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个孩子与一个大家庭

（文 / 吴琪）

( 姜玉富（右）护送的9个孩子中，4岁的双胞胎年纪最小，也最调皮 )

逃难

6月1日真是个特殊的儿童节。坐在两辆“长安”面包车里，9个孩子这么想。只有17岁的藏族小伙子姜果和同样17岁的藏族姑娘吴帆，已经不该过儿童节了，两人虽然同龄，按辈分却是叔侄关系。不过大家从来不把姜果和他14岁的弟弟姜根叫“叔叔”，干脆直呼其名。

虽然在山里长大，孩子们从来没有这样集体坐车出游过，更何况走的是一条相当崎岖的路。理县位于汶川县城的北边，距成都210多公里，以前顺着国道一路向南，经过汶川县城、映秀、都江堰，几个小时就能到达成都。地震后213国道走不了，只能绕道马尔康，从小金、宝兴、雅安一线走，路途有800多公里。

一个星期前，53岁的姜玉富正是沿着这条路，从成都进山找到了理县的亲人。姜玉富是理县甘堡乡离职的前党委书记，地震发生时他正在都江堰的一家农业银行办事，机警的他很快从楼里跑了出来。在都江堰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分别找到了姜玉富，好多天后他联系上了在汶川县城走亲戚的老婆孩子，都安然无恙。姜玉富担心在理县朴头村的大姐王素珍和三弟姜玉长，他决心回乡走一趟。

5月24日从成都出发后，姜玉富说他只能一段一段地搭长途车或过路车。他在雅安住了一夜，第二天搭农村班车到硗绩，下午17点从小金达维坐车去黑水，第三天凌晨3点到了马尔康，在网吧里睡了几小时。5月26日一早，姜玉富到马尔康长途车站坐车，发现各种寻亲的人挤满了车站。所有的长途车都取消了，当地政府给大家登记，安排他们坐上去各地救灾的车辆。姜玉富经过三天两夜的折腾，这才于下午15点多到了朴头村。

( 吴帆说：“我从没出过大山,想看看外边的世界和山里头有什么不一样” )

姜玉富的到来，让大姐王素珍和三弟姜玉长两家一下子有了“主心骨”。就在这两天，武汉的亲戚通过各级政府层层寻找，终于通知到他家。家里的电话座机仍然不通，王素珍的女儿就排队去打了卫星电话给武汉。武汉的亲戚愿意把几十口受灾亲人全部接过去，山里头的亲人们听了特别高兴。但是理县离武汉那么远，山里时时还有余震，到底去不去？谁去谁不去？一大家人非常犹豫。

姜玉富是最值得信任的人选，当他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就被武汉这家亲戚接过去读中学。在武汉马房山中学高中毕业后，姜玉富回到老家务农，然后从小学老师做起，后来连续在理县好几个乡当乡党委书记。在山里亲戚中，姜玉富是连接大山和大城市的一根活生生的纽带，他见过的世面最多，文化程度最高，对武汉也最熟悉——普通话里还带着点武汉口音。于是两大家人聚在一起，将带领9个孩子出山读书的任务交给了姜玉富。

( 9岁的荣春 )

资助姜玉富读书的，是他的姑姑姜萍，当年从理县朴头村跟着红军长征走出大山的老人。今年姜萍都88岁了，享受副军级待遇的老人神智不太清晰，长年在医院里疗养。谁也不会想到，70多年前姜萍一家冒死跟着红军长征挺进延安，在2008年的一场大地震后，后人们又沿着相似的道路走出深山。姜萍走出大山的勇气，换来了在武汉的安稳生活，使后人们的投靠有了物质上的保证。

孩子们并不太关心“太姥姥”姜萍的故事，眼前的逃难之旅更像他们自己的一次冒险，新鲜刺激。无论怎样，这天是“六一”儿童节，大人们拗不过孩子的吵闹，在马尔康给他们买了零食。有了这次共同经历，孩子们描述的语言也互相影响，“车要翻过梦笔山和夹金山，很高很高，山上还有积雪。翻夹金山下来的路很烂，都是石头。山上有个庙子，免费送食物给我们。”13岁的羌族女孩荣艺得意于自己的一个比喻，她说，“山上的牛像芝麻一样，一点一点的”。6月2日从成都要坐火车去武汉，多数孩子第一次上火车，“窗外景色跑得好快”，大家在卧铺上又唱又跳。偶尔有一两个孩子会嘀咕一句，想家。

