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小镇上的青川人

（文 / 葛维樱）

( 严万琼的厂里多出了100多口从青川到东莞避难的员工家属 )

我家在青川

长安镇是一个工业化过度的东莞小镇，大片厂房间杂商铺，一直延伸到深圳地界，外表比很多中小城市还繁华。只是这里没有居民区，无论老板、白领还是工人，都住厂里的宿舍。目前还没有外地人把家安在这里，包括已经来了10年的老板严万琼。青川人严万琼和她来自台湾的丈夫在自家厂里各管一方，男主国外市场，女主国内，财务、生产完全分开。厂里有4栋员工住的简陋宿舍，严万琼在厂子里把两间宿舍打通凑合住，她当然不打算在这样的环境里安家。“按照财产和投资数目，成为澳门居民很容易。我们一家已经把内地手续办完了，现在只剩下在澳门排队，我正在看澳门的房子。东莞怎么能住呢？这么乱。女儿过几年去国外读书，我们还要跟着。”她说。

除了严家，全厂400多个四川老乡只有一个家，就是青川。“东莞经济再好，也是个打工的地方，不是家。”他们都这么说。但是现在，严万琼的厂里多出了100多口从青川到东莞避难的员工家属，以后他们会面对留在东莞或回到青川的选择题。

严万琼只记得80户这个数字。“一家人总要在一起。”从5月12日下午开始，严万琼的企业就彻底停产，厂子里80%的员工都是青川人，“我是青川人，员工当然也以青川人为主”。严万琼1991年到广东，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打下了事业根基。何加贵是最早跟着严万琼的老乡，原来在村里做过支书，现在管理着一个部门，也一样居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宿舍里。老板的选择是向外走，严万琼全家，包括父母兄弟都被严万琼在90年代接出了青川，目前在东莞厂里，严万琼给4个兄弟买地盖了一幢楼，一人分一层，严家10个孩子都在顺德读中小学，今后各有出路。而何加贵们在地震发生前的选择是，回到家乡。2006年何加贵花20多万元在青川买了一个3层小楼，在当地算是气派，何加贵当时已经为自己10年后的生活做了准备，“用积蓄做点小生意，青川那么漂亮，是个养老的地方”。

5月12日15点，地震发生后，何加贵接到一条手机报新闻，于是比嘈杂的工厂中工人更早知道消息，这个消息很快就让全厂人扔下了手中的活。当时没有人能打通青川的电话，“我们上网查，只说汶川的事”。何加贵的第一反应是，“汶川没听过，可能离我们很远”。结果一查，很近，工人们于是都冲向了严万琼。湖南籍的保安现在说起当时情景还心有余悸:“当时所有人都挤到了老板办公的楼上，大概有400个，全部都用青川话喊着:‘给钱！给钱！我们要回家！’”不仅他控制不了场面，连精明强干的严万琼都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赶紧让母亲把所有的现金拿来，当然不够，我说把你们要拿走多少工资全都报上来，我好去银行。工人们都堵着门，好像怕我赖账”。让严万琼受不了的是一句话:“你是老板你们全家都在这里，我们全家大小都在青川！”严万琼当时说:“老乡们冷静，特别是跟了我七八年的，我有没有赖过账？”场面很快平息，但当天厂子就走空了。

( 严万琼（右）与女儿 )

严万琼的父亲，79岁的严昌喜正好回青川去给祖先上坟，当时也是生死未卜。“员工哪里顾得上这些，都是红了眼的。”严万琼说，得买点路上的吃喝吧，得带些药，但没有人听，“只有一句话有人听，我说每个人走的时候，在厂门口拜一下关二爷。以前厂里按照广东习惯摆的，从来没人去拜，结果那天员工们都在厂门口给关公磕了头走的”。严昌喜在厂里被叫做“严老太爷”，是一个喜兴的瘦小老人，见人就打招呼，每年春天都要回四川游玩到初夏才回来。“我回青川去给祖先挂坟飘。”他说。挂完坟飘是拜访老朋友，拜访完了还要去江油看李白塑像，结果遇上地震，“李白倒了，我捡了一小块碎片”。严昌喜说他在地震后路遇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被收留，他们一起搭棚子，后来又被送上飞机。说起自己的逃难故事，他笑得很憨:“我带着钱，又碰到好人，我把钱给他们了。这都是每年拜祖的结果。”

