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从死亡到生命

  从死亡第一现场到死城

  北川中学是最早的救援者唯一可以到达的救援现场。它在离县城几公里外的高地上，旁边是县城通往外界的公路，虽然公路沿途不断有巨大的石头从山顶上滑落，可是，如果步行几小时，还是能够冲进去的。

  再往下走，公路变成了只能容许一个人通过的巨石阵，要爬过巨石缝隙，才能在那里俯瞰山下的县城：一个巨大的、摇摇欲坠的瓦砾堆，仅剩的没有倒下的几幢高楼，在余震催动下，也即将不保。只有最英勇的救援者，才在第一时间往里闯。

  不过很多救援者进了北川中学就不能走掉了，这里是北川死亡的第一现场。泸州人民医院的医疗队是12日夜里出发的，13日早晨到达北川中学现场，这里使他们再也不能迈步向前。焦虑的家长们要不在小操场上辨别尸体，要不就紧张地争论，这里是三层楼还是四层楼，孩子所在班究竟在什么位置。泸州人民医院的荣大夫不管这些，他只是神色匆匆地被救援战士带着，从一个缝隙爬进去，截肢，或者从另一处爬进去，还是截肢。

  他神色惨淡地告诉我，北川中学救援现场需要医生的理由往往是——截肢。

  因为楼坍塌得十分彻底，很多孩子即使是躲藏在桌子下，也纷纷被墙压住了手或者脚，而上面那些几十米高的水泥板材一层层搬开需要很长时间，要保住孩子生命，只能把已经坏死的躯体截掉。他刚给一个高一的男孩做完手术，那男孩的一条腿被压在墙里面，只有在那里现场手术才可能救出人。

  那孩子衣服还干干净净，神智也清醒，问他同意截肢吗？他赶快点头，做手术的时候只打了一针麻药，“可是他也不知道疼了”，那压在墙里面的腿已经坏死。正在说话，荣大夫又被一群战士叫走，原来是只容一人爬进去的一块水泥构件下，发现压住了几个孩子，在上面施展救援的重庆消防总队问医生可不可以爬进去，将那几个孩子被压住的部分截掉——还是那个理由，只有这样，才能救命。

  13日他们到达时，从坍塌浅表被救援出来的孩子，伤势还没这么严重，还不至于让他们这么沮丧。可是14日，完全是荣大夫成为医生以来最可怕的一天。

  医疗队旁边，是学校的小操场，今天暂时作为停尸场使用，处理尸体的是绵阳市公安局刑事侦察大队的公安人员。陈树站在操场台阶上指挥，他的同事们，把救援人员搬出来的尸体上的遗物封存，拍照，然后在腿上提取DNA样本，几名法医已经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陈树说，留下这些，是为了让孩子们活着的亲属来辨别，不要做无名的尸体。

  陈树告诉我，他的人生观已经崩溃了。地震当日，绵阳市公安局也在摇摇晃晃，一停下来他们就赶来了，本来以为让他们参加救援，可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他们被分配来干这项任务。

  两幢垮掉的教学楼后面，是北川高中的大操场。如果没有地震，这里会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所在，非常静，非常美，四面被蓝色的青山环抱着。操场上有鲜艳的黄色跑道，当时，在这里上体育课的20多名学生幸免于难。

  14日晚上18点多，救援已经连续开展了近50多个小时。不知是被救出来的第多少个学生引起了人们的一阵欢呼，救出的女孩白衣服干干净净，自己还能行动自如。原来一听见地震，她就躲到桌子下面，而她们那间教室没有全部坍塌也给了她生存的机会。她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个金戒指，刚出来时还没缓过来，现在突然放声大哭，原来那金戒指是被压在她旁边的女教师托她拿出来交给家人的。

  作为救援人员可以最先到达处，北川中学的救援算得上成功，可是，里面压着的学生还有多少没人知道，所以，现场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沮丧而悲哀的神情。

