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从善如流

( 5月19日14点28分，全国哀悼时刻的北京街头 )

哀悼日警报拉响的时候，我在深圳，在酒店里写一篇地震稿，受命电话采访一名亲临现场的人员。之前半小时，他在成都的天府广场，他说：“我要上去献花了，咱们先聊到这里吧。”挂了电话，我趴在床边，整理他刚才说的话，他提到的什邡、红白镇，我不知道怎么写，只好去Google寻找关于地震的新闻。

5月12日那天，北京也感觉到了地震。弟弟的女朋友到我家，讲起当天她在京广大厦30层的感受。当时她正在面试，她对面试官说，她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了，突然觉得头很晕。面试官说：“真奇怪，我也觉得头晕晕的，可能是中午没吃午饭。”我们听了哈哈笑，然后，当大地震的消息从四川传来的那一刻，我被忧伤浸透了。

一直避免看电视、报纸和网页上的细节，不看，是因为我觉得我承受不住。一个月前，刚从希腊采访归来，一个戏剧导演对古希腊悲剧的阐释让我铭记在心:“古希腊悲剧通过人物的命运，揭示了一种宇宙道德法则，这一法则可能是以最粗野的方式得到实现，然而总是为天神宙斯所赞许。”消息传来的时候并没觉得意外。这灾难，没有降临在我们其他人头上，纯属偶然。发生在哪里都让人心颤不已，而四川于我，更感性一些，我有几个朋友是四川、重庆人，他们人很好，有的还很幽默，令我一想起那个地方，都是温暖的情绪;可是就发生在四川，怎么恰好是学校的建筑那么不堪一击。

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警报的声音。当意识到那响彻天空的声音是国悼之声时，心中只有感激。那声音并不是猛然爆出来的，之前感觉有些凝固的空气，仿佛一下被吸了过去，憋足一口气，才在深圳灰蒙蒙的天空中凄厉地回响起来。我走到窗前，酒店对面是个居民小区，我看到窗边或阳台上，有另外几个人和我一样默默伫立。一个身着家居服的女子手里攥着纸巾，不停地擦拭眼睛。我房间的位置偏高，他们并不知道有人看着他们，楼群后面是宽广的天空，阴云像魂灵一样游弋。从别的地方隐隐约约传来大片的汽车喇叭声，绵延的警报声盖住了失望、无力、逃避与彷徨，带着一股天然的悲凉气息响彻云霄，正向天国行进的大军恐怕也要忍不住回头望一下。

过了一个多小时，又拨通刚才采访者的电话。四川电影频道的总监何世民在震后两天去了红白镇，他想寻找证明人类具有顽强生命意志力的生还者，可是看到的都是幼小生命的凋零。哀悼活动让他的情绪处在波动中，此刻仍然没有平息。50多岁的人了，一说起在学校的所见所闻就哽咽，我不想问下去了，他讲述着听来的舍己为人的老师们的故事，感觉到他在尽最大努力回忆，我明白是什么驱动他这样做。那些故事残缺而短小，这篇稿子后来也没用上。想起何先生，心里又觉得抱歉。

傍晚，深圳的上空飘着细雨。我出去吃工作餐，华侨城的食肆明显比平时空空荡荡。晚风吹过来，不再那么清爽，深圳的夜色，也不那么绚丽明亮，这并非仅仅是字面上对歌词的篡改，而事实就是这样，这晚，特区很早就睡了。

饭桌气氛有点沉闷，几位来参加展览的成都艺术家，这两天在画廊的帮助下在深圳买了很多灾区急需的医药用品，正在讨论用什么法子运回去。饭间，又传来四川将有6级余震的预警消息，我走到阳台上，给认识的一对生活在乐山的老夫妻打电话，他们唯一的孩子几年前去世了。可是地震后，他们给我的消息都是，“我们会注意安全的，你不要担心”，“昨天夜里狂风暴雨，稍微感觉有点紧张”，“情况越来越好，请放心”。我说，听说今夜有大余震，电话那头说，“虽然是官方消息，但只是说可能，应该没大碍的”。又是叫我放心。

我曾经在伪善和沉默中做过斗争。不知道打电话告诉人家一个捕风捉影的消息有什么意思。但后来心理上过了这坎儿，有些事就算有伪善的嫌疑也得做，而我心里的确有那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担心。被人挂念的感觉终归是好的，如果这小小的举动能给别人带来一点温暖。这里有我自己的一个相信，相信他们需要这温暖。也是从这对老夫妻身上，才对失去至亲的家庭悲哀有了延绵的感受。它并不是一个时段的一个点，很快就能被新的什么替代、充满。什么叫“血浓于水”，就是天天看相册，周周去孩子的坟头散步（他们已当成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年年祭日不忘，你丝毫不用怀疑这行为会延续到他们终老。现在的志愿者，我相信大多数和当年我们这些朋友一样，都要或早或晚回到自己的生活的轨道上。而过了多日，母亲还会说，“昨夜我又梦见女儿，带着她的儿子回来了”。

