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光荣与悲怆

( 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里的阿伽门农面具 )

“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倾听，如何去爱，那么我们对于希腊的美景就不会只有无知的震撼。这里的风景有其姓名，它们与记忆紧密相连——我们在此受辱，我们在此荣耀;圣像上的鲜血从土里长出，风景立时变成丰盈且无所不包的历史，希腊朝圣者的整体精神因此陷入混乱之中。”

我是在希腊的最后一天才读到卡赞扎斯基这句话的，它被印在一本英文书的扉页上，书名叫做《雅典:从古代理想到现代城市的历史》，全书410页，都不如这段话让我印象深刻。

卡赞扎斯基是克里特岛人，他最为人知的作品是那部后来被好莱坞导演马丁·西克塞斯改编的《基督的最后诱惑》。1885年，卡赞扎斯基出生，当时希腊本土已经独立56年，克里特岛还在土耳其人的手里面。

我相信，异邦人很难理解现代希腊人的这种纠结心情。在前往希腊的途中，我读到的全是“我们都是希腊人”这类诗一般的语言。它们就像是病毒，让我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旅行的时候，无视沿途贫瘠的地貌和低矮的橄榄树，一心只顾沉醉于“连最小的悬岩都能让人联想到那里有神和英雄居住”的奇妙体验;在雅典卫城脚下的Agora（古市场）遗址里漫步时，哪怕门前清清楚楚写着“罗马”字样，想象遇见的仍旧是伯利克里、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修昔底德、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

如果把目光转移，开始不再流连于卫城脚下的战神山，不再直奔售卖苏格拉底雕像的小商铺，而是学着慢慢在罗马的拱门和拜占庭的教堂前驻留。渐渐地，雅典的风景果然就像卡赞扎斯基所说的那样立刻变得“丰盈且无所不包”，而臆想中的那个应该是通体光明的希腊理性世界也因此具象而纷乱起来。

( 宗教的神秘与哲人的思辨在希腊有机并存 )

雅典人是些什么样的人？

通往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路上，会经过雅典艺术学院，这是一座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屋顶左上角阿波罗的神像在俯瞰城市，另一侧的雕像则被一张巨大的绿色布幔遮盖住，希腊文化部的玛琳娜告诉我们，那是雅典娜。

( 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 )

新古典主义本来就不是我们奔赴希腊的理由。考古博物馆的馆长助理亚历山大女士带我们兜兜转转了一个半小时，从阿伽门农的金面具看到乳色大理石的维纳斯，快结束的时候，终于把我们带到一间单辟出来的小型陈列厅，最里边摆放着一尊罗马时期的雅典娜复制品，原型是古希腊雕刻大师菲狄亚斯的作品，据说高12米，由象牙银与黄金组成。公元146年罗马皇帝把它从帕特农神庙中拆除，运往君士坦丁堡，从此下落不明。

依旧不是原汁原味！眼前的这座复制品当然无法与原件媲美，它高仅105厘米，大理石质地，不过造型却让人印象深刻:雅典娜一身戎装，头顶战盔，上有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两边是狮身鹫嘴有翅的格里芬，胸前的护心镜上装饰着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头，右手托着胜利女神，左手持盾，雕像底座上则是潘多拉诞生的浮雕。如此繁复和堆砌？亚历山大女士解释说，之所以把这么多的希腊神话集于一身，目的只有一个:我们是希腊世界的中心，神话和传奇从我们这里开始！

( 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 )

菲狄亚斯的杰作提醒我们，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正处在一个元气充沛的黄金时代。公元前480年，雅典人在萨拉米斯湾痛击波斯人，奠定此后50年的繁荣和辉煌。只需50年，西方人的“法律、宗教、艺术和哲学全部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根”。

这个时代来得如此迅猛，让当时的世界毫无准备。史书记载，就在公元前51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还曾经好奇地问道:“雅典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后来有波斯人听说奥林匹克的获胜者赢得的奖赏不是金钱而是一顶橄榄冠，替他的国王解答了疑问:“哎呀，玛尔多纽斯啊，你率领我们前来与之作战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啊，他们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啊！”

( 古老的城邦有着悠久的艺术传统，图中这位工匠正在手绘拜占庭风格的绘画 )