严万琼说，当时怀揣着万把块钱回家的工人们心情沉重。何加贵和4个同乡开着一辆“蓝鸟”，5个人星夜兼程从东莞开回了青川，“两天一夜，我们没人喝水、没人吃饭，只是不停地抽烟”。结果是，何加贵的3层小楼被邻居的4层楼垮下来砸中，好消息是，人都在。

( 杨晓倩说，“家乡从没有这么多课外书” )

走出山沟的兄弟俩

地震改变的，是何加贵以及更多在外谋生的普通人的生活。何加贵前些年每年都要在青川招工，带过来的全是老乡，很多还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平时在食堂吃饭，周围一片“幺爸、娘娘”的称呼。招工是东莞的永恒主题，成年人不愁工作，可是现在的情景却是另一回事。“以前来个老乡我带着吃饭喝酒，亲属来了更得照顾，现在大家全来了，却没下过一次馆子。”何加贵说话一直没什么表情，身后12岁的侄子悄悄画了他一张有点疲惫的背影，“看背后也知道他心情不怎么好”。

( 何加富只能让女儿先住在简陋的宿舍里 )

这次他接出了7个孩子，全厂一共来了60多个青川孩子。严万琼不管这些人叫灾民，她叫“家属”，免费提供吃住。

何加贵是最早回青川去的，同在一个厂的亲弟弟何加富都没能挤上那辆“蓝鸟”。“一车回去的高发全也是大哥，三兄弟都在这个厂。”长子们回到家一看，“高家弟兄新修的3栋小楼，有两栋还没有住过人，全倒了”。何加贵第一眼看到青川震后的样子，他说:“这地方没法住了，必须放弃。以前还觉得山清水秀，老人可以住，现在全都得出来。”何加富的性格和哥哥完全不同，他总是笑着流眼泪，又笑着擦掉。“我买到15日的票到成都，再打车回青川。”何加富说他看到妻子、女儿的时候都没有哭，“看到父母的时候就不行了，这么大的灾难，做儿子的没能在身边”。何加富说父母69岁了，没享过福，“我母亲是师范生，父亲是高中毕业，是镇上的医生，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出来工作的机会，但都为了他们的父母放弃了”。上一代的选择让何家兄弟下定决心打拼，怎么也得带着这一代人走出来。

做过4年村支书和会计的何加贵是严万琼的远房亲戚，何加贵1998年就到了东莞，何加富2000年也来了。“我女儿4个月大我就走了，再看到她已经5岁。”何家兄弟十来年里只回过几次家，但每个月寄钱从来没少过。哥哥住干部宿舍楼，弟弟住工人宿舍楼，每月几千元的收入，宿舍却狭小晦暗。他们和老板学，都不肯在自己身上多花钱。兄弟俩除了给家里生活费，就是各自盖了小楼，“我们的钱不会买股票，也不会自己享受，前面这些年是为了父母和自己养老干的”。对上一辈交待好，“再让孩子们尽量读书，我们回到家乡有点小产业，如果跟着孩子在外面过也不缺钱”。何加富比哥哥更超前一步，“我按照城里的做法，给新房子包门、铺瓷砖、贴洒满小花的墙纸。父母说了，比城里的装修还好，而且那么大”。地震前，何家兄弟都为自己的选择骄傲，“我妈妈眼睛做了4次手术，我就想，要不是我们打工，可能连这点药费都成问题”。何加富还想过把孩子接出来，“到底这里的教学水平、发展程度要更好。我们再干20年，也许全都走出来了”。

现在何加富的女儿已经接来身边，他说:“比我预想的提前了很多。”厂里30岁左右的人都是一个情况，大家流传一句话:“一场地震等于白干了10年。”严万琼在长安镇政府和媒体的帮助下，已经让60多个孩子全部免费入学，连最好的双语幼儿园也接收了19个孩子。“青川肯定是没学上了。”何家兄弟俩回到青川，看见父母捡了一个锅在烧水，“连锅底都不平”。何加富是家中老幺，“我什么苦也没吃过，可是父母却在过野人一样的生活”。兄弟俩于是轮番劝说父母到东莞，但是老人说什么也不来，坚守在废墟中。“他们说还要找自己丢的东西，政府还要发东西，还要看怎么重建、怎么分配地方。我说不要了，已经那么多东西都不要了，还在乎这些干什么？”可是父母对于家乡一厘一毫的坚持让何家兄弟非常为难，“那么多人去接父母的，真接来的少，有的老人住在山上，要部队背粮进去，就是要守着破房子”。结果，兄弟俩毫无办法，“父母平时都听我这个老幺的话，这回不听。以前都催着快回去工作吧，放假再回来，那时我们的娃儿和财产都在父母身边，他们知道我们总是要回去的。这次财产全没了，父母没有勇气说让我们走，好像觉得我们不会再回去一样，只是说‘把娃娃带好啊！’”

