都人涌来了5万。第二天天晴了,又来了十几万人,太满了,不得已在巷口挂上‘游客止步’的牌子。”黄靖对记者形容,“别说是人挤人了。我一不小心,竟然踩到一条狗。”
黄靖是宽窄巷子改造项目的主设计师,清华大学安地建筑设计公司副总经理,改造后的宽窄巷子是他们团队4年工作的成果,也标志着灾后成都10条旅游线路的重新开启——“从宽窄巷子出发。”宽窄巷子的开发方、成都文旅集团董事长尹建华对记者说:“旅游是恢复灾后四川人信心的最好助推器,而宽窄巷子是成都最好的名片。”
“成都哪里的老建筑最有特色?”黄靖从1993年第一次来成都就问,得到的回答大都是“府南河改造后,就找不到了”。“直到2003年宽窄巷子改造之前,10个成都人中只有1个知道这两条巷子,去过的人就更少了,100个人中才有1个。”黄靖后来成为成都女婿,岳父岳母家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桂花巷,他们也不知道这两条巷子。
“成都人只知道少城,不知道宽窄巷子。少城就说来话长了,那是在2200年前……”在成都居住了70余年的诗人流沙河手持一把大得与其身形不成比例的纸扇,徐徐展开讲述。他说,成都开始就是两个城,一个大城,一个少城。秦取蜀后第二年,即公元前341年开始建大城,因低洼潮湿,屡筑屡颓。忽然,有一只大乌龟浮在江面上,到了东南角死在那里。张仪问巫师其中的道理,巫师说:“依龟的样子建筑城墙。”这样才造好了,所以成都又叫“龟化城”。继而又在大城的西面,建设了一座少城,二城互为倚背之势,少城为大城之前卫。明末清初的战火使少城毁于一旦。康熙年间开始重建大城,又精选数千八旗官兵留驻成都,以镇西南。为了免于与汉人杂居滋生事端,朝廷于大城内新筑“满城”,专驻八旗官兵及其眷属,亦称“少城”。再加上皇城,成都形成“两江环抱,三城相重”的格局。清代吴好山在《成都竹枝词》中写道:“本是芙蓉城一座,蓉城以内请分明。满城又共皇城在,三座城成一座城。”
( “居留”是宽窄巷子完整保存下来的三座民宅之一,主人两兄弟在此做起了茶座生意
)
以形势观之,少城如蜈蚣形状,由南至北,以将军衙门为蜈蚣头,长顺街为身,东西街道、胡同为脚,分作两翼排列。这座城中之城完全是按照过去北方八旗屯军的格局建制,分正黄、红、白、蓝和镶黄、红、白、蓝各旗,并按严格的等级制度分驻各个街区,在街区里建成规整的北方四合院。其中,兴仁胡同(宽巷子)和太平胡同(窄巷子)居少城西南,为当时镶红旗人所居。据说这样的安排含有五行相克的道理,如西方属金,红色代表火,镶红旗驻西方,就可以火克金。清末的少城,在李人的《死水微澜》中可见:“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消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
“本来这里驻的是军人,但军人们有一个好的爱好,喜爱栽花植树。住的房子不大,但前后的空地比房子大5倍,每一家都是树木葱茏、鸟语花香。民国后,旗人生活困难了,变卖了少城的房子,新主人都是汉人里中产以上的人家,进一步美化了城中环境。这就形成一个很特殊的景象:中间是繁华的商业街道,两侧是小巷子,小院子,听不到车声、马声,形成一片很安逸的居住空间。”说到兴奋处,流沙河把扇子猛地一收,“那是40年代的少城,我少年时期经常去那一带玩。”
( 羊角家门前摆满了吃喝小摊,原本清静的家门前一下热闹起来,让他很不适应
)
如今,顺着长顺街走,还可以辨析出原少城里蜈蚣状的路网结构,一路红绿灯特别多,两侧是对称的狭窄街道,但内部格局和房屋都面目全非。变化开始于50年代,巷子里开始住进了大量居民,变成一个个大杂院,又由大杂院变为高楼。1986年,成都市总体规划明确指出要保护代表古城风貌的寺院民居街巷,即大慈寺、文殊院、满城老街巷。但在随后的城市化大发展中,位于市中心的少城由北向南,历史街区被一点一滴蚕食。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少城里仅剩了西南端这两条半巷子,宽巷子,窄巷子,还有半条井巷子是未曾改变的,成了“孤本”。
“为什么最后这几条巷子被保留下来了?”流沙河说,因为它最不起眼。少城的南端是最不好的地段,也不在交通干线上,是被之前的城市建设遗忘的角落。黄靖说:“在皇城不复存在、府南河失去原貌、城墙尽毁护城河填塞、历史建筑逐渐消亡的今天,宽窄巷子似乎承受了本不应承受的重任。”
“宽窄巷子是最后的老成都”——这一发现也让人意识到它的更大价值。2003年,这里开始了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改造,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老成都,新成都?