  从北川中学离开去俯瞰北川县城，陡然明白，在这里救援，是一件多么艰苦卓绝的工作：巨石堵住了县城往外的公路，巨石下方100多米处才是县城。四面环绕的蓝色大山属于龙门山脉的末端，这些高大的山脉在地震的那一瞬间山体滑坡，不少山坡只剩下一半。那些本来就已经倒下的房子，又被后面翻涌着盖上来的山石进一步摧毁，已经辨认不出形状——这些蓝色的大山，是北川毁灭的第二个理由。

  7.5米高瓦砾堆上的救援人群

  不可能正常行走，我战战兢兢、手脚并用地在随时会断的钢筋上往县城的救援现场里爬。透过凌空的钢筋和横梁，我先后看见了下面的工商局的登记档案、检察院付给某人的收条、法院的审判记录以及一些交上来的登记照片。照片上的男子形形色色，无一不是端正的神态，也许是交上来办第二代身份证的照片。那一瞬间，房子顺势而垮掉，而纸张等轻的物质，夹杂着灰尘，也许飞得很高很高，然后再慢慢下落。

  北川老县城就在这堆钢筋水泥碎片的下面，不过现在，它是一堆没有形状的、充满了继续坍塌危险的水泥钢筋混合体，下面埋葬了无数死者，也许还有一些一息尚存的生者。

  此时是5月14日傍晚，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近30个小时。

  爬上去，找到一块能立脚的平地时，看见一个戴着头盔、穿着简易的军装正在那里哭泣。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腰上还缠着一捆绳子，显然是一名到处寻找幸存者的志愿人员。一打听，他叫张华强，是江油的支教者。

  “那天下午一地震，我就开着车往这边跑了。”跑到靠近北川的地方时，听见跑出来的受灾群众说，北川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就开车掉头往北川而来。路上没有油了，是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让出一点油给他，他在12日晚上到了北川。

  张华强不是专业救援人员，可是他有自己的做法，他把自己以往参加汽车比赛的特许通行证上的一些字抹去，改成了“抗震救灾”，又找了旧军装和绳索，冲进了北川县城所在地。县城里哭声震天，连夜从绵阳赶来的副市长爬过滑落下来的五六公里的巨石，正在带领受灾群众展开自救。

  很多房子下面露出人的脸，全是已经死亡的人，有人用报纸盖上了这些遇难者的脸。张华强看见很多家属一点都不害怕，翻开每张报纸，寻找是不是自己的亲人。张华强说：“那不是人间的场景。”

  12日晚上，暴雨，和外界断绝了一切关系的北川县城只有哭声、喊叫自己亲人名字的声音，以及微弱的手电光。当时大规模的救援军队尚未赶到，他们这批第一时间赶到的搜救者大概有几十名，也在用竹棒子敲打那些瓦砾碎片，希望下面的人能听见。

  张华强学过一些救援知识，也爱好登山，他与众不同地带了一个小相机，为的是找到幸存者的位置后登记，让大部队进来抢救。

  “可是到了北川县城就傻眼了，整个旧城已经垮掉了，而且，随着后面的山体滑坡，山上的石头土块还在不断滚下来，又压上一层，或者几层，前面垮掉的房子还在不断变形中。”

  他13日和伙伴们救出了十来个人，又拿相机拍到了6个自己无法救援的幸存者的位置，今天早上再去看，傻了，“一个都找不到”。夜间大大小小不断的余震使坍塌的房子不断变化，每个瓦砾堆都在上演着“变形记”。

  这些还没有让他绝望。上午，他和几名美国志愿者，凭借自己的技术，把困在一幢六层楼中第四层的两名妇女救了出来。那幢六层楼已经下陷了三层，原来的第四层变成了最底层，距离瓦砾堆顶有七八米，正好和瓦砾堆之间形成一个深谷，“我们几个轮流下去了几次，最后是我下去，用铁锤砸开了墙壁，把那两个女人拉起来的”。加拿大来的米歇尔14日早上从成都赶来做战地护士，赶快上前安抚那两个惊惶得几乎崩溃的女人。

