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青城山—虹口:生活在继续

( 5月17日从北川撤离的受灾群众。如今，已有数万人踏上返乡之路，开始重建家园的努力 )

大地震那天像一个停摆的时钟，人们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时刻了。要让人们大胆地迈向新生活，目前暂时也还只是一个遥远的鼓励。

5月27日，我第二次前往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和第一次一样，我先到都江堰，即使被专家验证为没有受损的新楼盘如今依然没人敢入住。在这个“帐篷城市”中，再结实的高楼也看起来“摇摇欲坠”，安全感和信心的重建需要时日。

惊心动魄的大救援持续两周后，灾区的时间仿佛静止下来。人们在观望中等待进一步的政策，等待来自政府的分配——对粮食、物资和住房的分配。如此巨大的灾难夺去生命的同时，也毁坏了这里的成就和经济秩序。灾民们倔强的自救令人尊敬，却不足以恢复这一切。他们期待着一场彻底的国家力量的重建。

20年的贫富差距没了

在都江堰、青城后山这些邻近成都的著名景区，20多年来因旅游形成的家庭收入差距一夜间被抹平。一些人似乎重新回到了平均主义时代，等待命运也许又一次公平的裁量。

( 5月26日，到处躲避余震的周大军一家终于找到木长廊上暂时栖身 )

周太军一家5口挤在泰安村一条河边走廊的入口处。他们在5月12日以来东躲西藏，逃避余震，终于在5月26日找到了这个还算“理想”的安身之所。

5月29日的一场小雨，让震后的青城山再现出它的迷人姿态。如果不是大地震，这条去年由村里投资修建的木长廊，会是一个理想的观景之所。因为它正对的那条“飞泉沟”，让1986年前来考察旅游资源的私企老板和都江堰市旅游局官员们一眼看中了青城后山的商业价值，也把泰安村从一个贫困、无力的农业村庄“拯救”了出来。现在，这个500米长廊成了古镇一些村民的临时避难所，收容了七八个像周太军这样的家庭。

( 5月29日，在泰安做旅游的投资者将未受损的家具清理出来，准备离去 )

象征性隔开这些家庭的，是长廊每个过梁挂下来的一条条花色床单，它们在这个局促的户外空间里制造了“家”的概念。白天，床单被撩起来;晚上，它多少保护了一些家庭隐私:泰安村的邻居们从来没有住得这么近过。“总比帐篷好。”周太军说，“不用两户人家挤在一起。”

5月28日，又有50顶帐篷从青城山镇送到了泰安村。这些天，新到的物资不断往山里运，不过，还是不够。整个泰安村有1400多人，随着旅游生意的深入，这里不断接纳外来的开发者，近10年内超过400名外来者在泰安定居，新的外来人口还在陆续涌入。泰安是青城山镇里的“大都市”，帐篷没有把这些新移民统计在内，甚至也没有计算到那些没有户口的人。

( 5月29日，震后的泰安古镇 )

按照以往的防灾经验，帐篷的数量是按照受灾人口派出的，泰安村大概分到了200顶，7到8人要共用一顶。旧经验没有考虑到1个月甚至3个月以上的帐篷生活——而这次地震和以往灾难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彻底毁坏了居住——帐篷不仅用来应急，还要应对相当长时间的生活过渡。让两家人几个月挤在一个帐篷里显然不太合适，要是以“户”为单位，泰安村一下子就出现了至少200顶的帐篷缺口。泰安只是一个缩影，局部压力汇聚到全局，帐篷严重短缺成了这次抗震救灾从5月19日开始就要对付的大麻烦。

人们回到了一种公共生活的状态。生产队、大锅饭，这些消失了的组织单元和分配形式又一次出现了。村民们200多人一组共用一个灶，到吃饭时间，泰安古镇空旷的街道上就会出现长长的打饭队伍，大家端着锅碗瓢盆，聚到一起，或者把饭打回“家”。

( 虹口乡抗震救灾指挥中心领导小组成员（左至右）：马远见、杜其文和高永强 )

村民大多家里是开餐馆的，他们把储存的蜂窝煤搬出来凑在一起，一天的烧饭煮水得耗掉将近100个蜂窝煤。不过，救灾物资里没有蜂窝煤，一周后，所剩无几的蜂窝煤撑不了多久了，这很是困扰泰安村人。