2004年3月,龙应台应邀来成都“问城”,第一站就选择了宽窄巷子,因为听说这片仅存的老区正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与市长对话直言“失去成都”之后,她又给游览中结识的宽巷子居民宋仲文写来一封信,“希望宽、窄两巷子能保持原汁原味,不要拆迁,你继续吟诗饮茶,过快乐的日子……”
针对宽窄巷子改造的争议达到顶点。到2005年,巷子里出现了戏剧性场面:路边就是如火如荼的工地,一群搞文学和艺术的人仍日夜在巷子里喝茶饮酒,这甚至是巷子里最辉煌的时期。
开在宽巷子里的驴友客栈——“龙堂”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2001年,“掌柜”赵炜就开始在成都各处寻找老四合院,想开出他的第一家针对国外背包族的青年旅舍。他当时从杂志上看到一张宽巷子27号的照片,循迹找来,“真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那房主去了加拿大,1000多平方米的四层房子基本空着,他以一年十几万元的价格就租了下来。一开始居民们很奇怪,“这里这么偏僻,这么幽深,怎么有这么多老外愿意来?”靠口口相传,宽巷子里的这间客栈在圈子里出了名,甚至成了“Lonely Planet”对成都住宿的唯一推荐。“那时候经常要去接迷路的客人,当时巷口是一个混乱的菜市场,甚至错立着‘窄巷子’的牌子,让人以为走错了。”赵炜说。龙堂算是巷子里第一家正儿八经的商业门面了,混熟了,他也觉得是宽巷子的一户居民而不是商家,邻居们也和他们一起喝茶聊天打招呼,“你又出来逛街了?”
2003年“非典”过后,是龙堂的“井喷”期,以此为辐射的商业也多了起来,烧烤,酒吧,茶铺……紧邻着开出了“格瓦拉”酒吧,墙上巨幅的切·格瓦拉和雷锋的头像打着灯光,每天都聚集着一些文艺青年来“鬼饮食”,从22点到深夜。这个时候,宽窄巷子的改造也开始了,引得更多的人涌来看它最后一眼。
新巷子日渐成形的2007年底,老龙堂租约到期,看到未来收益的房东开出续租新价码——100万元,赵炜被迫搬家到对面租金稍便宜的院子里。宽巷子开街后,他被迫装上了门禁,他说“人太多了。很多人就是来闲逛的,我们不得不限制。”能留在这里,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们见证了宽巷子从有名到真正有名的过程。一碗茶从2块钱卖到了20块钱的过程”。
2003年清华安地公司做宽窄巷子保护规划之初,黄靖看到的是已经破败的大杂院,那些树木葱茏的庭院已被加建的房屋侵占,“住房拥挤,私搭乱建,排水不畅,电线随意拉接”。他记得,最拥挤的一个院子里竟然挤进了12户人家,都没有洗衣机。负责该项目开发的少城公司工程总监徐军说,“龙应台那种‘玻璃盒子’式的保护,我觉得也是不负责任的”。
“宽窄巷子怎么做?”徐军说,以往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政府主导的保护,但政府财力无力承担;另一种是纯商业的,可以实现功能转换,但保护难以实现。可否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徐军介绍,少城公司作为政府背景的商业开发公司,希望保护思路与商业利益达成平衡。“改造首先面临疏散人口,谁走谁不走?如果仍然维持居住功能不变,势必会因升值而成为富人的私人财产,造成新的不平等。此外,要实现可持续保护,自身要有造血功能,就必须成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因此要从居住转换为商业。”
黄靖说,一开始也曾考虑过模仿“新天地”模式,但成都和上海的城市规模和性质不一样,另外上海的里弄住宅接近西方,而这里是传统街巷格局,不具备条件。他们对开发商提出,尽量做“原真性保护”而不是“风貌保护”,复原院落格局、建筑形态,而且要使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因此,宽窄巷子改造以院落为单位,整理出42个保护院落原样恢复,占整个片区的70%。
“宽窄巷子除了见证‘三城相重’的城市格局和少城历史,也承载着多元化的川西民居建筑的演变和最后的老成都市井生活。”黄靖介绍,这些院子几百年来存留下各个时期的历史印记:用地大小与边界基本延续清初的模式,有些夯土院墙属于那一时期留存;庭院格局与建筑尺度体现清末民初的经济状况;门头砖饰与洋楼建筑反映出民国时期受西洋建筑风格的影响;简易的空斗砖房明显带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人口增加住房紧张而快速建设的影子;庭院中的搭建棚户很多是70年代平武大地震的产物;90年代以后出现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虽然大多采取了仿古形式,但花色品种繁多,缺乏统一设计与管理,与传统街区历史建筑格格不入,同时历史建筑又无力改善,形成传统形式房屋差的越来越差,有条件就拆旧建新。