老两口的乡情

当然也有拗不过儿女的。与何加贵一车回去接人的张文海接来6口人——父母，娃儿3个，还有嫂子。父亲张国发79岁，原来是青川县孔溪乡的兽医，见了生人不搭理，只顾埋头于《参考消息》。张文海和郭丽华夫妻俩已经决定让父母以后跟着自己生活，可是媳妇郭丽华说一句，老两口恨不能有10句等着。尤其是张国发嗓门极大:“我肯定要回去，马上要回去。”张国发和严万琼的父亲相识，他管严万琼叫“严三妹”，加上四川话的“儿”音，更像个长辈。如果不是张文海的女儿已经上了大学，老两口也不会出来，“要不然儿子、媳妇的负担太重”。其实张文海就是“蓝鸟”车主，也是厂里的白领，女儿上大学以后非常能干，很少问家里要钱，张文海和妻子都在办公室，生活上轻松得多。“我们准备找个好一点环境的地方，比如女儿上学的重庆，她去哪里工作我们就去哪里买房，然后把父母接来。”地震把张文海的计划推到了眼前。严万琼给老两口又腾出一间宿舍，住起来倒也不错。

“我们家里还有几十斤腊肉，刚卖了两头猪的钱也没了。青川是这次受灾最重的地方……”在张国发印象里，青川受灾比北川、汶川还重，“那个山垮了，把娃娃挤在沟里，是青川不是？”媳妇说:“是北川。”张国发又说:“电视里播他们那里很多房子还没有倒，我们是全倒了。”电视里并没有播到张国发家的镜头，他们的孔溪乡更偏远些。“我不想走，可是天天预报说青川还有大地震。”张国发的家就在堰塞湖下游，搭帐篷都不安全，可是房子已经快倒塌的时候张国发还不愿意出来，最后是老伴硬拖出来的。“地震刚停我就说你把娃看着，我去把卖猪的钱拿出来。”张国发的老伴白香兰更有魄力，她喜欢讲俗语“走到天下钱为头，包到屋头盐为头”。最后虽然没能找出钱来，两个人还是跑到自己麦地去把麦子割了，“我儿子不让我去，说国家管，我说四川这么大，受这样的灾，国家还能管到割麦子？”郭丽华被公婆两人的振振有词弄得哭笑不得，“这个脾气回去了我们怎么放心？”结果割的麦子只能拿来铺路，老两口说铺路也行，不算糟践。

只要父母还在，张文海夫妻觉得一定要生活在一起。“我有个同学也从外地回青川，一看父母住的山都塌下来了，没找到尸首，就买了些火炮和纸，爬上山头烧了，跪下磕个头。”想起这个，张文海夫妻非常难过，“在当地就能感受每天都有余震，谁都没法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张文海想走路也要走回去，等看见亲人又想，无论如何也要把亲人们带出来，他说:“很多人留在当地等重建，这么大的灾难，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全部恢复成过去的样子，我们还不如出来，在新的地方生活。”

张国发却觉得马上就能建好。“我能吃能走，怎么能突然变成孩子的包袱？我就想知道，青川还是不是我的？还有没有我的？”白香兰说，在东莞最想自家的苦酒坛坛和泡菜坛坛，“这里买都买不到，还整天吃肉，吃得不舒服。我们都是早上起来照顾地头的茶树，回来吃点主食和菜蔬”。张国发笑声巨大，两颊还是红的，有农村老人的健康体格，可他总担心自己会受到邻里的耻笑。“人家都说国家要给我们分好地头，有个锅灶，你就这么被一个地震吓跑了？娃娃们说我，都说流眼泪了，可我就不服气，人家讨论怎么修呢，我倒走了。”张国发说自己和老伴都有农村医疗保险，媳妇说保险是可以挪的，可公公不信。“死活也不离开！原来人家都说青川要搬到浙江去，我儿子说网上还骂起来了，说浙江人不要四川人去。以为我们稀罕去呢！”到东莞来了10多天，企业和当地政府已经组织了4次游玩活动，张国发爱面子不去，他说，“我儿子有车，我干吗坐人家的？东莞有什么好看，再好也不是我的”。郭丽华出力不讨好，也不敢大声回嘴:“粮食你发的有，倒房子你也不怕，瘟疫你怕不怕？”张国发更来劲了:“我们那离县城骑摩托才25分钟！我怕瘟疫？”