  真正让他无法再忍受的，是上午还在县城学前班的废墟上听见的几个孩子的声音，下午再去已经听不见了。学前班和幼儿园一样，被压倒在七八米高的废墟下，不动用大型机械完全无法展开救援。可是14日，那些大型机械因为道路被山顶滑下的巨石堵住，还在绵阳到北川的公路上无奈地等待。

  他和最先徒步进来的一些武警战士一起，在废墟上徒劳地搬着掉下来的横梁，有个孩子对他说：“叔叔你救救我，我出来了报答你，长大帮你买房子。”“谁受得了！”他说他从来不哭，可是现在，“地震把我的人生观全改变了”。

  同样，北川县县长也和一群武警战士在瓦砾的顶端搜寻下面的幸存者。他个子不高，脸色极其阴沉，地震那一刻，他正好在绵阳开会，4小时后，连滚带爬地经过了堵塞在镇口的巨石群。直到亲眼目睹前，他还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县城已经成为一个恐怖的坟场，他的妻子、孩子、父母和岳父母，迄今为止，一个都没有救出来。

  县长是出去开会，还有些人从外面来县城开会。那天正好是北川县税务局的总结会，不少外地同行来开会，14点多钟，正好是会议进行时。整个税务局的大楼被后面垮掉的龙门山山坡一推一埋，成为一堆奇形怪状的废墟。北川居民、幸存者林固芝在尚存的唯一一条街道上狂奔时，还听到了下面的人狂喊“救命啊，我是税务局的××”。

  林固芝站在瓦砾顶上，他是从陕西来北川承包游乐场的。现在几米高的废墟顶上，还能远远看见他几乎完好的游乐场，上面有几幢红白屋顶的洋房，旁边是一个小湖，清亮依然。

  这几乎是整个北川县城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建筑群，地震当时，在游乐场上游玩的有四五十名老人和小孩。“一个都没有死。”他感叹道，“要是地震那天是星期天就好了，至少会多几百人得救。”星期天，游乐场上至少有几百名当地人。

  他和在游乐场上班的妻子侥幸活了下来，两人手拉手一起向县城外狂奔，后来想想不对，又在瓦砾堆里刨女儿，可是连学校在哪里都无法确定了。

  他自己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县城外的北川高中读书，一个在城内的小学读书，大女儿的尸体已经找到，小女儿则没有发现，不过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花白的头发在烈日下显得焦枯，他告诉我：“等结束了我们就搬家，再也不会选择山城居住了。” 

  我到达的14日，县城内外虽然被巨石隔开，无法畅通，可是同样弥漫着紧张、焦灼而又让人绝望的空气，那空气似乎可以用火柴点燃，又可以用冰块凝固。

  县城里，是失魂的家长、志愿救援者和最早到达的步行进入的部队。瓦砾堆的最上方，有一块惹人注目的牌子，任何人都可以在巨石上看见——是北川县体育局每日更换的奥运会倒计时牌，“距离奥运会还有88天”。显然是地震当天上午更换的。

  县城外，是大规模展开救援的北川中学，胡乱蔓延开来的帐篷，不少帐篷里有呻吟着的刚救援出来的轻伤幸存者，血迹和污水在外面横流。公路上，大规模的救援部队在车里等待道路畅通，有些救援部队看着道路无法一时开辟，索性下来步行。

  县城外的公路交费口早已经无人看管，几名交通警察徒劳地想维持秩序，可是这里永远拥挤到让人窒息的地步：向外冲的是丧魂落魄的一家家受灾居民，而往里面赶的是神色紧张的武警部队、消防部队和军队医生。一直到我离开那天，还是这种局面。

  废墟上的精神支柱：两个坚强的女性

  尸体的味道是某种非人间的气味，5月14日，已经可以在县城里闻到这种气味了，可是庞安荣却不肯戴口罩，因为她觉得，那样就无法听清楚废墟下面孩子的应答声了。她让我们戴，说越往里面走，味道越浓，“不是你能受得了的”。