周太军说，他们没办法预料这样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旅游旺盛的好时光，像花一样，刚盛开就枯萎了。对于城市人来说，旅游是一种可以替换的娱乐，对他们，却是命根子。与离他们不远的都江堰不同，城市人用不了太久会回到既往生活的轨道上，新的城市生活在召唤他们。他们很快会克服房屋摇晃带来的心理障碍，许多人会回到工厂;一些人可能还会因为城市出现的新面貌而产生新的希望，获得新的机会。对这些青城后山的农民而言，生活方式有可能再次被根本性地颠覆了，就像20多年前突然发生在他们中间的变化那样。

( 5月30日，周方泽说这是震后最丰盛的一顿饭 )

青城后山的商业开发在1986年启动，农民们被引导到旅游这条道路上来，为此，农民们一点一点放弃了土地。先是乡里以每亩1000块钱的价格把村集体土地卖给了前来开发的企业和私人老板，这笔交易现在看来简直是赔了老本，但当时每个村民都被一下子分到的几百块钱弄得欢欣鼓舞。泰安村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村更早尝到土地流转的甜头。

为了加快这个新旅游景区的成熟，两条政策再次加速了农民远离他们土地的进程。一是保护后山生态，政府对这里实行大规模的封山育林，农民告别耕作，退耕还林，玉米地和土豆田几乎绝迹了。二是实行宽松的信贷方针，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政府鼓励农民大胆贷款，所有信用社对农民敞开大门。曾祥贵是村里的老书记，他现在有些陷入自我否定的情绪里:他不知道当年自己对这些事情投的赞成票，是帮了这个村子，还是害了这个村子，尽管这一切实际上并不由他说了算。

( 5月14日，突击队为受灾民众搭建了虹口河上唯一的生命通道 )

建设这么大的景区，光靠政府财力当然不济，第一次投入由都江堰市28个乡镇筹资分担。这笔钱远远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向他们许诺前景和信心。人们很快被调动起来了，周太军，甚至包括曾祥贵本人，都加入了这场致富风潮。

周太军一次就借了15万元，第一批“农家乐”的参与者至少都借了这个数。借来的钱全部投在了房子的建设上，大大小小的私人旅社一夜间就在山沟里林立起来。与很多当地人一样，周太军毫无经营经验，刚开始只是把房子租给那些前来淘金的外地人，后来他们都按捺不住了，把房子收回来，自己当了业主。还有一些没有胆量伸手借钱的村民，则拿土地做筹码，出让给外面的投资客建设旅社，投资方承诺，20年经营期满，房产归村民所有。周太军们完成了由农业生产者到小业主和消费者的身份置换。

( 震后的都江堰二王庙 )

农民们被带入了一种看上去欣欣向荣的秩序里，青城后山的势头比商业化年头更久的青城前山还要好。人们把挣来的钱全部投入到旅社的建设和维护上，干净体面的住宿环境为他们换来更多的钱，他们把钱还了债务，然后继续贷款。青城山的未来支付这一切——而这秩序被地震瞬间摧毁了。

用借的钱盖房子，农民们虽然节省，用的是最简陋的砖混结构，不过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有人拿自己的产业开玩笑。这些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房子，大部分都挨过了5月12日，这使得整个青城山镇基本上躲过了惨重的伤亡。“但里面全坏了。”曾祥贵说。对景区来说，房屋疏松跟完全坍塌没什么两样;更重要的是，整个大环境和大气候不复存在。周太军去年刚刚还清了20年前的15万元贷款，为了把旅社里所有的普通房升级成标准房，增加卫生间，他又接着贷了12万元，4月12日完成了翻修，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现在，他破产了。

“苦了20年，两分钟就没有了。”现任村长李桂伤感地对我说。20年来，旅游将财富不断带到这里，一系列巨大外力作用下，青城山镇正按照某种既定的规律分化。14个自然村的地理位置为它们在5月12日以前的命运已经做了注解:泰安村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这场变革的最大受益者，它和那些靠近旅游路线的“过道”村子分享了机遇;另一些村落分布在山头，远离干道，则和财富无缘。但5月12日，来自经济和体制的外力，遭到了来自地壳深处的自然力量的狙击——持续20年的滑动中止了，农民们和14个村子重新被拉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