( 5月20日，彭州致和镇安置点临时课堂内，志愿者在给孩子们上课 )

除了姜玉富之外，62岁的姐姐王素珍和老伴吴双全也一起去武汉，他们的主要精力用来照看4岁的双胞胎孙子。于是这一行十来个人，在家族中符合了“老的老，小的小”的挑选原则，在姜玉富的带领下来到武汉。

城市

临走的那天早上，姜玉富到朴头乡开了一个“证明”。“证明”写在一张红格信纸撕下来的后半页，“因地震灾害造成我乡姜果等9人无法上学，现需朴头乡朴头村村民姜玉富护送到武汉就读。特此证明！”信纸盖上了“朴头乡人民政府”的大红公章。揣着能够证明身份的这个物件，姜玉富心里多少踏实一些。

“证明”真的派上了用场，9个孩子中有2个小孩子没有买火车票，乘务员让他们挤着睡了。不过火车到了武昌，出站时检票的人硬是让他们补了一张，姜玉富给他们看了“证明”也没用。好在这种不快马上被另一种热情冲散，姜萍所在的武昌元宝山干休所的政委、所长带着几名战士，开车来接孩子们了。

孩子们这次要投靠的亲人，实际上是他们的“姑婆”和“姑爷爷”们，也就是姜萍的子女们。姜萍的女儿傅建军两口子住在母亲的房子里，元宝山干休所在武昌的雄楚大道上，距东湖不过几公里。干休所的地理位置原本远离市中心，但是这些年来城市的发展已经将它包围在高楼的繁华中。姜萍的老房子仍然是几十年前的风貌，穿过干休所的楼房大院，姜萍家1亩多地的平房和院子在远离马路的小山丘脚下。

对城里孩子来说，这栋带院子的平房已经与自然非常亲近了。屋外的山丘上有一些细细的竹子，1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退休在家的傅建军两口子栽上了一二十棵果树。白色栀子花开了，葡萄架上的果子还是青涩的，十来只鸡在院子里闲散地觅食，一只哈巴狗警惕地看着院门。老式的红砖房开阔而高深，进屋就感到凉爽。两三间屋子都做了厨房，两个厕所，另外两三间卧室也非常宽敞。屋子内外的装修并不算讲究，家具也都朴实而随意。

9个孩子在路上奔波了两天，兴奋的他们很快四散在了姜家的院子里。傅建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玩意儿能够吸引孩子们，周围邻居送来的小车、积木玩具首先满足了4岁的双胞胎。

孩子们的长相非常标致，多数都高鼻大眼，眼神直率，脸色微红。17岁的吴帆五官小巧而精致，表情有些腼腆，看着比实际年纪小，而她也才读初中三年级。听说武汉的姑婆接大家，她特别想来，“我从没出过大山，想看看外边的世界和山里头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小时候家人带吴帆去过一趟成都，但是吴帆什么都不记得了，对她来说，“听说大都市很漂亮，一定是比山里好的”。

武汉和理县不一样吗？吴帆睁大眼睛，“当然不一样！这里的天好像是灰的，我们那里的天是蓝的，像海子一样，白色的云朵在上边飘”。那武汉为什么就比山里好呢？吴帆想了想，“天上有飞机飞过，我最喜欢过年的时候看烟花了，这里应该有很多烟花”。

之前没有到过大城市，吴帆却“天然地”对大城市有着好印象，这种感情，或许更多来自周围人给吴帆带来的想象。虽然两三天的城市生活没有给她带来特别的东西，但是城里头总归是好的。来武汉前，吴帆跟同学们告别，好多同学舍不得她，泪眼汪汪中也很羡慕她，“我们也想去武汉，可惜谁也不认识”。来武汉最实际的变化是，吴帆觉得自己可以如愿读幼师专业，“在武汉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山里教孩子们，把我在这里的故事说给他们听”。之所以要当幼教，是因为“跟孩子一起可以忘记烦恼”。