黄靖说,这样的院落因年久失修,大部分要完全意义上的“落架重修”,替换腐朽的承重木料,屋顶和四壁增加隐蔽的保温节能材料,市政管线入户。但对于非结构性部件,尽量采用原来的,比如大门,门墩,柱头,乃至川西特色的夯土墙,有的甚至用玻璃罩罩起来保护。
2003年11月是宽窄巷子原住民的搬迁期限。黄靖说,一开始确实是由一个公司统一进行的拆迁,但到当年底,南京发生了拆迁自焚事件,“强制拆迁”就不允许了。2004年2月开始执行了《城市紫线管理条例》,其后又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范》,进一步规范了历史街区改造程序。再加上宽窄巷子一直处于舆论焦点,使得开发商与居民之间的协商期更长,最后,900户动迁范围居民还剩100多户,没搬走的有三类:有钱人,机关单位,真正对街道有感情的老居民。黄靖觉得,这也部分实现了更新一版的历史街区改造中所提倡的“小规模更新”。但总体看来,宽巷子的大多数民居都被重修为精致院落,置换成中高端的餐厅、酒吧、礼品店等。
“西装革履者谢绝入内。”这样有龙堂特色的标识牌如今被放在院子里不起眼的地方,赵炜说,龙堂原来那种“人懒狗散”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他觉得,自己如今更像个商人了,正像这条街道发生的变革一样。
“只能看到古建筑,但看不到老成都了。”看过改造后的宽窄巷子的流沙河说,这里把真实生活置换出去,成了又一个旅游景点。他也在思考:“我想是因为社会结构变了。40年代的老、少城中住的也都是官员或者有钱人,那么现在,谁去顶替他们?”
“活化石”与市井生活
穿过宽巷子里一个个精致院落,11号的“恺庐”深灰色大门格外吸引人,这门面朝西北与巷子成45度夹角,混杂着奇异和雄壮,成为最热门的拍照背景。
听说这里住着一位奇人,名叫羊角,但他家的一扇小门紧闭着,要打电话才有人开门。“听不见,隔得太远了。”羊角抱歉地笑着。他厚发、方脸,一脸豪爽气,全名“那木尔羊角”,自称“宽巷子里最后旗人后裔”。从小门进去,穿越一道迂回的巷道才到他家,与外界的嘈杂隔绝了。
羊角介绍说,这院子原本三面有两米高的土墙环绕,还有一口老井,设三道门。宅院分上房、中房和下房,供家中不同成员居住,是民国期间所改建。当时的考究几不可见,但就现在仅存部分也是绝无仅有的旗人老宅了。
今日的客厅就是古时的厢房,墙上挂着他画的成吉思汗像,两侧楹联:“圣主马背惊天下,后辈拼搏看今朝。”羊角是蒙古族,以前是四川音乐学院的老师,这几年开始研究满文和少城历史。他的祖爷属镶红旗三甲等级,不能住居头、二的宅院,只住得了兵丁集中的东二道街。做信使的祖爷随着职务升迁,送信范围也一直延伸到京城。羊角神秘地拿出一块腰牌给记者看,上书“御赐养老”,“这是给祖爷的”。到爷爷那辈,朝廷对八旗子弟管教严厉,男丁习武当兵,女子学习家务,皆不能染指商贾买卖。爷爷拉木都鲁虽已贵为武举,要领到皇粮也有条件,每年春、秋两季前往少城公园参加比武大会。此外,他还得在军队中教习武术。大伯在辛亥革命时投身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留有与孙中山先生的合影为证,“可惜烧了”。到羊角的父亲杨炳新这一代,少城八旗子弟大多家道中落。许多旗人仅留一两间房以蔽风雨,而把其他的房屋低价出售。1944年羊角降世时,他们家也从东二道街搬到长顺街,租房居住。杨炳新在屋前摆摊卖水果、油条、纸扎,外出打杂工、做鞋底、为启明电灯公司安电灯。羊角搬到宽巷子是在1984年,这里原是他的岳母蒋达兰1951年买的房子,当时花了200块钱。蒋达兰是实业街小学的校长。
羊角说自己是“心脏长在右边”的人,而这座房子也很奇特,曾是刘文辉的住宅,临解放蒋介石也曾来过,“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几位将军很可能是从这里给解放军发去降电”。经常有人问起大门嵌着的两个大字,“不少外来人还以为这是建筑之时留下的,还有点以假乱真哩”。羊角得意地笑了,其实是他自己用钟鼎文写成,用石灰所砌,“恺庐——破房子,但我住得很快乐”。那是80年代末,宽巷子里经历第一次改造,他怕有人把这房子破坏了,故意做出文物之感。
这一次宽巷子改造,羊角一度在房门上写着“保护历史,此房不卖”。他这两年自学了古建,施工期间甚至不请自来做“监工”,仍不满意,带记者去对比一座座改造前后的房子,“看,这房子的雕花没了”,“檐口做得不对”,“怎么能在外墙上挖玻璃?”
