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寺的第30个婴儿

( 5月22日，什邡市禾丰镇居民陈迎迎在帐篷里生下儿子周鑫 )

“川西佛都”里的婴儿

再过几年，等他会说话的时候，周鑫可以骄傲地对别人说，他是在寺院的帐篷里出生的。但眼下他显然还不知道自己的特殊之处，只是周身红彤彤地躺在一个小摇篮里，盖着一床从家里抢出来的小花棉被，头上戴着一顶棉制的婴儿帽，傻乎乎地睡得香，像嫩芽一样的小手指无意识地摆动，每一个动作都会引起身边家人的赞叹。

5月22日16点零5分出生的周鑫，是什邡罗汉寺里出生的第30个婴儿。他出生的时候，院子的另一侧，数名僧人正在和信众一起，为他们在地震中遇难的亲人念经超度。自从5月12日以来，这个罗汉寺里的超度从早饭后开始，到晚饭时才结束。

罗汉寺在川西很有名，被称为“川西佛都”，如果从唐朝始建算起，有1100多年的历史。5月12日那天正是“浴佛节”，大地震发生后，当天就有800多人进入庙里，第二天增加到1200多人，第三天就有1400多人了。周鑫诞生时的接生床，是寺里师傅们平常打坐的禅床，奶奶和爸爸等候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坐的竹椅子，是师傅们平常纳凉用的，椅背上还用毛笔标着“罗汉寺”三个字。

从大地震发生当天开始，罗汉寺的大门就一直是打开的。“我当初就想，要免费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东西。”主持素全法师说。大地震发生后，素全法师马上动员僧人们把所有对灾区群众有用的东西都拿了出来，自己反而没了铺盖和床铺。5月12日那天夜里，所有僧人打着伞在雨里蹲了一夜。产妇生产，对于寺院来说本来是个忌讳，但素全法师却丝毫没有顾忌。听到寺院里出生的婴儿数量已经达到了30个，他特别高兴，一连气说:好，好。

( 5月24日，绵竹市体育馆内，志愿者阿姨在为女孩们梳妆打扮 )

周鑫的妈妈陈迎迎，今年才21岁，有双漂亮的眼睛。周鑫睡觉的时候，她就躺在病床上，静静地看着他，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5月12日14点28分，大地摇动的时候，奶奶还在地里插秧，陈迎迎捧着大肚子，光着脚，一口气从位于5楼上的家里冲到空地上。奶奶扔下秧赶回家，发现儿媳妇和肚里的孙子都安然无恙的时候，欣喜得快要晕过去。陈迎迎17岁上认识了丈夫周晓磊，谈了4年恋爱，周晓磊比她大4岁，结婚那年是25岁。在当地，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很多都已经有了娃。

“这个孩子生下来，小名就叫‘摇摇’吧。”奶奶说。

( 5月23日，罗汉寺一个小姑娘学着照顾妈妈和刚出生的弟弟 )

5月22日早上3点多，陈迎迎开始“来红”，奶奶听说罗汉寺这里驻扎着什邡市的妇婴医院，就拉着儿子媳妇截车从禾丰镇直奔这里。医生说陈迎迎的条件很好，鼓励她自然生产，可陈迎迎坚持了很久，孩子还是没出来。为减轻痛苦，陈迎迎选择了剖腹产。

陈迎迎手术时所用的手术灯，是罗汉寺里的照明灯。5月13日这里的第一个婴儿降生时，用来代替手术灯的，还是医生们自己带的手电筒。

( 连日操劳，罗汉寺的住持素全法师累倒了 )

5月12日那天正好是护士节，大地震发生后，什邡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了该院近20名产妇、待产妇撤离。开始撤离到了医院对面的“方亭二小”，后来听说罗汉寺内的地方更开阔，便于当天傍晚，在罗汉寺僧众帮助下安顿在了寺内。

第一批用来代替病房的帐篷，只是普通的塑料布。13日凌晨2点刚过，塑料布帐篷病房里来了第一位新病人——南泉镇柳泉村一组的孕妇陈世抄被家人用一辆三轮车送来。当时她羊水已破，分娩在即，然而经过诊断，发现胎儿头盆不称，必须手术，接受剖腹产分娩。

( 住在绵竹救助站的廖小燕，每天都背着拣来的小书包到志愿者营地去上课 )