17岁女孩的烦恼，来自去年的一场经历。表妹荣春插话说，“她成绩不好，降了一级”。吴帆有些怯怯地说，2007年她做了一次胆结石手术，花了家里7000块钱，还耽误了学习，留了一级。做手术前，她的胆疼痛了几年，已经萎缩了。“从读初一开始就疼，我以为是胃疼，自己买药吃，不敢跟家里说。”家里总在忙农活，吴帆想等到农闲时再说，可又怕要花很多钱。等到2007年疼痛难忍送医院时，她才知道自己得了胆结石。学校给她办的保险能替家里省近千元，“我觉得心里舒服一点”。

闲暇时候，吴帆和同学们一起说笑话，她们也在一起谈论明星，听MP3，吴帆最喜欢韩国的流行组合“东方神起”。最大的不同是，过年时他们男女老少都穿着传统服装跳锅庄，城里人从来不穿传统服装。

在向我描述自己的想法时，吴帆的用语会突然变得“书面化”，跟她在电视中看到的人们的谈话方式一样。比如她说自己最喜欢看中央2套的“经济与法”，因为“我们青少年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应该多看这样的节目”。她偶尔会略微焦急地提到对未来的打算，衡量着留下来读幼师的可能性有多大。提到山里玩耍的生活时，她的笑容才会自然地散开。原本6月17日要参加会考的，灾区让所有的初三孩子都能上高中，但是吴帆还是选择了来武汉。一场地震后，17岁女孩的人生理想突然迫切地要变为现实了。

9岁的荣春漂亮大方，一口接近标准的普通话，说话大声而活泼。电话铃一响起，她就会跑去接，“您好，请问您找哪一位？”荣春非常清楚，在所有孩子里，她是见识最广的。2008年春节雪灾前，她就在妈妈的带领下来了一次武汉，“这里真好，我妈妈早就想把我送来读书了”。家里的生活和这里不同吗？荣春大声说:“没有不同，我在家也是天天洗澡的。”一旁的姐姐马上纠正她:“水电站离我们家那么远，你每天都去洗澡？”荣春于是嘀咕了几句，“我又没说每天去，周末就坐车去洗热水澡”。

6月3日孩子们到来后，元宝林社区领导马上来登记情况，181军工厂送来床、被子、电扇、凉席。洪山区教育局的领导第2天就来到姜家，刚好《楚天都市报》的记者也在场，教育局当场向媒体承诺，解决这几个孩子的读书问题。事情办得特别顺利，接下来的一天，洪山区教育局的领导带着附近马房山中学和珞狮路小学的校长上门了，所有人都同意孩子们马上上学，也不提费用的事情，“这是我们对灾区人民的责任，应该的，应该的！”

除了4岁的双胞胎，其他每个孩子都分别去了小学和中学，受到了班上同学的热情接待。荣春非常受用，“这里的同学真大方，我原来不小心把同学的墨水弄倒了，他们马上就去老师那里告状，可这里的同学问我缺什么，带着我玩，都很喜欢我”。荣春非常高兴成为关注的中心，只有回到院子里，看到爷爷奶奶宠着双胞胎弟弟的时候，荣春会生气。她撅着嘴对“姑婆”傅建军说，“今天我不高兴，我很忧郁。他们宠着小弟弟，不公平”。

他们那代人

年近60岁的傅建军，是真正负责孩子们生活的“总管家”。姜萍的子女中，4个儿子，加上她这个唯一的女儿。傅建军扎着马尾，头发还没有花白，穿着水红色的长裤、桃红色的T恤。从我见到她开始，几天来她一直跟着孩子们团团转:早上送孩子们上学，下午接他们放学，院子里晾满了尺寸各异的衣服和一幅幅的床单。武汉的6月天已经比较闷热了，傅建军一刻不闲，总是“热气腾腾”的样子。

“姑婆”傅建军对于孩子们并不陌生，十几年前退休后，她每隔两三年去一趟老家。她总是谦和地笑着，却不怒自威，孩子们不敢让姑婆不高兴。傅建军有意回避着我的采访，只是淡淡地说，“把孩子们接来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尽自己的能力，能做到多少是多少”。