李桂说，相比之下，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村子现在因为拥有土地，倒可以自力更生，而将赌注全部押在房产上的小资产者却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人们似乎重新回到了平均主义时代，等待命运也许又一次公平的裁量。■

那些恩怨也没了

齐心协力的村民有可能击败大地震，但要击退一种体制的溃败力量则更困难。

邵贤5月29日一上午就在找村长李桂。她正忙着把家搬离青城山。泰安村现在处于半戒严状态，一些经营者已经跑了，其他开店铺的村民也轻易不敢回到自己的旅社去取东西。大部分店铺都人去店空，保持着5月12日之前的模样，大量商品和货物都堆放在里面，无人看管。为了防止不法分子趁火打劫，借机偷盗，李桂和村委会决定，在进入泰安1公里有军队驻军的停车场那里设置一道关卡，所有车辆必须出示村政府开具、李桂本人签字的批条才能出村。

邵贤是到泰安古镇淘金的外来人员之一，她的家族企业在全国4A景区挑选可以投资的方向。原来一直在洛阳做生意的邵贤去年刚刚到四川来，在四川开张了两家工艺品店，一家在宜宾李庄，一家在青城山的泰安。现在泰安毁了，她把店里的东西打包装车运到宜宾去。和她一样的外来商户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旅游业是典型具有候鸟经济特征的产业，哪里景气，这个行业里的流动人口就会迁向那里。

“候鸟们”都飞走了，泰安村人却没法离开自己的土地，农民们陷入了僵局。他们大多负债累累，不要说没钱去修建那些摇摇欲坠的私人旅社，就算他们仍有些积蓄，他们也没有勇气投在这上面了。他们过去一直相信，房屋是固定资产，再大的投资，也是未来留给子孙后代的，现在这个神话破了。他们也无从知晓，这里的旅游是不是能很快恢复到之前的景气。

“可我们的退路也断了。”曾祥贵感叹说。如果农民们重操旧业，开山种田，青城山20年封山育林的成就就被毁了。农民们唯一的办法，还是“向上级政府要政策”。

青城山镇把这里的情况向都江堰市做汇报，都江堰市给四川省打了报告，但报告被积压在无数亟待处理的文件中间。救灾千头万绪，刚刚进行到灾民安置的环节，至于生产恢复的问题，更是后话，还没有被纳入到紧迫的时间表中。

但这不意味着，生计问题就不是青城山人最紧迫的问题。“这里经历的最大灾难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饥荒了，那时，我们还能去山上砍木头，拿出去多少换点粮食。”周太军的妻子戴文化抱着出生半年的孙子忧心忡忡。农民们还从来没遇到过失去一切生计手段的时候。她说，实在不行，他们就只有全家人出去打工了。

5月28日，一个接一个的小报告终于得到了反馈。李桂说，镇委书记李小明带给他们口信，说“上面有了新精神”，地震灾区每人每天“10块钱，1斤粮”的生活救助标准，在其他地方实行3个月，在他们这里将被放宽到一年。“李书记告诉我，‘视情况，最多可以延至两年’。”

这多少给了李桂一颗定心丸，只是喜忧参半。村民们不可能永远靠救助，青城后山的旅游看样子要3到5年才能恢复元气，还不论20年才完成的基础设施的重建了。更何况，太多的事情都需要特事特办，都江堰的重建同样迫在眉睫，政策绿灯没理由一再偏向泰安这个小村子。

更多事情需要李桂自己拿办法。比如，房屋补偿标准已经有了，活动板房过渡3到5年后，农民获得的永久性安置房将按照人均35平方米的规格建设。“35平方米对居住来说是肯定够了，不过，许多农民的老宅基地远不止这么个面积。另外，我们这里的人将来终归还是要靠旅游吃饭的，35平方米要拿来办家庭旅社就连底线也满足不了。”李桂向我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大家已经倾家荡产了，拿什么来重建生产资料呢？大家还敢不顾一切地再贷款吗？”

5月29日午后，雨停了，青城山弥漫着的沉寂雾气被一声声沉重的斧凿声撕开了。李富福在山坡上奋力地敲裂石头，巨大的石山裂成块，看上去非常均匀。另一群人从泥泞里搬起石块，垒在路边垮塌的“宝坎”上。“宝坎”是四川方言，在山区修路，路边一定要砌出高高的防护层，以防山体滑坡。5月12日，“宝坎”也阻止不了崩塌的山体，通往泰安村山路的许多地方被毁了。路虽然被抢通了，但很多处的“宝坎”还没来得及修复。这些垒起整个坡面的巨大石头，从1978年第一次修路起，就被牢牢地凝结在一起，直到这次地震才散落一地。

