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

（文 / 老谢）

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年复一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极限在哪里？这大概是目前经济学家们最想弄清楚的问题。在中国面临劳动力和能源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关于中国经济见顶的声音开始多起来。

经济学家们观察中国经济的增长极限时，很多人采用“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指标，也就是为了维持一定的产出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增长。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经济是投资驱动的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为了维持同样的产出，需要追加更多的投入，而资本投入的来源主要是储蓄，中国储蓄率虽高，但总有极限，所以不可能支撑越来越高的资本投入，这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就好像一块土地，如果今年产出了1000斤稻谷，明年要维持这个产出水平，则需要追加更多的肥料，也就是所谓的资本边际效益递减。

事实上，这种悲观情绪并非今天分析中国经济时才产生，在世界经济史上，关于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很多经济学家在几十年前就曾经做出过相当悲观的表述。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繁荣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很显然，增量资产产出率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的增长。这一指标之所以和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偏差，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的源泉并不仅仅在于资本的投入，其他如技术进步和创新、制度改善等同样能带来经济增长，而增量资产产出率并不能覆盖这些因素。相比之下，“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更接近经济增长的核心。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而这部分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和创新、制度改善等资本之外的要素所带来的。举例而言，如果在生产中投入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1万元，产出2万元，那么，2万元的产量由两部分构成，1万元由投入的生产要素带来，另外1万元由技术进步和创新带来，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资本之外的要素对经济增长也有着重大影响，这一现象最早由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注意并研究，因此也被称为“索洛残值”。索洛残值当时主要被解释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际上，广而言之，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创新等因素，都可以归入索洛残值，用于全面解释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

中国经济一直给人以“高投入、低增长”的印象，但是如果以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实相当有质量，甚至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资料显示，从1987至2005年，在中国经济年均9.5%的增长中，5%～5.5%来自资本和劳动力投入，3.8%～4.2%的增长由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全要素生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40%。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左右，发达国家为3%左右。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释放出被压抑的生产力、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科技创新的推动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超过想象的合理解释。

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实对传统的经济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很难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经济理论都是以静态的思路来看待问题，比如曾经有悲观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最终是由需求推动的，在人类的大多数需求都得到满足之后，经济发展将会陷入停滞，甚至包括大经济学家熊彼特也对资本主义下过十分悲观的预言，认为资本主义必将走向衰亡。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不断有新的需求被开发出来，有些新产品甚至在几十年前闻所未闻，如今世界经济的繁荣程度已经是几十年前所难以想象的。

中国经济的投资占GDP比重在40%左右，改善投资驱动的模式的确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但是，如果因此得出中国经济增长已近极限的结论，也未免太过悲观，因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不低，索洛残值的贡献仍有较高水平。当然，最理想的模式是，投资规模控制在一定水平上，同时逐步提高技术、创新和制度等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重。■ 宏观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