临时搭建的医护点没有手术室，没有手术台，甚至连输液架都没有。临时手术室是寺院住持素全大师提供的一间厨房。

两张小桌子拼在一起，构成了临时手术台;输液架用一根木棍代替;灯光昏暗，医护人员打起了四五支手电筒;没有吸引器，就用纱布。手术过程中出现了余震，房间内的医护人员们根本没理会。13日7时30分，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传出，是个女孩。因为是在地震时出生，陈世抄的丈夫唐天伟给女儿起名叫“震生”。

给震生主刀的医生，是住院部主任郑同英。采访时，她拉开白大褂给我看，里面的T恤已经花得看不出原来颜色。“全是血和汗。”她说。5月中下旬的什邡，天气已经很热，帐篷手术室里的温度有时会达40摄氏度，站一会儿就全身是汗。自从5月12日地震以来，郑同英就没回过家，没洗过澡，没换过衣服。采访时8岁的儿子来看她，像只小狗一样跟着她到处转，她去哪里，儿子就跟到哪里。地震时，儿子身上也被擦出许多伤，郑同英帮他包扎好，就接着忙自己的去了。偶尔歇下来，儿子就一动不动依偎在她身旁，他的头发一碰到她的脖子，郑同英就条件反射般躲开——那里已经长出了一大片红疹。两周来，每天睡在地上，妇婴医院的全体医生、护士的脖子上、胸前、腿上，都长出了这种红色小湿疹，不抓就痒，一抓就疼。

问郑同英在非常时期接生、动手术和平时有什么不同，郑同英迅速地说:压力大。

产妇和新生儿都虚弱，需要好的环境，可13日晚上下起了大雨，陈世抄和震生那天晚上过得很艰难。产后安身的简易帐篷根本无法遮挡风雨，于是医护人员围起人墙将孕妇和孩子围在中间，给他们遮风挡雨。从14日起，救援部队和救灾物资陆续到了，产妇们住进了军队提供的军用帐篷。陈迎迎入院时，已经可以享受不怕雨的帐篷了，却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气温高。

产妇怕受凉，人所共知，然而也怕太热，太热容易引起感染。陈迎迎住的帐篷一天至少要消3次毒，白天风力不大的时候，就把帐篷的下半截卷起来。一顶军用帐篷里住三至四个产妇，摇篮要贴着产床竖放以确保不挡别人的道儿，但比起外面一个帐篷十几人，这已经很不容易。非常时期，医院的部门完全简单化了:门诊是一张桌子，4把椅子，所有医生都在那里，做B超的机器也在那里;一个帐篷放药品、器械和档案，一个帐篷做检查;帐篷围出空地上用塑料布搭了凉棚，凉棚下放了两排椅子——轻一点的治疗，比如输液，就在这里进行。

郑同英和她的同事们的住宿帐篷都在罗汉寺，真正做到了24小时办公，全天问诊。开饭时间，她们就到寺里的食堂去。从12日开始，寺里免费为受灾群众24小时提供开水，由于用水量太大，先后烧坏了两台锅炉，抽坏了两个水泵。素全法师很快就买了新的补上。

在庙里吃住的，到目前共有1451人，罗汉寺的斜对面就是什邡市第二人民医院，全部医护人员和伤员的伙食，目前也是罗汉寺在供应。加上医疗队、救援队、志愿者，总共有3000多人，而罗汉寺原本只有41名僧人，30多名居士。为承担这么多人的饭食，僧人和居士们从凌晨3点开始煮粥，一直忙到晚上20点半晚饭结束都无法休息。但其实，他们自己也都是受灾人员，寺院里所有殿堂、僧舍都出现了房瓦脱落、房梁断裂的情况，一部分房屋倒塌，80%的房屋已经成为危房。而僧人们从地震第二天就自发捐款，素全法师还通过手机短信向四川省宗教局及时发送罗汉寺僧众自救和赈灾情况:

“现在寺院稳定，信众生活已安顿。”

“我们正千方百计安排大家生活。”

“我们大家都很团结，你们放心，我们不怕！”

罗汉寺的物资供给，一部分来自政府发放的救灾物资，一部分来自社会各界的捐献。每天都有两三辆运输车把各界人士捐献的物资运送到寺内，由素全和住在寺院的各种组织的代表协商分配，药品纱布到医院，食品蔬菜到厨房。满足寺内基本需要后，另一些要帮助运送到各镇上的物资则由素全法师亲自带领僧人和志愿者到附近灾区。5月23日见到他时，他已经累倒，打起了点滴。