李富福是尖峰村的一名老石匠。尖峰村3个组的村民从5月26日开始就自发组成了一个10人左右的自救队，帮助青城山镇重建、通路。“砌宝坎”是个技术活:石头要切得大小得当，垒在一起要压缝，必须保证每块石头冲外高、冲里低，这样，“宝坎”的重心才能向里，紧贴山体。上世纪60年代末“农业学大寨”，曾在青城山镇掀起坡地改梯田的热潮，尽管这被证明为一次盲目而失败的学习——全镇最后开出的可供开垦的梯田不到20亩，却给青城山镇培养了十几个能够熟练开石取石的石匠，李富福就是其中之一。这批难能可贵的技术人才在日后的旅游大开发中功不可没，他们全部参与修筑了1978年的山路，使得几年后青城后山的商业化成为可能。

可他们自己的村子，比如尖峰村，却没有从这条路中得益。尖峰村只有少数村民住在这条山路的边上，大部分人都分散在山顶各角落。在泰安人家庭年收入达到万元的时候，他们的年收入还不到千元。他们继续种地，靠出售山野菜、玉米给泰安村的农家乐经营者，来分享有限的一点旅游收益。以前，尖峰村和泰安村关系并不和睦，为了一点小事常有口角。他们总是抱怨，有钱的泰安人还要在菜价上跟他们斤斤计较，泰安人吃肉，他们却连骨头都啃不上。

牢骚是过去，现在没人再提起这些不快。和泰安比，尖峰的灾情和经济损失要小得多。“这个时候，我们要齐心协力。”李富福说，“目前需要帮助的，是他们。”■

虹口的自救

“对我们来说，保住绿水青山，就是保住金山银山。”杜其文说。虹口抗震救灾总指挥杜其文，是都江堰市市委常委。和青城山情况类似的虹口乡，同样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新兴旅游区，5月12日以前，人们正在筹备1个月后的国际漂流节和4个月后的国际猕猴桃节。在这里，抢救生计，和抢救生命一样，几乎被在第一时间就提了出来。

久甸坪的小长街是进虹口乡的一道山门。济南军区“铁军”装甲团的一支部队在这里驻扎下来，他们5月28日接到新的命令，要配合并参与这一带临时活动板房的建设。

他们刚来就遇到了对手。一些虹口村村民惊恐地向他们报告，有些破坏分子连续两个晚上朝他们帐篷里扔砖头;另一起事件中，他们抓了一个冒充志愿者的年轻人，那人的包里放了一些儿童用品，问他情况却支支吾吾，当地人怀疑这可能是个拐卖儿童的歹徒。军人们把他捆了，转交给当地派出所。

第一起事件却不太好处理，虹口一带山形复杂，“铁军”这支部队初来乍到，对地形十分陌生。军队的驻扎地，西侧缓，东侧高，是紫坪铺镇、虹口镇和蒲阳镇的三镇交叉点，也是当地一个治安盲区。头天一接到举报，军队就上山搜捕，但山上太容易隐蔽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连长张勇杰对这次失利耿耿于怀，我5月30日到那儿，他正在组织第二次布防。“按照前两次规律，明天，歹徒有可能又出来活动了。”张勇杰和指导员许登跃找了两个当地村民做向导，详细了解地形后，抽调15名士兵组成了一支梭镖队，制定围攻方案。

“协防”是军队在执行抗灾任务之外的辅助责任。张勇杰说，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开枪，为此军人们专门用竹子制作了15把尖利的梭镖，“对付抢劫和骚扰者，我们尽量‘围而不攻’”。

离久甸坪十几公里的虹口乡集镇，是虹口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所在地。总的说，虹口乡秩序井然，治安问题并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最棘手是“三通”里的电力迟迟没有解决。