如今,羊角已经成为宽巷子的一个标签,似乎免除了搬迁的危险。他现在想,可以在这里搞一个“蒙满文化会所”,卖点满族特色的茶点、酒水。
“羊角怎么算是原住民?他才来了几年啊。我们祖辈就在这里。”住在29号的宋熙林忍不住反驳。宋熙林是宋家老二,大哥就是曾接到龙应台来信的宋仲文。在5月14日的开街仪式上,宋熙林还作为原住民代表上台演讲了,只说了一句:“原住居民,留住根。”他私下对记者说,“那天的口号是‘守望家园’,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才是真正的‘守望家园’。我们家六姊妹,都生在这个院,我们走了,就没人来了,2000多年的历史也就断了。”
宽巷子29号也很好辨认,一眼望去,门厅上方挂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油画,与屋内的传统摆设构成奇异对照。门两侧有歪斜的“干杂”字样,门口摆着小烟摊,一边是恭顺寡言的宋熙林在低头算账。最近几天常有电视台来采访,街坊开他玩笑:“你还是把衣服换一下嘛,老是穿同一件上衣,人家观众看到,还以为电视台翻拍的哩!”老宋只是笑笑。另一边,是他的表哥汪明生,手里永远转着一对透明健康球,眼里透着活泛的光,不断与路过喝茶的人摆龙门阵。这两个人看似仍在悠哉地维持往日生活,但一静一动,穿着一红一白相同式样的唐装,也是宽巷子一景。
“你来着了,我给你表演我的绝活。”汪明生说。他右手仍不停下转动健康球,左手神秘地摸出一把小刀,刀柄上挂着彩穗儿,手心里放一颗小青杏,开始单手削杏,竟转出一条长长的果皮。他得意地一笑:“这不算什么,我还可以反手在背后削皮。已经申报了吉尼斯纪录,还没有表演呢。”
汪明生每天从家里骑车到表弟这儿来,他喜欢这儿的气氛,还能靠绝活赚一点小钱。只是不知道以后这院子还在不在。其他几兄弟都陆续搬走了,只剩下宋熙林一家,后院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宋熙林说,以前很多人愿意来这里喝茶,院里挂着的几幅油画就是附近画院的朋友送的。
“一看我在这儿,就是老成都。”开街后,宋熙林的茶铺生意更红火了,“一杯茶卖20块,一晚上至少能赚1000多块钱。如果搬走,哪儿还有?”