  她用嘶哑的嗓子告诉我，救援的主要动力，是寻找幼儿园废墟下面那700多个孩子，包括她自己尚下落不明的孩子刘洋云谨，“几乎没有一个跑出来，第一天救出来的也很少”。

  她是县城内市场上的少数幸存者之一。12日那天，她正坐在自己家的木材小铺门口，看见前后的楼一起向自己身上砸来，“天塌也就是那样了”。醒来时，她已经莫名其妙被甩到了市场外面的几条街外，腿上是一根水泥横梁，她动了动腿，发现还没有伤到骨头，于是立刻爬起来，去幼儿园找儿子。

  儿子叫刘洋云谨，是藏族人。“县城面目全非了，光找幼儿园的位置就找了几小时。”平时熟悉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大雨中，她在废墟里爬了几个小时，叫着儿子的小名“洋云谨、洋云谨”。“我没哭。”她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找到儿子和丈夫，一定不哭。

  丈夫在山上的一个小镇，几天后还是不知音讯，儿子也没有任何应答，她不肯放弃，一直觉得儿子还活着。而当时，幼儿园五六米高的水泥石头的废墟下，确实还能偶尔听见一些咿咿呀呀叫“妈妈”的声音。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从北川县城尚存的道路上往那片七八米高的旧城废墟里爬，脚下是颤抖的几根钢筋，随时会断裂，废墟还会再坍塌，危险得让人颤栗。她头戴上面有“乐山志愿者”标记的帽子，目的是为了可以自由出入县城中心与指挥部之间的关卡，关卡目前已经不愿再放大量家属出入了，而志愿者还可以进出。

  戴志愿者帽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志愿者有固定的地方领饭，中午一个面包、一瓶水。

  这样的艰难道路，她一天要爬四五遍，因为幼儿园在这片废墟的那端，与在北川县城外办公的指挥部信息不通，而她负责将家长们发现的幸存者的消息传给指挥部。

  短短两天，她已经成了在幼儿园的废墟上寻找孩子的家长的头。5月14日，大规模的救援部队还在往北川县城赶，城里的专业救援队伍很少，她冲进指挥部的帐篷，抓住总指挥的手不肯放，边哭泣边提要求：“幼儿园那边活着的娃儿还很多，快派部队去救啊。”

  总指挥同意她的要求：“第一，派部队进县城；第二，一部分部队跟着她去救幼儿园的孩子。”问她还有什么要求，她哭着说，没有了。搜救部队有了她的向导，很艰难地走到了幼儿园所在地。唯一能看得出来的标记，是一面尚未坍塌的墙上的儿童画。

  14日晚上20点，3个孩子从废墟下救出，都是中班的孩子，老师就死在她们旁边，慢慢发臭。其中受伤最轻、神智最清楚的是任思雨，她一直在几块大的水泥板后面叫“妈妈、妈妈”，带着部队进去的庞安荣说：“我就是你的妈妈。”任思雨说：“那你唱歌给我听。”庞安荣就唱。她跟我说，《小板凳》什么的，都是她自己和儿子平时唱的歌。

  她再次说：“不找到儿子，我不哭。”见到她的时候，距离地震发生已经有70多个小时了。

  王福珍也在幼儿园的废墟上奔跑着，在众多混乱的人群中极为引人注目。她穿着粉红色的护士服，手里拿着一个条子，边哭边在废墟上跑着找部队，找到一个部队指挥官，就立刻把自己手中的条子给他看，十来个战士就跟着她走了。

  她并不是北川县城的人，而是县城外擂鼓镇中心医院的护士，19岁。地震的时候，她正在照顾病人，身后的无数面窗户突然掉了下去，立刻明白过来那是地震，她大叫不要慌，带领着自己照顾的所有病人沿墙根小心下楼，刚出来一会儿，医院就坍塌了。