到5月30日为止，虹口已经持续18天停电了，几乎成为全部地震灾区最后一个黑暗之城。“某种意义上，我们仍是半个‘孤城’。”马远见说。这名曾任都江堰市纪委副书记的基层官员，2007年9月政府换届时调到虹口乡任党委书记。想赴任后在虹口经济开发上大展拳脚的马远见，现在先要将6200名虹口人带出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副乡长高永强一再跟虹口供电所强调，“电力抢通已经刻不容缓了”，电力中断让其他“两通”也几乎形同虚设。大部分时间里，通讯信号断续不堪。通讯要靠发电机，发电机要靠汽油做燃料，整个虹口的3台发电机功率都很小，统共只能供一处地方使用，而虹口的汽油库存只有2桶不到400升了。5月28日，虹口已经启动了固家坪和瓦子坪两个活动板房安置点的建设，因为没有电力，混凝土搅拌的动力也没有，工人们完全靠人力完成这些机械活，眼看工期推延。

症结还是出在5月12日以后曾经把虹口困了七天七夜的道路上。表面上，虹口的交通干道紫宽路（从紫坪铺到宽河坝）早在19日就已经抢通了，但这条仍然掩埋了无法挖掘的遇难者遗体的道路上，还是危机重重，物资、车辆和人员安全完全没有保障。并且，这条路山体滑坡依然严重。电线杆运不到山上，运上来了也没法安装，施工人员花了很长时间，努力多次都失败了。“指挥部研究，在最短时间内修了一条有可行性、投资不大的‘生命通道’，并封闭曾经的主路。这条要翻越垭口的路，是在12日主路完全中断的应急时刻，由几名虹口的老猎人把一条废弃50年的老路用柴刀砍出来的。”高永强说，“现在电力工程队，仍在这两个方向同时尝试架线。”

临时指挥中心同一个帐篷下，另一旁的马远见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一整天都在跟人谈话。5月30日中午，刚跟虹口的对口支援单位成都市锦江区区长考察了一圈临时活动板房的安置点，接二连三的村民跑来找他。事无巨细，下鼠药防疫的事，从废墟里抢救家具电器的事，也有少数村民会为救援部队帮那家而没帮这家，愤愤不平，直接找到马远见这里来理论。

14点多钟，又一名乡干部跟他汇报，有几个农民想要离开安置区，回到自己的老房子里搭棚子住，因为要照顾自家的猕猴桃。马远见也没法拦，他让这名干部再劝劝他们，最好别回去，余震的威胁并没有解除。

马远见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些猕猴桃对于虹口的意义。直接看，虹口突围的希望全在那条路和那些电线杆上;而根本上，虹口现在的希望是和那些农民手里的猕猴桃捆绑在一起。

大家回忆，5月12日过后的第3天，指挥部碰头会的第2个话题就是虹口未来的生计问题。和青城后山的开发比，虹口旅游很大一部分是“过路游”，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旅馆建设的依赖要小，这虹口旅游业在震后比青城多了尽早翻盘的希望。但究竟要多久？谁也没底。马远见说，多亏虹口还有一个依附于旅游的猕猴桃种植业，如果旅游3年翻不了身，全虹口的人就要靠满山的猕猴桃养活3年。高永强告诉我，一亩桃的经济收入是8000元，虹口乡有超过1万亩猕猴桃，就是将近1亿元的产值。

“5月中旬，刚好是猕猴桃扬花授粉的时候。”5月15日，指挥部所有人缓过神来的第一件事，不约而同都是“猕猴桃”。人工授粉需要大量人力，人们要从雄花上收集一个一个花朵，碾成粉末，再一个一个点在雌花上。高永强说，他们动员全部村民和干部，无论如何，冒死也要把猕猴桃抢救回来，“一旦错过授粉季，很可能虹口乡接下来大半年的经济来源就没了，这是我们灾后自救的基础”。

接下来的几天里又发生了另一起随时可能毁掉虹口的危机。在人们忙于救人的时候，因为上游形成了堰塞湖，造成虹口白沙河断流了一天，这给虹口一家依靠白沙河引活水养鱼的虹鳟鱼场带来了灭顶之灾。投资方新联水产公司在农业部和成都市水务局的撮合下，用1亿元投资了这个亚洲最大的虹鳟鱼场，刚建成一年，按照出口德国的合同，第一批鱼的加工时间是在5月15日。当有人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被遗忘的鱼场时，1000吨虹鳟鱼已经死了。当地人试图组织了一次清理，没有成功，量太大了，并且浓烈的异味让人无法接近。经济损失这个时候还在其次，1000吨鱼的尸体造成的水源污染，除了会毁掉虹口最重要的资源白沙河，更是一场无法估算的公共灾难——鱼场紧挨白沙河，白沙河是岷江的支流，岷江又是汇入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马远见组织的突击队和两支就近被紧急调派过来的军队一起努力，才使危机得以化解。