直到我第3次上门拜访，傅建军才放下防备，抽出空来坐下聊聊。弟媳妇在一旁打趣道:“这家人处处是故事。”傅建军仍旧淡淡地笑着，“很平常的事情”。

不愿谈自己，她更愿意从父亲傅家佑说起。1905年出生的傅家佑从安徽金寨出来闹革命，留给他人最强烈的印象是“特别本分的一个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傅家佑荣立过3个二等功，待到上世纪60年代初，部队有意将他提拔为“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时，傅家佑推掉了。“爸爸就是这么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从来不争不抢。他认为自己快60岁的人了，不应该再任职。”最后傅家佑以9级大校的军衔退休了，“他这才知道待遇的区别，但是他仍旧毫不抱怨，也没有享受什么特殊的生活”。

母亲姜萍的故事则有家族的传奇性。红军长征经过四川理县时，60多岁的姥姥、姥爷带着4个子女全部加入了红军。因为居住在藏汉混住区，姜萍一家既懂汉语，又会藏语，入伍后一家人作为通司（藏语翻译）给红军带路。参加革命的6人当中，姥姥、大姨和妈妈姜萍在一起，她们后来分别生活在北京和武汉，成了红军的老干部。姥爷早年战死，大舅失去联系后“文革”中才找到，小舅至今生死不明。

在傅建军打小的记忆中，爸爸总是资助安徽金寨的孩子读书和生活，“每个月都要从工资里省钱出来给老家盖房子，给老家孩子读书。本来他工资就不多，还要养活我们几个孩子，所以爸爸一直有记账的习惯，我也一直很节俭，不舍得瞎花钱”。上世纪60年代，姜萍通过登报寻人，找到了她已经回四川家乡的哥哥，“藏民大舅从山里来看我们，穿着大袍子，头上盘着长长的马尾辫，身上有一股山货的味道，我们小孩子看到他都笑了”。

与四川理县的老家人建立联系后，两边的往来多起来。傅建军说，“早年主要是爸爸帮助安徽的亲人，后来安徽那边的孩子都长大了，好几个成了大学教授，也不太需要我们帮助了，剩下的精力我们愿意留给妈妈这边的亲戚”。她喜欢去理县老家，“风景太美了，人特别团结，直爽，那种感觉城市里没有”。

老红军傅家佑和姜萍没读过什么书，为人处世却非常有原则。傅建军说，自己和4个兄弟从小就在学校里住读，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然后去部队当兵。父母从来不让他们有优越感，孩子们非常独立，只是过年过节会有小车接回家，大家一起聚聚。傅建军当兵后，爸爸从安徽老家接来两个孩子，妈妈从四川理县接来弟弟的儿子姜玉富，这3个孩子开始在武汉读书。“我们家一直就像个小部队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孩子们在这里成长一段时间，各奔东西。”

姜萍并不希望老家孩子贪恋大城市的生活，姜玉富高中毕业后，听从姑妈的意愿回到了家乡。上世纪80年代，姜玉富的弟弟姜玉明来到武汉，投靠在姜萍家，从打工开始，一直到现在自己做生意，俨然已成为半个武汉人。

傅建军还有一段不太愿意提及的，是自己的身世。傅建军的生母是参加解放战争的日本护士长，归国时将孩子留给了姜萍。10多年前，中国政府曾经帮助过傅建军寻找日本亲人，但是一点音讯也没有。对于傅建军来说，“提这些也没有意义。我非常感谢爸爸，他在世的时候一直不提这件事情，特别是‘文革’年代，我想这是对我情感和身份的一种保护”。

如今这个大家庭中，傅建军温柔的女性角色，将4个高大的哥哥和弟弟们聚拢在一起。原本这些年转业后的哥哥弟弟们特别忙碌，聚得没有以前多了，而这次地震接来灾区亲人后，傅建军的家成了个大营地，家里的人来来往往，基本不少于十来人，弟弟、弟媳们下了班就过来帮忙。

把灾区亲人接出来，是傅家姐弟们的主意，躺在医院里的姜萍虽然神志不清，对这件事情却特别高兴。傅建军说，“如果妈妈还清醒，她一定会这么做，我们也是在帮她做事情吧。她们这代人，哎，心里有太多割舍不下的情感”。