  13日，她就作为志愿者来了北川县城。15日，她又开车送食品和药品来北川，并且和那些家长一起来幼儿园的废墟下找幸存的孩子。听见几个幸存的孩子叫“妈妈，妈妈，你救救我们”，她就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因为早上送水到指挥部，见到了首长，她立刻又从废墟上爬过去，找首长拿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请跟随拿此条者执行任务”，下面是首长的签名。

  这就是她拿给各个救援部队看的条子，10个、10个不同救援部队的士兵不断被她带走，爬过层层废墟，准确地来到幼儿园的所在地，战场上的首长“手谕”还真有用。

  她并不是一个不坚强的人，可是那些孩子叫她妈妈的声音，让她不能忍受。“我要待到最后一刻，孩子们没有一点生还机会的时候再走。”她对我说。

  比死者更让人动容的，是生者

  每天从县城里艰难往外走的受灾者，是最让人想去询问又不愿意去询问的。幸存下来的人们，很少愿意回忆那一刻的灾难——一瞬间，天塌地陷，家破人亡。“周围是真正的人间地狱。”何玉珍就是这么跟我形容的。她63岁，头发花白，在我走到进入县城的那块巨大的石头上的时候，她和65岁的丈夫每人背了个背篓，里面装着所有的要紧家当，正带着3个七八岁的孩子从岩石堆下面艰难地往上爬。那几个孩子是他们的孙辈，看见我们，嘴唇颤抖地说：“你们好，你们好。”“别看你们是外面来的人，可是看见了和看见亲人一样。”

  那是我看见的最让人难受的表情——生者有时候比死者还让人动容。

  他们已经走了10多个小时的山路，才走到通往绵阳的大道上，孙子里有两个丢了鞋，脚又破又肿，我们一起在岩石上用创可贴为孩子包扎。

  老人住在离县城40公里外的小坝镇附近的山上，家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在外地打工，在家里的媳妇当时正在山上打草，“瞬间就被压在滑下来的泥巴中了”。村里至少死了30多口人，两位老人觉得在里面守着也是等死，于是带着孩子走了极其艰难的山路，一路到外面来求生存。

  正好有4个福建打工回来的年轻人趴在县城公路的巨石上商量，是兄弟俩和他们的媳妇。他们的父母、孩子全部在离北川县城20多公里的某镇，迄今为止，还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个镇的消息。据说洪水当晚会溃堤，他们商量着怎么走，大哥已经难受得说不出话来。何玉珍听到消息后立刻劝他们：“别进去了，孩子们，活着是最要紧的。”

  她的老伴抽着烟说：“就是，你们的父母亲会照顾好你们的娃娃的，像我们一样，把这几个娃娃带出来。你们还是去受灾群众集中的地方仔细打听吧，或者在那里等消息。”岩石下面，是死寂的北川县城，还活着的幸存者已经陆续被转移了出来，里面只剩下搜救部队和若干不死心的家长，远远传来他们用嘶哑的嗓子叫着亲人名字的声音。

  绵阳的各大医院，是幸存者最集中的地方。然而，这里的场景并不比北川县城的所见所闻轻松，活下来，对于多数受伤严重的幸存者，也是极其煎熬的事情。

  绵阳中心医院抢救幸存者的时间是从地震那一刻就开始了。儿童外科主任孙新一大夫告诉我：“那天还没有从恐惧中缓过来，所有在家的医生护士就都往医院跑。”当时有个正在做手术的病人，已经上了麻醉机，呼吸都靠机器了，结果突然断电了，医生只能在摇晃的医院大楼里做人工呼吸。妇产科有位剖宫产的孕妇，刚切开又赶紧缝上。医院在两三个小时内把所有的病人全部转移到了露天，所有轻病人一律出院，实在不能走的就在医院的露天广场上搭帐篷救治。