荣誉的确是希腊人最为看重的东西。不过波斯人不了解的是，雅典人所看重的荣誉和斯巴达人不一样。“人因卓越而获得荣誉。”雅典大学哲学系教授佩里格里尼斯先生告诉我们，“在古希腊文里，‘卓越’指的是一个人拥有人之为人的所有优点:包括道德、心智、肉体、实践各方面。”这样看来，斯巴达人把战死疆场看成此生最大的荣誉，虽然不乏英雄主义的特性，但依旧是对“卓越”的狭隘理解。现代人所推崇的“专家式的卓越”在古希腊人看来也不算数，或者用美国哈佛学院前院长刘易斯的话，这是一种“失去灵魂的卓越”。

只有雅典人最完满地体现出卓越的古老含义，看看伯利克里都做了些什么:率领雅典军士在前线英勇作战，与哲学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探讨Nous（心灵）的意义，大战前夕与副手探讨形容词的精确性，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发表震古烁今的演说，这才是后世所景仰的“全面的人”，他的“卓越”让人目眩。

( 英国诗人拜伦 )

雅典人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还是让伯利克里自己去回答:雅典人是“热爱美的人，但没有失去质朴的品格，是热爱智慧的人，但没有失去男性的魅力”。

印象中，国家考古馆里没有伯利克里的雕像，这个行伍出身的将军被“恰如其分”地安放在位于Veniselou大街的国家武器博物馆里，与马其顿皇帝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毗邻而居。

从雅典城邦到马其顿帝国，150年的历史只用一步就能跨过。

在古希腊世界里，马其顿人只是一些“野蛮人”，不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功绩实在太过丰伟，以至于现代希腊人争相以他为荣，亚历山大女士自我介绍的时候，唯恐我们听不明白，特地补充:“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亚历山大！”

在博物馆看历史的危险在于，如果不用记忆去回填空白，那么再丰满的血肉也都只是大理石。伯利克里的功绩当然不限于军事，就像亚历山大也不全是一介武夫。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的师承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据说在东征期间，他一直让亚里士多德的侄儿随侍左右，在酒醉自以为是阿喀琉斯之时为其吟诵荷马史诗。

在今天的雅典要想寻找伯利克里的痕迹，只有一个办法，把你的视线转往高处。不管你身处何方，雅典卫城都在那里安静地注视你。这似乎是一个隐喻，千百年来无论时间怎样触摸和伤害，雅典卫城始终是雅典人精神的坐标与中心。

公元前454年，伯利克里把提洛同盟的金库迁往雅典，盟金实际上变为“贡金”。与此同时，他向全体公民提议，把盟金用于修复被波斯人摧毁的雅典卫城以及帕特农神庙，让雅典成为一个“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

雅典卫城在希腊语里叫做Akropolis，本义为“最高处的城邦”。其实古希腊所有的著名城邦，无论科林斯还是斯巴达，都有自己的卫城（Akropolis），而且雄奇险峻丝毫不让雅典卫城。但是自从伯利克里重建雅典卫城，其他的卫城便湮没在它的威名里，乃至Akropolis也成为雅典卫城独享的专名。

公元1世纪的罗马作家普鲁塔克有幸目睹雅典卫城建筑群的完美无憾，在他的笔下，伯利克里的这项杰作“就像刚刚建成一样……看来永远不受时间的触动，仿佛被注入了永不衰竭的气息和永不衰老的灵魂”。真应该让普鲁塔克看看后来的历史:罗马人走后，是拜占庭人、哥特人、斯拉夫人、法兰克人、奥斯曼人……帕特农神庙做过圣母堂，又被改成清真寺，然后成了弹药库，最后，1687年威尼斯人一发炮弹使它彻底成为废墟。

今天，观看雅典卫城的最佳方位不是循着山门往里走，是在对面的月神山上，黄昏时分，这个时候夕阳还在，帕特农神庙上的脚手架已经模糊，如果你的呼吸足够平缓，兴许还能感受到普鲁塔克说的气息和灵魂，千年不散。

在雅典看到耶路撒冷

今天的雅典城中，最让人吃惊的风景是三三两两倒卧路边的狗，不管是清晨还是午后，它们总是四肢舒坦、矢志不渝地在炽热而清透的阳光下面酣然大睡。

这时候你会恍然想起亚历山大与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的那段经典对话——亚历山大说:“我就是亚历山大，请问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为你办到。”第欧根尼答:“走开，不要遮住我的阳光。”第欧根尼死后葬在科林斯，那里的阳光同雅典一样灿烂。