去年我看了一本书叫《充满奇想的一年》，女作家琼·狄迪恩写她几乎在同时失去丈夫和女儿后，一年间的感受。“生活改变很快，生活瞬间改变。你坐下来吃饭，而你熟悉的生活结束了。”这次多少汶川同胞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她说，“一般人可能都会预想到亲人的去世，但想不到那悲哀会扫荡一切，带来无尽的孤寂、怅惘和虚空”。她经历了情绪的很大波折，从自怜、内疚到强迫性的迷信观念，何以排忧？后来在我们东方哲学中找到解脱:“太初之道，于今犹然，迨至亘远，绵延无终。”

开始看电视新闻，现代文明人把“哀悼”弄得特别形式感，把悲惨也弄得特别形态化，一不小心就过度，成了一种病态的自我放纵。在久已被遗忘的我们老祖宗的哲学中，在看待生死方面，本来有特别多超越和豁达的地方。我想起庄子的故事:庄子的妻子死了，他的好朋友惠施去看望他。当惠施心情沉重地走入他家时，被眼前的景象弄懵了:庄子不仅不哭，还敲击着瓦盆放声高唱。惠施问他：“你妻子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还唱歌，岂不是太过分了。”庄子说：“老妻死了，我能不感慨吗，可又想，人生在世，不过是无中生有，夹杂在草莽前，有了元气，元气有了形体，形体有了生命，有生命就有死亡，说白了，这自然得就像春夏秋冬更替，我老婆安然寝于天地间了，我还凄凄惶惶地哭什么，那才不合常理呢。”

说理归说理，严酷的现实却是，你习惯了一种生活，突然进入另一种生活，好像从一个温暖的房间赤身裸体进入冰天雪地，短时间找不到回去的门，随之而来的是孤独、无助、自怜和幻灭。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却无法消除那种痛苦。还能说什么呢？我也陷入自己的精神困境。从深圳去了上海，我见了一位隐修者。我问他，我一直相信宇宙间有一股正确的力量在引导我们，但为什么宇宙的暴力甚至比人类的暴力还要无情，它是那么不公平，坏心眼的人，收受贿赂的人，极有可能会再次找到新的职位，受罪的却是无辜的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做个好人？他说，上帝也好，佛祖也好，讲的都是一个真理。不管怎样，一定要从善如流。“不管怎样”这几个字我听得如雷贯耳，它包含了太多含义。

上周，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访华，他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小说对我们的现实也有很多参照意义。他的几场讲座和讨论会我都去听了。他把这次访华签售所得款项全部捐给了四川灾区。在讲座上，他提起土耳其1999年发生的大地震，尽管他在那里没有亲人，但还是在某种情感的召唤下跑去了地震发生地，力所能及地帮助当地的人们。他没有用“志愿者”这个字眼，于是我这里也就不用。地震也让他感到内疚，回来后，在没有人要求他的情况下，他给报纸写了篇关于“地震”的稿子。将近10年过去了，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台上说，他很庆幸自己当年写了那篇稿子。帕慕克关于地震的文章，前面的现场描写比我们的现场记者不分伯仲，但是到了后来的部分，他可以更加忠于自己，就像他在讲座上讲的，小说艺术比电视、广播和报纸更能反映真相。

我有一个大山里来的朋友，她有一套和我们现代社会人不同的人生观，她相信万物皆有灵，人和自然万物是彼此连接的。她在现代社会里也过得很好，很多人不知道是因为她把生死得失看得很淡。我最近在看一些超心理学的书上说，很久以前，我们的能量在流动时，是跟宇宙能量的源头连接着，因此彼此也连接着，我们曾经和宇宙相互依存，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我们不觉得害怕，而好奇心则是我们的天赋。但是现在，我们和宇宙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渊，这种失连的感觉给我们带来不测与恐惧，我们用社交、新奇的娱乐、宗教、科学上的新发现、新的通讯工具去建构桥梁，我们结盟，因为害怕失去利益和对彼此的控制，却忘记了我们本来就是和宇宙连为一体的。我记得年初采访王朔，聊到现代的文明人的野蛮，他有些激动地说，“人，你谦卑一点吧”。我们人无疑已经是地球上最凶猛的动物，所向披靡，联手让宇宙向人类的意志低头，期望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脆弱，面对自然的暴力，我们多么无能为力。 从善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