然而，5月24日下午，陈迎迎的帐篷前却上演了这样一幕:一个来自成都红十字会的年轻志愿者，把医院院长桂逢春叫到这里，掏出手机，要她听两段录音。两名群众来找这名志愿者投诉，一个反映医院囤积物资，一个反映医院收取治疗费用——非常时期，所有治疗本来都是不收费用的。

志愿者自己也有疑问，他从成都运送物资到罗汉寺，要求看管物资的人让他查看一下仓库，却被语气强硬地拒绝了。他很愤怒，另外，他记得运来了5箱花露水，但却没有见到给婴儿使用。还有产妇向他反映，奶粉供给不足。

桂逢春跟他解释，奶粉只有6罐，这批全部发下去，下一批再来新病人就没办法了。仓库是重地，不能随便放人进去，因为已经出现闲杂人等盗窃物品。收取治疗费用是误会，因为有些受灾并不重的群众也在趁这个时期混水摸鱼，所以现在医院开始询问个人财务状况。而一般的花露水酒精成分重，婴儿肌肤娇嫩，不能随便使用花露水。

解释着，桂逢春忽然激动了，她的声音越提越高。志愿者语气软下来，走了。桂逢春激动地说:“不如今天就把6罐奶粉全发下去吧，下次再有新产妇来，我们就说没奶粉了。”说着说着，她就哭了。

陪桂逢春绕罗汉寺走了整整一圈，她的情绪才平复下来。她委屈。

桂逢春说，从救灾物资运送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她就告诉全体工作人员，谁也不许浪费一滴水、一粒米，矿泉水喝掉一半的不许扔掉，必须喝完。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局面还要维持多久，而物资消耗一点少一点。

救灾物资还在源源不断送进来，但桂逢春却看到了其中的危机。

“城市功能还没有恢复，80%的房屋不能入住，现在受灾群众可以说是在靠全国人民的援助过日子。现在媒体天天报道，全国援助的热情高涨，但热情总有低落的时候，不可能永远靠援助过日子。所以不能只顾眼前，要统筹，要想以后。”

关于以后，谁的心里也没底。医院帐篷有限，产妇住到第4天就要出院，回到自己家的救灾帐篷。怀上周鑫之前，陈迎迎在什邡卖服装，怀上孩子后，她就回到丈夫周晓磊家所在的禾丰镇。周晓磊原本是做洁具销售的，今年春节之后，他就停掉工作回到家里陪伴照料妻子，谁知正好遇到这场大地震。

两人有些存款储备，但并不多。流行的说法是，帐篷要住3个月，3个月后政府会帮助大家迁入简易房，重新安置。那时日子要怎么个过法，谁也不知道。25岁的周晓磊打算等孩子大些，他就出门去找工作。

救灾帐篷里的异地生活

周鑫4天后出院，陈迎迎和周晓磊会带他回到自己家位于禾丰镇的救灾帐篷。小鑫鑫的奶奶说，帐篷是自己家搭的。

在汉旺镇，我们看到了这种“自己家搭的”帐篷。在汉旺镇的标志性建筑——指针永远指在14点28分的那座大钟下，村民肖代兵和我们碰面。带我们在汉旺的废墟中绕了大概有一刻钟后，肖代兵指着一片花花绿绿的帐篷给我看，非常骄傲地说:都是我们自己搭的。

说是帐篷，其实是地窝子。石头上铺一层纸板，纸板上铺一层被子，竹子或其他什么东西做骨架，塑料布、编织袋堆在骨架上，用石块压住固定。3米长的帐篷里，被子、枕头一字排开，构成一个十几人的大通铺，帐篷外是从废墟里抢救出来的脸盆、架子、家具等。十几平方米的空地上，住了4家人。从废墟里抢出来一些桌椅板凳，4家人合起来搭了一个大凉棚，把桌椅板凳摆放整齐，再烧上一壶茶，俨然一个小小的茶馆。

接我们的时候，肖代兵的两只脚上分别穿着虽同是白色、款式却完全不同的鞋，那是他从废墟上捡来的。但是回到自己的“家”，每次进窝棚时，他都会换上依然是从废墟上拣来的拖鞋。