虹口恢复到暂时的平静中。5月31日晚上的指挥部例会，大家讨论的核心议题是，保留被地震毁坏了的虹口乡高原村大桥和一些重要的大地震遗迹。他们希望这能多少帮助一下虹口的旅游。马远见称之为“以震救震”。

这一天，虹口指挥部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新路有望在1个月内启用，并且投资额要远低于预算。高永强说，“景区的几家业主愿意给我们免费提供大型设备;新路要砍掉一批村民的猕猴桃树、自由林和三木药材，老百姓都主动放弃赔付金了”。■

国家力量的地方实践

帐篷、活动板房，这些由国家统一发放的救灾物资，尽管标准一致，但到了地方，依然充斥着更具体的技术细节。

虹口乡的周方泽一家在震后吃了第一顿像样的饭。开“农家乐”的周方泽，4月份就开始储备了100来斤的腊肉，用以应对接下来的旅游高峰，地震后，东西全被埋在了废墟底下。5月30日这天，军队帮他们把腊肉抢了出来，还有几大袋花生米。周方泽请了些乡领导，做了两大盘炒腊肉，还专门开了几瓶啤酒以示感谢，也是对死里逃生的庆祝。昨天，这家人也刚刚住进帐篷，告别了10多天来成天稀饭和方便面的救济粮日子。对他来说，有相对稳定的吃住，至少从形式上，新生活开始了。

对整个虹口乡，说新生活开始还为时过早，像周方泽一样一家人住进帐篷的只有不到1/5。主抓安置工作的高永强说，眼看夏季将至，帐篷对防雨、防疫都不利。帐篷的高度短缺一直是灾区的心头大患，如果赶在夏季来临之前，活动板房能够提前完工，那些没有住上帐篷的家庭都可以直接进板房，帐篷困境就可以渡过了。只是这样一来，安置工作第一步的压力就传递到第二步，活动板房建设的工期大为紧张了。

蒋开春带领的中铁二局救援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5月26日从汶川急调至绵阳市什邡镇。他们被要求在6月25日以前完成1500至2000套活动板房的建设，而正常情况下，如此大的施工量可能要花费双倍时间。“我们总共要建4000平方米。”蒋开春在电话里对我说，“因为工期紧张，我们拿到的只是一个房间布局的平面图，管线、水电都还没有布置，基本上要边设计边施工了。”

虹口乡面临的问题比什邡复杂得多。高永强对我说，虹口乡364平方公里的面积，占了都江堰的1/3，但因为虹口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都属于保护范围，真正的人口活动区域还不到50平方公里。“120亩的活动板房安置面积，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是虹口的大难题。”

土地的分配让指挥部每个成员都头痛不已。山上不能建，建设难度大，机械、建材上不去，以眼下的情形，工期很难允许3到5个月的施工了。1万亩的猕猴桃种植地不能占用。高永强说，虹口乡还要回避安置第三阶段，永久性安置区的选址。虹口乡几年后的4个永久性居住区已经确定下来，如果临时安置区占用永久居住区的位置，会带来二次搬迁，“临时板房，每平方米造价600～800元，3万多平方米的拆迁，将造成极大的浪费”。

原本可用土地就稀缺的虹口，几乎更是处处壁垒。高永强最早拿出的一个方案，按照虹口8个村58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边上都设一个临时安置点，共有58个板房安置点。“主要考虑到猕猴桃是虹口农民的生活来源，板房最好是建在靠近他们生产资料的地方。以后，农民住到永久住房里，这些板房还可以二次利用，作为肥料、农具的存放点。”

这个方案被证明过于理想化。大量的板房要建在山上，一些村小组的地址根本就连地质灾害评估也没法通过。其中一个被多数人看好的叫“深溪村安置点”的选址遭到四川省地质调查队专家们的一致否决，专家们发现，这块看起来处在两个山沟中间的平坦地块，实际上正背靠着一个山的断层，两边的山都曾发生过坍塌，如果有余震，这个地方极有可能会被再次掩埋。