  当晚，离北川最近的安县来了200多名重伤者，从地震当日到我见到孙大夫的17日，他几乎没怎么睡过觉，而且还不断地被病人的遭遇弄哭，50多岁的他几乎不能完整回答问题，不时地用手去抹眼泪。

  庞雅芝是最让他难受的病人之一。12岁的庞雅芝是15日从北川小学的废墟中被江苏消防队员和武警部队救出来的，她是六年级学生，救她出来的时候，身边的30多个同学已经全部死亡，她还不知道，以为只有和自己塌陷在一起的4名同学死了。孙大夫说，看见他，她就喊 “快去找我同学的尸体”，还没有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一点没注意到自己被压断的双腿已经只能截肢了。

  看见我们，尽管孙大夫不让她说话，她还是喊着“我要说，我要说”，“叔叔，快帮忙找找我同学的尸体吧”。她已经哭了两天了，现在没有眼泪，只是干嚎。原来，埋在废墟里的60多个小时里，几个同学一直在互相鼓励说，谁要是能活着回去，就把爸爸、妈妈找来，“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这句话，让孙大夫每次听到都哭起来。

  庞雅芝的外公不让她说话，他是县城外擂鼓镇上的人。当天地震，自己的老伴被房子砸死，可是他顾不上收尸，忙着去县城里找外孙女，“她的父母在外地打工，只把她留在家里”。一连3天都没找到她，没想到她还活着，“真是命大”。他和孙大夫想了个主意，给外孙女讲残奥会的事情，让外孙女学习残疾运动员，这样可以减轻庞雅芝对明天的截肢手术的恐惧。

  牛钰也是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庞雅芝不同班级，她的一条腿，在被救出来的现场，就由武汉某部队医院的医生们做了截肢。孙大夫说：“已经完全坏死了，不截不行。”她是16日晚上才被救出来的，已经距离地震近100个小时。

  牛钰也只能干哭，她的母亲和表姐一直不敢告诉她，她的腿已经没有了，她自己也还不知道，只是觉得下面没知觉，唯一能够分神的，就是告诉她救她的消防队员的事情。这故事占据了她的全部身心，一看见我，就让我想办法去感谢“救她的于叔叔”。

  云南消防总队的队员花了10多个小时才把她救出来，一直在现场抬废料、用切割机切开巨大石头的那个战士叫于海峰。虽然很早就能听见她的声音，可是工作了七八个小时后，还是有众多的水泥板和横梁堵在面前，于海峰说：“不救她出来，我就不是人。”

  他做到了。

  可是，后面还有无数事情，是救援队员们无法做到的。孙大夫说：“最担心的是这些孩子的康复，昨天已经做了十五六个截肢手术，今天还有五六个，而且，北川那边的急救站条件不好，不少已经做了手术的孩子现在面临感染的危险，现在是他们最危险的时刻。”

  更严重的，是如何消除他们心理上的阴影。一个孩子看见孙大夫帮她照看伤口，大概想起了北川县城外的医疗队，惊吓得大叫起来：“不回北川，不回北川，不回北川。”

  无论是庞雅芝还是牛钰，被掩埋在废墟中的那些时间，对于她们都是永远不愿再提及的回忆，可是身不由己，躺在病床上，她们还是不由自主地想着那些曾经在一起上课的同学和老师，恐惧和伤感一再袭来。

  孙大夫说，此时此刻最需要的，是大批能抚平这些孩子心灵伤痕的心理咨询医生，他们医院是整个绵阳地区最好的医院，可是只有两个心理医生，现在早已经忙得不见踪影。

  为了给后面的伤者腾出床位，许多骨折等“轻伤者”只能在一两日治疗后匆忙离开，他们同样无家可归，而绵阳收留受灾者的几个地方都已经人满为患。孙大夫说：“不知道他们能去哪里。”说完，就无可奈何地坐在拥挤闷热的走廊椅子上，眼泪“哗”地流淌下来。脚下，是一个刚刚截完肢的10岁的孩子。 北川中学地震自救北川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