肖代兵说，他喜欢这里，在这里他觉得自己是主人，身边是家人和几十年的老朋友、老邻居。虽然居住条件差了很多，但如果不挑剔，日常生活似乎并无多大改变。偶尔，他还会和男人们在凉棚里斗一场地主。他甚至学着他想象中主人应有的样子，对我说:“欢迎来到汉新村二组。”

“住在救助站，总觉得自己是客人。”肖代兵说。尽管他的许多朋友亲戚也都住在救助站，而他还经常去看望他们。

绵竹市下属的几个乡镇:汉旺、清平、青川、大天池、小天池，都在山区，在这次大地震中，这几个乡镇受灾很严重，几乎全被夷为平地。这几个镇上的受灾群众，居住在距汉旺镇20公里外的绵竹市体育馆救助站，救助站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周静介绍说，这里有390顶帐篷，居住着6880名受灾群众，帐篷和帐篷间的距离不超过半米。23日下午第一次遇到肖代兵时，他就在救助站里的清平居住区看望朋友。

在这里，我还认识了清平乡的朱老大，当时他正“拿”着晚饭朝自己的帐篷走去。在救助站，东西不用买，全是“拿”:“拿饭”，“拿药”，“拿水”;或者是“领”:“领防震手册”，“领被子”，“领奶粉”。

朱老大很少去“领奶粉”，这事一般都是儿媳去做。儿媳是个丰满的女人，两腮上永远有两团红润，从5月12日到现在，朱老大几乎没见过儿媳哭——她似乎永远在笑，因为她的儿子、周老大的孙子，也就是4个半月大的朱泽洲，地震那天被婆婆从屋里抢出来了。

“地震那天，我正好在睡午觉，看见外面房子塌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孙子！就赶快冲到他睡觉的屋子，把他抢出来了。刚抢出来，屋子就塌了。”现在说起5月12日的惊险一幕，朱家奶奶还是掩饰不住自己的笑。

为了纪念这惊险一刻，朱家奶奶也把小孙子的小名改为“摇摇”。5月12日后，“摇摇”或许是震区一带最流行的婴儿名字了。

4个半月大的“摇摇”已经很淘气。妈妈说，摇摇很少哭，但是却特别喜欢动。正是吃晚饭时候，妈妈把摇摇放在怀里给他喂奶，他却对奶头表示出不屑一顾，呀呀呀地挥着小手，努力把身体探向地板——那里是大人们的晚饭。晚饭有蔬菜，有粥，还有3个塑料袋，里面是从救助站门口买来的猪头肉、麻辣肺片等熟食。朱老大说，今天特别丰盛。

熟食是朱老大的邻居送来的，因为5月16日清平乡民从山里撤出去那天，邻居的老母亲，是朱老大和妹夫帮忙抬下山的。前几天生活不稳定，邻居没能力表达谢意，这两天稳定了，每人都领到了每天10元的生活补助，邻居就买了些熟食来感谢他。

说起撤退那天，朱老大一个劲地对我说，你一定要写，我们都感谢政府，感谢解放军。清平的乡民，原本全部都被困在山里，后来一支来自云南曲靖的军队上山救援，200人的部队，救了5000人出山。朱老大认识的一户人家，有一对双胞胎，是解放军一手一个抱下山来的。

这天晚上，一直在给记者做向导和本地话翻译的来自成都的志愿者小九喝醉了。对于来自清平的乡民，小九一直有特殊的感情。5月12日地震时，小九还是德阳四川工程技术学院工程设计系的学生，地震后，凭借平时积累的户外经验和救援知识，他在汉旺镇跟上了那支军队，亲自上山救了许多伤员。回成都休整一周后，他又回到了绵竹，这次，他的任务是搜集100个故事。

“只要有了伤口的，就一定把伤口撑开，先用烧酒把伤口冲一遍，再用酒精在伤口里擦拭。有已经感染的坏血肉，就用军刀消毒后挖掉再重复上述程序，吃大量的抗生素。否则你会得败血症。”刚遇上小九的时候，他这样传授经验。他的背包里携带的物品很专业:汽油、替代血浆、纱布，还有一把瑞士军刀。