58个点被筛选成7个，然后，又有一处“久红村小学安置点”因为有可能在夏天遭受山洪而被否决。5月28日，虹口启动了固家坪和瓦子坪两个完全通过验证的活动板房安置点的建设。

对于剩下4个安置点的考察，到5月31日仍在谨慎地继续。毕竟，这是虹口通向新生活的第一扇门。■

新都江堰如何崛起？

国家发改委是此次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主导部门，协调单位是四川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国务院30多个部门。于5月底率先进入重建规划的都江堰，有可能成为汶川地震重建城市的样板之一。

500多名建筑专家组成的大型团队正在对都江堰的楼房进行评估，被确定为危房的，将立即进行拆除;具备居住和工作条件的，将在加固后再使用。危房拆除后将会按照安排，在原址上重建。目前，在二环路周围，安置房正在紧张搭建。

都江堰规划局局长屈军在这些专家和来自上海的援建专家中间奔走。“目前，都江堰临时过渡安置房的选点已经确定，其中城区共有14个安置点，这些点位主要分布在城区二环路附近，而19个乡镇的安置点也已明确。”屈军说。

重建工作开始前，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屈军说，除了楼房评估，这个专家团队将对选址地的地质状况和周边生态环境进行专业评估，安全是第一要素。除此之外，再建房屋的抗震标准也要重新修订，在7度6级的基础上增加，达到新的抗震要求。临时过渡安置房的设计为两层钢板结构，墙体两边内也被要求填充有抵抗余震的泡沫材料，它将提供40万受灾群众的居住。

都江堰市的重建安置规划是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领衔。这位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现在成为成都灾区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

“规划图纸早一天完成，建筑工人就可以早一天开始施工。”作为先遣队进入灾区后，吴志强带领的先遣队走遍了4个市县的80多个受灾的乡镇（村），确定了40多个需要重建的乡镇名单。吴志强对我说，“我们立了军令状，在5月30日以前全部完成都江堰、彭州市、崇州市和大邑县4个市、县的80多个城镇的安置规划”。

吴志强和他的常务副院长夏南凯提出的新方案，包括3个阶段的主体工作:一是救灾避灾，继续采购帐篷;二是安置，临时安置，前面是灾民，后面是建设大军;三是永久性居住建设。吴志强在做的是最迫切的第二阶段的工作。

“永久安置点的选择要综合多方因素。”夏南凯对我说，“就是让这些灾民从临时安置点能住进去，而且要符合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要求。在灾民生活和生产的问题都解决以后，还要考虑整个城市的发展。”

考虑到未来3年的临时安置房生活，过渡区域也要保证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夏南凯说，“每50套配建1个集中供水点，1个公共卫生间和1个垃圾回收点。每1000套住房，配建1所300平方米的小学，1个20平方米的诊所和1个50平方米的商店。每2000套住房，配建一所中学”。

这个以都江堰景区为核心，呈扇形扩张的城市，在这次地震中毁坏最剧烈的地方，就是靠近景区的旧城部分。“根据评估，都江堰的老城区已不适合居住。”屈军对我说，规划组正计划保留老城区的旅游功能，并在周边重新择址，建造占地150万平方米的生活区。由于都江堰的历史完整性，不可能像北川那样举县搬迁，而只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保持和扩建。

“我们的总体方案争取3个月内完成。”他说，都江堰要向东朝聚源方向选址建立新城区，计划3至5年内将都江堰建成能容纳108万人口的城市。

在同济专家组紧密布置安置工作的同时，由成都规划局和都江堰规划局牵头的“都江堰市灾后重建规划方案”征集也在展开。官方称，此次方案为无偿征集，将邀请有实力、有信誉、有社会责任感的规划设计机构参与。成都市政府将于今年7月组织专家对征集的方案进行论证。

这是城市重建史上首次全球化招标，5家规划设计机构最终将参与到都江堰的重建规划设计中来。屈军说，地方政府将配合中选机构做实地踏勘和调研。都江堰市灾后重建规划的地理范围，可涵盖整个都江堰市域，重点为都江堰市城区、聚源镇和青山镇，共约1600平方公里，涉及居住人口110余万人。规划应包括灾后重建模式、城市的定位、城市的功能分区及布局结构、灾毁资源的利用和再开发、产业支撑、城乡形态、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灾民安置等。■ 猕猴桃都江堰虹口青城山活动板房帐篷高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