有人说，亚历山大的名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结束的时代是希腊时代，开始的时代叫做“希腊化”（Hellenistic）的时代。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希腊的人文精神终于以无形但更有力的方式“化成天下”了！希腊虽然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但雅典却真正实现了伯利克里梦寐以求的那个梦想——成为“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

马其顿人过后是罗马人。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其野蛮的征服者”——依旧是文明进程的必由之路:在形而下的世界也许被迫选择屈服，但在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却一路凯歌。

至今在雅典的古奥林匹亚运动场的西面仍有一座罗马时期兴建的拱门，这是罗马皇帝哈德良的杰作，从比雷埃夫斯港回卫城的路上，出租车就从它的前面经过。如今的哈德良拱门只是一处遗迹，可在当时它是一座地标，把雅典的城区和历史分成新、旧两部分:以东为哈德良所扩建的新市区，以西则为古市区。拱门的框缘两面各雕刻有一道题字，面向雅典卫城的那一面写着:“这里是雅典，忒休斯的远古城市。”而面向新市区的那一面写着:“这里是哈德良的城市，而不是忒休斯的城市。”

这一正一反两道题字折射出罗马人的复杂心态:对于文明的古希腊始终心怀尊崇，面对“当代无精打采的希腊人”又难掩心中蔑视。与此相对，作为被征服者，希腊人的内心更加五味杂陈，“有仇恨，也有钦佩、惧怕、感激、愤怒、失望，尤其还有慌乱”。

这种纠葛的心态一直延续到今天。希腊人从公元前6世纪起就自称为“Hellenes”，罗马人不管这个，用新创的字“Graeculi”(意为“小希腊人”)蔑称他们，这个词最后演化为英语中的“Greece”。

在参观科林斯遗址的时候，我们有幸目睹一个牧师在树木掩映的空地上带领信众做祈祷，当地人说这是因为不远处是耶稣的使徒圣保罗的传道旧址。然而，当年圣保罗初抵希腊时，雅典人却没有对之假以颜色。圣保罗在雅典最高峰利卡维托斯山上看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于是企图调和基督教的观念与希腊哲学，劝说雅典人相信这“未知之神”就是“创造宇宙和万物的上帝”。这是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雅典人对圣保罗的反应是:“看看这个捡破烂的家伙，到底他想要证明什么？”

希腊人的生活从来都和神纠缠不清，但是圣保罗还是误读了希腊的神话世界。他一定没有想到，在诸神麇集的古希腊文中，居然找不到一个和“宗教”这个概念相对应的词。古希腊的艺术家们从来没有产生冲动去想象出什么异乎寻常的、比自然还要真实的东西。《荷马史诗》的神不是超自然的灵异，而是以希腊方式愉快生活的凡人;就像所有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都是希腊后期的作品，雅典卫城山上的神庙是为没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建造的。即便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也从来没有否定肉体的重要性，也从来都能在肉体中看到精神的重要性。他们企图超越个体，但从未想过超越自然。

汉密尔顿说:“思想和神秘主义从来都是无法调和的。”这个结论下得有些草率。至少在柏拉图这里，他就通过区分虚幻的现象世界和真实的本体世界，最终贬抑身体的欲望、强调灵魂的不朽。这种想法为基督教的托体再生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尼采说基督教是变相的柏拉图主义。对灵和肉、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截然两分是柏拉图哲学的基本调性，这与基督教的主张可谓一拍即合。后来有人甚至坚持认为柏拉图主义是基督教神学有机结构的一个主要部分，要想把柏拉图主义从基督教里面剔除出去又不至于拆散基督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然而柏拉图终究是古希腊人而非罗马人，为了彻底根除异教思想的影响，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在公元529年永久关闭了柏拉图的雅典学园（Academy），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雅典历史的“转折点”——支撑着古典主义理性世界的最后一根柱子坍塌了。

如今，希腊人中有98%都是东正教的信徒。雅典市区里随处可见大大小小风格各异的教堂，柏拉图的学园遗址却已经无处可寻。雅典艺术学院在地图上的名字也叫做“Academy”，甚至门前还矗立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然而此学院终究不是彼学园。我们下榻的赫尔墨斯宾馆附近有一座始建于16世纪的小教堂，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藏身在现代化的办公大楼下面，教堂的门口放着圣餐和圣水，早起的人们路过时会进去做一个简单的早祷告，然后按部就班去上班，一切都很自然，宗教与生活结合得天衣无缝。