“感谢你们志愿者啊。”救伤员的时候，知道小九是上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志愿者后，清平周边的群众都上来跟他握手。小九说，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个还有点用的人。

“感谢你们志愿者啊，谢谢你们啦。”在震区，在救助站，这些天来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坐出租车，家破人亡的出租车司机得知乘客是志愿者后，坚决只肯收一半的价钱。如果拦住的是私家车，大多数情况下不收钱。

“感谢你们志愿者啊。”朱老大一家对我和小九说。但喝下表示谢意的两大海碗绵春白酒之后，小九彻底崩溃，冲出了帐篷。找到他时，他坐在营地的土堆上号啕大哭，瑞士军刀一下一下地往土里插。

“走！”他一把拉住我朝营地外走去。

“去哪儿？”

“去汉旺，找军队，进山。”

那天晚上，小九在街上发疯一样地拦车，不管多晚，死活要去汉旺。半夜零点，在空城汉旺镇的街头，他大口大口地呕吐，呕吐完了，就蹲在一边哭。

“我来不起了，我来不起了。”他反复说。

“看到我亲手救下来的伤员，几家人住在一个帐篷里，我难受啊。”小九说，“我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做点什么？”

小九大哭大喊的时候，送我和小九来的司机一直在车里静静等候，不管汽车已经被小九弄得多脏。司机姓黄，家也在山里，5月12日那天，他从安县赶回来时，家里的房屋已经全部倒塌，哥哥为了救他的孩子死在了废墟里，而孩子终究没有救出来。5月12日那天，同时失去哥哥和孩子的黄司机站在废墟里，看着幸存的嫂子、侄子和妻子，对自己发誓说，哥哥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无论累成什么样，无论做什么，他都要把侄子养大成人。

车是哥哥的，从那天起，司机换成了他。小九“撒酒疯”的时候，这位姓黄的司机也在车里掉眼泪。

从绵竹到汉旺，20多公里，司机收了25块;从汉旺回绵竹，他坚持不收钱。我塞给他100块，他说什么也不要:“我不挣你们志愿者的钱。”推搡了快半小时后，他收下了10块钱。“够了。”他说。

震区的志愿者们

志愿者，到处都是志愿者。

在成都的每一家宾馆旅社，入住的不是记者，就是志愿者。

像几十年前的某个时期一样，年轻的志愿者们成群结队，高举着红旗，背着50升容量的背囊，兴高采烈地号召每一个遇到的年轻人:“跟我们走！去灾区！”

到汶川去！到映秀去！到绵竹去！到平武去！到青川去！到震区每一个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然而，到之后的第二天，这热情也许就会被泼上一大桶冷水。

灾区的志愿者们分3种:大地震的幸存者，他们刚刚擦去失去亲人的泪水，就去帮助那些同样失去亲人的人;一心来帮忙而且能帮上忙的人;一心来帮忙却不一定能帮忙而且会帮倒忙的人。

14岁的叶梦婷和她的妈妈巩会，是第一种。她们都是绵竹市体育馆救助站的义工，妈妈为受灾群众做饭，叶梦婷就帮着打下手。

叶梦婷的爸爸，巩会的丈夫张龙清，是绵竹九龙镇小学的老师。九龙镇现在已经几乎是一片堆满废墟的白地，小学校的两座楼倒了一座，是老师的办公楼。

“5月12日的地震中，九龙镇小学有14名教师遇难，学生无一伤亡。”依然留守学校的刘国权老师这样介绍。操场上依然散落着一些学生的物品，一个粉红色的小熊脸朝下趴在地上。刘国权禁止记者去拣:“这里都是危房，随时可能会塌。”

“那小熊，是小女孩午休时抱着睡觉的。”他说。

巩会怎么都不相信丈夫会死。“他身体很好，打篮球打得很好，跑得快，跳得高，怎么会跑不出来呢？到现在我也不理解。”她喃喃地说。

5月12日那天，张龙清正在教学楼里休息，同一个房间里还有其他几名老师。地震发生时，张龙清第一个觉察到:“快走！”招呼同事，自己却留在了最后。

巩会并不避讳她和张龙清是二婚。“他对我说，你第一次婚姻不幸福，我要尽一切力气让你们幸福。”她回忆张龙清向她求婚的时刻。嫁给张龙清以后，她一直以为，坏日子从此结束了，好日子从此开始了。