更热闹的茶铺在宽巷子中央的鼓肚处,名曰“宽茶铺”。杨大姐沿街摆出几十张桌子,每张桌子配几把成都特色的竹椅子,从早到晚人声鼎沸。“我们家新中国成立后就来了,我看着这路面从泥巴路到石头路,再到三合土路,沥青路,石板路,已经铺了足足半米高了。”杨大姐比划着。他们家在这里已经开了五六年茶铺。“一开始都是些收废品的、蹬三轮的,在这里打打麻将,喝喝茶,只收一两块钱,后来对面开了龙堂,来了很多外国人,一碗茶涨到5块钱了,到现在10块钱了。”杨大姐边说边忙着调整桌椅,因为又来了一桌客人,她就得再挤出一个缝隙来摆进去,按规定又不能摆到街面上,这可就需要技巧了。
“宽茶铺”的后院,是一个大门紧闭的屋子——“子非”,据说是会员制的,只能预约,最低消费300元。这种“贵贱同台”奇妙地聚集在宽巷子里,但大多数成都人还是喜欢坐在街头茶铺里,一杯茶喝半天。
“成都人生活悠闲,一个表现就是在茶馆。”流沙河说,“40年代,成都有1600家茶馆,每一条街至少有两家,巷口上有一家。大概因为当时居家房屋相当狭小,没办法在家招待客人。50年代社会巨变,还留下800家。1958年起才急剧减少了,现在已所剩不多。茶馆里可以听到各种奇谈怪论,也算舆论阵地。”流沙河现在仍保留着每周一天去大慈寺喝茶的习惯,以茶会友,不亦乐乎。
“原住民留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徐军说。接手招商的文旅集团逐渐意识到,“活化石”般的原住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有老成都特色的,而宽窄巷子的商业标识也被设计成以“宽窄”两字上下叠加而成的茶铺竹椅形状。
一切在商业游戏规则之下
“要统一用我们的油布伞,统一样式的竹椅子,不能卖罐装饮料,要卖自酿的特色饮品……”负责招商的文旅集团总经理助理张婷说。“我们也想要调和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和规划的商业,想保留几个‘活标本’,但他们要遵守我们的商业游戏规则。”
张婷介绍说,2007年7月文旅集团接手招商后,重新分析了以前宽窄巷子的基础客群:“院落式的,有文人情结的;少城的清幽所在;成都闲生活、慢生活的缩影,梧桐树下喝茶、瞌睡、打牌、聊天、摄影;还有依托龙堂的背包客。”她觉得,原来这里有“气场”在,但并未形成一个目的性的聚会场所。
宽巷子的最中心处,此前是成都市文联所在地,经常在巷子里搞一些展览、沙龙。为这次街区改造,文联搬走了,条件之一是“改造成文化空间”。黄靖说,因为文联原本是现代建筑,地下有动力中心、消防中心,他们本想将地上建筑改建为一个“展演中心”。但招商过程中,文旅集团为求得“口岸效应”,还是将这里做成了户外用品商店。
“45个院落,是45个孤本,席位,不能乱坐。比如,我们规定任何一家餐饮都不能重复,装修风格也不能重复。”尹建华说。每个院子大概每平方米每天120到150元的价位,每个院子都有十几家甚至几十家排队的,“不算高,春熙路是700到1500元”。张婷说,价位并不是决定因素,关键看商户有无特色。另外,也要考察他的商业操作经验。
“不是说会做一道菜,就能开一家餐馆。比如传菜通道要最短,天冷的时候,才能保证尽快送到客人桌边,这在装修中就要考虑到。”张婷说,现在有三个院落给了文化名人来做,翟永明的新“白夜”,石光华的“上席”,李亚伟的“香积厨”。她觉得,文化名人是亮点,但在实际操作中,仅有文化外衣、没有商业理念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刻意控制了这部分商户比例。而且,给翟永明找了专业团队来运作,石光华也找了投资方。
“3个院子,聚集了7个诗人。”石光华说,他挑了窄巷子里最好的院子,里面有棵巨大的泡桐。他写了本《我的川菜生活》,比这20多年的诗都卖得好。这一次,可以把书里的味道搬到现实中了。石光华想要在院子里做几个包间,想换一堵老墙,换了一半被勒令停止了。他说,李亚伟拆了屋子中间的一根柱子,也被罚了2万元。开发商希望商业经营尽量不破坏建筑格局。
石光华的隔壁就是翟永明的新“白夜”,翟永明直言自己买这个院子太冲动,“看到这堵夯土墙,就喜欢上了”。她说的是院内的一段土墙,如今用玻璃罩着。“还有这棵枇杷树,我一看就想,可以在树下搞‘枇杷’诗会。”她在玉林西街的“白夜”太小了,想恢复诗会,影会,售书,但什么活动都搞不成,早就想搬了。被石光华推荐到这里,让她想象一种院落式的生活:“门口让设计师做了个装置,水池上刻了一些诗,有薄薄一层水漫过。”
翟永明现在也很矛盾,“不知道这么商业化的地方,原来的那种圈子氛围还在不在?”以前经常带外地朋友来宽窄巷子,她觉得这里保留了一些原生态。“但现在不能带他们来看巷子了,这里变了。只能希望自己的‘白夜’不变,还能带他们来喝酒。”■(文 / 贾冬婷) 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