如果你在寻找古希腊，那么雅典就是一座废墟上的城市，如果你的目光能够看见东正教，那么此刻正是进行时。

在雅典却看到耶路撒冷，让我们感慨于观念交汇融合的惊人伟力。

雅典不是悲剧

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灭拜占庭，改君士坦丁堡为伊斯坦布尔。3年后征服希腊。

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实在是一件微妙难解的事情。希腊历史上曾经被4个帝国长期统治:马其顿、罗马、拜占庭以及奥斯曼帝国，对于前三者希腊人似乎都已经欣然接纳为“我”的历史。可是当我们与一路随行的希腊文化部的特里妮姑娘聊起伊斯坦布尔时，她会坚称那是君士坦丁堡，仿佛一切都还停留在拜占庭时期，过去的悠悠500多年历史从未发生过;在被问及奥斯曼帝国给希腊人留下了什么时，雅典国家美术馆馆长玛丽·兰布拉基－布兰卡夫人的回答更妙:只有多尔玛与木萨卡！翻成中文是：“白菜饭卷与碎肉茄子蛋！”

太近的历史总让人呼吸困难。

威尔·杜兰用“昏沉”一词来形容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希腊。据考证，到1676年，雅典已经衰败为一座人口不到7500人的乡村小镇。到了18世纪末期，西方人重新发现希腊，后果则是大量艺术珍品被运往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慕尼黑雕刻陈列馆以及巴黎的卢浮宫。雅典似乎注定是一个悲剧，然而19世纪的希腊人并不准备慨然接受这个非如此不可的命运，他们的记忆力还留存着对马拉松战役和温泉关战役的自由记忆。

1821年，就在“米洛的维纳斯”运抵巴黎的时刻，希腊独立战争的第一次起义爆发了。这些身着短裙、头戴蓝流苏红便帽的希腊民兵们决定“在祖先的坟茔上”为了自由而战。1827年，支持希腊独立的英、法、俄三国组成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湾全歼奥斯曼帝国舰队，从军事的角度看，是这一胜利最终促成了希腊的解放。但是对于希腊人来说，这场独立战争只让他们记住了一位英国诗人的名字，他就是拜伦。

在雅典的扎皮翁公园中心，有一座拜伦的雕像，头戴月桂树叶花冠，嘴唇紧闭，面容瘦削。另一座雕像安放在拜伦去世的地方，希腊西南部的迈索隆吉翁市的英雄花园里。1874年拜伦逝世50周年的时候，迈索隆吉翁的市长这样告诉英国人:“他不是你们的拜伦，是我们的拜伦。”

如果不是希腊，拜伦的名字或许将只与才华横溢、放浪形骸乃至道德败坏这些字眼相关。就在1823年8月抵达希腊之前，拜伦刚刚在威尼斯诱奸了一位嫁给老伯爵的19岁的妙龄女子。但是奔赴希腊却不是一时兴起的浪漫冒险。早在学生时代拜伦就翻译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1809年，刚刚获得英国上议院世袭议员席位的拜伦怀着仰慕的心情来到希腊寻访古迹，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的希腊国土正在备受侵略者的蹂躏。在《哀希腊》的篇章里，拜伦自问自答道:“诗人在这儿有什么能为？为希腊人含羞，为希腊国落泪。”“我们难道只好对时光悲哭和惭愧？——我们的祖先却流血。”对古希腊光荣的巨大认同和对现实希腊的巨大悲怆，让拜伦听到希腊独立战争的号角后便决定投身其中。拜伦曾说:“同样是死，有子弹穿过去而死比喝着药水而死更有价值！”可惜天不遂人愿，1824年4月，拜伦因持续高烧病死在迈索隆吉翁。

拜伦的死未曾换来任何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对于一个神和英雄驻留过的民族，还有什么比唤醒他们的卓越与荣誉更重要的呢？

1829年，希腊宣布独立。1833年3月31日，土耳其人弃守雅典卫城。此时雅典只是一个不足6000人口的破败乡村。在选择独立后的希腊首都时，人们一度青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科林斯，但是希腊王国的第一任国王奥托最终敲定雅典作为首都，选择雅典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事情，虽然科林斯有着漫长的文明历史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与雅典相比，这一切都还不够分量。 世界历史光荣希腊历史亚历山大罗马雅典古希腊雅典卫城悲怆