而在姜玉富、姜玉明这些表弟看来，傅建军俨然是老辈人的做派。傅建军退休前是武汉陆军总医院的护士长，正团职干部，但她提到职业时，只简单地说，“我在医院做护理工作”。傅建军的爱人是武汉士官学校的门诊部主任，他一直在院子里干活，不善言辞，只是说，“我们有什么能力办什么事情，很自然的”。傅建军说，她没有预料到把家乡孩子接出来会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以她的性格，“如果知道媒体要采访，我可能不会做这件事情的”。

家里

把孩子们平安送到武汉后，姜玉富一直惦记着四川。虽然姜家人在这次地震中全部平安，但是5月31日失事的直升机上，姜玉富爱人的舅侄和舅女婿在里边。在院子里翻着武汉的报纸，姜玉富有些着急:“飞机都没有找到，人去哪里找啊？”

四川甘堡乡政府给姜玉富打电话，希望老领导回去帮着分发救灾物资，高山远寨让年轻干部去跑，姜玉富这样的老党委书记参与指挥分配即可。姜玉富坐不住了，6月5日就去火车站买票，准备第2天回家。他穿着浅色T恤、西装长裤，比大山里的人显得斯文和讲究。

5月底回到理县朴头村，看到成堆的大白菜堆在地里头慢慢烂掉，姜玉富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理县是供应成都秋淡季蔬菜的基地，朴头乡以种植大白菜闻名，一年能种三季。今年第一季的大白菜刚刚到了收割的季节，“特别饱满结实，像我这样的大个头站在两颗大白菜上，根本踩不烂，菜帮子裹得特别紧”。行情好的时候，每斤大白菜卖两三毛钱，一亩田里就能有四五千元的收益。地震毁坏了道路，好多农民们眼睁睁看着大白菜烂掉，无能为力。

当地政府开始想办法，分发了玉米种子给农民种上。玉米抗旱，也不太需要照顾，洒在地里后，农民很快可以出去打工。“一旦有了农活干，老百姓有盼头了，大家特别精神，又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忙了起来。”

朴头村四面环山，中间的平坝都被种上了大白菜。地震时，姜家和吴家的男人们基本都上山挖虫草了，只有姜玉富的弟弟姜玉长和大姐的一个儿子在家。男人们很快搭起了临时帐篷，吴帆的大姨也砍掉了地里的大片白菜，让全村老弱住到自家的帐篷里。政府分发方便面、矿泉水、饼干、帐篷，姜家和吴家人总是最后才拿到。傅建军在电话里称赞他们:“我们不跟别人抢，让给乡亲们。”

姜玉富听七八十岁的老人说，“1933年地震的时候，哪有人管啊，能给一口水喝就不错了”。说到这儿，50多岁的汉子流泪了。长期在基层主持工作的他，熟知乡民们的特性，“有时候谁家有困难，让别家凑钱来帮忙，其实不太容易”。但是这次不一样，大家一起在帐篷里遮风避雨、互相帮忙，“生活好像一下子倒退了，人心也变回去了”。来到武汉短短几天所受到的关心，也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武汉的亲人以及亲人的朋友们，还有各种不相识的人前来帮忙，姜玉富提到这里又流泪了。他极力想掩饰自己的感情，并没有发出抽泣的声音，但是他睁大的眼睛，眼泪不断涌出，擦了还有，有了又擦。

孩子们提到山里的生活，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春天上山去采兰草花，纯白带一点黄，扑鼻香;上山去挖折耳根，野生的，很香很香;秋天去山里捡叶子，给猪过冬取暖。城市里没有大森林，这点不太漂亮……”

傅建军看着孩子们，“我马上要给他们实行军事化管理，个人做自己的卫生，洗澡5分钟完事”。孩子的家长建议让他们住校，减轻傅建军的负担，但是她和兄弟们商量后觉得不放心，“女孩子怕被人带坏了，男孩子怕跟人打架，山里的孩子胆子大，我得统一管理”。她更担心的是，这些孩子能在武汉读书多久，身份问题如何解决。“如果他们有读书的天赋，我和兄弟们愿意供养几年。让孩子们读书，是减轻国家负担的最好办法。”■ 武汉发展武汉生活吴帆姜萍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