巩会的包里，一直带着张龙清写给她和女儿的信。张龙清喜欢给她和女儿写信，最近一封信是2008年的春节，张龙清写给叶梦婷的:

“亲爱的女儿。”信的开始，张龙清这样称呼这个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这封信巩会一直带在身边，也因为如此，地震来临时，这封信才没有被埋在废墟中。

志愿者们的帐篷，也扎在救助站的营地中。比起一片蓝色的救灾帐篷，他们的帐篷鲜艳得多，帐篷和帐篷之间的空隙，也要大得多。

一组志愿者在营地搭起了简易房屋，这里是营地的小学，来自尼日利亚的志愿者Easy正在教孩子们英语。另一组志愿者搭了大凉棚在组织小朋友画画，据说这是帮助他们进行心理治疗的好办法。志愿者们在这里教孩子们唱歌，给他们梳头、洗脸、剪指甲。

在半小时车程外的什邡市60米大街，来自北京的吴蓓和王歌在那里搭起了帐篷，一家一家地动员群众把孩子送来上课。他们甚至还在北京筹集到了一笔钱，给每个孩子做了一个白茬木的小凳子。

在什邡市罗汉寺，5月24日下午，一场球赛开始了，一方是劫后幸存的灾区的孩子，一方是驻扎在寺院里的救援部队。球是从废墟里拣出来的，组织球赛的，是已经在西藏开办了一所福利学校的张莉。5月12日后，她跟几个用私人力量组织物资运输的志愿者来到这里，帮助青少年从地震和失去亲人的阴影里走出来，用倾诉、写作业等方式重新建立生活信心。

然而，也有一些志愿者茫然地居住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去指挥部报到，他们却派我们去发报纸。”他们抱怨说。

桂逢春说，妇婴医院的医生、护士24小时连轴转，随时可能倒下，早就需要帮手，但是很多志愿者盲目地来了，却没有一点医护知识，运送伤员时粗手粗脚，经常把病人弄痛。罗汉寺内还驻扎着一支来自南京军区的心理治疗小分队，他们只有3个人，面对的却是数千名流动性极强的群众。

“严格说，我们应该给他们建立档案进行追踪的，最起码，一个人要经过3次倾诉才能算一次治疗。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可能就到了别的地方。”小组组长、南京军区心理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娄振山说。

“我们需要人手，但很多志愿者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小组的徐涛说。他说，其实心理治疗有时需要的手段极枯燥，比如就是握住对方的手，静静地陪他坐一天。

其实，志愿者的流动性也很强。尼日利亚的志愿者Easy的日程表很紧凑，成都两天，绵竹3天。吴蓓和王歌回北京的日期定在5月底。5月15日下午，张莉回到成都，搭乘回北京的飞机，起飞前，张莉在机场大哭了一场。

一种茫然和烦躁开始悄悄地蔓延。

绵竹体育馆救助站的廖小燕，每天都背着拣来的小书包到志愿者的营地去上课，但每次到了那里，看着满满的陌生孩子，她都踌躇半天才敢进去。

“没有位子。”她低着头，搓着裙角。

此时，廖小燕的爸爸寥乾云就呆在帐篷里，为日后的生计发愁。

廖乾云原本在清平的矿山里工作，每年都是先进工人，然而一场地震，矿山不可能再进去了。廖乾云上面还有老母亲，妻子没有工作，一家人全靠他的工资养活。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廖乾云一想就头疼。

廖乾云说，故土难移，如果有可能，他还是想回去。但是家园已经都毁了，矿山也毁了，山林也毁了，回去了靠什么生活呢？

“可能是感冒了。”廖乾云蹲在地上，一只手不停地揉着脑袋，自己嘟囔着。

飞机起飞前，张莉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是多么努力使自己不要成为大人啊，却一直要承受大人的痛苦……我知道当飞机上的人都要走光时，就再不能躲。”

面对未知的未来，桂逢春说:每一个新生儿的诞生都意味着明天的希望，在灾难面前，一切困难都是微不足道的。而素全法师已经在和张莉商量一个关于“幸福村”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他们将培训当地的年轻人，帮助那些客居异地帐篷里的人在最初的茫然发泄掉之后，树立对生活的创造和思考的态度。

“家园的重建，最重要的是人心的重建。”采访结束时，张莉这样说。 地震自救婴儿罗汉寺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