孩子的新生活

最容易露出笑脸的是孩子。无论大人们怎样为眼前或将来忧心忡忡，10岁的杨晓倩都已经开始适应新生活。她不仅在两天内就变成了一口普通话，还听得懂新学校里的粤语吵架，“前排男生和后排女生吵架，男生对我说，后面的女生骂我，我说你骗谁？以为我听不懂啊！”杨晓倩得意洋洋。她现在比较亲近爸爸，虽然从出生到现在她只见过父母4次，“我刚出生他们就走了，爷爷和婆婆把我带大的”。杨晓倩原本是众多留守儿童中的一个，现在因为地震，却意外得到了父母的爱。她翻捡从青川带来的小书包时，拿出一张用塑料花包起来的纸片，“这是母亲节老师让我们做的”，日期写着2008年5月11日。晓倩对于这种向父母表达感情的方式很陌生，她甚至来到东莞这些天都不敢把卡拿出来送给母亲。上面都是一些身体健康之类的通顺的常用语，只有最后晓倩很突兀地写了一句，“妈妈爱女儿”。

“我妈妈比较凶，她老是让我去洗澡、换衣服，我说我在家里冬天一个月才洗一次呢！妈妈就更生气了。”晓倩觉得妈妈有点严厉，但她绝对不会违抗，“现在我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先洗个澡，然后写作业。”晓倩说她听到厂里清洁工的抱怨，“他们说青川的小孩来了后，经常扫地呢就迎头泼下来一盆水，而且垃圾比以前多多了”。晓倩能听出其中的不满，不过她觉得自己已经改了，乱丢的卫生纸还会捡起来。晓倩母亲的教育方式使她觉得难以亲近，“她总是说，你要是不说普通话，乱扔垃圾，别的小朋友就会笑话你，看不起你，不和你玩”。晓倩非常怀念她最好的朋友马斯宇，“马斯宇还在青川呢，以前我们两个老是发明很多玩法，比如看一个东西做记录。地震后我们俩就看学校后面的山，一点点余震后，我们就去用脚步量一下，山是往哪个方向倒了。我们量了好多次，发现有一个方向山是不会倒过去的，我们俩决定下次地震的时候就往那边跑”。

现在杨晓倩已经进入东莞长安镇最好的小学培英小学读三年级，她现在开始和同学们一起观察一棵树，“看它长得有多快，不过这里的小朋友都坐不住，一会就跑了”。有免费的午餐吃，还有校车坐，每天早上爸爸杨洪清拉着晓倩的手，给她买两个包子，送上车，这都是晓倩从没享受过的欢乐。“这孩子还知道心疼人，昨天就说认得路了，以后不用爸爸送。”可是杨洪清放心不下，“晓倩和这里的孩子差别太大了。”杨洪清与妻子的对话，晓倩都特别留心听着，仰着脸等到大人对她笑了才走开。“这孩子以前被爷爷奶奶宠大，现在反而会察言观色了。”有时候晓倩故意表现得和父母很亲密，让杨洪清更觉愧疚。

晓倩长这么大，还不知道礼物的含义，她说，“我没吃过生日蛋糕，今年10岁，爷爷说一定买一个给我，生日是6月10日。可是地震了，大家又忘了”。但她现在收到了来自同学的各种礼物，有小手链、铅笔、颜料一大盒。晓倩于是每天背着一大堆用不到的东西去上学，晚上抱着3个新娃娃和爸爸、妈妈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以前我只抱1个娃娃睡”。

很多外出打工者把财产全部投资到家乡的房子上，晓倩的父母还没有这么做。“本来我们想等孩子大一点接出来，在城市里生活，可是东莞并不理想。”很多年轻夫妇还在犹豫，是把自己的财产投入家乡，依靠那个更深远的社会关系，还是在目前工作的地点做闯荡的第一代。杨洪清和妻子在这个厂里已经工作了4年，“如果晓倩觉得这里可以上学，那我们也有可能就在这里安家”。每学期3000多元的费用不是父母最担心的，杨洪清准备到厂外去租一个条件更好的房子，“以前两个人怎么凑合都行”。晓倩妈妈看着晓倩做的贺卡有些酸楚，“孩子够努力的，可要成为一家人还需要时间”。■ 东莞青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